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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霍诗4首

César Vallejo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台湾译名“瓦烈赫”,国内译为“巴列霍”。秘鲁诗人(1892—1938),本世纪最重要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他的第一本诗集《黑色的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有着达利奥和Herrera y Reissig(1875-1910,乌拉圭诗人)的影子。1920年,他以“政治骚扰”的罪名被拘禁了数个月,第二本诗集《Trilce》(1922)中的许多诗作即取材于此一影响他一生和作品的重大事件。在这本诗集里,瓦烈赫对多种前卫的技巧做实验性的尝试,譬如排版之效果,以及语汇的创建。瓦烈赫的意象常常扭曲得很厉害,而且造句断裂不全,这显示他与外在世界的疏离。对同胞爱的渴望,对虚无和荒谬的感知,一起是瓦烈赫诗作的两大主题,而他用一种崭新的革命方式表达出来。1923年以后的十年,他因对社会及政治运动产生兴趣,开始用其它的文学方式表达其意念,而写作了一本社会抗议小说及剧本若干。直到1933年后(西班牙内战前后),他才又重新致力于诗的创作,但是这些诗作一起到他死后才出版——《人类的诗》(Poemas humanos, 1939),这本诗集包括了好几首瓦烈赫最好的诗作,生动刻绘了人类在面对死亡及无理性之社会生活时的荒谬处境。
瓦烈赫(Cesar Vallejo,1892-1938)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他的诗总共不过两百多首,与后他出生的聂鲁达(Neruda,1904-1973)、帕斯(Paz,1914-)相较,显然不算多产,但这些却鉅细靡遗地记录了一颗受苦的灵魂漂泊、挣扎,挖掘内在自我与人性秘密的经过。在本世纪所有使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当中,瓦烈赫可以说是最具独创性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他在技巧上对传统的语言做了革命性的突破,并且因为他的诗在实质上有着丰富、热烈的情感。他的诗读起来有时会觉得很困难,甚至无法接近,但它们却都是有血有泪,最真实而奇异的经验之诗。
瓦烈赫出生于秘鲁北部的Santiago de Chuco,这是位于高山区靠近杜鲁伊罗Trujillo的一个小镇。瓦烈赫的父亲母亲皆为西班牙后裔与印第安女人所生。瓦烈赫的家庭算是中产阶级,但并不富有,特别对于十一个孩子中排行最末的他而言。然而瓦烈赫还是上了杜鲁依罗大学,并且有一阵子进入了首都利马的圣马可仕大学。他最初的一些诗是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写的,1918年这些诗收集成为《黑色的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一书出版。但这些诗对他后来的作品仅具有些许暗示。1920年他在家乡被捕,罪名是“纵火、伤害,企图杀人,抢劫以及暴动”。这些罪名虽然未经证实,瓦烈赫却仍然坐了112天的牢。这次经验是他生命的转捩点,给瓦烈赫的人跟诗非常大的影响。他在第二本诗集《Trilce》(1922)里一些最好、最复杂的诗即是在狱中写成的。1923年他来到巴黎,一直到死都不曾离开欧洲,并且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
1928、1929年,瓦烈赫两度访问苏联,1930年因从事左翼活动被逐出法国。在1920年代末期以及30年代开始的几年间,瓦烈赫因政治激情的驱使写了一些小说跟剧本,但这些都不是成功之作,因为带了太多的教诲跟政治宣传。1933年瓦烈赫从西班牙回到巴黎,迨西班牙内战爆发(1936)又前往西班牙,访问了共和军的领区,并且参加国际作家会议。他然后又回到巴黎为共和军出力,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病魔缠身。1938年他在巴黎死去。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瓦烈赫再一度炽热地写诗,这些作品一直要等到他死后才被出版。1937年他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写成的一组诗,在1940年以《西班牙,从我这儿把这个杯子拿去》(Espana, aparta de mi este caliz)的标题在墨西哥出版。他的其它的诗,共九十五首,则收于《人类的诗》(Poemas humanos)一书,1939年在巴黎出版;这本诗集包含了瓦烈赫最感人的一些诗篇,在疾病与那个时代经济萧条的阴影笼罩下,他壮盛地写出了人类面对死亡时作势的荒谬以及生存于社会中生命的无理性。




叶子的神圣飘落


月亮:一个巨大的头的尊贵冠冕,

在你行走的时候把叶子掉进黄色的影子里。

一位救世主的红色冠冕,他悲剧性地

轻轻地对着蓝宝石沉思!


