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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策兰1

2017-11-29 星期一诗社 星期一诗社

目录:

1、在这“未来的北方河流里”——策兰后期诗歌

2、幸存之眼——读策兰的诗

3、策兰诗歌中的沙:没有沙艺了




名家荐读:胡适 郑愁予 周伦佑 洛夫 痖弦 仓央嘉措 戴望舒 林徽因 徐志摩 卞之琳 海子 废名 穆旦1 穆旦2 顾城 席慕容 余光中 北岛 芒克 食指 鲁迅 郭沫若 公刘 陈敬容 臧克家 贺敬之 刘大白 刘半农 徐玉诺 冯至 沈从文 汪静之 冯乃超 朱自清 苏金伞 朱英诞 周作人 流沙河 潘漠华 金克木 胡风 方令孺 刘梦苇 邵洵美 孙大雨 韦丛芜 辛笛 鲁藜 陈梦家 方玮德 邵燕祥 罗逢春 陈秀喜 李金发 朱湘 何其芳 周梦蝶 郭小川 沈尹默 闻一多 李广田 羊令野 钟鼎文 艾青 俞平伯 覃子豪 王统照 宗白华 冰心 阿垅 冯文炳 冯雪峰 应修人 骆一禾 穆木天 刘延陵 田间 杜谷 南星 彭燕郊 邹荻帆 康白情 徐雉 于赓虞 饶孟侃 梁实秋 王独清 臧棣 翟永明 韩东 余怒 汤养宗 于坚 李少君 柏桦 谢冕 多多 张枣 东荡子 沈浩波 伊沙 昌耀 杨克 欧阳江河 纪弦 西川 杨黎 杨炼




在这“未来的北方河流里”

——策兰后期诗歌

王家新



“人类之外的歌”

在策兰的后期诗作中,有这样一首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和谈论的诗:


线太阳群

在灰黑的荒原之上。

一棵树——

高的思想迎向光之音调:人类之外

那里依然有歌

被唱。

——《线太阳群》



关于这首诗,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这样说:“这首短诗丰富的情感描绘为我们展开了一片广阔的空间。它使我们想起了我们在某些时候都曾观察到过的一种气象现象:光线在一片灰黑色的荒野上展开,空间和距离交错变换……据诗中的意思看,‘线太阳群’指的是已经不那么圆了的、变成了丝缕的光线的太阳……当然,这里的地平线是精神层面上的……引人注目的是,‘线太阳群’是复数形式——这个复数暗示着世界的无限广阔和无名。……于是,一种像树一样高的思想在这里产生了……它已经成长到了与这神圣的戏剧相称的级别,就像一棵树,已经到达了天空的高度。它撞击到了光影般的声响。以这种方式被碰触到的光影般的声响,是一种歌声。……这便是这首诗的构建真正想要表达的信息:‘人类之外/那里依然有歌/被唱。’”(GadameronCelan:“WhoamIandWhoareyou?”andotherEssays,TranslatedbyRichardHeinemannandBruceKrajewski,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7)


而彼埃尔·乔瑞斯对这首诗的解读也很有洞察力。作为一个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诗人和翻译家,乔瑞斯与有些译者选择性地译介策兰不同,他给自己定下了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一本一本地研究和翻译策兰的诗歌。他已为人们提供了三个完整的策兰后期诗集《换气》(Atemwende/Breathturn,1967)、《线太阳群》(Fadensonnen/Threadsuns,1968)、《光之逼迫》(Lichtzwang/Lightduress,1970)的译本,还主编过一个全面的策兰诗文选集。在他看来,策兰的“线太阳群”,就是继诗人“呼吸转换”后所展示和确立的新的尺度——一种后奥斯维辛的美学尺度:“这些线的太阳群交迭进入词语,显示出延伸的线,它们比一般的线‘thread’更丰富,它们还带有英语中‘fathom’一词中的某种意思,即‘测深线’。……因此,这线是测量空间的,或是‘声测’深度的(诗中提到了‘光的音调’或声音),也许,这线就是一种尺度,一种对世界和诗歌来说新的尺度。”(PierreJoris:Introduction,Breathturn·PaulCelan,SunandMoonPress,1995)


这样的解读富有纵深感,也更能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策兰后期创作的趋向。这样的解读,加深并扩展了我们对策兰的认识。《线太阳群》在中文世界里已有数个不同的译本,下面我们来看诗人张枣的译文:



棉线太阳

普照灰黑的荒原

一棵树——高贵的思想

弹奏光之清调:敢有

歌吟动地哀,在那

人类的彼岸。



“线太阳群”被译为“棉线太阳”,“高的思想”被译为“高贵的思想”,这类带有明显改写性质的翻译,显然和译者自己的美学情调有很大关系。更大胆的是把鲁迅的一句诗“敢有歌吟动地哀”硬生生地插入到策兰的诗中,可谓惊人之举。无论人们怎样看这样的翻译,它说明了一点:对于自身命运的沉痛体验,是一些中国诗人走向策兰的重要起因。这里我想起了前东欧著名理论家卢卡奇,据说他曾批判过卡夫卡,但布拉格之春事件后,他从苏联人的监禁中出来后这样说了一句:我理解了卡夫卡。


不过理解总是相对的。我想我们谁都不可能说自己完全理解了卡夫卡或策兰。这会是一个艰巨的、漫长的历程。借用德里达《“示播列”——为了保罗·策兰》中的一个出自《旧约》的典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说出“示播列”(Schibboleth)这个通行暗语,但我们念出的却不过是“西播列”。我们咬不准那个致命的发音。我们离那种策兰式的“痛苦的精确性”也相去甚远。这里我又想起诗人北岛,对策兰这首诗,他就曾指责我们所译的“线太阳群”为“生译硬译”,“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就是串成线的太阳”。他这样一“其实”,也就心安理得地把它译成了“串成线的太阳”!


是这样吗?我想,即使我们没有读到乔瑞斯的解读,我们也会直觉到在“灰黑的荒原”上高悬、延伸的“线太阳群”带有某种测线和尺度的意味。线太阳群、灰黑的荒原、俄耳甫斯的高树(“一棵树——/高的思想”,这显然是对里尔克《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的著名开篇“俄耳甫斯在歌唱!一棵高树在耳中”的反响),这不仅是一幅奇异的画面(它既近且远——那是一种“内远”),这也是一个诗人来到某种决定性的临界点上、或者说在他“换气”的一瞬所看到的一切!


也可以说,在那“神启的一刻”,一切都不一样了。


而这也是对曼德尔斯塔姆的一次回赠。在写出这首诗的近十年前,策兰曾把曼氏一首写给母亲的挽歌中的“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前,一轮黑色的太阳升起”译为“一些太阳,黑色,燃起在/耶路撒冷前”,这里,单数的太阳变成了复数,“升起”变为“燃起”,过去时变为现在时,变成了永不终结的奥斯维辛时代的风景!(策兰的“黑色太阳群”显然已很有影响了,一本德语国家战后诗选即以此为书名)。


的确,这是后奥斯维辛的线太阳群。这也是策兰自历史的巨大灾变后、自他自己的《死亡赋格》后为自己确立的一种新的诗学尺度。海德格尔一直认为“写诗就是去迎接尺度”。策兰的尺度显然与荷尔德林的或海德格尔的尺度有很大差别了。“人类之外/那里依然有歌/被唱”,这里的“人类之外”,在乔瑞斯看来,就是“在传统的人文主义美学的范畴之外。策兰的写作就朝向这样一种后美学、后人文主义”。


这种后美学、后人文主义的尺度,当然需要放在策兰的整个后期创作历程中来读解。我们在这里也只能点到为止。为什么策兰后期要转向一种石头的语言、灰烬的语言、无机物的语言,这不仅因为这就是奥斯维辛之后所谓“可吟唱的残余”(SingbarRest/SingableRest,这是策兰后期一首诗的题目)。他之所以要从事这种“去人类化”、“远艺术”的艰苦卓越的实践,正和他要摆脱那种“同一性”的西方人文传统的控制、唱出“人类之外的歌”有关。


因而,这里的“线太阳群”,也正指向了诗人所说的“未来的北方”(见策兰《在这未来的北方河流里》一诗)。


“人类之外/那里依然有歌/被唱”,这也是再次获得的人生与艺术的信念。这不正是对阿多诺那个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可能的著名断言的一种回答?是的,这是一种回答。不仅是对阿多诺本人,还是对整个时代的回答了。



“无论你举起哪块石头——”


“奥斯维辛”给策兰造成了永久的创伤,尤其是他自己父母的惨死。此后策兰的全部创作都立足于哀悼,纵然如同德里达在谈论策兰时所说,这又是一种“不可能的哀悼”。


这种“不可能的哀悼”,正可以和阿多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联系起来思考。对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之恐怖,不仅在于大规模屠杀的野蛮,还在于在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文化的可怕变异。他正是从“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的,在他看来,西方整个文明和文化都应对“奥斯维辛”承担责任,不然它就会“倒退到野蛮”,甚或还会成为大屠杀的同谋。因此,“奥斯维辛”之后怎样写诗?阿多诺并没有说就不能写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前提应是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不仅是对凶手,还是对文化和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在曾经裂开了一道可怕深渊的地方,如今伸出了一座铁路桥,旅客们从桥上可以舒适地向下俯看那深渊”。阿多诺曾耐人寻味地引用过这一比喻。的确,难道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就是为了让人们“从桥上可以舒适地向下俯看那深渊”吗?


