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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回望先锋诗歌系列2

2017-11-29 霍俊明 星期一诗社


霍俊明，1975年生，河北丰润人，诗人，博士，作协会员，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史学与新诗理论研究。现执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新诗界》常务副主编，《汉诗年会：10+1》编委。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大学语文》等，合著《中国文情报告》等。目前参与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持省级以上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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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盆地、茶馆、火锅和苍蝇馆开始

西南先锋诗歌的“地方癖性”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五

霍俊明


上篇


在1980年代先锋诗歌的地理版图上四川以其极其鲜明、生猛、火辣和张扬的“地方癖性”使得诗歌场域的中心和重心同时发生倾斜——“说到四川，我不能不惊异于那片仿佛特别适宜诗歌生长的土壤。那里青年的诗颇有满山灯火、万头攒动的气象。” 四川诗歌的生猛可以从这些四川诗人的日常生活中窥见一斑。我曾看过一张非常生猛的“匪气”和“侠气”十足的照片：万夏和宋渠、宋炜兄弟从陡峭的山上一跃而下的瞬间。三个人都留着80年代特有的长发，双臂老鹰一般张开，嘴巴更是张得大大的好像是在喊着什么激越亢奋的口号。尤其是万夏双眼凶猛地瞪视前方……。

在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群落中四川诗人的走动和交游是最为突出和频繁的，几乎北京、东北、云南、贵州、南京、上海都是他们酒桌上摇晃的身影。1986年韩东和小海等南京诗人第一次到成都的时候，那种诗人喝酒甚至打架的场面“令人骇然”（韩东语）。以这次诗人聚会为例，四川的三十多个诗人都参加了。结果是杨黎醉酒后耍酒疯踹破了万夏的家门，马松和一个三轮车夫发生冲突并大打出手甚至不得不让警察动用警棍带到派出所讯问。也正如一位四川本土诗人所言和任何别的地方的诗歌相比较“四川第二诗界的诗歌的生命力量和语言力量都会被相当地突出。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和后现代主义的诗人都生活在四川，他们以精神王者、精神圣徒或精神流放者的方式混淆于人群并高踞于人群，他们以飓风和闪电的速度不断将自己夷为废墟”。李怡曾在关于现代四川文学的研究中比照巴蜀文学与其它地方文学的地域性差异，“与湘西比较，同样生活在封闭状态的巴蜀实力派毫无纯朴可言，与北方比较，他们的力量也很难向着雄壮的境界转化，与沿海相比，他们的狠毒和阴暗更无遮无挡，精赤裸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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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茶馆和苍蝇馆以及大学校园成为四川先锋诗歌“地方癖性”的生发地，而且作为一种诗歌精神也影响到了整个1980年代诗坛——“在当代诗歌幅员辽阔的版图上，某些省份、城市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譬如四川，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源源不断输出着一茬又一茬的诗人，以及各式各样火辣的宣言；川籍诗歌的成就，必定是诗歌史上重要的一页”。然而四川1980年代的先锋诗坛并非给人们留下的都是激动人性和欢欣鼓舞的印象。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临近苏州河的一个简陋的寓所里，朱大可、宋琳和何乐群展开了一次诗歌的对话。朱大可将四川诗人归结为“盆地妄想症”。在朱大可看来“这个毛病主要表现在四川诗人身上。四川盆地是一个被高山峻岭围困的一个狭小地域，这批诗人对自身生命被包围的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因为“超越空间的意识非常强烈”而想当“世界领袖”。而正是这种“盆地妄想症”使得四川在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中独领风骚。这些川籍诗人频频推出的生猛诗作、火辣宣言和火爆刊物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诗坛热浪，“激越的‘麻辣文化’鼓舞着造反者的神经。从来没有‘出川’经验的内地诗人，居然戏剧性地成了先锋诗歌的中坚。”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四川封闭阻隔的地形地貌，人们很容易指认这里滋生出的文化和民性必然也是封闭保守和自我循环的。而事实上巴蜀文化自身就是移民文化从而带有文化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以及异质性，“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的交接地带，处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与西、南与北的特殊的交叉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形成的积极突破封锁、开拓对外交通的奋斗意识与斗争精神。” 正是这种“边缘”位置的多元文化和文化心理使得衍生出来的文学面貌和文人性格区别于其他地区。正如苏轼所言“文章之风，维汉为盛。为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谢范舍人书》）而在陆游看来“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入蜀记》）。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位于西南的“蓉城”似乎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不能不影响到文化性格，诚如李怡所指出的无论是从传统中国或是从现代中国的整体发展来看“大西南‘偏于一隅’的地域位置都决定了它在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上的‘边缘性’，而这种边缘性的结果又往往是双向的，它既可能造成封闭状态下的迟钝，也带来了偏离主流文化潮流中心话语压力的某种自由与轻快，于是，一旦社会的发展给大西南人某种创造的刺激和召唤，他们那无所顾忌的果敢与勇毅也同样的令人惊叹。” 这种因为地域的“边缘性”所导致的封闭与张扬的双重性格尤其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有着极其生动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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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国后的成都文学性格而言，流沙河的“草木篇”事件以及《星星》诗刊的命运可以约略看出这座西南城市的特殊性。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的流沙河对成都更是怀着既爱又恨的心理。1956年春天流沙河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随后进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习。由于流沙河表现突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要调其来这里工作，但遭到流沙河的婉拒。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只想做一个自由的成都人，而不想做北京人。1956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往成都的火车上，在秋色渐浓的时节“心情悒郁”的流沙河一连气写出了5首散文诗，总题为《草木篇》。当这些诗在1957年《星星》创刊号上发表后却招来祸端，诗人从此深陷漩涡之中。后来，流沙河也有些后悔，“试想当初留在北京，文学讲习所环境不险恶，前辈多，轮不到我当靶子，很可能就混成左派了。毕竟是成都这环境害得我吃了大苦头，是不是呢？” 这是一个为成都人叫魂的诗人！如果说这还是诗人命运的话，那么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成都开始动员全体民众拆除老城墙就更为可怕了。1958年4月1日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发布通告——为了城市环境卫生和城市建设，计划将我市现有城墙分期全部拆除，城墙土作为填沟填塘和消灭蚊蝇孽生之地，城墙砖石作为城市建设之用。而连同城墙被拆除的还有老成都的记忆！

在运动年代，成都的人民南路广场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见证！广场上毛泽东挥手的巨大雕像以及“团结起来争取更多胜利”的条幅见证了上山下乡一代人的泪水、文革中的武斗以及“三·五事件”。当那些成都知青下放到各个地方，连同人民南路在内都成了美好而痛苦的回忆，“那滔滔的锦江，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倩影”。1976年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早已经被历史反复记述，而同样是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更早发生在成都的“三·五”悼念活动却几乎被淡忘。“天下未乱蜀先乱”再一次得到印证。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成都民众自发组织了游行等纪念活动。当时的人民南路广场、春熙路、盐市口、总府街、建设路各地都是追悼的挽联、花圈、漫画、布告以及贴满墙壁的诗词。当时金刚砂布厂女工徐慧署名余心所写的长诗引起了轰动，而作者也因此受到清查和关押。而毛泽东逝世后，人民南路广场成了最主要的悼念场所，几十万人涌向这里。广场上依然是毛泽东挥手的雕像，只是广场上多了数以百计的花圈，背后的楼上多了黑底白字的条幅——“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而提起成都这座城市，茶馆和火锅、苍蝇馆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带给我们最强烈的印象。按照四川说法，老成都有三多，厕所多、茶铺多、馆子多。据此，有研究者从茶馆、火锅等这些公共空间研究中国的当代诗歌和社会发展。正如四川本土诗人翟永明所强调的火锅和茶馆是四川人万万离不开的两样“特产”。四川诗人与火锅、茶馆、饭馆（苍蝇馆）以及晚近时期酒吧的关系几乎是天然不可分的。至于万夏、翟永明、李亚伟、二毛、杨黎、尚仲敏等都曾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馆就不足为奇了。成都的先锋诗歌在1980年代的崛起确实与城市和市民文化的日益放开有关。茶馆、饭馆甚至1980年代的四川诗人的住宅居所都成为带有公共性和交互性的特殊诗歌空间。“第三代”诗歌以校园诗人为主体（“今天”和“启蒙”诗群是以工人阶级身份出现的），所以校园周边低廉的苍蝇馆和茶馆就成为这一代人诗歌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和公共空间，“每天上午10点左右，我和胡钰起床后开始相互串门，多数时候还有敖歌、小绵羊和80级的杨洋、万夏等人，几个人碰齐后就去坐茶馆，在茶馆里或写诗或赌博，学校附近的‘怡乐茶馆’几乎每天有十几个人聚在那里或写诗或读书或赌钱，这伙人的4年大学的白天时光几乎都消耗在这类地方了”。

1993年，欧阳江河离开生活了15年的成都，“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已经习以为常：它的街头火锅和露天茶饮，它的潮湿，它的坏天气，它的自行车铃铛，它的小道消息和插科打诨，它的清淡和它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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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的食材、饮食文化以及“摆龙门阵”的悠闲心理使得这里的人更容易成为美食家甚至“饕餮之徒”——“当其时也，四乡水红海椒大量上市。大挑、小担涌入市区，大街小巷、路边院里便成了红海椒的天下。各家各户，或用菜刀宰，或用杵刀杵，或用绞肉机绞，或用磨子推，到处都可听到刀俎之声，通城弥漫着一股新鲜海椒的辣味儿。” 特殊的地貌和气候形成了四川特殊的食材，比如成都辣椒、茂汶花椒、郫县豆瓣、永川豆豉等。川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菜品多达1000多种。川菜起源于川西的成都、乐山（形成上河帮），川东的重庆（形成下河帮）和川南的自贡（形成小河帮）等地，以麻、辣、鲜、香为特色，多用炒、煎、炸、熏、泡、炖、焖、烩、贴、爆、干煸、干烧等烹调法，以鱼香、麻辣、酸辣、椒麻、蒜泥、芥末、红油、糖醋、怪味为特色味道，以辣椒、胡椒、花椒、豆瓣酱等为主要调味品。其中最具特色的菜品和小吃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东坡肘子、毛肚火锅、灯影牛肉、干烧桂鱼、怪味鸡、五香卤排骨、粉蒸牛肉、干煽牛肉丝、担担面、赖汤圆、龙抄手等。正如李怡所说四川菜肴不在于菜本身而在于加工和配料以及调配，“四川人吃四川饮食似乎也不仅仅在于填肚子而更看重其观赏、嗅吸、咀嚼、回味的这一‘过程’”。例如作家阳翰笙对四川名菜夫妻肺片的自我陶醉般的描述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刀工讲究，切得来像纸一样薄，透明、调料突出辣椒和花椒。然后，半天之内，嘴里还感到麻辣。花椒、辣椒用料极不一般。花椒是凉山地区汉源县出的大红袍，颜色鲜红，又麻又香。即是说，麻得正派，不光麻了了事，还留给香味。” 