月亮:天堂里不顾一切的心,

为什么你向西运行

在那个注满蓝酒的杯里,

当它的颜色代表失败和忧伤?


月亮:飞走是没有用的,

因此你在一个散布着蛋白石的框架里升起:

也许你是我的心,像一个吉普赛人,

在天空中游荡,洒下如泪的诗篇!……




黑色骑手


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一一我不知道缘由!

这些打击就仿佛来自上帝的憎恨;仿佛在它们面前,

一切经历过的事物的深水

都在灵魂中受到阻挡……我不知道缘由!


不是很多,但它们存在着……它们劈开黑色的沟壑

在那最凶恶的面孔中和那最像牛的背脊里。

也许它们是那异教徒阿蒂拉的马匹,

或者是死神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黑色骑手。


它们是灵魂的弥赛亚所制造的向后航行的船。

远离某种遭命运嘲笑的神圣信仰。

这些血淋淋的打击是某块在那

火炉门前烧烤的面包发出的噼啪声。


而人……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转动眼睛,就像

一个人在我们背后以击拍手掌叫我们;

转动他疯狂的眼睛,而一切活着的事物

都受到阻挡,像一池罪孽,在那一瞥之间。


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而我不知道缘由!




朝圣


我们走在一块。梦

是这么愉快地在我们脚下舔着;

而一切都在苍白的、

不高兴的团圆中扭曲着。


我们走在一块。那些

死灵魂,它们像我们一样,为了爱情

而翻山越岭,

踏着蹒跚的乳白色脚步

穿着死板的丧服

飘飘忽忽地朝我们走来。


爱侣,我们走在一堆土的

弱不禁风的边缘。

一只翅膀飞过去,涂着油,

涂着纯净。但是一击,

从我不知道的地方袭来,

在每一滴泪中

磨尖仇恨之牙。


而一个士兵,一个巨大的士兵,

戴着为了肩章而留下的伤口,

在英雄式的黄昏时分来了勇气,

并且大笑,他用他的双脚

--像一摊难看的破烂,

展示生命的头脑。


我们走在一块,紧靠着,

飘飘忽忽的脚步,不可击败的光;

我们经过一个坟场的

暗黄色丁香花。




一个男人肩上扛着一个面包经过……


一个男人肩上扛着一个面包经过。

他酷似我,我是不是要因此写一首关于他的诗?


另一个坐下,瘙痒,从腋窝里抓出一直虱子,

掐死它。

你还敢谈论心理分析?


另一个手里拿着一根棍进入我的胸膛。

我是不是要因此更医生讨论苏格拉底?


一个跛脚男人牵着一个小男孩。

我是不是要因此读安德烈布勒东?


一个男人打寒颤,咳嗽,咯血。

用这来影射我深处的自我行吗?


另一个在泥土中抓骨头和躯壳。

这样我又如何写无限呢?


一个石匠从屋顶摔下来死了,再也不能吃午餐。

这样我又如何想出新隐喻和韵律呢?


一个商人骗了顾客一克。

这样我是不是要谈论第四维呢?


一个银行家造假账。

我应该在剧院用什么样的脸流泪呢?


一个残废者将一只脚搁在背后睡觉。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人来谈谈毕加索?


有人在一个墓边哭泣。

那么,还考虑进什么大学?


一个男人在厨房里擦枪。

这个时候还谈什么来世?


有人走过,算着手指。

怎能谈论非自我而不大哭?


黄 灿 然 / 译



  在晚年一首未完成的十四行诗中,阿赫玛托娃曾这样写到:“我自己会亲自为你加冕,命运!/触摸你那永恒的额头。”诗中还提到“诺贝尔奖”,指向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她的提名。当然,她没有获奖(那时她的《安魂曲》等后期作品都未能公开出版或译成西方语言)。但是,比起她一生所完成的一切,任何外在声誉又算得了什么呢,诗人会为自身的命运“加冕”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翻译出了《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如果说《安魂曲》是一座伴随着悲剧合唱的青铜纪念碑,《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就堪称是一部大师的杰作,一位诗人对其一生所做出的更高的总结。 