我想,正是阿多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那种彻底的文化批判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策兰在《死亡赋格》之后重新审视自身的创作。《死亡赋格》问世后在德语世界广被接受和“消费”的情况(它被上演,被谱曲,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诗选,在电台和电视台朗诵,等等),也引起了策兰对自身创作的怀疑和羞耻感,并加深了其内在危机,在他1955年出版的诗集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无论你举起哪块石头——

你都会让那些

需要它保护的人们暴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策兰的创作在变。他后来甚至拒绝人们再把《死亡赋格》收入各种诗选。他要求一种“更冷峻的、更事实的、更‘灰色’的语言”,“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他不想使自己的诗仅仅成为苦难的动人韵脚,而是要以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开始一种更决绝、当然也更孤独的艺术历程。


这种自《死亡赋格》之后的深刻演变,使策兰成为一个“晚词”的诗人。策兰曾自造“晚嘴”(Spaetmund)、“晚词”(Spaetwort)、“偏词”(Nebenwort)这样一些词或意象。这些都是他后期诗歌中核心般的东西。据费尔斯蒂纳在其策兰传中提示,策兰的“晚嘴”乃出自于荷尔德林。对于荷尔德林,“来得太晚”意味着生活在神性隐匿的“贫乏时代”;对于策兰呢,“奥斯维辛”后的写作更是一种幸存的“晚嘴”的言说!


的确,“晚嘴”,这就是策兰在历史时空中对自身创作的定位。作为一个荷尔德林、里尔克之后的诗人,他还需要有相应的“晚词”,以构成他存在的地质学和诗歌世界的修辞场域。这就是为什么在他那里会出现大量“无机物”的语言、遗骸的语言、地质学、矿物学、晶体学、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植物学、昆虫学的冷僻语言。他就写作并“阅读”于这样的“晚词”里。如同有人所说,他要“以地质学的材料向灵魂发出探询”。下面的一些引诗,还不是策兰“最极端”的诗,不过它们也体现出策兰的诗学趋向:



荆豆花光,淡黄,斜坡

溃烂至天上,荆刺

追求着伤口,钟声从内里

传出………

——《布列塔尼的颜料》(《言语栅栏》,1959)



可以看见,从脑筋和心茎上

还未变暗,在地面上,

子夜的射手,在早晨

穿过叛逆和腐烂的骨髓

追逐着十二颂歌。

——《可以看见》(《线太阳群》,1968)



你如何在我里面死去:


仍然在最后穿戴破的

呼吸的结里

你,插入

生命的碎片

——《你如何在我里面死去》(《光之逼迫》,1970)



这说明策兰是一个具有高度羞耻感和历史意识的诗人,在死亡的大屠杀之后再用那一套“诗意”的语言,不仅过于廉价,也几乎是等于给屠夫的利斧系上缎带。甚至可以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他不仅要质疑他的上帝,他也几乎不相信“人类的”“文学语言”了。所以,他不仅要从诗句的流畅和音乐性中转开,也坚决地从人们已经用滥了的那一套语言中转开,“早年悲伤的‘竖琴’,让位于最低限度的词语”——正如费尔斯蒂纳所说。


我想,正是这种实践,使策兰真正进入到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己存在的倾斜度下、自己生物的倾斜度下讲述”。阿多诺从来没有提及《死亡赋格》,但他却十分推崇策兰后期那些“密封诗歌”,因为它们不仅“重构出从恐怖到沉默的轨道”,它们同时又是对“文化工业”、对大众文化消费的一种潜在抵抗。在其《美学理论》中他这样评价策兰:



“密封诗歌曾是一种艺术信仰,它试图让自己确信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或一个完美的句子。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在保罗·策兰这位当下德国密封诗歌最伟大的代表性诗人那里,密封诗歌的体验内容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他的诗歌作品渗透着一种愧疚感,这种愧疚感源于艺术既不能经历也无法升华苦难这一实情。策兰的诗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不可言说的恐惧,从而将其真理性内容转化为一种否定。它仿效一种潜藏在人类的无能为力的废话中的语言——它甚至潜藏在有机生命层次之下。这是一种死物质的语言,一种石头和星球的语言。在抛开有机生命的最后残余之际,策兰在完成波德莱尔的任务,按照本雅明的说法,那就是写诗无需一种韵味。策兰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为之不断地努力,这便是他成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原因所在。在一个死亡失去所有意义的世界上,非生物的语言是唯一的慰藉形式。这种向无机物的过渡,不仅体现在策兰的诗歌主题里,而且也体现在这些诗歌的密封结构中,从中可以重构出从恐怖到沉默的轨道”。(T·H·Adorno:AestheticTheory,translatedby.C.Lenhardt,RoutledgeandKeganPaul,1984)



阿多诺主要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谈策兰的。如果说“同一性”的文化和哲学是导致“奥斯维辛”的深层祸因,阿多诺在策兰后期诗中探寻的,正是“非同一性”的痕迹,并从中认识到真正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西方美学的,正是“无机物的语言”(阿多诺在谈音乐时,也不时把音乐作为无机矿物世界来描述,例如他避开“主观抒情”这类通常的对舒伯特音乐的理解,而把它描述为“岩浆喷发后白色光芒下的寂静”)。而策兰的“密封”,不仅以其与现实所保持的紧张关系和悲剧性的经验内涵改变了传统的“密封诗”或“纯诗”的内涵,同时又是对文化消费时代的有力抵抗。阿多诺就这样揭示出策兰后期诗歌对“后奥斯维辛”时代的意义。


当然,正如乔瑞斯所说“策兰式的动力学,不是单纯的心智或一个方向。”除了以“晚词”“重构出从恐怖到沉默的轨道”,在其后期,策兰还要以对“偏词”的发掘,以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翻译和自身希伯莱精神基因的发掘,从德语诗歌版图中偏离并重建自己的精神谱系(对此,我在解读策兰《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一诗的文章中已做过分析)。“以这休耕年的玫瑰/家意味着无地”(《失落的高世界》),策兰的玫瑰,已不同于里尔克的玫瑰了。它昭示着一条穿越语言和文化边界的艰途和远途。德里达曾称策兰创造了一种“移居的语言”,在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他使用德语,既尊重其习惯表达方式,同时又在移置的意义上来触及它,他把它作为某种伤疤、标记,某种创伤。他修改了德国语言,他窜改了语言,为了他的诗。……如你也知道的那样,他是一个伟大的译者……他不仅从英语、俄语和更多的语言中翻译,也从他卷入其中的德国语言自身中翻译,他是在做一种译解,这样讲并不为过。换言之,在他的诗性德语中,也包含了从源语到目标语的翻译转换……”(JacquesDerrida:SovereigntiesinQuestion,ThePoeticsofPaulCelan,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5)


而乔瑞斯对此的阐述也十分透彻,他这样说:“策兰的语言,透过德语的表面,其实是一种外语,这对德国本土的读者来说也如此。尽管德语是他的母语和他的出生地布科维纳的文化用语,但在本来的意义上,也是他的另一种语言。策兰的德语是一种怪异的、几乎是幽灵般的德语。它是母语,但同时也是牢牢抛锚于死者的王国、需要诗人重新复活、发明以把它带向生活的语言。”“他创造了他自己的语言——一种处于绝对流亡的语言,正如他自身的命运”。


策兰还属于德语文学吗?属于。但他属于德国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正是靠“晚词”和“偏词”的不断推动,来到那种令人惊异、无以名之的境地的。



策兰与“晚期风格”



变暗的碎片回声

在脑海的

水流里,


防波堤在我上方——

向着它所在之处上升,


如此多

未入窗的事物涌现,

看吧,


闲置的

忠诚之干草堆,

一柄来自

祈祷者地窖的

来复枪托,


一和无。

——《变暗的》(《雪部》,1971)



在英美著名评论家乔治·斯坦纳看来,这首格言般简洁的诗,会让那些“寻求意义”的读者遇上难题,“文本基本的秘密并非源自深奥的知识,或源自难解的支持哲学争辩的理论。诗中的词语本身赤裸单纯。不过它们不能依据公共参照系来阐明,这首诗的全部内蕴也不能作简单释义。我们不确定策兰是否在寻求‘被理解’,我们的理解力在他的诗的起因和必然性上遇到一些困难。在最好的层面上,这首诗允许某些一连串的回应的可能性,一种离题的阅读,和‘碎片回声’”。(GeorgeSteiner:AfterBabel,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说实话,这首诗在策兰晚期诗中还不算是最“难懂”的。在早期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中,他就声称他要讲讲他在“深海里听到的词”。这首诗正是一个从“深海里听到的词”!对于这样的诗,我们是无法、也无权站在岸边的浅滩上说三道四的。要读懂这样的诗,也许只有一途,那就是和诗人一起潜入那个“深海”!