石光华是诗人，也是饮食家。儿时在成都东门油篓街和东大街交界口的小面店里工作的爷爷给了石光华以最早的川菜启蒙。石光华在《我的川菜生活》中除了详细介绍回锅肉等四川名菜的做法和心得之外，还记述了他和一些川菜朋友以及四川那些“饕餮之徒”的诗人之间的饮食交往，比如孙静轩、万夏、宋渠、宋炜、杨黎等。正如石光华所说自己精于川菜烹制除了家庭原因之外更与其结交的朋友有关，而这些朋友中更多的是“文字上的同道”。这正应了那句话“久病成医” 35 90048 35 31647 0 0 9574 0 0:00:09 0:00:03 0:00:06 9572“久吃成厨”。甚至石光华还经常能够与万夏在菜市场相遇。那时万夏住在青石桥菜市附近，而石光华就在紧挨着青石桥菜市的花市旁边。而在那些弥漫着川菜芳香和麻辣的氛围中，诗人们的饮酒、谈诗在今天看来令人如此神往，“冬至那天，学校里开会，等我从十几里外骑车赶回家，已是深夜10点，老婆孩子和与我住在一起的祖母都睡了。我和万夏才忙着在小火炉上架起陶罐，炖上狗肉，一大口自己泡的杞酒，两个朋友喝到快要天明，狗肉全熟的时候，罐里也基本上没有了。虽然外面天寒地冻，留在心中的，只有温暖，家的、朋友的、诗歌的、酒的。现在，也常常和朋友从月上西楼喝到日出东方，但那时的温暖，却很少了。” 然而最令石光华难忘和感念的是老诗人孙静轩。在石光华看来孙静轩的诗豪气澎湃，而他做的菜则精细有加，“手中饮食常有锦绣”，“微妙之中见玲珑之心”。曾经的“莽汉”诗人二毛更是以美食家自居，甚至他在美食界的影响完全覆盖了他曾经的诗人身份。凤凰网对他的介绍是——诗人大厨的“美食心经”。现在二毛最常干的也是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就是把四川的食材空运到北京的“天下盐”餐馆然后亲自烧制烹煮。

以万夏居住的古卧龙桥街为例，不足200米的小街上足足有十几家苍蝇馆。甚至对于万夏这样一个典型的成都“饕餮分子”来说他还煞有介事地品评过四川火锅和北京火锅的区别，“1985年的时候，重庆火锅就是老灶火锅那种，烧煤球，一只大锅里放着九宫格格，不管你认不认识，大家围着它一起吃，这种看似粗俗的打法，当时在有些装逼的成都还非常稀少。成都很土，吃的还是小锅，像北京涮羊肉的锅，小铜锅，烫得有礼有节，并且文质彬彬。” 在1980年代四川先锋诗人饮酒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是万夏等人从成都喝到重庆沙坪坝，然后带着重庆诗人又折回成都继续喝。出现在酒桌上的几乎囊括了当时四川所有的先锋诗人，万夏、柏桦、张枣、周伦佑、吉木狼格、李亚伟、傅维、郑单衣、廖亦武、杨远宏、赵野、潘家柱、胡小波、钟鸣、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宋炜、宋渠、杨黎、石光华、刘太亨、席永军、巴铁、苟明军、何小竹、尚仲敏、二毛、燕晓东、小安、王琪博、梁乐、杨萍、瑞生、张孝等。

而在这些公共空间里除了苍蝇馆之外，茶馆也对先锋诗歌和文学生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从一个个茶馆开始，“地方癖性”被熏染得如此不同。而由这些茶馆和苍蝇馆所构成的地方性知识正好成为1980年代四川诗人的一种尺度，这种尺度能够测量出“现实与虚拟现实、地理学意义上的国家与文本意义上的国家、词与物、声音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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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和诗人在第一次走进成都的时候都会被这座城市特殊的氛围所感染。1938年，时年31岁的东北汉子萧军到达成都时无比惊异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各色茶馆。他曾发出这样的慨叹——“江南十步杨柳”而“成都十步茶馆”。而对于四川本土作家沙汀而言，他太熟悉这里的茶馆对于老百姓的重要性了，“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

1949年10月，成都解放前夕。

汉学家马悦然在春熙路的一家茶楼上一边喝茶，一边用老式的录音机录制着茶馆的嘈杂声和街道上的吆喝声。而马悦然不可能知道从这一时刻期，四川茶馆的命运将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后成都的茶铺和茶馆多临街、邻水而建，茶也以最便宜的茉莉花茶和珠兰花茶为主。而到了文革时期茶铺作为“资产阶级的藏污纳垢之地”经历了萧条期。

到了1980年代茶馆才重新开始真正进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即使是当下，当外地诗人第一次到成都的时候，茶馆、火锅、酒吧以及当地的方言和“粉子”都带来那么多难以计数的想象和印象。在“70后”诗人沈浩波那里他的组诗《成都行》对成都的诗人生活有着详尽而特殊的描述，“我到成都去 / 这可真是一个舒服的城市 / 从早上开始 / 躺在茶楼里 / 舒服啊 / 一群人喝酒 / 喝完了再喝 / 酒量变得特别大 / 舒服啊 / 鳝鱼的热火锅 / 黄蜡丁的冷火锅 / 舌头麻掉半边还想吃 / 舒服啊 / 再别说成都还有女人啊（《成都行·舒服》）。在《成都行》中沈浩波在白领馆茶楼、南风茶楼、粤式饭馆、火锅店、川东老家、“纹身”酒吧、府南河上的石桥、郫县宾馆等这些成都的地方空间中发现了这个城市以及生长在这里的诗人们的特殊癖性。

而成都和四川之所以在1980年代成为“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的中心不能不与这些公共空间的功能以及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成都有30万居民，街巷四五百条，社区组织也相对完善，有保甲、行会、善堂、同乡会、清明会等等。1949年时成都人口激增了一倍（656920人），但是随后茶馆等公共空间却大大缩减。民国初期成都茶馆在600家左右，到了1914年成都有茶馆的街道数量为311个，茶馆总数为9958家之多。而随着社会动荡，三四十年代成都茶馆数量一直维持在六百左右。1951年建国初期则由660家减少为541家，到了六七十年代茶馆数量更是寥寥可数，而到了80年代以来成都的茶馆至少在3000家以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四川的一些小镇上简陋的茶馆里至今仍然悬挂着“概不赊账”，“休谈国事”的条幅。早年民谚所说的“一城居民半茶客”、“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的成都在建国后到1970年代茶馆、火锅、餐馆等这些公共空间在不断缩减。其数量达到了历史上非常低的水平，甚至达到了名存实亡、奄奄一息的地步。由于逐渐强化政治功能和集体秩序，这些公共空间的功能也是单一化的，已经逐渐丧失了日常休闲娱乐、组织聚会、纠纷调解、商业买卖、精英分子活动等诸多功能。如果说二十世纪初期，四川尤其是成都曾经关于茶馆的功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比如是否允许女性到茶馆喝茶看戏）不可避免带有现代文明色彩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茶馆等公共空间功能的争论是不需要有个人声音的。在建国后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公共空间所承载的个人性、日常性和自由性的功能空前弱化和衰落。随着这一时期私营茶馆的倒闭、整改和改为集体所有，茶馆数量不仅急剧减少，而且在改变时代的城市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到了1980年代这些公共空间的休闲、娱乐和公共性的真正复活以及数量上的激增为这一时期的诗人交往、生活和写作都提供了非常合宜的场所。相比之下，早在1930年代成都的一些像中山公园的茶社居然有文人通过诗歌进行赌博活动。