  读了这部作品,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索尔仁尼琴当年会把这部长诗从头到尾手抄了一遍。 

  读了这部作品,我们也感到诗人早期的那些“戏剧抒情诗”如《在深色的面纱下她绞着双手……》、《在这里我们都是酒鬼,贱妇》,等等,都是这部作品的某种预演。而这部作品总结了一生,但又与诗人以前的任何作品都不同,甚至对于俄罗斯诗歌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新的,虽然自普希金、莱蒙托夫以来,他们就有“Poema”(“长诗”,尤其是叙事长诗)的深厚传统。 

  曼德尔施塔姆早就很敏锐地指出:“阿赫玛托娃把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所有巨大的复杂性和财富引入俄罗斯抒情诗。如果不是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以至列斯科夫的某些作品,就不会有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的源头全部在俄罗斯散文王国,而不是在诗歌。”[5] 

  的确如此!虽然在我看来阿赫玛托娃的源头也来自于俄罗斯诗歌王国,来自于那些更久远、多样的“系谱”。在“叙事诗”中(曼氏生前当然未能读到这部作品),除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勃洛克等俄罗斯作家诗人,除了《圣经》和古希腊、罗马悲剧神话,阿赫玛托娃还对莎士比亚、歌德、拜伦、济慈、T.S.艾略特等欧洲作家诗人有大量引用。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阿赫玛托娃完全是以“欧洲诗人”自居。 

  贝科夫曾这样简要地勾勒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发展:“他对文学之‘我’客观化的永恒追求。他的道路,犹如螺旋上升的曲线,在扩展过程中不断攫获新的主题,开辟越来越宽广的生活领域。帕斯捷尔纳克以极其主观的抒情为起点,直抵散文叙事,由有意识的印象主义的朦胧归于经典的、传统风格的明晰。” 

  犹如《日瓦戈医生》之于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英雄的叙事诗》之于阿赫玛托娃,也正具有对一生进行提升和“变容”[6]的意义,只不过取向不同。帕氏由密集的隐喻、“极其主观的抒情”归于那种《圣经》式的质朴和启示性,而阿赫玛托娃则由早期的简约、克制走向史诗般的广阔、繁复和隐曲,虽然这同样体现了她对一生进行提炼的高度的艺术能力。 

  对于阿赫玛托娃的风格,布罗茨基曾指出:“她是一个超级格言诗人。她的诗歌非常之短便足以证明这一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从来不会溢出到第三页。她对历史的态度也是格言式的。当她处理现代时,令她感兴趣的不是它自身,而是现代语言及其表现力问题。” 

  布罗茨基的这一看法当然抓住了阿赫玛托娃很重要的东西。如诗人1933年的《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从它的第一句“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到该节的最后两句“但是我们闻一次也就永远知道了/血,闻起来只能像血腥味……”它的每一句都耐人寻味,感性,但又带有格言般的意味。第一句是伟大而无畏的赞美,把“野蜂蜜”与诗人要歌唱的自由联系了起来,最后两句则带着一种无情抵达历史真相的力量,令人胆寒。 

  但是,从艺术手法和艺术发展上看,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又绝不单是格言式的。我们会看到,从三十年代以后开始,她远远超出了一般抒情诗的范畴,在创作中把抒情、哲思、史诗、戏剧、叙事等因素融汇为一体,愈来愈体现了她作为一个大诗人的综合能力。即使她不专门去写历史,在她的“三言两语”中,也会让人们“从中走过一个时代”。从她后期的一系列组诗、长诗尤其是《没有英雄的叙事诗》来看,一个久经磨难而日趋成熟、开阔,堪称“历史风景画的大师”(楚科夫斯基语)的诗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对此我们首先来看诗人后期的组诗《北方的哀歌》的“第一哀歌:历史序曲”,全诗不到六十行(果真没有“溢出到第三页”!),它既是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的写照,又是一个不祥的新世纪的“序曲”。在这首“个人史诗”中,诗人把过去与现在、历史场景与个人记忆、全景透视与细节刻划精心地“拼贴”在一起,而她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追溯则构成了诗中隐秘的內核,如诗人回忆起“那个女人”也即母亲的深蓝眼睛:“而她的善良作为一笔/我继承的遗产,它似乎是——/我艰难生涯中最无用的礼物……”这是刺人心扉的一笔,也和诗中其他部分构成了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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