这也意味着,策兰以及一切伟大艺术家的“晚期风格”都不能仅仅从风格学的层面上来理解或阐释。我们需要进入其黑暗的内核,需要和诗人一起去“经历一种命运”,直到发现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只有这样,策兰的诗才会向我们敞开,“愈近看字句,字句回顾的距离愈大”(卡尔·克劳斯),并体会到其罕见的思想勇气、艺术难度和独创性。否则,它对我们就会永远是一个“谜”。


可是,策兰会轻易地让人们进入并“分享”他的“内心”吗?



你耳朵里的设计开出

一朵花,你是它的年,

无舌的世界和你谈着,

六人之一

知道它。

——《你耳朵里的设计》(《雪部》,1971)



越过超便桶的呼唤:你的

伙伴,他可以被命名,

挨着破书的边缘。


来,带着你的阅读微光

这是一道

路障。

——《越过超便桶的呼唤》(《雪部》,1971)



这样的诗,堪称为“天书”,难以索解,也不可索解。我们的“阅读微光”,很难照亮这黑暗的陡峭的“路障”。我们翻不过这“句法急剧的坡度”。我们注定要和它们留在一起。而这正是诗的胜利!


正是这样的诗,以其自身的难度、质地和不透明性,抵抗着时间和人们的消费。正是一首又一首这样的诗,使一个诗人永恒。


意大利著名诗人安德烈·赞佐托就曾这样感叹:对任何人,阅读策兰都是一种“震慑的经历”:“他把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事物描绘的如此真切,不仅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而且是在它的灰烬中写作,屈从于那绝对的湮灭以抵达到另一种诗歌。策兰以他的力量穿过这些葬身之地,其柔软和坚硬无人可以比拟。在他穿过这些不可能的障碍的途中,他所引起的眩目的发现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诗歌是决定性的。”(AndreaZanzotto:ForPaulCelan,PaulCelan:Selections,EditedbyPierreJori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5)


的确,策兰令人惊叹,愈到后来愈令人惊叹(“如此多/未入窗的事物涌现”!)。尽管诗人自己声称“在我构词的底部并非发明,它们属于语言的最古老的地层”,他对语言的颠覆、挖掘和重构,都到了一个极限。在他的后期,他“以夜的规定”重新命名了痛苦、荒诞的存在,也以一种惊人的创造力挑战着疲惫的语言(正因此,策兰会成为西方“后现代诗”的一个源头,虽然很多人从他那里学到的不过是些皮毛)。他那些伤痕累累而又犹如“不明矿物”的词语,他那些拒绝交流和消费、只是立足于自身语言法则的诗,它们的极端和新奇,它们所容纳的“黑暗”、“断裂”和“沉默”,至今让一切读者和译者仍难以应对。


著名作家库切在其关于策兰的文章中就曾这样说:“他那不懈的与德国语言的深刻搏斗,构成了他所有后期诗歌的基质,这些在翻译中充其量只能偶然听到,而不能直接听到。”(J·M·Coetzee:IntheMidstofLosses,TheNewYorkReviewofBooks,July5,2001)


那么,从我们的译文中,能否听到这种与语言的搏斗?这种呼吸和脉搏的跳动?能否以我们呕心沥血的语言劳作,来显现策兰诗歌那特有的基质?能否使这种翻译成为一种如本雅明所说的对“纯语言”的挖掘?



灵魂盲目,在灰烬后面,

在神圣而无意义的词中,

去韵之诗大步走来,

大脑皮层轻轻裹住双肩。


耳道被辐照

以编织的元音,

他分解视紫,

又重组。

——《灵魂盲目》(《线太阳群》,1968)



一个毁容的天使,重新焕发,消逝——

一个发现它自己的幻影。


星宿的

武器,带上

记忆:

一心一意地,向着她

惦念的狮子

行礼。

——《墙语》(《雪部》,1971)



策兰的晚期,已把诗写到这种程度,我们还能说什么?要阐释这样的诗,需要去发明另一种语言。在经历了“苦涩的”、“灾难般”的成熟后(阿多诺对“晚期风格”的描述),策兰已把他早期的非理性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许,对这个已远远走到人类诗歌尽头、具有罕见艺术勇气的诗人来说,“无意义”便是唯一可能的意义,也是抗拒死亡捕捉的唯一武器。也许,他的目标仍是歌德当年的目标:朝向“永久的无名”。


斯坦纳是非常有眼光的,策兰尚在世时,他就称策兰“比里尔克更不可或缺”。里尔克的经典地位当然不可动摇,但策兰却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的诗,见证了犹太民族和二十世纪人类的苦难历史,深刻体现了时代的冲突和其“内在的绞痛”。他对苦难的承担,正如库切所说:“他不超越他的时代,他并不想超越那个时代,只是为他们最害怕的放电充当避雷针”。


但策兰的诗不仅是对“奥斯维辛”的一种反响。他忠实于他的时代而又超越了时代。他的诗尤其是他那些深邃、奇异而又难解的晚期诗歌,至今仍在吸引着我们,至今仍难以为人们所穷尽。这正如阿多诺在评价贝多芬的“晚期风格”时所说:“贝多芬从不过时,原因可能无他,是现实至今尚未赶上他的音乐”。


策兰的诗,指向一种诗的未来。


2010.6

(载大型文学丛刊《延河》2010年第7期,改刊号)




幸存之眼

——读策兰的诗

宋琳


对普通中国读者而言,保罗·策兰(PaulCelan)恐怕是最吸引人同时也最折磨人的诗人了。因为他的诗基本上抗拒翻译,即使是在西方家喻户晓、音乐性很强的《死亡赋格》,翻译过来也很难做到柔顺,更不用说晚期越来越支吾、破碎的诗了。但我敢担保,无论接触到的是哪一个译本,谁读过《死亡赋格》,谁就忘不掉它那声音与意义的奇特的对位法以及循环往复的曲式变化,它令人窒息的集中营世界的绝望气氛也会传染给我们。好诗就像真理,是颠扑不破的,翻译固然有优劣,透过不同译者的阐释(翻译即阐释),读者总是能一窥其原质。

阅读这首诗,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叶芝的诗句:“一种恐怖的美已经诞生。”众所周知,纳粹的美学是极强大而可怖的,它的一整套仪式具有摄人魂魄的力量,正是为了抵抗那种毁灭性力量,策兰在这首诗中戏仿了在集中营里反复播放的音乐。美可以成为邪恶的装饰品,甚至可以被邪恶利用来充当暴力的工具,我写诗多年后才领悟到这一点。设想,一个有音乐教养的党卫军官是否会少一点残酷呢?当他听着音乐,玩着蛇,给情人写信,他的眼睛是迷人的碧蓝;当他发号施令,用子弹射杀你时,眼睛的碧蓝同样迷人。为什么说“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而不直接使用“死神”这个词呢?因为死神属于自然谱系,它与命运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在策兰的死亡观念中这位神祇平淡无奇,而“来自德国的大师”则后来居上,这位死亡制造者技艺高超,在他手中,死亡并不意味着肉体结束的事实,而是某种可以不断花样翻新的游戏。

破晓的黑奶我们晚上喝它

我们中午和早上喝我们半夜喝

我们喝我们喝

我们挖一座空中的墓你躺在里面就不太挤

起句就用了对立修辞的手法,据说对立是犹太思维的一个特点。普通读者难免纠缠于“破晓的黑奶”的所指,这说明隐喻在诗性逻辑之外极可能成为理解过程中的陷阱,德里达所谓“隐喻的灾难”若是针对读者说的,并非言过其实。解读策兰的诗而不了解作为反讽的反词技巧就只能站在“言语栅栏”之外一筹莫展。如果我们知道,“黑奶”在诗中是作为一个反词,正如“空中的墓”是另一个反词,用来抵制“奶”和“墓”这两个词的原意的,那么我们就来到了诗性语言构筑的现实面前。在汉语中,dystopia(反面乌托邦)有时也被翻译成“地狱般处境”,集中营世界这个反面乌托邦的处境无疑是地狱般的,在那里面,一切都被颠倒了,不必一一列举更多的细节,开放的读者从接踵而至的暗示中将自行演绎那些动作和画面的意义。如果说生命在此时此地还勉强维系着,那是因为“死亡大师”正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他制作的“黑奶”。更准确地说,对生命的这种最彻底的侮辱,已然使生命蜕变成死亡的残剩物。“黑奶”聚集了太多的能指,它既是白昼又是黑夜;既是记忆之河又是忘川,我们越想确定它的所指就越是徒劳。

《死亡赋格》是策兰的成名作,自1947年首次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短时间内就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还被编入大学教材,但它也造成了不小的误解。首先是诗歌以大屠杀的野蛮行径为抒写对象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思想家阿多诺于1951年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之举。”作为一个对现代社会与文化具有强烈危机意识的思想家,在阿多诺看来,奥斯威辛本身作为灾难性的现代寓言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被书写的,唯一应该做的是沉思。正如他在论著《否定的辩证法》终篇时所做的那样:沉思死亡的不公,沉思肉体的再生,沉思挽回以往的不公和痛苦……尽管后来阿多诺收回了他的论断,但是在遭到一些诗人的反对时,他一度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发挥:“通过风格化的美学原则……一种不可想象的命运看起来似乎还具备某种意义:通过美化作用,恐怖中的某种东西被消除了。”(Felstiner:188)

那种认为策兰“美化了”(aestheticizing)死亡集中营的看法足以说明人们对一首诗的理解与误读可以在相反方向上走多远。对诗人的种种柏拉图式指控在当代仍然持续着,西方如此,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然而我们不妨听听策兰本人对这首诗写作动机的自述:“我认为自己所谓的抽象和实际的歧义是现实主义的时刻。”(Felstiner:232)策兰的批评者或许犯了一个错误,即混淆了外部的时代压力和诗歌表达的内在需要。没错,受折磨的人有权利控诉或喊叫,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是否诗人在苦难面前保持沉默才是期待中的一种文明之举呢?阿多诺最初的态度似乎逼迫诗人不得不依据他的逻辑去作一个荒唐的比较:杀戮与写诗,哪一个更野蛮些?