茶叶和茶文化似乎一直更为南方所钟情，而南方的气候、环境和土壤甚至文化气象更适合于培养茶文化的公共空间。陆羽《茶经》所言“茶者，南方之佳木，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而值得比较的是北方和南方喝茶习惯的不同，这从南方与北方茶馆产生的差异上可以看出来。成都的茶馆多衍生出戏院，而以北京、天津为首的茶馆则是从戏院和公共澡堂等场所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点缀”。北方人一般很少有到茶馆去喝茶和聊天的习惯，而更多是在自己家里完成。这与成都人一大早就跑到茶馆喝茶摆龙门阵的习惯形成了强烈反差。南方的茶文化更为发达，也更为平民化和日常化。而北方喝茶则成为大多数人可有可无的点缀，只成为“有闲阶层”和精英分子的特殊消遣。基于此，就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与南方相比茶馆和饮茶习惯显然居于次要位置，而成都以及江南等地则恰好相反，“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间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就空间文化和地方性层面考量，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四川人的散居方式使得出行和商品买卖都更为依赖茶馆作为暂时休息和交换物品的场地，而阴湿的天气也更容易让人干渴。再加之成都等地的水质问题以及长时期的燃料匮乏也使得居民更愿意到茶馆去喝茶，甚至有家庭主妇还让茶馆代为做饭煮菜。同时，成都盆地尤其是川西和川南更适合种植茶叶，竹叶青（峨眉山）、鹅蕊（峨眉山）、蒙顶甘露（蒙山）、文君绿茶（邛崃）、青城雪芽（青城山区）、川红工夫（宜宾）、早白尖（宜宾）已为茶客熟识。这也是为什么川地文人的诗文中屡屡出现茶馆和茶叶的原因了。而长时期的交通运输条件的极大限制和运输成本过高使得四川当地茶叶更多的时候是自产自销。正如巴波所说“至于茶馆的多寡，记忆所及，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数四川多，四川境内要数成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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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的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浓缩的社会，以茶馆为中心展开的是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和社会光影，“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如果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 茶馆也为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考察社会百态和政治时局提供了一个最为合宜的窗口。早在1940年代就有人用民谣的方式通过茶馆抒发了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和讽刺，“晚风吹来天气燥， / 东街茶馆真热闹，/ 楼上楼下满座呵，/ 茶房开水叫声高。/ 杯子、碟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呀，/ 瓜子壳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满地抛。/ 有的谈天有的吵呀，/ 有的苦恼有的笑。/ 有的在谈国事，/ 有的在发牢骚。/ 只有那茶馆老板胆子小，/ 走上前来细声细语，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 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 谈起了国事就容易发牢骚呀， / 惹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 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 我这小小的茶馆也贴上大封条。/ 撤了你的差事不要紧啊，/ 还要请你坐监牢。/ 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老板说话太蹊跷。’/ 闷头觉，睡够了， / 越睡越苦恼。/ 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讲清楚，/ 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 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茶馆小调》，长工词、费克曲）至于老舍的《茶馆》、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更是通过对北京和回龙镇（四川）的茶馆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以王利发和邢么吵吵为代表的一北一南的特殊性格。较之稳重、精明的王利发，吵嚷不休、精力十足、爱打哈哈又火炮性子的邢么吵吵则形象地体现了四川人的性格。蓄了十年胡子、粗话一箩筐的邢么吵吵“一路吵过来了。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采取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子。他时常打起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现在，么吵吵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下，一面直着嗓子，干笑着嚷叫”。至今，成都的茶馆仍然风风火火，诗人、知识分子仍然在这里谈诗论道。北京尽管也有茶馆，但从数量和喝茶的人数而言都绝对不可能和成都相比。而老舍笔下的裕泰这样的老茶馆以及柜台、炉灶、凉棚、长桌、方桌、条凳、板凳、茶碗、开水和氤氲开来的北方的乡俗、文化只能在残留在记忆深处，“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解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办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当我们走入四川，走进成都，分布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以及武城门、复兴门、通惠门各个街道的商业场、春熙路、南府街、中山公园、鼓楼街、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安乐寺、东大街、东城根街、西御街、祠堂街上的悦来茶园、陶然亭、鹤鸣茶社、浓荫茶楼、芙蓉厅茶楼、万春茶园、锦春茶楼、惠风茶社、怀园、宜春楼、二泉茶楼、可园、漱泉茶楼、安乐寺茶社、枕流茶社、绿荫阁、饮涛茶楼、养园、三益公等等茶馆可以看到这个城市饮茶文化的兴盛。而以茶馆和路边简易茶棚为基点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时代的街道、戏园以及官员、茶倌、女茶房、商人、小贩、文人、工匠、买农产品的农妇、妓女、袍哥、阿飞、苦力、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说书的、卖唱的、洗脚工、掏耳朵工、女招待等三教九流可以看到时代、政治、经济、生活和文学的交错掺杂以及共生。而这些茶馆以及饮茶文化生成的成都人的精神状态、癖性以及文学性格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中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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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地貌（山脉、盆地、丘陵、平原、河流）、居住环境也形成了特定的人文环境和本地人的对生活、文化以及社会的特殊心态和性格，比如成都人好吃好耍悠闲的生活方式，幽默戏谑的生活态度，火辣尖刻、乐观豁达、玩世不恭又自以为是的多变性格。当听到四川人说出“有啥子了不起的嘛，天塌下来，无非也只是多了一层盖的被子嘛”我们就会有一番深刻的感受。特殊的盆地形成了成都的内陆腹地城市的特征，广阔的盆地以及处于长江上游地区也形成了相对的封闭性和独立性，“锁闭山区同山下的平地之间没有任何往来，因此必然形成独立的世界”。巨大的四川盆地如此丰腴却也又如此偏僻边远，至于蜀地谚语“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是对这一巨大盆地形成的封闭性以及过强的独立性的最好注脚。四川地处西南，“兼有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和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同时四川人性格也形成了天生的矛盾性，“巴蜀社会的封闭和保守有目共睹，而巴蜀之人却常有叛逆越轨之举；川人一方面直爽热情，另一方面却又狡黠多变，一方面吃苦耐劳、倔强刚毅，另一方面却又欺软怕硬、外强中干”。  文革年代曾经在知青中偷偷流传着一首歌曲，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四川人特有的性格——“二唱我老师，/ 老师是屁眼痒的，/ 天天上门来动员哟， / 骗我去边疆罗哟。 // 哎嗨哟 / 哄我去边疆罗哟”。当先锋诗歌热潮在80年代转向四川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那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柏桦在诗歌中高呼——“今天我要重新开始 / 研究各种牺牲 / 漫天要价的光芒 / 尖锐的革命骨头 // 在此时 在成都 / 所有的人回过头来 / 把马车给我 / 把极端给 / 把暴力和广场 / 给我！”（《秋天的武器》）

很长时期里，成都平原的农民是散居的，而北方农民则是传统的聚居。这种自足性、独立性和封闭性使得成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西方国家和中国其他省份地区的影响和同化——起码是延缓了这种同化的进程。

当然地理构造对人的心理、文化和性格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体现在剧烈变动时代的文学写作中就要更为复杂和多变。57万平方公里的四川以广阔的盆地为主的地貌特征以及盆地四周高大的秦岭、横断山脉、云贵高原和巫山形成了天然的庇护和稳定的地理结构，也同时形成此地对外界的某种疏离、排斥和保守状态。据此，对传统的儒家等正统文化的疏离就使得这些原住民就形成了自足、目空一切、憋闷和生怕被遗忘的火爆、激进、急躁的性格以及散漫、悠闲的沉溺和偏激的幻想。这种幻想转换为诗歌就形成了磅礴、粗砺的面貌和炸药桶似的高分贝大嗓门和没有低音的“方言”，“啊，大盆地！你红颜色的泥土滋养了我们 / 你群山环抱的空间是我们共鸣音很强的胸膛 // 岁月诞生自你的腹部，奥秘和希望诞生自你的腹部 / 你是世界上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平原上遍布桔树、血橙、红甘蔗等血液丰富的植物 / 你翻耕过的泥块象火苗蔓延开去，洋溢着一千种炽热而复杂的感情……苍凉的高原风从西北荡进来，喧嚷着，起落着，象自然之神不可名状的琴声 / 向我们展开一种壮美、高远，疯狂的气势 / 我们的头发如飘卷的马鬃呜呜发响，大盆地！/ 我们要溯你所有的河流而上，我们狂想着没有边缘的天地”（廖亦武：《大盆地》）。诗歌和方言的关系似乎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忽视，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特殊的巴蜀方言高大的音量背后是滔滔不绝的自信、咄咄逼人的自我盘诘和雄辩、尖锐、逆反的思维方式以及反驳成性的争执习惯，“最让人吃惊的，首推四川诗人说话的音量，他们简直在吼叫、咆哮。不管他和你在什么场所，交谈什么内容，他没有用冲动热烈震耳欲聋的声音说话，说明他没有兴趣把精力投入都这次谈话中来。他们一旦用心，就会就任何一件事情与你辩论、争执，使你意识到在他眼里所有的事情都成问题，对此他们已经抱有整整一套个人见解，或者正在为就眼下谈到的话题形成卓尔不群的见解高速地自我辩解着”。这让我们想到的是蜀犬吠日的场景！而这种高音量方言的形成是来自于对高大山川、河流还是来自于嘈杂的火锅店和茶馆不得而知。实际上这还在紧邻四川的贵州那里有着类似的反应，方言的大声量系统的形成与高大的山体和深邃的山谷、崎岖的山路存在着天然关联。山高人稀，人们需要扯开嗓子招呼同班乡里，高亢悠长的吆喝能够在寂静的山谷中有长时间的回荡与延伸。“扯声卖气”、“扯五逗六”、“摆龙门阵”、“冲壳子”、“编框框”、“日妈捣娘”等这些带有“初民社会”特征的“语言”是高声的、粗鲁的、调侃的、戏谑的、幽默的。这些高分贝的形象生动的方言释放出了四川人独一无二的性格。四川方言多少会让北方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印象，甚至作家陈翔鹤曾在小说《古老的故事》中用一个北方女性角色表达了对巴蜀方言的不满，“我一听见你们贵省的语言，就想要更加倍的对他们加以诅咒。如果这里找得出一个纯粹的北方姑子庵的话，我确是愿意到那里去的”。然而时过境迁，这种属地性格、方言和作风却使得四川诗人在1980年代能够成为公然与北方的“今天”和“朦胧诗”人“叫板”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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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方言和诗歌的关系，有必要谈论方言和地方甚至文化、政治的关系。在很长时期里以北方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核心的“普通话”对“方言”处于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和主导地位。在来自四川的评论家敬文东看来很多事实都表明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四川方言显然处于异数和边缘的位置。制度化的北方化的普通话对四川方言构成的是强大的逼迫作用，“在上海一间简陋的餐厅里，肖开愚告诉过我一件轶事。说的是他刚来上海生活时，一位四川籍医生在一家很阔气的火锅厅请他吃饭。这位医生很早就离开了四川；大约是想听到溶解着自己青少年时代遥远回声的四川‘方言’吧，他提议用四川话交谈。事情的结局很令人尴尬：他们用四川‘方言’谈不了多久时，又改为习惯上的普通话”。而这反映在当代诗歌上就是北方和“普通话”对“外省”和“方言”的压抑和绝对的“领导权”与“话语权力”。而贺敬之、郭小川、艾青、臧克家、冯至、食指、北岛等诗人显然在这里获得了一定的“优先权”，尽管这些诗人自身并不一定能认识到或者他们可能不太认同这种看法。与此相应建国后那些南来的作家和诗人则在普通话形成的文学生态中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方言”写作。而现代诗歌史上刘半农和徐志摩等南方诗人的方言写作则成了不再复制的历史记忆。

