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雨诗选

2017-11-22 孙大雨 星期一诗社

孙大雨（1905-1997），原名孙铭传，原籍浙江诸暨县，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曾先后在美国达德穆文学院和耶鲁大学研究院学习英国文学，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央政治学校英语教授兼主任。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自己的写照》、《精神与爱的女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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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绝

(原载1926年4月10日《晨报副刊·诗镌》一三七六号)

(原载1928年10月2日《晨报副刊。辰星》第三期)

(原载1924年10月《清华周刊。文艺坛刊))

(原载1925年l月《清华周刊。文艺坛刊》)

开篇不谈孙大雨

说尽格律也枉然

一

话说1997年1月5日，新月天空的最后一颗巨星悄然陨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孙大雨先生，因病在华东医院逝世。弥留之际他没有留下遗言，九十二岁高龄的他，留给了后人十二部上乘的著译，留给了后人丰厚的格律遗产，安详地去了。

二

孙大而教授。1905年1月生，原名孙铭传，字守拙，号子潜，浙江诸暨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26年8月赴美国留学，1928年毕业于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德穆学院。后在耶鲁大学研究院研究英国文学，1930年秋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青岛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回上海，应聘到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同时在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兼课。1950年7月，孙大雨教授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1980年9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教授，并于1986年11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离休。

孙大雨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孙先生早在1946年10月就加人了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春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曾担任临时召集人、干事和代理主席，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为国家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奋斗。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民盟转人地下斗争，孙大雨先生担任了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五区分部主任，,1948年4月担任宣传委员，经常执笔起草大教联的民主革命宣传文件，支持爱国学生参加反暴行、反饥饿、反蒋、反美的斗争。上海解放前夕，巴黎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时，他起草了《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书。参加发起组织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教育工商界人士二百余人签名并在《大公报》、《文汇报》上发表，其英文宣言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并经塔斯社发往莫斯科、巴黎、布拉格等地，并由许广平团长在大会上宣读。1949年3月，上海民盟组织成立解放工作委员会，领导迎接上海解放的各项工作。孙大雨教授是二十八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组织的领导下，他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孙大雨教授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人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

孙大雨先生一生为人耿直，经历坎坷。他曾于1957年7月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于1984年7月对其错划右派作出复查改正结论；上海市公安局于1984年6月对其文革中的错案给予了平反，恢复名誉。

三

辑录几件孙大雨的轶事。

孙大雨少年时期才华出众，1922年夏考入清华学校，加入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清华文学社”。“清华文学社”成立于1921年，主要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等，其中大部分成员于诗歌情有独钟。由于他别号子潜，因此和社内的朱湘（号子沅）、饶孟侃（号子离）、杨世恩（子惠）三人，被称为诗坛“清华四子”，以后这四人又参与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诗派”，故又被称为“新月四子”。

孙大雨为人豁达大方，热情助人。在清华读书时期，好友朱湘孤傲执拗，不满于学校呆板是教育方式，为学校所不容。朱湘被学校开除后，处境困难，只得南下谋生。出于友情，孙大雨写信嘱咐家中热情接待，并寄宿家中，后临走时又给予伙食车费。

孙大雨留美期间，曾到加拿大去游览，访问了麦古尔大学，后来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曾给他寄去为期五年的聘书，并许以高薪，希望他前去工作。但他对图书馆的那份工作没有兴趣，最终还是回到中国。

抗战时期，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要他去当教育部，担任陈立夫的英文对外宣传秘书，由于他目睹国民党的种种恶劣行径，非常厌恶，因此断然予以拒绝。

解放初期，孙大雨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据说第一次全国高校统考的英文试卷是他命题的。有一天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来到虹口新陆村他的住所，吞吞吐吐说她的儿子今年要考交通大学，各门功课都好，就是英文没有把握，言下之意想请舅舅通融一下。他听后正色道:“叫他快去苦读，在我这里没有捷径可走。”姐姐只好面带愧色地回去了。后来这位外甥毕竟还是考取了交大，日后成为一名造船专家。父亲在日他每年春节均来看望娘舅，丝毫没有一点芥蒂。