罗扎诺夫说过:文学的本质不是虚构,而是对表达的需要。这句话提示我对虚构进行了思考。西方文论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奠定了其诗学的基础:诗歌是虚构的艺术。二千多年来这一准则依旧不可动摇地被西方文学理论家遵奉着,罗扎诺夫是否是第一个挑战这一准则的人我不得而知,但抒情诗的真实性问题似乎在理论上一直悬而未决。《死亡赋格》的场景尽管经过了杂耍蒙太奇式剪辑,不是“我”而是“我们”与那个“男人”的对峙既出自修辞有效性的考虑,又同历史瞬间的真实一致。集中营里不存在个别的“我”,只有被剥夺了身份的一堆“我们”,在为自己掘墓,在演奏赋格曲并跳起死亡之舞。策兰机敏地避开了个别角度,这正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全景聚焦使它获得了与海涅《西里西亚的纺织女工》相仿的力度,区别仅在于策兰的语调不是愤怒的控诉而是精致的反讽,所谓“美化”的读者反应显然忽略了反讽的语言功能。

反讽是现代诗从浪漫主义发展出的一种特殊技艺或修辞策略,它包括戏仿、谐隐、内在戏剧化、寓言化、反词等等。克尔凯郭尔指出:

反讽的修辞格具有一种亦为所有反讽的特色的性质,即某种高贵,这种高贵源于它愿被理解但不愿被直截了当地理解;结果是,这个修辞格不大瞧得起谁都能马上理解的直来直去的言谈。(克尔凯郭尔:213)

它的特色通俗地说,即所说与所指正好相反。策兰喜欢引用帕斯卡尔的话“不要怀疑我们的不清晰,这是我们的职业性”来对自己的诗学进行巧妙的辩护,而一旦了解作为反讽的反词是与集体语境对峙的技巧,我们就不会茫然无措于“雅各的宝血,承受了天斧的祝福”(《黑雪》)和“我们死了却仍能呼吸”(《法国之忆》)这样的诗句。在《距离颂》中,同样的技巧产生了克尔凯郭尔所谓“消极自由”的效果,读者在模棱两可、层层递进的语序中,频频受到颠倒惯常思维造成的意义羁绊:

在你的眼睛之泉

生活着荒蛮之海上渔夫的网……

黑暗里更黑,我更赤裸。

只有丢掉信仰我才为真。

当我是我时,我才是你……

网困住了网:

我们在拥抱中分离。

在你的眼睛之泉

一个被绞死的人窒息了绳索。

意象之间的关系是反词性质的,Irrsee这个策兰发明的词,敏感的读者可能会同他那句著名的表白联系起来:“我应该讲两句关于我在深海里所听到的,那里有许多沉默,又有许多发生。”(策兰:153)从某种意义上说,策兰是一个真正的超现实主义诗人,由于超凡的灵视作用,他经常将可视的外部风景置于不可视的事物内部,并摁动相似性原理的开关,于是,不可视者骤然变得可视了,但那种内部的风景依然是由黑暗构成,从那破裂的“海镜”折射出的只有来自地狱的光。当“一个被绞死的人窒息了绳索”,目击者的眼睛和周遭世界,甚至“窒息”这个词本身也被窒息了。

或许并非上帝的缺席才滋长了策兰的约伯式怀疑,而是像“荒蛮之海”一样浩大的现世苦难,以及人在孤独的呼告中得不到上帝的应答使他成为一个曼德尔斯塔姆那样的“终极事务的追问者”。(Felstiner:280)费尔斯蒂纳认为“只有丢掉信仰我才为真”也可以译作“只有当叛教者,我才是忠诚的”。(Felstiner:53)策兰的宗教观非常复杂,从他诗中出现的大量“渎神”的例子看,他似乎是一个彻底的叛教者:“上帝近在身旁,有如秃鹫的利爪。”(《孤独者》)“我骑着上帝去远方……”(《临近酒和绝望》)上帝在策兰那里往往对应于一个“无人”,一个“谁也不是者”,或许一个深渊,而“上帝”这个称名或许不过意味着人的僭越。幸存下来,在回忆中写作,继续流亡,对于策兰而言,无非是泅泳于无边黑暗中的一次次“换气”。

策兰说过:“诗歌:可以意味着一种换气。”(Celan,1998:73)压力下的写作的基本状态即是挣脱窒息的抗争,“换气”是必要的,而从这个词我还读出更多的意味,它包含价值重估和对传统的再发现以及对正典的修正性诠释。策兰衔接了自荷尔德林以来德语诗性中的形而上品格,但坚决打碎了语言的完整性,并放弃了赞美者的姿态。“他们挖掘又挖掘,如此/过去了他们的昼和夜。而他们不赞美上帝”。(Felstiner:149)虽然策兰大量运用《圣经》典故,偶或戏仿赞美诗的形式,但主题和修辞风格都颠覆着创世神话和《圣经》以来的歌唱传统:

无人再从大地和黏土捏出我们,

无人为我们的尘土念咒祛魔。

无人。

赞美你呀,无人。

为了你,我们

愿意开花。

向着

你。

一个虚无

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

也还是,开着花:

这虚无的玫瑰,

无人的玫瑰。

(孟明译)

放弃赞美之后诗歌能做什么?那里或许有一条更危险难行的“荨麻路”,即避开普遍象征的个人隐喻化的言说之路,在本应赞美的地方沉默,标志着一种深度的转向,用反讽的“水针”去“缝合”因失去生命的终极依托而使自古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裂开的阴影”。“是时候了”这个习语因此变成了对不可能的咒诅。

我们相拥在窗前,路人从街上看我们:

是让人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心儿跳得不宁了。

是时间成为时间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孟明译)

“石头”,“花”,“眼睛”,“雪”,“心”,“黑暗”,这些词一起构成了策兰个人诗学的内核。谈到奇迹,我们不妨听听一位东德流亡诗人在一篇报导中转述的策兰讲给他听的劳动营内幕:一组囚犯前往“毒气室”,另一组立即释放,保罗从第一组溜到第二组,党卫军就挥手召入另一个人顶死。(Felstiner:23)上述可怕的描述使策兰的生还变得扑朔迷离。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生还已然是一个奇迹,那么,幸存之眼还看到了什么未向我们披露的秘密的奇迹吗?这样问无异于向继续留在人间的人寻求幸存的理由。“策兰所有的写作,就是‘为平息内心愧疚的徒劳’”,(如那位转述者所言),此说为理解策兰在二战期间遭逢的厄运和他作为现代境遇中人类苦难的又一位通过写作说出历史真相的见证者的不可替代性提供了心理基础。任何人都能从《深晚》这首诗的肯定语气中辨识出策兰对上帝缺席的深刻绝望:

你警告我们:你们渎圣者!

我们熟知此事。

让罪降于我们

让罪降于我们的警号

让淙淙的海来临

让搅乱的摧逼的风来临

日午

让从未发生过的发生!

让一个人从墓穴中走出来。

(叶维廉译)

要揭示策兰异常复杂的思想来源以接近他个人诗学的核心并非易事。他的写作无疑对精神的自我疗救具有重要意义,异常沉重的创伤经验足以导致一个人失语,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乃是对失语症的克服。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认为:“失语症会造成记忆的减缩。”(哈布瓦赫:76)而且失语症患者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会因为其孤立无援的境遇而变得非常脆弱。幸存者的个人记忆必须汇入集体记忆才能最后完成历史叙述,此一被意识到的使命之艰巨使得继续做一个诗人需要有十倍的勇气。我们只有将自己置于他的地位,才能理解他那从最私密的记忆深处生长出的高度隐喻化的言说方式,而精神的高贵恰恰表现在任何时候都不降低诗歌的难度。

这种难度在策兰与其母语的关系上得到充分体现。《策兰评传》的作者指出了诗人策兰与母语之间那种吊诡的因果链:

策兰之所以成为一位模范战后诗人,与他坚持用德语记录在德国制造的灾难密不可分。在自己的世界被彻底摧毁之后,他牢牢抓住既属于他、也属于凶手的母语——他剩余的一切也只有母语了。(Felstiner:xvii)

策兰精通多种语言,从事了大量文学翻译,同一母语的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来自巴别塔的使者。然而诗人为什么必须只用母语写作?策兰的观点异常鲜明:“一个人只有用母语才能说明自己的真相。在外语环境下,诗人是在撒谎。”(Felstiner:46)我想这间接表达了一种了不起的个人抱负,属于饮过不同的词语之源者的经验之谈。但还有什么比用凶手的语言写作抒情诗更折磨人的事?尤其是在它沦为杀戮自己的亲人和同胞的工具之后?在感人至深的写给母亲的悼亡诗中我们听到了诗人那充满矛盾的疑问:

妈妈,你是否还和从前在家时一样

能忍受这轻盈的德意志痛苦诗韵?