建国后的四川诗歌长期处于被压抑和边缘的位置，而四川诗歌在80年代的崛起在于这些生猛的年轻诗人在文化激荡之下全方位的出击和占位心理——办刊物、饮酒做诗、交换诗歌、诗歌朗诵、交往串联、诗歌沙龙、校园报告。几乎欧阳江河、柏桦、周伦佑、钟鸣、张枣、杨黎、翟永明等都曾在四川的各个大学里进行过诗歌讲座。而当年欧阳江河在四川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里面对着几百名学生讲座的题目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谈诗歌的‘凡界’、‘佛界’与‘魔界’”。从中能够看到四川诗人非同一般的学术勇气和想象力，这在其他省份是难以做到的。1980年代四川诗歌给我留下的印象与罗中立1981年参加全国青年美展时的《父亲》是契合的。尽管油画《父亲》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比如在巴中“父亲”的左耳朵上架一支圆珠笔以示改革背景下新的“农民形象”。但是在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一个普通底层农民的无比沧桑深重的脸部特写代替了以往政治年代由领袖充当的“父亲”形象。这个巨大的画作给那个时代的冲击正如紧随其后的四川诗歌，生猛、火辣而极具冲击力。尽管同样是四川人的欧阳江河曾在1985年成都的一次会议上对罗中立发难。说到四川绘画界，与罗中立同代的画家，时在四川美院学习油画的何多苓曾经在1984年创作过一幅名为《第三代人》的油画（与艾轩合作）。这个“第三代人”显然与何多苓和翟永明以及欧阳江河、柏桦、钟鸣、张晓刚等人的交往和影响有关。在何多苓这里，第一代是五六十年代上学的一代，第二代是文革一代，而第三代是文革后这一代。这是画家对那个年代的观察和思考。《第三代人》画面上呈现的是“第三代人”的青年群像，每个人都斜挎一个书包。这些大学生似乎在行进当中又似乎满怀心事，眼睛盯向前方又显得有些迷茫。整个画面以灰色为主色调，而画面的正中位置那个身穿红外套的大眼睛的长发女子则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的翟永明。而这个女子形象的原型正是翟永明，身后两个高大的男人一个是张晓刚，一个是刘家琨。

四川先锋诗歌的兴起与绘画、音乐等艺术的碰撞和合作是分不开的。而北京的先锋诗歌也是如此，比如“今天”诗人与“星星画展”的关系。当时江河名重一时的经典之作《星星变奏曲》就是为“星星画展”所作的诗作。如栗庭宪、杨益平、李永存等就与北岛、芒克等人有着深入的交往。至于画家邵飞和北岛的关系更是为诗歌界所熟知，尽管他们早已在不同的人生路上前行。这些画家都曾在《今天》的创办与发展过程中以及当时的各种诗歌活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78年夏天，全国各地上访的群众把大字报贴在西单的一条长墙上。西单民主墙自此形成。出于对当时政治和文化形势的判断，北岛对芒克说如果再不做出点事情出来就白活了。而当时诗人黄翔以及以尹光中为首的贵州五个画家将诗歌和画作张贴在民主墙。北京的“星星画展”由黄锐和马德升在1979年年初开始筹划，而直到7月份才开始确定画展的方案并找到当时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当时商量的地点是西单民主墙、圆明园和复兴门的广播大楼。最后定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这里既是十字路口交通发达又紧挨美术馆，具有不言自明的空间象征性和重要性。展览时间定于9月27日到10月3日，而当时《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正在展出。9月26日上午王克平和严力等人将油印的请帖和海报张贴到展览馆和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校，展出引起空前轰动。而不多久，29日美展遭到北京公安部门的查抄并贴出公告。这引起参展画家和群众的不满。北岛等人在街头公园的长椅上宣读抗议书并随后在10月1日国庆节这天组织了抗议游行，队伍从西单民主墙到王府井的北京市委大楼。此后画展得以继续展出，地点转为北海公园的“画舫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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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后来曾经从成都地理的角度勾画出在1980年代先锋诗坛上叱咤风云的诗人的分布图——以人民南路广场（现在的天府广场）毛泽东主席的雕像为中轴线，欧阳江河和翟永明在南一环路上，一环路向东六七站就是钟鸣和黎正光，万里桥是杨远宏，合江亭和九眼桥是赵野、胡小波、白望等。

1980年代先锋诗歌的反叛性和暴动性在四川诗歌中得到了最为生动和传神的体现，而这种偏执的叛逆性格可能刚好印证了“西南”是一部“叛逆的历史”的说法。确实晚清近代以来，政治的、文化的“暴动”大多是从南方或由南方人发动所引发的。1980年代四川诗人的数量居全国之首，而这些诗人的活动能量和诗歌热情更是其他省份的诗人难以比肩的。至于这些“敏惠轻急”（《隋书·地理志》）的四川诗人之间同样火爆的江湖习气和山头作风更是让别省的诗人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1980年代四川先锋诗歌的崛起也与巴蜀诗歌此前的文化环境相对薄弱有关，同时这也与四川文学在当代以来所受到的长期压抑心理有关。自现代文学史上涌现出了康白情、郭沫若、巴金、沙汀、何其芳、陈敬容、李劼人等为数众多而又声名赫赫的人物之外，进入建国后蜀地文学几乎一落千丈。仅流沙河和白航等《星星》编辑曾在1957年以闻名全国的“毒草”这样的特殊方式闪现过一次。万夏和李亚伟等人在1980年代的诗歌活动中不断用火辣的嗓音高声朗诵，他们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过度膨胀的热情和青春的力比多在喝酒、打架和写诗中的发泄、耗损与挥霍。万夏在公众面前“翻滚、跳跃、痉挛”，“展览着诗人被过分蓬勃的青春烧焦的额头”。而李亚伟更是无数次在醉酒之后表现出好斗的本性。廖亦武和李亚伟在海南的大街上已经喝得烂醉如泥，而李亚伟却扛着他要去揍人打架。而这种膨胀和宣泄还更为典型地呈现了这一代诗人的四川性格，这是被压抑了很久的四川性格的狂飙突进式的爆炸。这与同样是四川诗人的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天狗”般吞噬一切的高分贝的狂叫是如此的类似。照之北京和儒学影响下的中正规范，巴蜀则因缺少儒家等正统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了叛逆和“异端”色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桢于柱石地位的儒家文化并没有像北方与吴越那样铺下自己深厚的‘规范’的土壤，因而它没有孕育出更多的认同者、适应者，在巴蜀地区，中国文化传统本身也就相对显出了某种动摇性，较多的反叛者由此而出”，“同齐鲁、吴越等地区的现代作家比较起来，传统中国文化‘内化’进个人人格的深度，融进血液的浓度可能要相对的浅一些，小一些，或者说就是传统文化与个人生命的胶合是在意识的上层进行。”  这种心理爆炸和反叛一切的性格在“莽汉”和“非非”这些“大男子主义”诗人身上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当年胡冬所说的“他妈的诗”和“好汉诗”，还是万夏高歌的“莽汉诗”都不一而足体现了四川诗人的暴动性格和不可稀释的“破坏”欲望以及“造反有理”的精神。正如李亚伟用川东方言所呐喊出的“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 在“莽汉”诗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亚伟等人对“外地”诗人极其强烈的排斥心理，“为了打垮外地那些鸟诗人，我正在草编一个集子”（1984年11月27日）。

在酒精和“他妈妈”诗的荷尔蒙的冲动下，西南诗人急于另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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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不能不带有典型的毛泽东时代运动精神的余绪.这从当时诗人们频繁的聚会、集结、饮酒、打架、印刷“地下”刊物、传单、闲游、串联的集体性方式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呈现。尽管此时的青年诗人对极权政治怀有一种天生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吊诡的是这种不满和反抗的方式却同样是政治运动化的。这不能不是中国诗歌的一种惯性的发展轨迹，甚至也是一种思维的牢笼，“瞧，政治多么美 / 夏天穿上了军装 /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柏桦：《1966年夏天》）。政治和生活，自由和禁锢，诗歌和运动就是如此复杂地集结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诗人身上。这多像“最后一枚像章”！此后，中国的先锋诗歌运动基本结束，而是呈现为更为嘈杂的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而对于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上过学的诗人钟鸣而言，由于其典型的南方性格和对南方诗歌的倾心，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钟鸣的很多诗歌比如《历史歌谣与疏》具有代表性地呈现了这位诗人的精神气质和西南地方之间的高度契合。实际上，按照柏桦的说法，钟鸣是很早就钟情和迷恋地方诗歌尤其是南方诗歌的诗人，“为了追寻‘南方’或‘外省’这个概念，他逆流而上独自一人大量研究有关‘南社’的各种文献，从柳亚子、苏曼殊等人身上找到近代中国文人的‘南方传统’。”

那个年代的青年诗人对电影《列宁在1918》和舞剧《红色娘子军》是非常的熟悉。这甚至无形中成了他们的集体意识：狂热的政治运动和暧昧的个体欲望。无论是程度不同的认同还是最终的反抗，运动心理成为他们思考生活和诗歌的一种方式。而禁忌年代里舞台上那些“南方”女战士的的身体，尤其是是那些罕见的大腿和裸露的半截雪白的胳膊是如此强烈地刺激着这些青年对身体、女性和欲望的观察与想象方式。而钟鸣和欧阳江河都曾在文工团和文革时期的文艺巡演中有着扮演革命样板戏和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经历。欧阳江河在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扮演“大春”，钟鸣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小庞”。基于极其相似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场域，苏联的文学传统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紧密程度是人所共知的。而那个时代所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是如此天然地认识了政治和斗争，也是如此富有意味地在政治运动的尾声中以特殊的方式从政治运动中发现乐趣，甚至是从政治中发现欲望和异性的想象，“色情图画皆能成为导致勃起的无生命的客体，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在斯大林俄国那种清教徒式的氛围中，人们会因为一幅百分之百社会主义现实主风格的、题为《入团》的画而情欲勃发，这幅画的印数很大，几乎每间教室里都有张贴。画上的诸多人物中间，有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坐在椅子上，她两腿交叉，露出了两三英寸宽的大腿。使我疯狂、让我魂牵梦绕的，倒不是她的这一小段大腿，而是她的大腿与她身上那件深褐色的裙子所构成的对比。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不再相信所有那些关于潜意识的噪音。我认为，我从不用象征来幻想——我看到的永远是真实的东西：乳房，屁股，女人的内裤”。像少年时代的布罗茨基偷看舅舅的四大卷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诗人和作家大多具有这种身体的“窥视”欲望。这在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中有生动的展示。而就诗歌而言，情感、欲望、身体、青春和力比多冲动更是代表了80年代诗人整体的精神氛围。

四川先锋诗歌和1980年代的关系是一个宏大而值得开掘的话题。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诗歌风向已经转到了四川，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一过程过于短暂而喧嚣。在轰动一时的1986年的现代诗歌群落大展中列出的诗歌团体和流派计64家，而来自四川的竟然多达11个，占到了17％。