在课堂上，孙大雨是严师。一次，一位四川同学未认真听课，答非所问。在英语习作中，又把英文的句点‘·’写成中文的句号‘。’。孙大雨发火了，批评似倾盆大雨而来。他用粉笔使劲地敲着黑板。由于激动，把黑板点得咯咯响。他板起面孔说：“句点！不是圆圈！不是圆圈！”为一个标点符号，竟发这么大脾气！

孙大雨也是民主斗士。1947年春，经清华同班同学彭文应先生介绍，他加入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大教联”成立于1946年，由张志让在重庆受周总理的指示发起成立，由党通过李正文、曹朱风等党员同志来直接领导，孙大雨、彭文应、许杰、陈仁炳、董每戡、林穆光等七人担任“大教联”干事。“大教联”公开积极支持波斓壮阔的学生运动。孙大雨同志还起草了大学教授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征集了七十六位大学教授的签名。宣言的中文稿在《大公报》、《文汇报》等中外报纸上发表，并由塔斯社向全世界作了广播。

“大教联”还策划，由孙大雨起草《备忘录》，揭露蒋政权的独裁凶暴、贪赃枉法等罪恶行径，以之与美国特使魏德迈谈判，要求美国停止援蒋。这份《备忘录》历数蒋介石及其家族统治倒行逆施的具体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不合理措施和压制学生运动的残暴行径，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做三件事:

一、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

二、促进中国国内和平，使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三、保障人权，实施民主政治。

魏德迈回国之后不久，美国即终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加速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彻底灭亡。

就是这样一个耿介清正的爱国志士，在文革中竟被划为“大右派”，被定为“反革命”，成为全国所有大右派中惟一受到刑事处分的人。实在令人唏嘘！

1970年12月，孙大雨被释放出狱。他是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回到家中的。在所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他已居“反、右”双重身份，罪莫大矣，即使在家中，也在里弄“管制”之列要强制劳动改造，有一个时期，他每天要在城窿庙附近扫街。就是在这种境遇中，他捧着家人当年冒着风险藏起来的几本莎剧原作，白天扫街，夜间拉上窗帘，在昏黄的灯光下，又沉浸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中。就这样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又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两部莎剧简注本——因为抄家后他已失去了以往赖以翻译的阜纳斯的莎翁全集集注本。至此，加上解放前出版的《黎娜王》，“文化大革命”前译的《罕秣莱德”、《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等六部莎剧集注本，总共他翻译了八部莎剧。

四

孙月波生于1906年，无锡人，年轻时因反抗包办婚姻，只身来到上海。后在上海美专就读，与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同学。美专的校长是刘海粟，所以她可算是刘海粟的学生。后来她还师从贺天健学画。其时孙大雨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风华正茂，已是大学教授，与刘海粟是朋友，有交往，他与孙月波就是在刘海粟家中认识的。孙月波年轻时是一个娇小亮丽，孙大雨一见倾心，置外地大学的教职于不顾，专心留在上海追求意中人。孙大雨人长得魁梧，又高又大，平时走路健步如飞，但在追求月波时，陪月波在马路上散步，耐着性子陪娇小的月波一步步缓行。

通过接触，两人情投意合。在刘海粟前夫人张韵士撮合下，于1933年在上海新新公司楼上礼堂举行婚礼，清华校长曹云祥也应邀光临。在婚礼上，胡适致辞祝贺，诗人陈梦家的姐姐弹奏《结婚进行曲》，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孙月波性格温柔，极其随和，与孙大雨的刚强、认真、执著甚至固执的性格正好相反，然而他们刚柔相济，和睦相处，几十年的家庭生活没有大的波折，真正做到白头偕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孙大雨惨遭厄运的这么多年，孙月波能忍辱负重，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着丈夫的一切，堪称典型的贤妻良母。

1987年5月21日，孙月波因肺癌溘然长逝。妻子去世后，孙大雨不时念叨：“月波生肺癌，是吸烟害了她，要是早能戒掉又多好！”他这样说，无非是在怀念相濡以沫的老妻，为她惋惜。其实孙月波的吸烟与丈夫也有关，因为丈夫遭厄运多年，她内心十分苦闷，有时就借烟驱愁，在经济十分困难的年月，她只能吸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劣质烟，这无疑是日后生肺癌的明显诱因。

