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兰《数数杏仁》

Zähle die Mandeln （auch Ohne Titel）

Zähle die Mandeln,

zähle, was bitter war und dich wachhielt,

zähl mich dazu:

Ich suchte dein Aug, als du’s aufschlugst und niemand dich ansah,

ich spann jenen heimlichen Faden,

an dem der Tau, den du dachtest,

hinunterglitt zu den Krügen,

die ein Spruch, der zu niemandes Herz fand, behütet.

Dort erst tratest du ganz in den Namen, der dein ist,

schrittest du sicheren Fußes zu dir,

schwangen die Hämmer frei im Glockenstuhl deines Schweigens,

stieß das Erlauschte zu dir,

legte das Tote den Arm auch um dich,

und ihr ginget selbdritt durch den Abend.

Mache mich bitter.

Zähle mich zu den Mandeln.

Count the Almonds

Count the almonds,

Count what was bitter and kept you awake,

Count me in:

I looked for your eye when you open it,no one was looking at

   you,

I spun that secret thread

on which the dew you were thinking

Slid down to the jugs

guarded by words that to no one's heart found their way.

Only there you did wholly enter the name that is yours,

Sure-footed stepped into yourself ,

freely the hammers swung  in the bell frame of your silence,

The listened for reached you,

What is dead put its arm around you also,

And the three of you walked through the evening.

Make me bitter.

Count me among the almonds.

汉 伯 格 英 译

数数杏仁

数数杏仁，

数数苦的让你醒着的，

把我也数进去：

我寻找你的眼睛，

你睁开无人看你，

我纺那秘密的线

你在线上的沉思之露

落进被不能打动人心的词语

守护的水罐中。

你全部进入的名字才是你的，

坚定地走向你自己，

锤子在你沉默的钟楼自由摆动，

无意中听见的够到你，

数数杏仁

数数杏仁，

数数这些曾经苦涩的并使你一直醒着的杏仁，

把我也数进去：

我曾寻找你的眼睛，当你睁开它，无人看你时，

我纺过那些秘密的线。

上面有你曾设想的露珠，

它们滑落进罐子

守护着，被那些无人领会的言词。

仅在那里你完全拥有你的名字，

并以切实的步子进入你自己，

自由地挥动锤子，在你的沉默的钟匣里，

将窃听者向你撞去，

将死者的手臂围绕着你

数杏仁

数杏仁，

数那苦得让你清醒的，

把我也数进去：

我寻找你的眼睛，当你望了望而又没人看见你，

我纺那条秘密的线，

那颗你正在想着的露珠沿着线

滑入由找不到心的词语

看守着的水罐。

只有在那里你才完全进入属于你的名字，

双脚才稳定地走向你自己，

钟锤才在你沉默的钟楼里自由地晃荡，

那无意中听到的你领会了，

那死去的也用手臂环绕你了，

数杏仁

数杏仁

数数那苦涩使你合不上眼的东西，

把我也数进去：

我曾寻觅你的眼睛，在你睁眼没人看你时，

我纺了这根秘密的线，

线上有你想象的露珠，

它落下来掉进罐子，

有句找不到人心的谚语在守护它。

只有在那里你完全回到你的名字，

并且脚步坚定地走向你自己，

于是你阒静的钟架上钟锤自由摆动，

那隐约听见的声音撞你心头，

那死去的人也用手臂搂着你，

数数扁桃

数数扁桃，

数数过去的苦和使你难忘的一切，

把我数进去；

当你睁开眼睛而无人看你时，我曾寻觅你的目光，

我曾纺过那秘密的线，

你的思索之露

向坛子滴下去的线，

那些坛子，有一句不能打动任何人的心的箴言护住它们。

在那里你才以你自己的名义走路，

你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自己，

在你沉默的钟楼里钟舌自由摆动，

窥伺者就向你撞来，死者也用手臂搂住你，

数数杏仁

数数杏仁，

数数那些苦涩的教你始终清醒，

把我数进去：

我曾寻你的眼，当你睁开它而无人注视

着你，

我纺织那隐秘的线，

沾连你，沉思的露珠，

滑落到罐中去了，

守护着，被那些无人用心觉察的，判词。

唯有那里你完全走入名字，你的名字，

你稳健的步伐迈向自己，

手锤在你沉默的钟架上自由挥摆

不断挥送，

被谛听到的撞向了你，

而死者也展开臂弯将你包围，

数数杏仁

数数那杏仁，

数数那曾是苦苦的、并让你无以安眠，

把我数上：

我寻找你那只眼睛，在你睁开而无人注视的时刻，

我纺织那条隐秘的线，

上面有那颗你想到的露珠，

滑向那些陶罐，

一则谁也不曾上心的箴言护守它们。

只有在那里，你才会进入完整的名字，你自己的名字，

你才会步伐坚定地走向自我，

锤子才会在你沉默的钟架里自由挥舞，

偷听来的话才会传给你，

诗人策兰1920年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他的父母在二战时被关进集中营。父亲死于伤寒，母亲被纳粹枪杀。他本人则被强征为苦力修公路。早期的作品《死亡赋格曲》使诗人成名并受到广泛关注。1970年跳进塞纳河自尽。下面让我们进入这首诗：