四川特有的地理环境、阴郁湿热的天气和文化环境可能更容易使爱摆龙门阵的四川人在诗歌中找到合适的说话方式。而在象征和隐喻的层面，1980年代有些四川诗人的写作不是作为“方言”的母语写作，而是一定程度上对北方以“朦胧诗”和普通话为代表的仿写，如“整体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当时的廖亦武、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等人更多是步北方以及全国“寻根文化”的热尘说着脱离“本土”和个体生命体验的杂糅的语言。而“整体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短暂命运和微弱的影响显然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作为四川诗歌的代表诗人，欧阳江河最初的史诗建构和野心直接来自于北方的杨炼，正如当年的柏桦所回忆的在重庆兵站欧阳江河的家里，欧阳江河高昂着头、走来走去地朗诵杨炼的诗歌……。而按照钟鸣的看法则是欧阳江河“受北方的影响，喜欢抒情的气氛和强烈的观念，意象支离破碎，随意朝任何方向发展。就技巧形式而言，明显在柏桦等人之下。”

下 篇

除了成都之外，山城重庆对先锋诗歌的推动作用同样特殊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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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地处巴蜀盆地东部，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貌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坡地面积大，故有“山城”之称。又因为有长江和嘉陵江在此交汇，故重庆又别名“江城”。而李商隐的“巴山夜雨”则成为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深刻印象。曾因写出《寻路中国》而闻名的美国人海斯勒在涪陵师专从事外语教学的时候也对中西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深有心得。海勒斯的中国同事尚老师尽管没有去过涪陵但是认为涪陵应该是出美女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因为涪陵“有山有水”所以“出美女”，“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联系。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即使重庆和成都同属巴蜀文化圈，但是相距1000华里的距离还是让它们之间有了差异。即使是像柏桦（1956年1月出生于重庆）这样的重庆诗人在1984年第一次走进成都的时候仍然被它强大的“异样”氛围所感染，“是如此地令人乐而忘返。凉爽代替了酷热，秩序代替了混乱，时间本能地在此放慢了下来，甚至静止不动。哦，时间在这里养尊处优并信步于茶肆、酒馆、竹林或鸟笼。”  钟鸣把柏桦誉为“共和国的三个颧骨”之一（另两个是北岛和黄翔）。1986年，柏桦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成名作《在清朝》在成都诞生。按照柏桦自己的说法《在清朝》是他献给成都的“情诗”——“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 / 牛羊无事，百姓下棋 / 科举也大公无私 / 货币两地不同有时还用谷物兑换 / 茶叶、丝、瓷器 // 在清朝 / 山水画臻于完美 / 纸张泛滥，风筝遍地 / 灯笼得了要领 / 一座座庙宇向南 / 财富似乎过分 // 在清朝 / 诗人不事营生、爱面子饮酒落花，风和日丽 / 池塘的水很肥 / 二只鸭子迎风游泳 / 风马牛不相及 // 在清朝 / 一个人梦见一个人 / 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 / 而朝廷增设军机处 / 每年选拔长指甲的官吏 // 在清朝 / 多胡须和无胡须的人 / 严于身教，不苟言谈 / 农村人不愿认字 / 孩子们敬老 / 母亲屈从于儿子 // 在清朝 / 用款税激励人民 / 办水利、办学校、办祠堂 / 编印书籍、整理地方志 / 建筑弄得古香古色 // 在清朝 / 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 / 有一个人朝三暮四 / 无端端的着急 / 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 / 他于一八四O年死去”。80年代先锋诗歌热潮中的这首代表作竟然是来自于成都对一个重庆诗人的激发。实际上柏桦这首名为《在清朝》的诗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在成都》。是成都这个特殊之地以其特有的精神气息和文化根性唤起了一个年轻人闲适的“前朝”般的旧梦以及由此造就的“阴凄幻美”的风格。

柏桦曾把自己的性格归结为典型的“下午性格”。他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带有母亲情结的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南方文化和诗歌精神的阴性气质。而在我看来这种烦乱、敏感、神经质的绝望、不安、恐惧、亢奋、尖锐刺耳的抗议以及缓慢而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心理以及极左的冲动都更符合我要论述的西南的诗歌精神。80年代柏桦于重庆完成的很多诗歌都非常典型地呈现了柔软、古典、温润的南方“阴性”诗学，“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真正的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或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按：男诗人多有女性气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布罗茨基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比茨维塔耶娃更像一个女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地沉湎于诗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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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那时的诗人对一座城市的记忆仍然是红色革命所制造的宏大而单一的印象。比如钟鸣在谈到对重庆印象的时候只有小说《红岩》和文革时期的一些传闻，仅此而已。红岩，无论是在文学里还是在革命记忆中都成了人们对重庆这座城市的重要标识。红岩位于重庆西北郊的嘉陵江南岸，原名红岩嘴，因其地表由红色的页岩以及地形酷似延伸到江边的鹰嘴而得名。红岩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因为地下党组织和《挺进报》以及大批革命者的牺牲而成为圣地。红岩这个名字最为形象地体现了烈士的鲜血和革命的红色记忆。起于秦岭的嘉陵江由北向南流入四川盆地，在重庆汇合于长江。1997年之前，嘉陵江上只有两座高耸的大桥。特殊的地形给重庆人尤其是苦力们制造了难以想象的障碍和痛苦。正如当地民谚所唱——“好耍不过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人，造孽多少下力人”。嘉陵江使人想到的是1938年逃难到重庆的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所写的歌词《嘉陵江上》：“那一天 /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 我仿佛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芳香 / 一样的流水 / 一样的月亮 / 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 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 / 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重庆这座山城给我们留下的诗歌记忆还有毛泽东在1945年9月6日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寓所拜访南社诗人柳亚子的情形。在寓所，毛泽东将手书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上的《沁园春·雪》（该诗写作于1936年）赠送给柳亚子，轰动一时。而重庆留给人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发生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9月2日的朝天门地区的震惊中外的罕见火灾……。

曾经的“陪都”一直为重庆人津津乐道还是难掩的悲凉和落寞？重庆占地8.1万平方公里，虽然从1930年代开始这里的城市化进程中交通得以发展，但是重庆特殊的地形还是导致了交通的极大不便。重庆市区属于半岛形地势，半岛的中端和后端又为崎岖山脉，从长江到嘉陵江要绕过半岛的大半部分。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镇和策源地之一（1997年化为直辖市），山城重庆的狭窄、曲折、逼仄、潮湿、火辣、封闭、憋闷呈现在重庆人身上就是火辣、洒脱、粗糙、自信和幻觉，“重庆就这样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重叠、挤压、喘着粗气。它的惊心动魄激发了我们的视线，也抹杀了我们的视线。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黑暗小巷和险要的石砌阶梯的曲折里，这城市塞满了咳嗽的空气、抽筋的金属、喧嚣的潮湿、狭路相逢的尴尬、可笑而绝望的公共汽车，以及汽车里易于勃起的热情性器、红色的冲锋的迷宫，难以上青天的疯狂，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崇山峻岭腰斩了这座城市的鸿篇巨制，将它分割成互不关怀的八块或九块（现在更多，应是几十块，因为重庆已成为直辖市）。传统中国应有的串连品质及人情轻抚与这个城市彻底绝缘，形成了另一种面目全非的中国生活：寂寞的自我囚徒、孤僻的怪人、狂热的抒情志士、胆大妄为的梦想家、甚至希特勒崇拜者”。从80年代初期起，柏桦和那些重庆诗人就是在当年文革时期武斗最严酷的城市里，在解放碑、歌乐山、雪田湾、石板坡、十八梯、观音岩、大田湾、陈家湾、猪市坝、沙坪坝、李子坝、渣滓洞、洪崖洞、七星岗、烈士墓和各种各样的水桥、旱桥以及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这座老式的灰色办公楼等一系列城市地图上从事着诗歌的交往和串连。而当地生动的方言和“黑话”——扁挂、脏班子、操哥、锤子、牙刷、洗白——正像当时的重庆诗歌一样充满了粗糙的活力和异常生猛的想象力。1980年代以四川为首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更像是极端的左翼抒情诗人的青春期冲动和斗争情结对当时诗歌秩序的否定和狂热而激动的尖声叫喊。柏桦在《海的夏天》中有这样的诗句——“愤慨的夏天 / 有着娟洁的狂躁和敏感 / 愁绪若高山、若钟楼”。这不仅是一个人青年记忆的表述，更表达了1980年代的诗歌症候和精神状态。就是在这种愤慨、狂躁、敏感、焦虑、偏执和愁绪中打开了以西南为核心的先锋诗歌的大门。在这一时期的四川诗歌中我们看到的诗歌精神是激进的、暴躁的，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曾经体现出的柔静的诗歌性格似乎早已成为诗坛绝响和前朝旧梦。193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陈敬容在成都的一个院子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爱长长的静静的日子，/ 白昼的阳光，夜晚的灯；/ 我爱单色纸笔，单色衣履，/ 我爱单色的和寥落的生”（《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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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在文革中到重庆巴县农村当过知青，而那时乡下的劳动尤其是美妙的自然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柏桦从重庆到广州、成都、到南京，再回到重庆、成都的不断漫游似乎在精神禀赋上暗合了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南方诗人漫游的传统。尽管不同时期柏桦的“出走”有着复杂的原因，甚至可能有着难以排遣的个人痛苦，但是不停的地理场景的变更尤其是南京和后来的江南漫游给柏桦的诗歌写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南方气象的濡染和浸润打开了柏桦江南式的诗歌美学。

1978年春天，22岁的柏桦由重庆赴广州外语学院读书。期间柏桦手抄了30多本的诗歌，抄下记忆终生的北岛的《回答》、《雨夜》、《习惯》、《黄昏·丁家滩》等诗。1981年春天，姚学正、李克坚、柏桦、黄念祖等人成立广州青年文学协会并以工人的名义创办刊物《五月》。这种方式与北岛的《今天》竟然如此相似。有时，诗歌的历史会以惊人的方式重演。1973年北方的水乡白洋淀正上演年轻的诗人芒克和多多的一年一度的“诗歌决斗”，而10年之后这在西南的“第三代”诗人张枣和柏桦这里得以重现。1983年10月柏桦起身到西南农业大学教书，不久之后与从长沙来川外读研究生的张枣相遇，一段深厚的诗歌友谊从此开始。确切地说在此之前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见面。而柏桦的匆匆离去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张枣与自己极其相似的诗歌品质，这让他既惊讶又有些不满。而从1984年开始，随着张枣和柏桦的深入交往，他们像前辈诗人芒克和多多一样继续着一场新的诗歌决斗。当两个人开始诗歌“决斗”的“绝对之夜”（张枣语）开始的时候，在2010年的一个早春英年早逝的张枣都不会想到他们和当年白洋淀以及“今天”诗人一样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尾声中不多的诗歌传奇之一，“我和谐的伴侣 /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 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果敢 /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张枣：《秋天的戏剧》）。张枣的早逝多像他自己所说的“芬芳的尘埃”，而这是否印证了80年代初的那个夜晚张枣在柏桦那里写下的两个简短而宿命性的字：“诗谶”？