(孟明译)

诗人和母语的关系类似血缘关系,是一种先在的被选择的关系。在母语面前,任何一个诗人都是迟到者,用母语写作意味着传递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的一种个人努力,只有伟大的诗人才具备给古老的母语带来新的活力的天赋,或完成从结束向开端转折的使命。在母语中见证,同时超越个人的苦难,用新的劳绩去挽救她受损的声誉,这个事业竟然落在一个他的母语庇护者的遗孤身上,本身是讽刺性的。没有什么比策兰式诗人与母语的关系更发人深省,且更具现代性的了。他的困境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为真实所伤,并寻找真实”(Celan,2002:58)这句话颇能概括他生存和写作的双重困境。而对困境的突破亦将难度观念置于现代诗的首要地位,成为衡量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要说策兰对德语诗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找回真实观念。在《对巴黎弗林科尔书店问卷的回答》中策兰说:

这门语言尽管在表达上有不可或缺的复杂性,它孜孜以求的却是精确。它不美化,不“诗化”,它命名和确认,力图测量已有的和可能的领域。诚然,从某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自身生存的角度说话,关心整体轮廓和方位的总还是一个“我”,而不是语言自身,不是作品中的文字。事实本身不是现成的,事实要人去寻找和赢得。(Celan,2002:32)

在烙上明显时代印记的个人记忆的阴郁中,他发明了一种“灰色”语言,以适应表现“真”而不是使人愉悦的“美”的需要。语言“力图测量已有的和可能的领域”,意味着将历史意识和未来意识同时引入当下的审美活动,并由此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诗化”的陈见。这里关键的是认识到所谓事实,即何以为真的历史并非触手可及,必须依赖良心的洞见,从个人“特殊的观察角度,从自身生存的角度”去识别历史涡流中的变故。写作与个人精神自传的同步性关联,使策兰的诗可以当作自传式证言来读。基于真实观念,策兰对早期的写作做出了修正,放弃了《死亡赋格》的流畅和响亮的笔法,转向更陌生的地带,即转向语言深处的无声地带,从面对公众的开放性写作退回面对自我的封闭性写作,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或对抗主题现在被灵性抒写所取代了,他需要某种“自沉”以便与更深的黑暗对话。策兰说过,“命名只会在语言的深处发生”,(Felstiner:173)心灵这个艺术必须穿过的海峡沟通着不同的广阔水域,自身却是狭窄而又险峻,一不小心便会船翻人亡。心灵意欲为感觉的版图设立标记,于是那儿出现了语言。这也是策兰的诗集《言语栅栏》所暗示的意义。然而,言语栅栏是一个自反式悖论,它既昭示诗歌的自我指涉——勘探可能的言说边界,也给出存在的困境。当语言经历暴力的劫持,被剥夺了开口之机,被割去了舌头——langue,则语言将沦为哑巴,神性将从言说抽离,存在之井将干涸,而“一个陈旧谎言的世纪”必将到来。语言幸存,即语言曾面临毁灭的命运,此时,语言的救赎就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语言首先要做的是去见证,从黑暗的最深处开始。策兰的全部诗歌都在力图言说黑暗。

说吧——

但不要分开是与否……

言及阴影者便是言及真理

所谓黑暗是一种遮蔽力量,对光和真理的遮蔽,也是对历史真相和心灵的遮蔽。阴影乃是黑暗的诡计,黑暗的统治术。诗倘若不去“言及阴影”,遮蔽是不可能自行消除的。当阴影被言及,遮蔽的“陈旧谎言”的本质就可能显露出来。此即为什么策兰说:“不要分开是与否……”分开是一种强制,正如同一性名义下的排斥是另一种强制,只有在人类的结合中,是与否的探讨才有最根本的保障,否则,非此即彼的简单观念势必走向独断论,并使对话中向真理敞开的言说可能性付诸阙如。

策兰的对话诗观正是产生于向真理敞开的言说可能性之中,即“相遇的秘密之中”。向真理敞开也意味着向他者敞开。当外部交流的直接性受阻,一种“示播列”(Schibboleth)现象就将重新被思及,这个古老习语的原初字性涉及他者身份的问题,历史暴力正是通过语音测试来规划自我与他者的界域,换句话说,语音乃是“你从哪里来?”的最无遮拦的身份标志,被要求说出口令就是等待被指认。因此“在陌生人中歌唱”首先意味着被测听,而测听的非暴力方式要求尊重他者语音(引申为言说方式)的他者。策兰说,诗歌总是“朝向某种东西的”:“朝向什么呢?朝向某种姿态开放、不受拘束的事物,朝向‘你’,也许某位可直呼其名的‘你’,朝向一种可谈论的现实。”(Celan,2002:57)

读者往往对策兰诗中的“你”感到迷惑,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使它成为歧义纷呈、难以把握的一把“可变的钥匙”——至少在这个著名隐喻的多重暗示意义上。当我们听见诗人说“你变换钥匙,你变换词”,(策兰:27)我们也必须变换自己,才能接近和抵达那词的原初字性。这个“你”是对话的中介,诗人借此同自我、亲朋、上帝、神性、他者、词、情人、死亡、黑暗、时间、读者等等世间万物的对话关系得以建立,它有力地纠正了法西斯式话语和强权哲学的胁迫机制,无论是不可称名者或一块石头、一颗星、一片树叶,通过这个神秘的“你”便被呼唤出来,成为与诗中的说话者面对面的事物。“直呼其名”作为祈祷或招魂中的吁求和呼告,也是给予相遇者注意的方式。由于“你”的出场,相遇者来到了一个邻近地带:

心:

在这里暴露出你是什么

(王家新、芮虎译)

策兰接过曼德尔斯塔姆的“漂流瓶”的意象,寄希望于诗歌的对话形式像瓶子冲上海岸一样实现“心灵的着陆”。对话是有条件的,对话的条件之一就是心灵的裸露。带着这样的渴望,策兰多年来倾听着海德格尔,并期待与这位哲学家的真实相遇。1967年7月25日,即在德国弗赖堡参加一次诗歌朗诵会的第二天,应马丁·海德格尔的邀请,策兰来到他的黑森林疗养所——星形木屋访问。在访客薄上策兰写下了“希望有一个字来到心中”等字。事实上,海德格尔方面也一样,此前一个月,在给堡曼(GerhartBaumann)的信中他表示:“我知道他(策兰)的所有情况,也了解他重新出现的危机,正如人人都可能会有的。”(France-Lanord:229—30)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阐释策兰的诗集《换气》的著作《我是谁?你是谁?》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策兰是一个有传承的‘学者诗人’。”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策兰知识面的广博,即海德格尔有一次告诉他,前来做客的策兰比海德格尔自己更了解黑森林的植物和动物。会面一周后策兰写了《托特瑙山》那首诗,本诗一开始出现的植物“安眼草”很快就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回“花——一个盲人的词”(《花》);“那些敞开的人/把石头藏在眼睛后面”(《葡萄种植者》);“他们收获自己眼中的葡萄酒”(《摘葡萄者》);“双眼被人/迷惑致盲”(《图宾根,一月》)这样的诗句上来。说到底,历史的盲目需要得到诗歌的“安眼草”的疗治,而这种草的发现有赖善于识别的“幸存之眼”。

“诗歌不再强加于他人,它裸露自身”(Felstiner:xvi)——这是策兰离世前说的话。与作为知音的读者相遇乃是一种奇遇,它要求出神状态中灵魂的赤裸。诗人策兰,一个幸存者、犹太人、“哈布斯堡王朝的遗腹子”、德语流亡者、隐喻大师,他在一个困难的时代里的写作,在祛除恶魔,追寻真实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中,记录了一个抹不去的见证。他的写作在精神向度上与荷尔德林、卡夫卡、茨维塔耶娃以及曼德尔斯塔姆都有一种“密接和应”式的内在对话;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现代人,他变换词语的高超魔术将使他在死后继续做一个现代人。而他同时也是一个古人,《图宾根,一月》中那个朝荷尔德林塔走来的长着稀疏胡须的“酋长”的形象不也是他的形象吗?是的,他哑巴似地试图以咿咿呀呀的方式谈论他的时代,完全出神。在《带着塔鲁莎之书》这首复杂的结满“气息水晶”的晚期诗中,我们再次看到了那种出神状态:

……他已会飞,

用伤口飞翔,——从

米拉波桥

桥下奔流的不是奥卡河。可是爱多深呵!