数数杏仁

数数这些曾经苦涩的并使你一直醒着的杏仁，

把我也数进去：

 诗人似乎是偶然从杏仁上得到灵感，或许是已寻找了很久。数着杏仁，仿佛数着诗人苦涩的一生。这杏仁的苦涩使诗人清醒，从某种角度上说未必是坏事。厉害的是，数着数着，幻觉产生了，诗人把自己也数了进去。仿佛到了一个物我两忘的境地。这句“把我也数进去”。诗人可以进入到任何事物的核心。

我曾经寻找你的眼睛，当你睁开它，无人看你时，

我纺过那些秘密的线。

此刻，诗人在寻找谁的眼睛。有两种解读：1、上帝的。上帝在睁眼给我们启示时，没有人注意到。只有诗人自己，在与上帝秘密地通过纺的线联系着。2、死亡。这是最大的可能，只有作者能看到死亡。

上面有你沉思的露珠，

它们滑落进罐子

守护着，被那些无人领会的词语。

露珠似乎可以看作作者自己，预示着诗人短暂透明的一生。它滑落进罐子。罐子寓意深刻，代表了死亡黑暗等所有封闭的事物。诗人滑落进这里，为了守护，自己那些无人领会的诗。自己那无人领会的生活。

仅在那里你完全拥有你的名字，

并以切实的步子进入你自己，

自由地挥动锤子，在你的沉默的钟匣里

只有在黑暗之后，在死亡之后，诗人才能拥有自己，进入自己。并“自由地挥动锤子，在你的沉默的钟匣里”。这里钟匣也可以看作是容纳死亡的容器。所以，诗人的悲哀是深入骨髓的。

将窃听者向你撞去，

将死者的手臂围绕着你

于是你们三个漫步穿过了黄昏

 “窃听者”这里不明白意思是什么。读者？活着的人？或许是同时代那些也要倾听上帝的声音的人。那些死者是在作者之前已经死亡的

抒 情 诗 ：拉 马 丁 和 雨 果

当百日执政过去之后，路易十八再次回来之时，法国人民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主要是忧郁。国王第一次回来还带有一点被人民召唤回国的味道。但是，看到他没做任何努力用仍然忠于他的军队抵抗拿破仑，就再也无法掩盖他是外国军队用刺刀送回来的这一事实。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他的第二次登基像是对法国的侮辱。不过，在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法国在恐怖的军事暴政下呻吟多年之后又恢复了合法的自由。

对文艺来说，恢复王政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自由的预兆。在二十五年之后，自由谈论思想再次成为可能。那只死死地压在报刊杂志上的沉重的手被拿开了。被桎梏的头脑和被压制的思想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人们可以自由地研究和判断过去，不管是帝国还是革命；没有大的障碍阻止他们思考法国的未来。

他们可以自由这样做，但是他们有任何倾向吗？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很少。当时的法国在情绪上很像久病初愈的病人，或是刚打完败仗的国家。这并不是说人们渴望在战场上重新报仇雪耻。在拿破仑统治的末期，残废军人院前宣告胜利消息的大炮声，在人们心里已引不起回响。他们渴望和平，像一个放血太多而疲惫不堪的病人渴望休息。

对法国人来说，过长期和平生活的想法再次变为大家熟悉的想法。许多年来，母亲看到儿子快长大成人就会提心吊胆，因为到了这个年岁他们第一步是当兵，不久就上战场送死。现在她们开始希望这些儿子能活下去了。这些青年从小听惯了咚咚的战鼓和嘟嘟的军号声，甚至还在上学时就习惯于想到早日为国争光、为国捐躯，现在却不得不习惯于想过和平生活了。在这以前，死亡衬着胜利的红光显得光荣而美丽，和这种死亡相比，现在所面对的自然死亡就显得可憎了。他们产生了一种近乎失望的感情，并开始仔细思考问题了。众多的青年长期以来被迫准备为国家的生存、战争的需要和国家的总目标而牺牲个人的生命，现在听到可以离开队伍，不再需要跟着鼓声齐步前进，多数人是感到高兴的。他们从脚上抖掉大路上带来的尘土，从身上脱下制服，设法消除对军事纪律的任何记忆。他们刚从帝国的战场回来，刚听不到流血战争的声音，立即逃避到宁静的乡村生活中去，远离喧嚷嘈杂的人声。这就是当时的心情——一种厌烦而又复杂的心情。里面包含有失望，也包含有希望，和个人做白日梦的倾向。这不是一种促使人行动，而是促使人思忖、回顾、考虑的心情。