在重庆，张枣写了一些诗歌。1984年12月5日深夜，张枣一口气写下了《题辞》和《等待》两首诗。这些诗歌的完成既呈现了一个湖南来的诗人对重庆的观感，同时也是在这个城市里张枣和柏桦诗歌交往和友谊的见证。1985年1月21日，重庆。张枣给即将过生日的柏桦写下了兄弟情谊般的诗《故园——柏桦兄生日留存》：“春天在周遭耳语 / 向着某一个断桥般的含义 / 有人正顶着风，冒雨前进 / 也许那是池塘青草 / 典故中偶尔的动静 // 新燕才闻一两声 / 燃烧的东西真像你 / 你以为我会回来 / （河流解着冻），穿着白衬衣 / 我梦见你抵达 / 马匹啸鸣不已 // 或许要洒扫一下门阶 / 背后的瓜果如水滴（像从前约定过）/ 阳光一露面，我们便一齐沐浴”。随着柏桦和张枣的诗歌交往，在他们身边又集结了付维、郑单衣、杨伟、王凡、李伟、文林、付显舟、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等校园诗人。随着张枣诗歌写作的渐入佳境，柏桦认为张枣的诗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地是——北京，“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可见在这些南方诗人看来，北京仍然是诗歌神圣殿堂的象征。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围绕着“今天”和先锋诗歌在北京诗歌圈有一个重要的神秘人物——赵一凡（1935～1988）。赵一凡对当时北京“地下”诗歌的资料收集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当时四川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在西南农业大学校园后面山坡的一个平常的农舍里一个叫周中陵的人开了一个打印室。这在当时手抄和油印诗歌十分流行的年代是非常稀有的。就是这个以打字为生的周中陵，竟然在繁重的生存压力面前狂热地自学美学，狂热地喜欢诗歌。在他的周围无一例外都是诗人朋友，柏桦、张枣、李亚伟、廖亦武等诗人都曾在这间农舍里聚集、喝酒、吟诗。而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一份重要的民间刊物绿色封面的《日日新》就是1985年春天在这里诞生的。而历史是如此地巧合和不可思议！周中陵因自小小儿麻痹导致左腿残疾，这与北京的坐在轮椅上的赵一凡的命运是如此相似！赵一凡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病在床达15年，常年在轮椅上生活。略微不同的是赵一凡因为诗歌成了痛苦的受难者，而周中陵则因为诗歌成了欢乐的鼓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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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和南方诗人因为性格和地方文化上的差异在诗歌修改上的区别。无论是食指的诗歌写作还是不久发生于白洋淀的“地下”写作，后来受到洪子诚、程光炜等诗歌史家不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诗歌系年问题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食指、北岛、多多等这些诗人曾在不同时期修改自己的诗作。而这些诗人包括北岛时至今日仍然对诗歌修改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我在博士论文《当代诗歌史写作问题研究》中曾梳理过食指、北岛等诗人的不同诗歌版本和诗作的改动情况。而为什么这些北方诗人对诗歌的修改情况不置可否？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觉得修改诗歌是诗人的权利，还是诗歌改动代表了不同时期的美学趣味，甚至还隐含了对前期诗歌写作的某种不满和补充？其中原因笔者无力作出判断，但至少这种集体性的修改行为应该有一定的地缘性格以及诗歌历史观在起作用。因为比照之下我们会发现南方的诗歌尤其是四川诗人对诗歌的修改、甚至是相互之间的修改从来都是“明目张胆”开诚布公地进行，而不是遮遮掩掩、忸怩作态。尽管历史语境不同，但是这其中至少应该包含了地方差异所导致的诗歌性格的不同。在1980年代四川诗人互相修改诗歌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比如张枣和柏桦在第一时间阅读到对方诗歌时都乐此不疲地予以修改。这既是相互的信任，也是对自己诗歌趣味和技艺的信任与炫耀。张枣曾改动过柏桦《名字》一首的最后一节，张枣曾为柏桦的一首诗起了一个非常贴切也让柏桦非常服气的名字《白头巾》。欧阳江河、张枣和付维一起改动过柏桦的《在清朝》。比如欧阳江河把《在清朝》的“安闲的理想越来越深”改为“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付维把《在清朝》的“夜读太史公，清晨捕鱼”修改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付维还把《望气的人》中的“一个干枯的道士沉默”改为“一个干枯的导师沉默”。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在清朝》、《望气的人》等都是这些朋友共同完成的杰作。

而当南方正展开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时候北方的“今天”诗人却感受到了空前的落寞并陷入对当年白洋淀诗歌辉煌期的回忆和挽歌当中。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北方在一度的辉煌过后呈现出空前而少有的落寞和“边缘特征”。而后来的《现代汉诗》则成为北方诗歌的最后的理想闪光。



贵州道上的“启蒙”与泛政治狂想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七

霍俊明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成了“显学”，几乎人人都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场域”。而谈论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先锋诗歌尤其是南方与北方诗歌的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确实十分凑效。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一个时期的“场域”在获得其自主性和主导地位之后就会随之出现一个二元对立结构。也即在主导性“场域”之外存在一个边缘的、非主导性的时时觊觎主导性结构的一个张力结构。这两种结构此消彼长的冲突和张力关系构成了“场域”的变动史。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上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场域的北方诗歌无疑占有着高高在上的主导性地位。无论是北京的各种沙龙和读书小组，还是导引性的先驱诗人食指名满天下的诗歌写作，甚至是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新诗潮”接连不断的强势影响，这都不断加重和渲染出这一时期北方诗学的强大和不可撼动。实际上相对处于“边地”的贵阳也并不像黄翔（被贵州诗人称为“诗歌界的顾准”）等人后来所偏激地指责他们完全被北方诗人忽略，贵阳连同那些诗人一起成为诗歌史不能轻易绕开的存在。1995年夏天，贵州红枫湖诗会后徐敬亚、唐晓渡还专门到贵阳市郊看望黄翔，“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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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笼雾罩的贵州高原向来以其“多山”著称。这里的高原、山地、丘陵、坝子等特殊的地理景观及其所生成的文化景观自具特色。处于遥远的“边地”和“外省”的贵州加之特殊的政治年代形成以黄翔和哑默为代表的悲剧性命运，这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和诗歌行动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情结和运动心理。我们首先可以在“边地”贵州的地理风貌上了解这一地区诗人的生活处境、性格特征和写作环境：“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尤其是踏入贵州的境界，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恰容得一乘轿子的通过。有的山路曲折过于繁复了，远远便听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深谷中响动，始终不知道它们终究来在何处。从这山到那山，看着宛然在目；但中间相距着是几百丈宽的深壑，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对面。甚至于最长的路线，从这边山头出发是清晨，到得对山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常常酝酿着阴霾，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白豰似的瘴雾，被风袅袅地吹着，向四处散去。因为走到这些地方，也许几天才能看见一回太阳；行客则照例都很茫然于时间的早晚，一直要奔波到夜幕低垂，才肯落下栈来。在贵州界内最称险绝的是九龙山沟，羊角硓，石牛栏，祖师观……这几处，都是连绵蜿蜒的山岭，除了长壑天堑之外，石梯多到几千级。从坡角遥望耸入云端的山顶，行旅往来宛如在天际低徊的小鸟，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临。” 险峻无边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沟壑、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山路和石阶以及漫延的阴霾雾瘴使得贵州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大声叫嚷的方言以及同样倔强、暴烈的性格也在诗歌中得以呈现。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山地占贵州全省的87％，余下部分为丘陵和坝子）导致这里长时期成为边缘的“外省”。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贵州本土诗人对这种“外省”身份的焦灼以及迫切希望得到北京“中心”认可的心理导致了一系列地震般的诗歌行动和泛政治化的狂想。这种边地性的焦虑与紧张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诗人相当敏感多思，他们对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诗歌和政治动向极其关注。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没多久，远在贵阳的黄翔就写下了《不，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1976年4月5日》——“你的铁锤般沉重的拳头 / 仍然还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 / 仍然还在无声地控诉和呐喊…… / 你将重新高举起觉醒的旗帜 / 战胜那曾经用枪口对准你的 /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

与此同时以贵州为象征的西南诗歌对强势北方诗歌的羡慕、挑战和觊觎、不满恰恰呈现出了特殊年代地方诗歌和话语空间的不对称性。无论是小范围的聚集于野鸭塘的诗歌沙龙，还是文革结束之后黄翔数次带着宣言、扛着诗歌到天安门广场、西单民主墙和北京的高校演讲都呈现出西南这种边地性诗歌的弱势特征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强烈的抗议性。而黄翔等诗人的这种抗议性恰恰是通过更为急躁和夸张的政治运动式的手段得以进行的。所以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这种运动手段是不可能被主流权力所接受的。黄翔令人唏嘘感叹的个人遭际已经说明了一切。当然现在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对黄翔的“接受”显然又是得力于这种强烈的政治寓言效果和黄翔同样强烈的政治和运动情结。尽管黄翔曾经为此而受难，但是从后来看这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本。黄翔在199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和接受，1992年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黄翔和哑默收入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同时哑默和黄翔获得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提名。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初，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中心联合邀请黄翔和哑默出席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而如今黄翔和他的妻子正在美国的别墅里写诗、写字。黄翔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和荣誉实际上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甚至在一些深谙个中原由的诗人看来有过度的夸张和荒唐的色彩，“1992年，我不断收到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寄来的东西，《国际名人录》，《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成功者》（若是旁观者，我就缴纳成本费了），《二十世纪成就奖》……高兴了一阵子，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笑话。我和赵野老拿这事开心。但我想到当时处境非常艰难的黄翔或许有点用。便推荐了他和哑默。若不其然，他因此受邀去了趟美国。又作了几次眼眶潮红的‘死亡朗诵’。声称‘规模宏大’。结果只有20来人。许多还是1978年‘民主墙’的朋友。在他寄给我的华人报纸上，除了一条简讯，我注意到，几乎同时，不远的公园里，正举办一个‘中国式的’游园活动，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排着队，品尝小吃，看杂技和土风舞，用中文取名……而不是读诗”。而通过黄翔等诗人对北岛等“今天”诗人的强烈不满，甚至直接将枪口对准艾青以及当时对文革、政治和毛泽东的激烈评价都能够显现出一种边缘诗歌存在的无处不在的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特殊的年代竟然是以如此特殊和激烈的方式体现出来。说到黄翔很容易让人想起北方的食指，甚至食指的文学史意义更多的时候被指认为高于黄翔。这自然引起包括黄翔在内的贵州诗人的不满，比如张嘉谚所抱怨的“可直至十多年后，在论及那一段诗歌史实时，连新诗潮最权威的‘首席评论家’谢冕，也极谨慎地将他列名在‘食指’之后。而‘食指’其人，无论‘独立写作的先行期’还是其诗的容量、份量、力量和重量，显然难与黄翔相提并论。此外，便是以‘崛起’诗评著称的徐敬亚与后崛起的诗人们对黄翔的盲视、曲解与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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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同样在“文革”时期进行“地下”写作的贵州诗人群以及上海诗人群、福建诗人群等受到的关注程度显然不如食指和白洋淀诗群。