策兰诗歌中的沙:没有沙艺了

夏可君


策兰在《子午线》的演讲中说:“是的,我谈的是诗歌,那不存在的诗歌!那绝对的诗歌——不,那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写出的。

然而,这是有的,用每一首真正的诗歌,用最俭朴的诗歌,有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没有满足的要求。”

——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对这个不存在的诗歌,绝对的诗歌的经验,如何在俭朴中进入这个要求,进入不可能的写作。

如同策兰所言,问题是紧迫的,问题一直在那里。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策兰自己的个人经验,如何形成了围绕余烬而来的绝对诗歌写作经验,如果个人经验是通过书写而被余留的,如何余留?比如,沙,如何握住沙,不让沙滑落。

问题在那里,哑默的沙子在那里,这是沙之书。什么问题?这是面对死亡的不幸与谋杀的罪孽而产生的绝对的问题,这是问题之书。

我们可以如此表述,数沙粒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粗糙的标记:

1,作为个人生命的经验:这是作为灾难的幸存者或者余存者的经验:劫后余生。作为生存的无辜的欠负:自己活下来,自己本该死去,但是侥幸活下来了,对死者的亏欠:对死者的认同,成为死者。生命的无言与难言:因为生命已经成为死者的一部分。

2,作为语言表达的经验:不可能以这种语言写作,但是不得不以这种语言写作,自己写作的语言也同样是劫后余生的以及死亡的,必须使这个死去的不再有诗意的语言余存下来。从个体经验到语言经验:无法使用这个语言,体验这个语言的无力或者使用的痛苦而不是快感,但是又不得不使用它。语言的尴尬与顿挫。

3,作为诗歌写作的经验:如何在诗歌写作中让个体的绝对余存经验,穿透语言的死亡,是这种语言也不是这种语言的——要发现别的语言,要生成出新的语言,是诗歌写作的——也是非诗的,是对诗歌本身的重新定义,甚至是对诗歌本身的反对:诗歌在非诗之中,转变出新的样式,经过了彻底转换或者换气。


对于策兰,这三个问题是如此显露的,标记出一些在沙地上行走的位置标记:

1,个体生命之为苟活的经验:父亲的死亡以及母亲的死亡,本该与父母一起去,尤其感觉到对父亲的背叛,以及与母亲的分离的痛苦,是死亡与被迫害,自己的流放,远离家乡故土命运的认同。对母亲死亡场景的接近:作为原初书写场景,一个诗人一直有着一个原处的书写场景,或者意象:黑雪,黑色的。或者是沙。以及自己作为东欧的边缘的犹太人的经验。容易被忽视,被漠视的命运。卑微的命运。

2,德语之为不可能的母语:纳粹德国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德语是母亲教会的。因此,如何可能使用如此的痛苦的韵律的德语?但是又不得不使用它。这从自觉写诗开始,这种语言已经死去了,是在谋杀与被谋杀双重意义上的死亡。是语词,句法,以及语法意义整体的死亡。写诗是羞耻,不以这种语言写诗是罪恶,因为必须拯救这种语言,必须改变它,诗歌写作是对语言的重新改造。

3,写作之为不可能的艺术:那就必须让德语与他者相遇,生成为他者,必须重新塑造一门新的属于余存者的语言,以死者和余存者,即无余者与有余地的双重身份来写作。

——与沙粒相关,在沙地上生存,这是对贫瘠,极端的贫瘠与贫乏的经验,是对里尔克的贫乏的极致化,是被漠视,也是漠然,哑然的绝对经验。



如果策兰是对生命之为余存者或者幸存者sur-vivre的经验,是围绕生命成为了灰烬而以自己的余温抚摸这余烬,语言成为了精神焚毁的余烬,写作本身就是收集余烬,而展开了一系列的事件,意象事物(不仅仅是象征与隐喻,而是事物本身),方向以及生命呼吸等等的表达,并且转化为真正文学性的具有普遍性的绝对经验,可以被普遍分享的写作经验。

现代汉语的诗人同样也是面对古代汉语的消失,气息的消散,写作的中止打断,无法继续写作,汉语在这里,却与自己没有关系,并没有进入语言内部的秘密之中,没有在语言还没有展开的岩石内部进行艰苦挖掘,也没有倾听到汉语混杂喧嚣之中的新消息,或者也没有形成对生命的新的目光,无法感受到来自汉语的馈赠,也是一种剩余或者无余的经验:那就也是要:生命迟钝被彻底消磨之后如何使之盈余起来,语言暴力与娱乐之后如何进入多余的经验,而写作则是空余——如何在诗歌中打开一个内在灵魂空间,调节或者安顿自己的呼吸。


策兰呢?

这个名字就是沙粒。

如何把这些带有普遍的经验,更加自觉更加彻底转换呢?

我们试着从一个个的事件或者诗歌语词,乃至意象或者余像出发,来思考他一步步的转换,如何深入到个体命运,时代命运,以及种族命运,语言,诗歌写作的命运,体现出思考的丰富性。

这一次是沙。


策兰,为何能够把“沙”作为一个余烬的经验?


为何是沙?

沙,沙:是流失,是走失,是流浪,策兰的一生就是在流浪,从罗马尼亚切尔诺维兹,到纳粹的集中营,再到布加勒斯特,流亡到维也纳,再到巴黎,后来多次去德国朗诵,后期去耶路撒冷等等,每一次的经过都是一种流失的经验。尤其最后去往以色列,在干热的沙漠与干热风中,诗歌激发出热度,如同《策兰传》的作者约翰•费尔斯坦纳所言。326页。

沙:沙,是时间的流失,沙漏。不可挽回。沙不可以握住:已经消失,错过了。

沙:沙,沙是骨灰瓮之骨灰的别名:沙,是骨灰。而且与骨灰瓮相关,使沙的主体与西方传统的骨灰瓮的主题,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等等哀切的音调回响,但是策兰的骨灰瓮并不回到古代,尤其不是希腊的,而更多是古老犹太式的,也是无法返回的,对应着上帝的缺席,无主而空无的世界:沙已经倒空了。

沙:是沙漠,是犹太人在旷野沙漠上的流浪。因此,与策兰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流浪的命运相关,是犹太人,就受到沙子的支配,粗粝的语词必须被磨砺,成为呼吸的晶体,成为嗓音的颗粒,这是干热与冰冷的双重煎熬。

沙:书写沙,在沙地上书写,那是痕迹,仅仅是涂抹痕迹,如同德里达在文字与书写中论述另一个犹太诗人雅贝斯所言:文字诗人只能献身于那种尼采在论及将沙漠藏于自身者所称谓或预示的不幸。诗人,或犹太人,捍卫着那保护她言语的沙漠,而且那言语只能在沙漠中被说出;他捍卫着那保护他文字的沙漠,因为文字只能在沙漠中留痕,也就是说,开拓,独自地开拓出一条无法寻找且无法确定的路……只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文字却在沙漠中描绘并且辨认出一座看不见的迷宫,一座沙漠之城。113页。德里达还说:除了词,任何东西在沙漠或者石头路上都开不出花来。112页。

因此,写作,就是沙化,就是把沙变成语词,并且开成花朵。这不是隐喻,只是磨砺,把粗糙的变得更加粗糙——成为晶体状的结实的不朽的颗粒,在呼吸转向中,让粗粝的变得细腻,有着花粉的质地,细腻地颤栗,或者就是动物的嗓音,物性的就是战栗的抖动,一下子就会消散。因此,没有沙之书,沙之书作为犹太人的问题之书——一如雅贝斯的书名,是把作者与书都置于问题——消散,遗忘,漠然,枯竭之书。从卡夫卡到贝克特,再到策兰的风干了,沙化了的枯燥之书。

沙:是沙漠上的书写,就是大师的书写,是相似于马拉美的抛掷骰子的书写,也不同于这种大师的偶然的投注,而是涂抹,彻底遗忘,是减弱的经验,是追问与回答的漠然,是不断减低的回声,是沙落下来的无声之音,是深陷,是不可能的沙艺。

沙:是一种沙艺,是不可能的沙艺,并没有沙艺的大师,并没有上帝这样的大他者来书写我们了,但是有着被写:有着被数数的经验,有着被哀悼的渴望,有着空掷,多么无力虚弱的空掷,沉默的沙粒,哑默的重量。

当然,在策兰诗歌中,沙,还与“雪”,“灰烬”,等等有着相关性,那是播散开来的文字。


我们可以从这一首晚期的诗歌开始:《你曾是》:



你曾是我的死亡

你,我可以握住halten

当一切从我这里脱离entfiel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1968年的《线样太阳》的诗集出发,这里的你曾是warst的过去式,是对已经脱离而去,而本该可以握住,把握住的时间?是流失的时间本身。

如果以握住,脱离来具体化,就是沙!