按照孙月波生前的愿望，她的骨灰安葬在风景秀丽的苏州风凰公墓。

1997年1月5日，孙大雨因感冒并发肺炎、心力衰竭在华东医院干部病房逝世。逝世后，骨灰按规定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骨灰存放室十年。

五

作为一名诗人，孙大雨一辈子与诗结下不解之缘，一辈子倡导格律体新诗，一辈子用他创建的语体文“音组”机构写诗或译诗。

孙大雨在少年时期受《时事新报)、《新育年)、t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刊物的熏陶和影响，对弥尔敦、雪莱等名家的诗作产生兴趣，从而向往诗神。在1920年他年仅十五岁时即在《少年中国》一卷十一期上发表了处女作新诗《海船》，接着他又在1922年8月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水》，同年《小说月报》十三卷五期上发表了《滴滴的流泉》。这些少年时代习作的成功，改变了他希冀成为天文学家的初衷。鼓励他走进了诗歌的王国。但这些初期的诗作存在着“五四》时期自由体新诗的共同特征。

1922年秋，他告别上海，进人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后不久，就加人以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顾毓琇)为骨干的“清华文学社”。“清华文学社”是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虽然它分成小说、诗歌、戏剧三组，但由于大部分成员喜爱诗歌，所以研究诗、写诗成为文学社活动的中心。他们住在西单梯子胡同两间房内，朝夕相处。读书写诗作文，为新诗的发展、形式、韵律。。。。。。等展开热烈的讨论。

在此期间他先后参与《清华周刊·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并在该刊发表了新诗《秋夜》、《荷花池畔》、《舞蹈会上》。井连载长篇论文《郭沫若——“女神“与“星空”》以及《十四行诗和连锁韵》。探讨“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与不足，并注意到创建新诗格律之必要。

他在研读了西方诗歌名篇以及诗歌理论，并联系“五四”以来国内新诗创作的现状之后，已感觉到随着白话文兴起应运而生的语体文诗歌(即所谓新诗)为反叛旧体诗格律的束缚似已走向极端，有自由化泛滥的倾向，他意识到，为了新诗的成熟和发展，有必要借鉴西方诗歌的韵律，以建立我国白话文新诗的格律机构。

这一初步设想在随后于1925年夏清华毕业后他在浙江海上普陀山佛寺园通庵客舍游历盘桓期间，潜心探索新诗所能采取的格律形式，终于创建了他的“音组”理论。所谓“音组”，那是以二或三个汉字为常数而有相应的不同变化的结构来实现的。

回到北平后。他与此时已从美国学成归来、任教于北京艺专的闻一多交换了心得，并于1925年冬末至1926年春初，酝酿写出了一首京大利彼得拉克体的十四行诗《爱》，每行均有严格的五个音节，发表在1926年4月10日的《晨报副刊·诗镌》上，这是新诗创作中运用“音组”理论有意识地付诸格律体新诗创作实践的首次。它比闻一多的第一首格律体新诗《死水》(北京《晨报·诗镌)，1926.4.15)还早五天发表。

至此，为寻求一个新诗所未曾有而却应当建立的格律制度，通过努力探索，他终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初步成果。

他在清华毕业后，于1926年去美国留学。在赴美途中的远洋轮船“麦钦莱总统号”上，写了新诗《海上歌》，后寄回国内发表在《新月》月刊1928年4月10日的第二期上。1928年他在纽约又写成颇具现代意识的诗歌《纽约城》，载于1928年10月2日的《晨报副刊·辰星》第三期；这首诗发表后引起诗坛的重视，朱自清给予这首仅十五行的短诗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首短诗还可当‘现代史诗’的一个雏形看”。回国后他有写了长诗《自己的写照》380多行。陆续分次发表在新月《诗刊》及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首长诗原拟写一千行。后因时过境迁终朱写完，只是个残篇。台湾著名诗人痖弦高度评价《自己的写照》“确是中国早期新诗坛一座未完工的巨大纪念碑。”

此后，抗战时期在山城重庆他又写过十四行诗《遥寄》四首，发表在1943年《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二期与第四期。从此以后，他再无创作新诗发表。只是在反右运动中他因言获罪被囚禁时又写有《狱中商乃诗四首》，这首诗在“文化大革命”期被抄走后作为“罪证”借口而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