国民的这种心情说明了为什么拉马丁《沉思集》这类诗歌能成为当时人们喜爱的文学。从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真谛》发表以来，没有一本书引起像这本书第一部分发表时的那样轰动——四年中售完了四万五千本。今天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我们在拉马丁的诗中看到了复辟时期的情绪阐释，以及它内心最深处活动的反映——一幅用最清澈可爱的梦幻般色彩绘成的反映了它的理想和渴望的图画。它是一种类似风鸣琴响的诗，而弹动它琴弦的风是时代的精神。这些诗沉思的成分多于歌唱的成分，精神的谐音多于心灵的谐音，而在现实生活中长期以来正面的东西（明确的形式，肯定的性格，实在的物体，对命运打击默默的忍受）已足够多了，过于多了。在这些诗中没有强烈的感情，不想看看生活中黑暗可怕的一面，甚至不想看看现实生活本身，这些大家都不认为是缺点。所有这些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见得够多了。在过去一段时期中，许多本能的东西受到硬性的压制，此时人们为这位最富于音乐性的诗人的这种单纯做诗的本能感到高兴，这位诗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的和弦表现出每一种情绪和心情。经历了哲学、革命和没完没了的战争，他们渴望这种恬静的抒情诗。《湖》这首诗，所有法语国家的人读起来都很高兴，这是因为人们好久以来已没有怀着赞赏的心情看待自然，很久以来一看到地面时就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过，拉马丁不只是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他也作为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人去反映时代的精神。他诗歌的主调是基督教保皇主义，特别是对波旁王室的忠诚。

我们所熟悉的拉马丁似乎是1848年革命的化身，他被普遍看做人道主义的先知。现在来看一看这位诗人精神上的起点，这对我们是很有意思的。

阿尔丰斯·德·拉马丁于1790年出生于麻松一个比较低的贵族家庭。在革命时期他的父亲是国王的最后追随者之一，为他的忠诚受过苦。阿尔丰斯的慈爱的虔诚的母亲教他看一本带插图的《圣经》。就这样，他从古教主的生活场景，约瑟、圣缪尔、塞娜、托拜厄斯 及天使的故事中接受了他最早对文学及艺术的印象。1794年之后，这家人靠米里小小产业的少量收入过一种隐居生活。这个孩子先在家里接受一位可爱神父的教导，后来被送到里昂上学；他的性格是天生好静，对这个学校的野蛮粗俗的风气极为厌恶。出于他母亲和他本人的意愿，他转到贝里的一所学校里去，这是某些耶稣会教士办的，他们逃避了法律把他们驱逐出境的规定，把自己称作“忠诚的神父”。在这里小小的拉马丁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教师们都很和蔼文雅；其中有一个人使他想到了费奈隆 。在目前这个世纪，耶稣会成员无疑不仅是最肆无忌惮的人，又是最和蔼、最机灵，因而也是最危险的教士。拉马丁很快在同学中发现了和他地位相当的朋友，他们是法国和萨丁尼亚贵族的子弟。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小阿尔菲利，一个小维里欧（此人作为“维”出现在《葛莱齐拉》中），还有约瑟夫·德·梅斯特尔的侄子路易·德·维涅。拉马丁通过德·维涅认识了著名的梅斯特尔全家。约瑟夫伯爵作为一个人对他最无吸引力，但他的信和他的作品对他很有影响。

有一天在贝里，一位老师念了几段夏多布里昂的作品给孩子们听。那庄严文体的气势和魅力给拉马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东西。但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几乎立即采取了批判态度；他说他产生了强烈的崇拜心情，但没有产生“对低级趣味的爱好”。他强调说，他不久之后在和他的朋友们谈到《基督教的真谛》时，他概括地提出了下面几点反对意见：“它缺乏理想美的主要因素：自然。它美，但过于华丽。”换言之，拉马丁是由着本能写作的，感到夏多布里昂的文体有些雕琢。有可能他把这种批判态度说得比实际稍稍早了一些。不管怎样，他对他是那样崇拜，迟至1824年，当他赞颂查理十世就职时还这样写：

大主教

那勇敢的骑士，在他青铜的盾牌上，

在百合花丛中手执着香客的十字架，

他的眼睛闪耀着荣誉和天才的光辉，

他是否在想重新恢复旧日的荣华？

国王

夏多布里昂！这名字符合所有时代的需要；

在他心中将来和过去融浑在一起：

勇士们的法兰西和新生的法兰西，

把他们兄弟般的光荣在他额上聚合在一起。

塔索是阿尔丰斯以热情赞扬的心情阅读的另一位诗人。奥西安告诉他真正的诗是可以含糊隐晦的。伯纳丹·德·圣皮埃尔以他的恬美与谐和，成为拉马丁和克吕德内夫人共同的典范。

十八世纪一些消遣性的淫秽书籍落到这孩子手中，一时间使他很感兴趣，唤起他年轻的想象力，但这些印象被后来耶稣会学校给他的印象抹掉了。宗教热情和对大自然的清新和美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纯洁了他的思想，促使它活跃起来。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能活一千年，我也永远不会忘掉那些求学的日子，那些祈祷的时刻，那些在冥想中度过的夜晚，和怀着狂喜的情绪履行职责的情况，那时候我一心想着上帝。”但几乎同时他谈到了冬天里滑雪的愉快心情，他踩着滑雪板，飞速穿过结冰的沼泽地带，就仿佛长了神的翅膀似的；或是谈到在榛树下在柔和静谧的春日气氛中，陷入虔敬的情绪，为良心的安宁而高兴。