钱玉林在谈到“上海诗人群”时认为这些时间上要早于“白洋淀”诗人群，更早于“朦胧诗”作者的上海“地下诗人”，这些与红卫兵造反夺权无缘的“平民的儿子”至今仍被岁月沉埋，被现今的诗坛遗忘。从1963年开始，哑默、黄翔等人组织了野鸭沙龙，主要活动地点是贵阳的黔灵湖公园和和平路的北天主教堂。尽管他们的阅读、写作、传抄和朗诵都是在秘密中进行，但是高原诗人群和文艺沙龙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当时的野鸭沙龙与孙唯井的“芭蕉沙龙”（绘画）、周渝生的音乐沙龙是互相交叉的，很多成员都同时参与了这几个沙龙的活动。“野鸭沙龙”具代表性地呈现了酷烈的“文革”时代的生存环境的文艺环境，也同样更具代表性地呈现出重压下的一代精神“断奶”的青年人对思想和文学的渴求。这是一群茫茫暗夜中义无反顾的精神盗火者，“‘野鸭沙龙’里有一张黑色的中长木沙发，那是我的永久的‘地盘’。多少年来，我常常坐或躺在那儿到深夜。我在那儿与哑默和其他的朋友谈诗、谈绘画、谈哲学和时事，或者听音乐。……人性的音乐和当时为我们所偷阅的欧美文学和哲学等世界名著一样，只为我们所独有。这是些大胆的‘窃贼’的财富。多么令人胆颤心惊……我们是我们所处的时空中的游离者，漂泊者、叛逆者”。

哑默（1942－），原名伍立宪，贵州普定县人，曾用过笔名春寒、矛戈、惠尔，1978年12月开始使用“哑默”这个笔名。哑默1956年开始写作，1964年在市郊野鸭塘农村学校任教。文革期间开始阅读摘抄内部资料并坚持诗歌写作。1979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布《哑默诗选》。著有《哑默：世纪的守灵人》10卷，《乡野的礼物》、《墙里化石》、《见证》、《暗夜的举火者》等诗文集，被视为“前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哑默的读书、写作和对时代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与其哥哥伍汶宪有关。伍汶宪曾在1950年代就组织过文艺沙龙并写出为数不少的诗作，后被捕入狱。哑默1960初期开始诗歌写作并自印民刊，主要有诗作《海鸥》、《鸽子》、《晨鸡》、《荒野的婚礼》、《是谁把春天唤醒》、《想起了一件事》、《夜路》、《秋日的风》、《海》、《如果我是……》、《春天、爱情和生命》、《我在桥旁等你……》、《月亮》、《秋天》、《在茫茫的黑夜》、《黎明的晨光啊，你何时到来？》、《山城行》、《浸润》等。哑默的诗歌不像黄翔排山倒海和火山喷发式的激烈，而是在内敛、理性和平静、孤独中等待爆发的火山的岩浆。只是在哑默这里呈现的更多的是黑暗年代里一个无比压抑、孤独、痛苦和分裂的灵魂对人性的默默追索，“以最后的诗章献于你的像前 / 永示着悼别的哀念 // 我将在茫茫人世徘徊 / 怀着浩劫后的苦悲 / 天空中消逝的日晖 / 我殷切等待的光明 // 你步履倥偬 / 带走希望的点点余温 // 寂寞冰冷 / 撕裂着心灵 // 苦寻着已被茫然的人性 / 四周却垂着迷津 // 你点燃我生命的篝火 / 使它闪闪生辉 / 是对你的记忆 / 使我在黎明前一次次被催醒”（《哀离》，1973）。

黄翔（1941－），生于湖南武冈，现居美国。在1958年即已开始发表诗歌并入选全国诗选。从1959年开始诗人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黄翔在“文革”期间写下了《野兽》（1968）、《预言》（1966）、《白骨》、《留在星球上的札记》（1968-1969）、《我看见一场战争》（1969）、《火炬之歌》（1969年，8，15）、《长城的自白》（1972、9、24）、《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1973-1974）、《火神》（1976年初）、《不 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1976、4、8）等诗。黄翔主要有诗文集《狂饮不醉的兽形》（1986）、《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1998）、《黄翔禁毁诗选》（1999）、《狂饮不醉的兽形·受禁诗歌系列》（2002-2003）等。黄翔从1960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开始一直就秉持着强烈的个人化的反省、对抗和质疑的色彩，一直在高亢的红色合唱时代坚持“独唱”。这在《独唱》、《长城》等诗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我是谁 / 我是瀑布的孤魂 /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 诗 /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 游踪 / 我的唯一的听众 / 是沉寂”（《独唱》，1962）。黄翔即使是面对“文革“一体化意识形态的严厉监控仍一直坚持偷偷写作，这些诗作在当时的“野鸭”沙龙中被秘密传抄和朗诵。而在政治运动中为了躲避劫难黄翔又不得不一次次想方设法来保存自己的诗作。黄翔后来回忆当初自己保存手稿的艰难情况，“原稿先后收藏在蜡烛、竹筒、胶靴、米桶缸和故乡牛棚历年经雨水淋坏的茅屋顶上，后取出时已水渍斑斑，濒于腐烂”。。黄翔的诗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嘶喊出来的。黄翔当时写作《火炬之歌》的情景相当真切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氛围和诗人特殊的心态，“我的房间里有个窗户靠着屋顶，我常常独自坐在屋顶上眺望远空和街道。燥热的晴空一碧如洗，往往引起我的青春心灵的骚动和遐想。楼下街道上不时出现头戴藤帽和肩扛梭镖的游行队伍，他们一边朝前走一边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一看到这情景就使我产生莫名的窒息和憎恶！……我忍不住在心里大喊大叫，而内心暴烈的呼喊化为狂飙，呼之欲出，它终于从我的口腔里蹦出来了，使我大吃一惊！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我一个人。我从窗台上跳了下来，又跳了上去，一会又从窗台上跳下往床上一倒。掏出一枝烟，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头上挂着长长的烟蒂，快掉下来了，我用中指把它狠狠一弹，突然一颗火星一闪，我的脑子里刷地一亮，浑身像着了火似的猛地燃烧起来。这股火来势凶猛，越烧越大，烧得我在屋子里像头困兽似的团团直转，此时的时间是1969年8月13日上午10时。窒息中产生诗的灵感。第三天，一种鲜明的诗的形象出现了，清晰了，成熟了。我在白天打开灯，然后用黑布把灯蒙上，让一圈灯光透射到桌子上。我铺开了纸，抓起了笔，热泪纵横中一口气写出了我的《火炬之歌》，时间是1969年8月15日” 。

在远远的天边移动

在暗蓝的天幕上摇晃

是一支发光的队伍

是静静流动的火河

照亮了那些永远低垂的窗帘

流进了那些彼此隔离的门扉

汇集在每一条街巷  路口

斟满了夜的穹庐

跳窜在每一双灼热的瞳孔里

燃烧着焦渴的生命

啊火炬，你伸出了一千只发光的手

张大了一万条发光的喉咙

喊醒大路  喊醒广场

喊醒——世代所有的人们——

——《火炬之歌》

黄翔的《火炬之歌》成为一个黑暗的时代企图点亮人性灯盏的启蒙之光，而他的《野兽》、《白骨》、《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等诗则更为有力地呈现了“文革”这样一个人妖颠倒、人性沦落的“吃人”时代的本质和诗人决绝的反抗精神：“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 一个时代扑倒我 / 斜乜着眼睛 / 把践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 撕着 / 咬着 / 啃着 /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喉咙”（《野兽》）。黄翔的诗歌中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诗人的真实感受，诗歌中的自我是燃烧的，爆裂的，“没有‘我’的诗是虚假的，伪善的；每一首诗中都有‘我’独立其中”。确然黄翔的诗是就是剧烈燃烧的火团，作为主体的诗人在其中喷薄燃烧。在“非人”的时代诗人喊出了惊世骇俗、撕心裂肺的最具震撼力的人性的声音，“提到黄翔，我想到的是一部诗的野史，其实，也是一部本真的诗史，一块‘活着的墓碑’，一个终生背负诗的十字架的殉‘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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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贵州高原诗人群的代表诗人黄翔在新诗史中所受重视程度不足与其诗歌被挖掘程度、诗歌传播范围和主流的认可有关，也与其诗歌写作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当然也与食指、白洋淀诗群与后来的《今天》和“朦胧诗”的血缘关系有关。在“今天诗派”（朦胧诗）越来越成为新诗史的正统的今天，与之关系紧密、具有传承关系诗人、诗群肯定会得到重视。黄翔只有少数诗作被批评界提及，少数的新诗选本将黄翔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黄翔的诗作至今仍只得到有限度的认可，这既是诗人的悲剧，也是政治文化的悲剧。