在策兰的早期诗歌《重逢》(孟明翻译)一诗中就写道了沙,以及骨灰瓮,试图让骨灰瓮中跑出一片活生生的会说话的树叶,而且,让自己成为死者,从一开始,策兰诗歌就有着收藏剩余之物,以及死者残留物,使之发出声音的渴望:

今夜,綠色的灰岩沙丘將要下雨。

美酒至今貯藏在一個死者的嘴裡,

它要喚醒躲藏進鈴鐺的小橋人家。

一根人舌也將在頭盔里大膽敲響。


書目將邁著匆匆的腳步走來,

等待骨灰甕裡跑出一片會說話的樹葉,

睡眠之岸的消息將傳遍旗的潮汐。

讓它落入眼底吧,我想我們死也死在一起。


你的頭髮從鏡子裡滴水,將隨風鋪開,

我會用凍僵的手點燃一個冬天。

喝海的盲女啊,從遲來的梯子浮出水來

我的小小月桂樹,上來啃啃你的額頭。


而实际上,奇特的是策兰的第一首诗集的名称就是《骨灰瓮之沙》或者是从骨灰瓮中倒出的沙:DerSandausdenUrnen,强调这个倒出或者来自于骨灰瓮,而不是别处,即,这沙,就如同与死者骨灰已经混合了的沙。

这第一本诗集还是1948年在维也纳刊印的,策兰并不满意这次的印刷,后来一些收入了第二本诗集更加正式的《罂粟与回忆》之中,但是,这个在维也纳还没有抵达巴黎,在流浪中途的诗歌,也更加暴露了他开始自觉思考自己命运——与母亲的关系,其中几首重要诗歌都是与母亲之死有关:黑雪,墓畔,前者是对母亲死亡场景的想象,深深沉浸入黑雪的痛苦的淹没之中,以至于写道:祖先的遗骨雪一样四溅。以及墓畔一诗中,自觉思考了德语本身的危险,母亲在儿时对自己德语教育以及德语本身带来的痛苦:“能够忍受这轻柔的,德语的,痛苦的诗韵?”《杨树》一诗也是回忆母亲的——温柔的母亲无法回家。当然,对雪的思考我们会在另一个文章中进行。


触及死者,以及诗歌书写本身的就是后来也收入了《罂粟与记忆》的诗歌:骨灰瓮之沙(孟明翻译)



霉一样绿,是忘却的家。

每扇风吹的门前你被砍头的吟游诗人变蓝。

他为你敲响情态和苦涩阴毛做的鼓;

他用化脓的脚趾在沙子里勾画你的眉。

他画的比你原来的长,还画你唇上的红润。

你在这里填满骨灰瓮,喂养你的心。

——骨灰瓮,这个意象表明,策兰一方面进入了西方古典诗歌的唯美主义传统,以及深厚的诗歌传统之中,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早期诗歌有着德国表现主义诗歌风格,也受到波德莱尔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骨灰瓮与十四行诗之间的形式关系,也表明对诗歌语言与表达形式的自觉。

而骨灰瓮之为一种器具,还暗示着对死者骨灰的收集,一种安葬仪式,以及哀悼活动。

从一开始,策兰的诗歌就处于哀悼活动之中:既是哀悼死去的父母亲人,也是对语言自身的哀悼,德语的写作来自于对这个实际上已经死去语言的哀悼。

而骨灰瓮之中的沙,还表明更加彻底地遗忘:骨灰还有着死者的踪迹,是死者的骨灰,但是如果仅仅只有沙,那就意味着生命的迹象也没有了,如同遗体成为了骷髅,而无法辨认:沙,是彻底遗忘与流失的见证!

沙之为沙:是彻底玩却,无法复苏的残酷性的见证。是死者之死后的已久的时间性的暗示,是哀悼的不可能性!因为死者躯体已经无法辨认,只有沙,或者已经沙化了,这是与策兰诗歌中石头的石化相关的,是一种遗忘,时间的凝结,残留物的聚集。

因此,在诗歌中,第一句话,就是发霉,这是时间覆盖与侵蚀的标记,是彻底地忘却!

尽管有着风吹的生命活动,有着对声音的渴望,这音乐的飘散的声音已经融入了门前事物的蓝色之中,为了产生出声音或者生命气息,就必须敲打青苔,但是这些已经粗糙的鼓,如何发出声音?——策兰这里的描绘,有着极强的德国表现主义风格,自然化的夸张的隐喻,带有身体的腐败气息,与地狱的裸露的窥视,似乎是神明一般无所畏惧而对世界的死亡绝然承担的姿态,一种夸张的超然。

但是策兰在这里还是注入了自己的思考:这是画画的这个虚构的动作,以及嘴唇的红润的添加,带有一种面对的勇气:要填满骨灰瓮,尽管沙已经倒出去了。

要填满这空虚如同坟墓一般的骨灰瓮:因为这是你的心,你得喂养它:以沙,以时间,以虚无的激情,来喂养它。——因此,策兰的这首诗歌,彻底传达了表现主义的虚无的激情想象,同时也打开了对这个心的喂养的生命关注!


深晚(叶维廉译)

  

   深怨如金色的话语、夜开始

  我们吃无言的苹果

  我们工作,乐随我们的星宿

  我们站在菩提树的秋天里如冥想的鸥鸟

  如南方来的燃烧的客人

  我们指着新的基督起誓:尘土合尘土

  飞鸟合流浪的鞋

  我们的心合水中的梯级

  我们指着世界对流沙起誓

  我们快乐地起誓

  我们高亢地起誓自无梦的睡眠的屋顶

  摇撼时间的白发

  

  我们摇撼时间的白发

  

  

  你警告我们:你们读圣者!

  我们熟知此事。

  让罪降于我们

  让罪降于我们的警号

  让淙淙的海来临

  让搅乱的摧逼的风来临

  日午

  让从未发生过的发生!

  让一个人从墓穴中走出来。

  

  

晚来深沉(孟明)——罂粟与记忆


凶如金石之年的夜,开始了。

我们吃哑巴的苹果。

我们做人们惯于丢给天使的事;

我们站在秋天的椴树里如心旌红殷,

如南方来的火热的客人。

我们指新基督起誓:尘娶尘,

飞鸟匹配流浪的靴子,

我们的心许给了一座水中梯。

我们向世界发出沙子的神圣誓言,

我们乐于起誓,

我们高声起誓从场面无梦的屋顶

摇着时间的白发……


他们大叫:亵渎!


我们早知道。

早知道,又怎样?

你们从死亡磨坊磨出“希望”白面,

送给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摇着时间的白发。


你们告诫:那是亵渎!

这我们知道,

我们迟早罪孽加身。

让所有的灾难降罪于我们吧,

来吧滔天大海,

披甲回枪的飘风,

夜半日出,

来吧,从未有过的一切!


让一个人从墓穴里走出来。



——这首《晚与深》:迫使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晚了,什么深了?

这是拯救已经晚了,而罪孽已经深了。

拯救的时间总是晚到,一旦晚到,就更加晚了,因此,时间的白发变得更加白!更加苍老。

因此,拯救的基督呢,也只是尘土vermaehlen融合尘土,这里的尘土其实也是沙,是尘埃,是尘沙,是流失的时间与机会。没有天使的到来,我们指望消息其实是自欺,我们有太多的自我欺骗与幻想:这是对死亡集中营的彻底面对,并没有拯救来临,只有水中的倒影一般的虚幻的梯子传递过来,仅仅是幻影而已。

因此,沙呢,我们向世界发出沙子的神圣誓言,——以流失的沙子起誓,显然是虚假的,是不可靠的,或者说,是要流失的:因此,不再有神圣的盟约!

这里就出现了亵渎!出现了可能的指责,诗人自觉面对了这个指责,这为后来策兰思考上帝的缺席与空无作了准备。

似乎,策兰在反思犹太人的命运时,在面对神义论的惩罚的问题,难道是犹太人有罪,处死了基督,再次遭受惩罚?但是显然策兰并不认同这样的指控,并不相信死亡磨坊磨出“希望”白面,而是承担这个命运,但是,最后却面对了死者的复活的未来的问题:让一个人从墓穴里走出来。——这是通过诗歌写作,让死者活过来,也是“我们死了,却能够呼吸”(法国之忆),是写作延续了新的誓言:对沙的书写。


上面,无声——《语言栅栏》,王家新翻译

上面,无声,这些

旅行者:秃鹫和星

下面,万物之外,我们

十之数,沙人。时间

即使没有,它

也给了我们一个小时,在这里

在这沙城


(讲这些井,讲

这些井圈,井轮,讲

这些井屋——讲吧。

数,讲述,钟

这一只也,走坏了

水:怎样的

一个词。我们理解你,生命)

这陌生人,不期而至,从哪里来

这客人

他湿透的衣服

他湿透的眼睛

(给我们讲这些井,关于——

数,讲述。

水:怎样的

一个词)

他的衣服——和——眼睛,像我们

他被夜充满,他表明

理智,他现在开始数

像我们,只数到十

不再向前

上面,那些

旅行者

一直

不被听见。


——在这里,多么奇妙,竟然出现了沙人Sandvolk,也可以是,也许也应该是——“沙的民族”(沙族):犹太人,应该就是如此的族类,因此,这是策兰对自身生命的再次命名,与沙有关的诗歌书写出来的命运。

有着数目,一个新的族类,生活在沙城。

实际上,这首诗歌描绘的是下面,上面的无声,是下面的死者们,在沙子中,在坟墓中,在骨灰瓮之中——现在被填满了沙子——沙人,沙族,成为了一个沙城了,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哀悼的祭坛的建立,有着十的足够整全的数目,因为时间没有了,不再可能数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时辰:本来沙,之为沙漏,是来计时的,我们只能数死亡的数目,清点死者的数目。

在这里,诗歌在乞求时间,给予更多的时间,但是不可能,只有沙的堆积,不断堆积。

没有了沙漏的时钟,钟已经走坏了,那么,水呢?就得从井说起。

这里要说,对叙述的要求,沙是沉默的堆积,水,则是流动的,因此井上的轱辘可以接通上下,水,之为水,就是生命了,这是对陌生人的渴望,对他者,对诗歌中你的召唤。

他是活的?因此他有着刚刚湿透的眼睛,其实是刚来的,即将死去的?