波旁王室的回国受到拉马丁一家的欢呼，包括现在已是青年的阿尔丰斯。他的父亲（他在1792年8月10日受过伤）把儿子带到巴黎，让他参加国王的卫队。有一天国王坐在带轮子的浴椅上由人推着，穿过卢浮宫的画廊观看拿破仑从各次战役中带回的艺术珍品，恰好轮到这位青年军官跟在国王身边。这位青年自己深深的崇敬思想，使他感到路易的声音悠扬悦耳，他的人品庄严挺拔，他的目光威严有神，他的谈话才华横溢，他的沉默都饶有意味。在这之后，当他骑着马在国王马车旁走着时，国王有好几次和他说了几句话。

当拿破仑在凯恩登陆，穿过法国作胜利进军时，拉马丁随着宫廷的人来到法荷边境。在那里卫队被解散和遣送回家。在百日执政结束后，拉马丁再也没有参加卫队，也再没有见到国王。可是在1820年，当路易看到拉马丁诗集的第一本时，他记起了这些诗的作者曾作为军官参加过他的卫队，为了表示酬谢，送了他一本古希腊罗马的诗选。关于这一点，拉马丁说了一句可能考虑不够的话，说路易国王显然把他自己看做是发现了维吉尔的奥古斯都 。

这位新诗人公开宣布自己是夏多布里昂和博纳尔的信徒。在他的《拉斐尔》（第1章）中他谈到他是怎样认识博纳尔的。当他在尚贝里时（那时他二十五岁），他很崇拜年轻美丽的克莱奥尔夫人（在他诗中他把她化名为爱尔薇加以歌颂），要他给常来家中的贵客博纳尔写一首颂歌。拉马丁告诉我们说他这时只知道博纳尔这个名字，以及他作为基督教立法者在他名字周围投下的光环。他说，“我当时想象我是给一位现代的摩西写颂歌，他从新西奈山 的光辉中获得了神光，以此照亮了人间的法律。”就这样拉马丁写了这首颂歌，收在他题名为《天才》的第一部诗集中。在这首诗里年轻的诗人断言：

就这样你从著名的诡辩家们身上

　驱除了虚假的亮光

你从黑暗深处

取出了辉煌的真理

你把道德的天地

从混乱引向秩序。

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我们碰到了对善的窄狭的概念——秩序。博纳尔的反应是把自己的整套著作送给了拉马丁。这位诗人热情地阅读了这些书。在较后时期，他在给颂歌加的注解中否认这些著作给了他任何真正深刻的印象，这里他混淆了他早期和后期的信念。他写道：“我读这些作品时怀着对过去的诗一般的热情和对残垣颓壁产生的崇敬情绪，青年人的幻想很容易把这转化为学说和教义。有好些个月，我在夏多布里昂和博纳尔的影响下，试图信仰那种上天启示的政府；但是就我来说，和其他人一样，当时的倾向和人类理性的发展驱散了这些美丽的幻想，我理解到上帝除了人的社会倾向没有给人启示任何东西，各种政治制度是时代、环境、人类的善与恶所决定的。”可以肯定，他把这种信念说早了相当时间。整个《沉思集》和博纳尔的颂歌是一个调子。一首题名《上帝》的诗是献给拉马奈的，关于圣诗这个题目的那首狂热的诗是献给《圣经》的译者热努德的。拉马丁自己给《保守派》写过稿，从这份报纸出版之日起，夏多布里昂就宣告了欧洲反动运动的开始。在这份报纸停办以后，他和拉马奈和博纳尔一道创办了一份新的类似性质的报纸《维护者》，它的特殊目的就是反对立宪政府。后来偏偏又轮到拉马丁去向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征稿。我们的诗人这时三十岁，他给《论教皇》的作者写信中所用的口吻是很说明问题的：“伯爵先生！我收到您的书和您亲切的使人高兴的信时正病得厉害。我借病后刚恢复的一点力气向您为两者表示感谢，特别是感谢您把我称作侄子这一荣誉，在所有认识您的人前我都夸耀了您的这个称呼。在这个被引入歧途的可鄙的时代，凡属懂得真正深刻天才的人对您的名字都是那样尊敬，这一称呼本身就是声誉。博纳尔先生和您伯爵先生，还有一两位远远追随着你们的人，创建了一个高级哲学和基督教政治的不朽学派，它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青年一代当中。”