黄翔曾经说过自己从来都没有和北京的那帮“今天诗人”们有过交往，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黄翔这位西南诗人对北京诗人的不满和某种觊觎心理。芒克的家里，有黄翔和哑默送给芒克的一幅书法：“天生我才必有用”。1979年秋天黄翔带领“启蒙”的成员到北京会面“今天”诗人。在圆明园留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当时有北岛、芒克、黄锐、江河、陈迈平、甘铁生以及黄翔、莫建刚、薛明德、张玉萍、于美好等人。1980年代，时在北京的贵州诗人王强曾带着黄翔到芒克家里，宣传黄翔创立的“宇宙天体星团”，“我至今没明白这个‘宇宙天体星团’到底是何物？是个诗人团体呢，还是什么新的思潮或者新的发现？反正我猜得出这种稀奇古怪的花样儿肯定都是老黄翔的产物。因为他这个人从不甘寂寞，所以免不了要折腾。” 至今芒克仍然留有当时自己带着黄翔夫妇和王强在圆明园的一张照片。当时是冬天，在圆明园的废墟下芒克这位北方诗人显得格外高大，他的身旁是黄翔夫妇。黄翔穿着浅色的羽绒服，秋潇雨兰穿着深色的大衣、围着毛围脖。199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芒克带着食指、黄翔、黑大春等人去拜访崔卫平。而当1993年与诗人过从甚密的摄影家肖全给芒克拍的照片遭受到芒克的愤怒和尖锐批评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从这些琐碎甚至在一般文学史家那里毫无意义的日常细节中能够看到以芒克为首的这些曾经叱咤诗坛的北方诗人的性格和仍然时时闪现出的北方精神——直率、天真、洒脱、不羁。柏桦也曾在90年代初“现代汉诗”编委会称芒克为“极权”诗人，当时在安徽为期三天的编委会上，芒克强行拉着柏桦喝酒、打篮球。

在叙述文革时期的诗人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同样在文革时期进行“地下”写作群体受关注程度显然不如食指和白洋淀诗群。黄翔在90年代写给钟鸣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自己对贵州诗人群被忽略的强烈不满。值得提及的是1994年作家出版社拟出版黄翔诗文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一书。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收入黄翔1959年以来的诗歌、诗论、随笔的《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诗文集最终没有出版。该书迟至1998年8月才由纽约天下华人出版社出版。黄翔至今已出版大量的诗文集，也有少数的新诗选本将黄翔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但黄翔的诗作至今仍是得到有限范围的认可。尽管一些新诗史和文学史在叙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时仍会礼貌性地谈到黄翔和贵州诗人的简略情况。

黄翔1941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桂东，半生命运多舛。而他的出身更是在当时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厄运，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的局长，母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黄翔出生不久就被带到湖南桂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因为出身不好，黄翔从儿童时代就被视为危险的异类分子，8岁时即被游街和关押。这种政治灾难给黄翔一生产生难以言说的影响。14岁的黄翔从湖南回到贵阳，在工厂当学徒。而三年之后，也即1959年黄翔在青春期的冲动下登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而因为企图偷越国境罪黄翔被劳改三年。文革爆发不久，在抄家中父亲的照片、委任状以及黄翔的诗歌手稿、书信都被作为罪状的铁证。黄翔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精神崩溃的黄翔曾几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此酷烈的人生命运和政治遭际无形中加速了黄翔爆裂的反抗性，也形成了难以抹去的政治情结。

处于“流放”中的黄翔最终在哑默位于野鸭塘的房间以及废弃的天主教堂里找到了诗歌、音乐和灵魂的安顿之所。

当时沙龙主要涉及音乐、诗歌、哲学等，主要人员有哑默、黄翔、李家华、郭庭基、白志成、江长庚、曹秀清、李乐年、戴舜庆、包晓冬、朱虹等。黄翔拿着自制的巨大蜡烛在哑默房间里朗诵《火炬之歌》的情形也在今天成了诗歌史上的传奇，尽管这种传奇曾长时期被淹没在北方诗歌的巨浪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沙龙也不能排除男女之间情感的因素，比如贵州诗人圈里至今几乎不被提及的几位女性，如谭晓星、陶娟娟、朱虹等。当文革结束，郁积多年的火山终于可以喷发了。1978年10月10日黄翔带领“启蒙”成员方家华、莫健刚等扛着诗歌进了北京。《火神交响诗》被张贴在人民日报社的墙上。仅仅一个月之后，黄翔、李家华、方家华、杨在行、莫健刚、胡长论等人（罗宾孙和黄杰在大字报上签字，但因故未到北京参加活动）再次到北京张贴诗歌大字报《致卡特总统的信》以及李家华的长篇评论《评<火神交响诗>》。李家华这篇文章以极具煽动性和挑战性的言辞“清算”了文革，“他们用扬声器反复播送一种声音发动进攻，用书籍、报刊反复讲一种观点发动进攻……在他们的大举进攻面前，人们白天沉默寡言，夜晚惶恐不安，有如在劫难逃的惊弓之鸟……在他们灭绝人性的红色战争面前，健康的人会突然病倒，正常的人会突然发疯，抵抗力差的会突然死去……每天都有服毒自杀和上吊丧命的消息传来……厄运随时都可能他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惶惶不可终日……绝望已经到了极限……只有一个希望在心中扩张着：地球尽快爆炸，让制造罪恶的人和被罪恶毒害的人全部同归于尽”。当时大字报由90张巨型纸组成，长度竟然近100米。他们在大字报上留下的地址是贵阳八角路一号。此后黄翔接二连三到北京高校演讲，他的政治情结是如此的强烈。极强的革命后遗症和过于膨胀的自我意识和占位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这些诗人和诗歌，“啊中国，我看见你站起来了，在民主墙上。/ 你在这儿站着大声疾呼，大声发言。/ 你手里提着油印机的滚筒，/ 或者一张刚油印好的诗篇，/ 身上沾满了蓝色的黑色的油墨。/ 你被无数的人包围着，是的，/ 无数的人，越来越多的人，/ 男人们，女人们，老人们，孩子们”（黄翔：《民主墙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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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黄翔1978年第二次到北京时几乎完全成了政治运动的重演。

他在广场上高呼“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每一次来北京黄翔等人有两件事必须做，一是吃烤鸭，一是到天安门前合影。而当时身居北京的北岛对外省诗人和刊物的评价显然更具准确性和预见性，“《启蒙》在北京的效果并不理想。批《启蒙》的大字报姑且不谈，在一些有思想的年青人也反响不大。我和我的朋友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内容过于空乏，而且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这样容易失去群众”。值得注意的是黄翔和李家华因为分歧而导致“启蒙社”分裂。1979年3月李家华等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北京大学宣布成立“解冻社”。李家华等一行人离开北京后又一路在南京、上海、杭州、贵阳等地宣传“解冻社”。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和上海等地也都有民主墙，一般设在广场上，比如上海的人民广场民主墙、重庆解放碑附近的民主墙。李家华和汪印风于4月5日早上在重庆被捕，关押于原来的中美合作所，后又转押至贵阳的豺狗湾看守所。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和“地下”刊物活动是短暂的。1979年3月《探索》发表魏京生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使得这场民主运动很快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而戛然结束。

北京已经成为黄翔等西南“边地”诗人心目中的一个高大的舞台。这给那个时代包括黄翔在内的“外省”诗人制造了运动和诗歌的双重幻觉——只有北京才是唯一的展示中心。而这种核心所带来的影响和力量确实可以从黄翔当年进京时的轰动场面中得以印证：

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墙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接着，两个箩筐那么大的字“启蒙”赫然显现。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于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

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文学的中心在60到80年代不仅吸引着来自西南的像黄翔这样的“边地”诗人，同样出身北京的诗人对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单民主墙以及各个高校所怀有的那种冲动也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换言之，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北京作为北方乃至全国诗歌的中心召唤着南方和北方的诗人来到这里“朝拜”。当然，身在北京的北岛、芒克等诗人照之边缘的其他省份的诗人还是天然获得了一种地理、文化和心理上的优势。同时北京的这种中心位置不能不受到“外省”诗人的妒忌甚至不满。加之像黄翔这样的过于自我膨胀的诗人，即使像北岛这样冷静、平和、客观的诗人也不能不对黄翔这样的南方诗人敬而远之。1983年，北岛等人曾到贵州遵义参加一个诗会，途径贵阳时北岛却没有和黄翔联系，这使黄翔大为恼火。而去北京时黄翔则联系一切可能联系的诗人，时在《新观察》工作的北岛因为工作原因耽搁了与黄翔的见面。结果黄翔居然找到《新观察》杂志社并当面质问北岛。黄翔曾在1986年“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热潮中带着刚刚炮制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再次来到北京。这次黄翔、哑默等人同样野心勃勃，“诗歌天体星团将以野公牛和野母牛的方式瞪视和骚乱‘小视’自己的新旧‘绅士诗坛’，将以飓风嗥叫水面的姿势荡涤一切精神界的浮渣泡沫。泡沫消失，渣滓荡尽，水底原岩方始微露水面”，“一切制造‘诗歌’和‘理论’的‘小炉匠’滚开！一切空头‘理论’与诗创造不相契合者滚开”。黄翔企图在北京再次引爆诗歌，他先后在北大、人大、北师大、中央工艺美院和鲁迅文学院等地举行诗歌朗诵和即兴演讲。但包括北大那次，黄翔等人的活动多被叫停。黄翔也因为扰乱社会治安以及“引动学潮”而再次入狱。至此，“启蒙”和“天体星团”宣告结束。

文革期间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师范教书，其时住在娄家湾水库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一个偶然的机会钱理群与张嘉谚相识并开始读书和交流活动。1980年10月，张嘉谚在贵州大学主编民刊《崛起的一代》。第一期即发表针对艾青和周良沛等“大诗人”的批判文章，刊物后来被禁。而远在西南僻壤的青年诗人对艾青等成名诗人的不满也似乎暗示了一个年轻诗人时代的到来，“当艾青摆出权威的架势，蔑视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的挑战，并企图利用政治的力量将其扼杀时，他就已经宣告了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诗人的死亡，艾青的诗歌创作就是由此走下坡路的，这绝非偶然”。

那么多的外省诗人对北京的印象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这里才是中国诗歌的核心。而当他们怀着莫大的期待和热情来到这个巨大的广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极大的反差，冷漠还有深深的失落。1980年代中期“非非”主将杨黎出川北上，“在北上的火车上，‘非非’的杨黎，激动地估算着迎接场面，当走出‘四点零八分’的车站时，却没看见一个欢迎者”。1993年秋天，黄翔从美国回到贵阳后在一次饭桌上无奈地抱怨道“我们生不逢时，一切都被北京那几个占光了，真是早叫的公鸡，晚到的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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