三十年代起，他把兴趣转移到了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上。莎剧为诗剧，或称戏剧诗，它的约百分之九十的文字是素体韵文，每行均有严格的五个音步，他用自己所创建的“音组”对应莎剧中的音步进行翻译。晚年他又将我国的楚辞、唐诗、宋词等用古典英文韵文译成英文，还把乔史、莎士比亚、班。绛荪、弥尔敦、华兹华斯、雪莱、拜伦、济慈等名家的英文诗作译成中文。

约在1940年前，他写有长篇诗论《论音组》。

五十年代初。他进一步写有《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书，是他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作。此书因以后的反右运动而被出版社延搁未能出版。但该书的核心部分《诗歌底格律》则已在1956年第二期与1957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

似乎可以这么说，他自二十年代起倡导新诗格律和音组理论及其实践，一直到九十年代他离开这个世界，在这方面的探讨他是一以贯之，痴心不改。

六

孙大雨的格律理论主要体现在《论音组》、《诗歌底格律》两篇论文中，孙大雨的格律理论的核心是他的“音组说”。

《论音组》未曾发表，收入《孙大雨诗文集》。

《诗歌底格律》全文约七万字，分五个章节叙述：一、诗歌的范围和艺术成分，二、格律问题——节奏和音组，三、几种外国语韵文的音组机构，四、文言诗的音组，五、新诗的音组和韵。加上补充说明和详细的注释。也收入《孙大雨诗文集》。

其主要论点为：

一、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一首正常的或完整无缺的诗应当用韵文写；至于韵文，它可以押韵脚，也可以不钾，但一定得有整齐的节奏。否则就不成其为韵文，而是散文了。

“自由诗”和散文诗是变体。是诗与散文两大领域、两大表现方式交界处的一些地带，一些现象，不是和正常的诗〔即所谓格律诗)占同等重要地位的、势均力敌的表现方式。

二、诗和韵文的关系。一篇韵文却不一定是一首诗。它可以是一首诗，如许多古今中外的诗人们的优秀作品那样——光就形式来讲是韵文，就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来讲是诗；它也可以不是一首诗，如歌诀、箴言、铭辞、咒语、绝大多数的应制奉和与唱酬之作、试帖；《三字经》、《百家性》、《千字文》和好些光说理、只教训、庸俗地打油的韵文等等，以及许多人（包括有些诗人，甚至名诗人、大诗人)企图写成为诗而因种种原因失败了的作品。

三、构成一首诗的成分大体上可归结为四种：就是说情致、意境、风格和音组。

四、音组。“韵文为有音组的文字”。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比较扼要而又详尽的定义，显得相同或相似的一个个单位(音步)，每一个单位含蕴着几截“音长”；各单位的音数不必一律(通常一至四为度〕，但较多数单位里的一截截“音长”，都顺着所在的文字里的语音的最显著的特性而连列成差不多的形式;······一一这些单位川流不.息而来，接连几个单位（通常以二至六为度)而成行，积累几行而成节段。如是循环反复，在时间里规则地进行着，使作者读者听者都陶然有醉意：这就是韵文所有而散文所没有的“音组”。

五、音组是一切诗歌的韵律方面的骨千、只有韵文里才有它。节奏可不然，它是所有的艺术形式里（如舞蹈、诗歌、音乐）都有。

六、音组对于一首诗，除了能产生韵文节奏哪显然的效果外，究竟有什么功能作用?

第一，音组的规律性能继续引起读诗者的期待，同时又能继续满足这期待。使他感到一阵微妙的愉快。……

第二，音组(佐以一首诗的其他成分)所给予读诗者的那阵微妙而愉快的单调有一种微妙的催眠作用。使读者在意识上比较地疏忽了音组本身的规则性，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上述的许多不同点上，更进而用全神去品鉴那些不同成分彼此间的协调及全体的和谐。

第三，音组能引起读诗者的运动和流走意象，使他产生近于舞蹈或驰骋的感觉。……

第四，音组在一首诗里有辅佐着风格隔离现实的功能。使诗中所表现的情致意境不仅与实际人生里的情感处境类似，且显得分外优越，以便读诗者站在主观与客观的交界处，去充分感悟那精淳化了的亲切有味的情致意境。