在同一封信中拉马丁把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在文学上的地位说成是最优秀作家的领袖，把对他的敌视说成是“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人那种荒唐的专横”，对此梅斯特尔以十分令人钦佩的方式进行了申斥。就这样，拉马丁明确无误地表示赞成教皇在教会的权威无限——不过请注意，这只是理论上的看法。在他的诗中，他并不像这样武断。例如当他响应夏多布里昂的呼吁，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诗人有责任把异教徒的神话从诗歌中驱逐出去时，推动他的不是虔诚的本能而是艺术的本能。就诗歌来说，旧的神话早已蜕变为一些寓言或释意，这类东西陈旧乏味，不可能对任何人的宗教信仰产生不良影响，完全没有必要向对阿波罗和阿摩尔的信仰发起一次讨伐。

拉马丁的影响巨大是由于他说出了千万人渴望听到的时而引人伤感、时而起安慰作用，时而鼓舞人心的话。人们并不感到他的话里缺乏新的思想；人们只是被他那同情的声音所感动。人们从他的话里感到那些在普遍压抑的时代已完全麻木的神经又再次颤动；他使长期以来哑然无声的琴弦又发出了清音；人们对他使旧的回忆重现的新鲜手法感到高兴。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真正新的因素。对拉马丁来说，丑恶的、坏的东西，甚至渺小可鄙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他给一切都罩上一层灿烂的外衣，他的诗发出一种天国式的光辉。多年以来，第一次以音韵优美的诗歌表现了丰富的美的感情。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居维叶在1830年接纳拉马丁入法兰西学院时发表的讲话中宣称，人在他们的理性长期被深深的黑暗所包围时，需要一个带路人，把他们从怀疑困惑的黑暗中拉出来，带着他们一道进入光明和肯定的地方。他谴责拜伦，说他在宇宙间只看罪恶之神的庙堂，而赞扬拉马丁是一位带来希望的诗人。整个法国也这样，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把希望和信仰、安慰和教义、生的力量和对教皇权威的坚决维护都混淆起来了，直到最后，环境的力量驱散了迷雾，迫使文人和一般群众去采取明确的立场。

甚至在更晚一些时候，拉马丁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人。就在七月革命爆发的前四个月，他被指定以给达鲁 的颂歌作为他在法兰西学院演说的题目。他巧妙地不提拿破仑的名字而发表了这篇演说。他坦率地说道：“这个世纪将从两样天福失而复得的时间算起，王政恢复了自由，自由恢复了王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前途和国王们的前途紧密相连，把树和根分开而要树不枯死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国家，是君主制带来了一切，甚至结出了自由的丰美果实。”

拉马丁现在开始了一段得意的时期，他开始出名的时期来得不算早，他现在已经三十岁了；但名声才像初升太阳的霞光透入他雄心勃勃的心灵。现在咱们照当时作家们的描述，设想一下路易十八时代沙龙的样子。上百人聚集在某个重要人物（比如佛依将军）家的一大串客厅中。拉马丁这时是驻佛劳伦斯大使馆随员，但当时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也在被邀的来宾之列。他年轻，漂亮，带着贵族的神采和风度。当他走进屋来时，在场的人都露出赞佩的表情。一群人，主要是妇女，聚集在他的周围；他意识到四周都是漂亮的面孔，华丽的装束，微笑和恭维。人们一时忘了向在场的议员为他们最近的发言表示祝贺。连那些从未见过拉马丁的人都马上认出了他，因为他比所有的人都突出。佛依将军走到他的跟前，热情地和他握手，并向他保证，任何时候只要他高兴，就可以成为使议院增光的人，议院正缺一位有才能的维护王政神圣原则的人。然后，拉马丁以他从未说过政治口号的悠扬悦耳的声音朗诵了他初期的一两首诗——《热情》，《回忆》，《绝望》，《祷词》或《信仰》，或是某首这类沉思冥想的诗——这就使大家听得着了迷，迸发出各式各样表示热情和感谢的话。本贾明·贡斯当带着难以捉摸、庄严而又挖苦的神情走上前来祝贺他发现了作诗灵感的新源泉，并保证说，除了在席勒的冥想诗中，哪儿也找不出这么崇高的意境和纯净的思想与词句。太太小姐们则认为这样相比对席勒这个不知名的德国中产阶级诗人来说是过于称赞了，席勒的名字他们记得刚听人说起过，怎么能和拉马丁相比呢！

有许多因素有助于加强这些诗本身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是这位作者罕见的几乎带点女性的漂亮外表。其次是外面流传的关于作者以天使般热情赞颂的那个女子的传闻。据说诗人热爱这个女子，而死神却夺走了他爱的这个对象。大家做了许多努力来了解实际情况。这位爱尔薇是谁？她的真名叫什么？

我们今天的人通过拉马丁自己后来的散文作品，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清楚的了解，但在关于这问题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对拉马丁抒情诗的兴趣并没有消失。