因此,他开始数,也不能向前。

这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在沙城发生的事情,而上面的人并不知道。

沙:一直是在遗忘之中试图发出声音,于是有了水的到来。

沙的诗歌写作,这是抵抗遗忘,是数数,哪怕是有限的数数,不再继续,也要数数,如同数杏仁。不遗忘死者。

——这一首选自语言栅栏的诗歌,其本身的形式就有着栅栏的格式,沙,似乎就从中遗漏出去了。




低水——译自《语言栅栏》(1959)王家新翻译

低处的水。我们看见

海蟹,看见

帽贝,看见

指甲在我们的手上。

无人从心墙上为我们剪下词语。(海边螃蟹的踪迹,明天,爬入垅沟,栖息之地,风——

在灰色中描画淤积,漂亮的沙,粗砾的沙,那从墙上分离的沙,和其它碎壳一起收藏在鲈里。)

一只眼,今天,

把它献给第二只,双双

合闭,跟随水流

进入阴影,未装载

它们的船货(无人

为我们剪下词语),海岸

伸入大地的沟湾——一个沙洲

立在一个小小的

不可通航的沉默前。


——这首诗歌,在括号里的沙,是来被描绘的材料,是来入画的。描述美丽图景的,因为遗忘的彻底性:心墙上没有语词,但是要留下踪迹,这是非常低的螃蟹或者贝壳的眼光:

这是诗人在海滩的沙地上,看到海水对沙滩痕迹的冲洗:如同集中营对死者骨灰的播散或者消灭,不留下痕迹。但是,对于螃蟹与贝壳,如果我们有着它们低浅乃至水下的目光,如果下降到足够低,如同庄子看到鱼的相濡以沫,需要另一种目光来观看沙地。

而且,一旦贝壳闭上眼睛,跟随水流,就更加被遗忘了,因此,沙洲在这个小小的观看者前面,也是不可通航的。尽管海岸是硕大的。

这里是要剪下语词,是要在沙地上书写,但是沙地上的书写又是不可能的,要被海水涂抹的,因此,就需要独特的收藏:与记忆的碎片收藏在鲈里,需要一种与沙地相应的观看方式与记录方式。

我们必须足够低,足够靠近事物本身。靠近对痕迹涂抹的暴力。

在这里,语言的栅栏要么是涂抹的海水波浪,要么是螃蟹等等留下的细微的足迹,诗歌是对这个张力的经验。


我砍下了竹子——《无人的玫瑰》

我砍下了竹子

为你,我的儿子

我活过来了

这茅屋明天

将被运走,它

挺立

我不曾参与建这房子:你

不知道,多年前

用什么样的容器

我使沙围绕我,按照

命令与戒律。而你的家

来自旷野——它的大门

敞开

竹节在这里扎下了根,明天

它将仍然站立,无论你去哪里

它的魂灵与你无拘无束地

嬉戏

——这首诗歌来自无人的玫瑰,因此,这里的我,乃是无人。

沙,是要遗忘的或者遗漏的,沙,注定是要流失的。

不可能被装入容器吗?有装沙的独特容器吗?当然那是沙漏,是时间的标记。

这个容器,必然有着时间的独特标记。

为何从砍竹子开始?沙子是地上的,而竹子是直立的,直立是生命,沙子躺着,一直躺着,是死亡,因此,砍下竹子,那是活着的姿态。

砍下竹子,是为了建造,建造房子也是为了直立,但是,已有的屋子明天要搬走了,尽管现在还直立着。

因此,leben与stehen二者之间有着联系,这是与沙子不同的。

但是,我并没有屋子,因为屋子要拆毁,没有明天了。明天的房屋在哪里呢?我与你并没有一起盖屋子,因为你不知道用什么做容器。

以什么来做容器呢?房子也是容器。

因此,我只能以沙子埋了自己,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家。

在这里,策兰的写作打开了犹太人的命运,在沙漠上,在旷野中流浪的命运:尽管没有房子,没有自己的家,但是,却被铭刻了律令,因为你的家来自旷野Freien,来自自由的敞开,一直保持着敞开:bleibtfrei,因此一直有着余地:在沙漠上,不建筑,没有自己的家,仅仅靠沙子来居住,以沙子来埋葬自己,但是却没有住在家里而自我遮蔽。

在沙漠上,那是可以更好地打开对空无或者敞开的经验,这是无人的玫瑰从荷尔德林的海德格尔,从里尔克那里继承的使命,但是更加彻底化:不建筑,就是沙漠化。

因此,即便如同竹子在某处扎根,明天会挺立站立着,但是,都要接受灵魂的操作,都要与灵魂一起合作,那是为了进入没有拘束或者ungebunden的自由敞开之境之中。

只有对沙漠有着经验的民族,不同于其它民族或者沙族,可以更好地经验敞开。

里尔克曾经说:只有动物,早逝者,相爱的人们可以看到空无的敞开,而犹太人,或者作为余存者的以沙来行走的生命,通过沙,可以更好地保持与敞开的关系,自由的关系。

因此,策兰,去往巴黎,其实是在德语中,在沙化了的德语中,继续延续那个对敞开的经验。作为余存者,活着的,以竹子来标记那个敞开。






不仅仅是沙人,沙族,还有沙之书,沙艺呢。

这就是数沙的大师?诗歌就是成为握住沙的沙艺的大师?这是策兰在诗集《换气》之中的再次反省,更加彻底:

没有了沙艺,没有了沙之书,没有了大师。



空无的投掷。多少

哑者?

十佑七。



你的问题——你的回答。

你的歌,它知道什么?




Tiefmschnee


Infimnee



I-i-e


英文最后一段翻译是:

Deepinsnow,


Eepinnow,


E—i—0.


这首独特几乎无法翻译而简约的诗歌,开始于否定,三个keine:三个没有;

第二节则是开始于否定Nichts;

第三节则是重复三次的:你的,deine第三格;

第四节则是重复与减弱的,仅仅剩下三个元音。


这首诗歌本身,就是沙在手上的漏出:一个个的词,一粒粒的沙,在漏出,在滑落。

沙,成为了否定的无,被空无地抛掷出来,并不为什么。

如何可数:siebenzehen,这个德语的十七,写得不标准,似乎根本不可数。对数数的否定。

而哑默的哑者呢,是沙的沉默,虚无的重量。

因此哪里还有追问与回答。

沙的投掷是歌?沙之歌?不再有沙之歌,没有沙艺了!只有破碎与离散,消散的声音的颗粒:这是元音,是被打散的语词的音粒:策兰对语词与沙化的触感与书写达到了极致。

最后不可翻译的三个离散的语词,如果与余烬,灰烬的经验相关,唤醒着雪与沙,雪与灰的余念的呼吸,可以如此翻译:

深陷于雪

余雪

——我们的翻译,保留了字面意义,而且保留了元音:u,德语是i与e,我们则是u,雪xue,余yu,因为诗人在这里要传达的是沙的剩余,如同雪的离散,在风中的坠落,抛掷,虚空的抛掷,以及不留下痕迹,但是又让我们深陷其中,被雪覆盖,如同被沙覆盖。但是诗歌有着自身的抵抗,有着自身的追问,尽管是徒劳的,因此,有着对沙或者雪的剩余的歌咏:最后一节,借助于歌咏雪,而歌咏沙,让沙灾书写中有着余音。

如此的书写,是换气,尽管气息微弱,但是元音却变得清晰了。当然,如果翻译为希伯来语,就没有元音,只有辅音,更加沉默与哑默了。



后来,策兰真正去往了现实的沙漠,去往耶路撒冷,见证了沙漠与犹太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写道的诗歌:

那个夜——可要当心——它受

沙子的支配,

它要尽力索取

我们俩的全部。

如同策兰传的研究者指出的,326-327页:因为特拉维夫这个城市几乎是建立在沙漠之上,所谓:如同沙漠之草坚固不移,沙洲之草的确依附大地不松手,以Wahren,这个真也是保护者的含义,其实受到海德格尔影响,打开允让之门,空无打开,在沙漠上,那个敞开一直保持着敞开,也许沙漠最为接纳,接纳陌生人的到来。

沙,这是他者给予的礼物。


超越自我
孜孜以求
继承突破颠覆重构
个性先锋自由开放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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