七、在新诗里的音组应当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回答是：音组乃是音节的有秩序的进行；至于音节，那就是我们所引以为常但不大自觉的，基本上被意义或文法关系所形成的，时长相同或相似的语音组合单位。

八、关于押韵和韵律。以我们的民族传统来说，绝大部分诗歌都是押韵的。所以我们的新诗歌大体上也应当押韵；上千行的长诗则可以押，也可以不押，须视作品的性质和内容而定。韵脚或脚韵，只要善于运用，一方面有助于语言之间的和谐；另一方面能点醒诗行的终迄，加强三级节奏；三方面可以和内容互相应和，发出声音上的共鸣，增加意况和情致的效果；而同时又是一种装饰，能使背诵者便于记忆。

七

许霆在《新诗“音组”说的创立者—孙大雨》一文中评论道：

我国新诗运动初期，倡导“诗体解放”，在新诗语言形式上推崇的是“自然音节”说，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的音节。”(《谈新诗》)这种理论主张固然推动了新诗冲破旧诗程式化节奏而诞生，但同时造成了无量数的新诗的语言散文化、自由化、直接导致了1922年下半年起的新诗发展的中落。接着，新诗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趋向之一就是新韵律运动的兴起。陆志韦是第一个有意创新格律者，理论主张是“节奏千万不可少”和“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他针对“自然音节”说，提出“有节奏的天籁”，具体方式就是”舍平仄而采抑扬”。其后，刘大白、俞平伯、郭沫若、穆木天、后期湖畔诗人等都探讨过新诗格律，但他们没有找到解决新诗规律化节奏的基本途径。只有到了新月诗人登上新诗坛，新韵律运动才达到高潮，成果卓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孙大雨和闻一多找到了新诗格律节奏的基础及其展开方式。即孙大雨所概括的新诗“音组”说，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时至今日，新诗的“音组”说，虽然已愈益得到人们的认识、重视与首肯，但毕竟尚未成为人们公认的准则。不过，已有愈来愈多的诗人用“音组”结构来写诗、译诗，却是不争的事实。

曰：孙大雨最早发现了诗歌创作中新诗旧诗在语言上单音词与双音词（或三音词）的不同，并提出了较为行之有效的格律理论——音组，后又为之践行一生。他的音组说可谓新诗格律理论的基石，三十年代叶公超著文说“音组”，朱光潜讨论“诗顿”，梁宗岱主张“节拍”与“均行”说，罗念生提出“节律与拍子”说，林庚提出“新音组”说，周煦良谈论“时间的节奏与呼吸的节奏”，都涉及到对“音组”的理解。“音组”实在已经成为新诗形式建设的墓础，讨论新诗格律谁也无法回避“音组”问题。这种种都是建筑在孙大雨、闻一多创立的“音组”说基础之上的，而且最普遍最得到肯定的还是孙大雨所创立的形式，即以二字三字为主也允许变化的音组为节奏单元，诗行的音组数一定而音数不限。由此我们可以说，孙大雨“音组”说莫定了新诗格律形式发展的巷础，使中国新诗解决自身的语言节奏问题有了可靠的前提。他的创作实践更是探索研究新诗格律的宝藏。

孙大雨是新月天空最后陨落的一颗巨星。无论境遇怎样艰难，他一生都在践行者新月的格律主张。特别是他不仅在新诗中探讨格律，把新诗的格律实践延伸到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中，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诗剧，带有新诗格律元素——音组、韵律等实践的诗剧。而且把古典格律代表《楚辞》、《唐诗》译成带有西方格律形式的英文。其功莫大焉！

1980年第一期《文学评论》刊有肖韩的文章《新诗的音组、韵律和成型问题》，指出：“孙大雨先生早在1956年与1957年两期《复旦学报》（人文版)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诗歌底格律》，详细论述了音组和韵律在新诗中的运用问题。……要探讨新诗的形式、格律、音组等问题，这篇论著不可不读。”

孙大雨才华横溢，为人正直，身处逆境，坚韧不屈，造就了新月诗人的一段长寿传奇，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格律实践和理论遗产。惜乎生不逢时，恰遇摧残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蹉跎了岁月，荒废了生命（大雨先生被打入另册总共是二十七年零二十三天），诗人太多的抱负无法实现！

正是孤高自傲凭才气

耿介清正自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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