很自然，青年拉马丁的同代人首先会认为他是一个维护王政和教会的诗人。他最早发表的那首诗就表达了他对童年时收容了他的耶稣会学校的衷心感激。像《颂歌》这样一首诗在本质上不过是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的真谛》的韵文版。他那些关于波尔多公爵（即尚波尔伯爵）在他父亲贝里公爵死后降生的诗句（其中有“他降生了，这神奇的孩子”这样的句子）表现了最忠诚的天主教徒的感情。在所有场合，几乎在每一首诗里，他都歌颂、赞美、维护和崇敬上帝。有的时候，例如在《神圣的一周》那首诗里，他的诗句简直像诚心诚意焚烧的一炷香；这首诗是他去访问年轻的罗安公爵时写的，这人后来当上了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许多年后，当他写到他的这首诗时宣称说，在那些聚积在公爵周围的年轻人中，只有他对教会所热衷的那些神秘东西不感任何兴趣。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说法，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的诗才受到了当时潮流和倾向的左右。

拉马丁青年时代纯属宗教性的诗，由于不够朴实和缺乏真正的感情，现在几乎大部分都没法读了。这类诗不是抒发感情，不够简练，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沉思，没有思想的冥想，有广度而没有深度。一个良好的例子就是献给拜伦题名为《人》的那首诗。这位法国诗人对他的英国同代人的看法是当时传统的，僵固的，愚不可及的一种看法，那就是，他只是拨动了绝望的心弦，他的眼睛像撒旦一样在探测着深渊等等。为了告诉拜伦真正的诗人应当怎样歌唱，拉马丁弹起了对上帝的最奴颜婢膝的赞歌，他自己告诉我们，这个上帝以不幸和痛苦折磨人，压制人。他最后规劝说：

向天上呼喊吧，啊，地狱的歌手！

后来给这首诗加的注说明他完全不了解拜伦勋爵的历史；对他的一切断言几乎全是错的。尽管拉马丁给查尔德·哈罗德写过一首诗，但连那个名字都没有拼对。

他在这里对拜伦所用的告诫口吻，许多年后他在写到阿尔夫莱·德·缪塞时也采用了，他也向缪塞提出了虔诚道德的陈词滥调来作为治病的药方。

在题为《永存不朽》的一首颂歌中，拉马丁感到有责任表现的虔诚比较不引人反感，因为它比较诚恳。这是写给他年轻时所爱的人爱尔薇的，她的不信宗教使他感到难受。这首诗的目的是在她临死时给她安慰，让她看到灵魂不朽这一前景（迄今为止她对这是不相信的）。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仍然看到这样索然无味的比喻：“希望啊，站在你的旁边；死亡啊，在墓地上做着幻梦，请给我打开一个更美的世界。”

只有在一首向上帝呼吁的诗中，拉马丁才是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文笔流畅的诗作家，这就是《绝望》，一首表示对上帝这一概念表示反感的冥想诗。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有节奏的语流、热情，和在拉马丁作品中很少碰到的品质——力量和简练。自从世界创造出以来上帝看到了什么呢？

美德向不受惩罚的厚颜无耻行为屈服，

欺诈受尊敬，真理被放逐；

　到处漂泊的自由

成为世上活着的神的祭品；

到处凭借武力在不正义的基础上

建立永恒的统治。

这首诗原来还包括几段，发表时被删掉了（那几段诗表现了比这几行更为愤慨、更不虔敬得多的情绪）。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几乎在《绝望》刚发表之后，拉马丁就根据他母亲的要求，在一首答辩诗《上帝给人的回答》中驳斥了这首诗表达的想法。后面那首诗，尽管不缺铿锵的音韵，却像它的作者自己都能感觉到的，无法和第一首相比。他自己说得对，第一首是灵感的产物，第二首是思考的产物。

不过所有这些神学装饰品我们可以说是粘附在拉马丁诗上的。我们也许可以更确切把它们比作随便扎成的木筏，一时间它也在水上漂流，接着就散开并变得无影无踪。这种对宗教的笃信，不久就消失在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拜，一种诚挚的带宗教意味的自然哲学之中。

在那些早期的诗中，真正有气息有生命的东西是和它们表现的宗教说教无关的，而是一个温柔而又尊严的心灵的整个感情生活。它们所表现的这个心灵有新世纪的特点，即爱寂寞，只有在寂寞时才发现和感到自己丰富。它是一个不爱社交的心灵，只和大自然感到共鸣。它是忧伤的，伤感而诚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愉快轻松。最后还有一点，它从不表现性爱；只有一首诗表现了爱情满足后的快乐。在所有其他诗中贯串的感情是失去了恋人的悲伤，是死神把她夺走了。十八世纪的诗把爱情变成了风流艳事，无论是对爱情或女人都没有严肃对待；而在这种新诗中，爱情是对过去默默的追念，女人受到崇拜和尊荣，就像早年德国吟咏诗人的诗里那样，只是现在写的是死去的女子，是鬼魂。

拉马丁从不描绘那种在失去亲人时失去控制的悲哀。在他的诗中悲哀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默默的绝望情绪，它使人迟钝，使人呆板，使人苦楚，但是难得催人落泪。

这种新歌是从它的泉源自然流出的曲调，丰沛而纯净。它像竖琴的旋律夹着天国提琴的音调。通过这些曲调，由朴实的人们熟悉的感情把以下思想传到读者心中，如《隐居》（哪儿也没有幸福在等待我），或是《秋》（大自然秋天的丧服，与我的愁思谐调，使我的眼睛感到愉快），或《巴亚湾》（这里曾发生过那样的大事，今天却不留一点痕迹；我们也会同样地消失，不留半点痕迹。）所表达的那些思想。但要注意，最后提到的这个思想是以精彩的诗句表达出来的：

什么都变化，什么都过去；

同样地我们也会过去，

唉！也不留半点痕迹，

就像我们这只小船滑行在海上，

大海会把它的一切痕迹抹去。

没有对大自然的系统描绘，也没有作这样描绘的意图，只是凭着天才捕捉住大自然一瞬即逝的印象，使其在诗歌中永远保存下来。

诗人在傍晚坐在光秃的山坡上，太白星刚从天边升起（见《夜晚》）。一缕星光仿佛从他额上掠过，触到了他的目光，他感到曾和他相伴而现已死去的人就在他跟前徘徊流连。他对太白星的星光说：

你的亮光使我的心房燃烧，

我感到说不出的喜悦，

我想到了那些不在世间的人们，

柔和的星光，你是否就是他们的灵魂？

或是，他坐在布杰湖旁的岩石上（在过去欢乐的日子里，他曾和她并排坐在这里），想到人生一切是那样多变，而无生命的大自然却永远不变，感到十分忧伤。这就是他在《湖》那首诗中表达的感情。那首诗非常出名，或许是他所写诗中最好的一首。这是他诗中杰出的典型，平和流畅，觉察不出丝毫的雕琢之处，连我们称作艺术的“雕琢”都没有。它是那样自然地富有旋律，就像湖上的粼粼涟漪。诗人企图表达的感情在第一段末的暗喻中极其准确地表达了出来：难道在时间的海洋上停泊一天都不行么？在对湖光的描写中，浪涛拍打着岩石，就像一年以前一样，那时他心爱的人还在这里聆听着浪涛的细语。这位孤凄的恋人回忆起两人泛舟湖上时她在静寂的夜里讲的话语——她在向时间祈祷，祈祷这幸福的时刻不要流逝，她祈求时间对不幸和痛苦的人快快过去，而为相亲相爱的人多停留一会儿。他重复了她最后的呼声：祈祷是无用的，让我们相亲相爱、享受这正在流逝的时光！人生没有港湾，时间无边无岸，它不断流逝，我们都会消失。在回想了他死去的爱人的思想之后，诗人提出了他自己对大自然的呼吁。他乞求湖水、静静的岩石、洞窟、暗郁的树林，一切时间没夺走和使之又获得生命的东西，乞求它们保留住对那个夜晚的回忆。

拉马丁在表现一个失去恋人的人的悲痛寂寞情绪时倾注了他的心灵，他在一次表达幸福的爱情时，几乎也倾注了他的心灵。他在写《爱情之歌》时就是这样的，他天真地把那首诗描绘为现代的《所罗门之歌》 ，只是调子比较幽静，不像那首古诗带有那么浓郁的东方色彩。实际上那首诗和那支歌很少相似之处，就像西方最纯洁的心灵爱和东方的炽热的肉体爱全不相似一样。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他拨动的是幽怨柔情的音弦，逐渐转为虔信宗教的调子。

在拉马丁青年时代写的诗中，今天我们还真正关心的只有这些纯然带人情味的诗篇。至于按照宗教诗规律写的那些枯燥乏味的作品，除了抒发他自己的对上帝的崇拜外别无内容，只使我们感到极其厌烦。

我们通过这些带人情味的诗所熟悉的诗人肯定是非常虚荣的，过多地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吸引力，他的语言有时过于甜美。不过他的虚荣心是那样稚气真纯，并不使我们感到讨厌。它不是文艺上的虚荣心，这给我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拉马丁感到高兴的是他长得漂亮，受到杰出妇女的喜爱，擅长骑术，又逐步成为有口才的演说家。但他对自己的诗才并未感到骄傲，甚至连一点儿自豪情绪都没有。他的才能是一个真正的即兴诗人所具有的才能，他在前言和回忆录中自豪而又谦逊地说他是一个为追逐乐趣而磨炼艺术的人，而不属于受过专门训练的那一类。他过于大意，不能称作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这一点而言，他确实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有无意识的技巧，灵活而自然，但同时有冗长重复的趋势，这有时损害了他的艺术效果。他也缺乏自我评价的能力，这使他难于甚至不可能有所改正或改进。尽管如此，他一生都是一个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在艺术上尽管有缺陷，但仍不失为法国产生的最真诚的诗人之一。他在反动时期不祥之星的照耀下登上文艺舞台，这不是他的过错。

那将成为十九世纪最著名法国诗人的人，也是在同一不祥之星的照耀下成了名。维克多·雨果生于1802年，在他生命的一大段时期，也和比他大十二岁的拉马丁一样，是一个天主教徒和保皇派。雨果的文艺生涯和法国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在波旁王室统治期间，他是他们的拥护者。七月革命发生时，他对革命表示同情，而新的王朝一开始，他又成了它的拥护者。在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他是宫廷里的常客；当对拿破仑的崇拜在法国复活时，他又是拿破仑的热情歌颂者。他热情支持路易·拿破仑竞选共和国总统，等拿破仑当上总统后，仍然对他表示支持。雨果甚至赞成他建立帝国的想法，直至感到作为政客受人鄙视，才和这个亲王总统疏远；出于对政变的反感，他才加入了极端的共和派阵营。他的一生可以说反映了法国在头半个世纪中的政治活动。他不是一个领袖人物，而是时代的喉舌，诗人们常常是这样的。

在为自己的《颂歌和民歌集》写的最后一篇序言中，雨果自负地写到了他的一生：“米谢尔·内依 由修桶匠成为法国元帅，米拉 由马夫成为国王，这是历史对他们的宠爱。他们出生低贱只使他们更值得尊重，使他们取得的地位显得更加荣耀。在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级级的阶梯中，最难攀登也是最值得攀登的是由王室贵族走向民主的这一级阶梯。由茅屋进入宫殿无疑是不寻常的令人钦佩的成就，但由错误走向正确则更不寻常，更会令人钦佩。在前一情况下，这人可得到某些东西，随着一步步往上爬，他生活越来越优裕，权力越来越大，钱也越来越多。第二种情况则与此截然相反，……此时他必须为他精神上的成长付出代价，从他世俗的幸福中做出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如果说米拉果真曾自豪地把他当马夫时用的鞭子放在君主的节杖旁边说‘我就是以这开始的’；那么诗人就可以更有理由自豪，可以怀着更大的内心喜悦，来把他青少年时期写的保皇派的颂歌放在他成年之后写的民主诗歌和作品旁边。如果一个人在爬到顶峰之后，在他通向光明的最高一级台阶上遭到放逐，而且能把这篇序言从放逐之日算起，他感到自豪或许是更有理由的。”

维克多·雨果是拿破仑手下一个军官的儿子，此人原来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为此曾把自己的教名约瑟改成了布鲁图 ，但革命结束时他放弃了这个新名字。他著名的儿子出生之时，约瑟·雨果驻扎在贝桑松任营长。几星期后他被派往科西嘉。从科西嘉他被调到埃尔巴，又从埃尔巴调到热内亚的意大利军中。当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当上那不勒斯国王时，他到约瑟的军队里服役，1807年十月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来到了他身边。1808年，约瑟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雨果上校也跟着来到这个国家，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子送到巴黎，从1808年到1811年他们就一直待在那里。1811年春天，他们随着一支强大的部队来到马德里，但雨果为了谨慎起见，第二年把他们又送回巴黎。他自己以罕见的速度提升为国王的随从参谋，王宫总管，将军，西叙昂特伯爵，半岛大军监察长和三个省的总督，他一直在打仗，直到1813年6月在维多里亚被打败，约瑟被迫退位为止。拿破仑不喜欢雨果将军，一向待他不好，拒不批准任命他为将军，也不给他伯爵的头衔（他的其他职位那时都已失掉），命令他以少校级别重回法国部队。在1814年和1815年，约瑟·雨果因出色守卫狄翁维尔要塞立了战功。他的儿子在写到他时，仿佛他是拿破仑的热忱信徒。非常肯定，他不是这样的。当波旁王室回来时，他们给他恢复了将军的头衔，而且由他从约瑟国王得到这个头衔的1809年算起，从此换取他对王室的完全忠诚。因此不单是维克多·雨果的母亲是忠诚的保皇派（她是布列塔尼地区南特城保皇派船主的女儿），他的父亲对复辟的王室也是有强烈好感的。是与政治毫不相干的原因使父母间发生了误会，他们分开了。三个儿子阿贝尔、欧仁和维克多随他们的母亲留在巴黎。

他们三人都有文艺才能，虽然只有最小的一个活得足够长来充分显示他的能力和成了名。首先，他们三个人都是王室和教会的维护者。维克多小时就说：“我要出名就当夏多布里昂。”

这三兄弟当他们的诗在巴黎和图卢兹获奖之后，为了想以此谋生，（于1819年）创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夏多布里昂当时正编辑他极端保守的报纸《保守派》。这三兄弟就把他们的投机刊物命名为《文学保守派》，对此夏多布里昂给予了热烈的欢迎。这份新刊物每月出两期，一直出到1831年3月。维克多·雨果为它写的诗和文章比其他撰稿人写的加起来还要多。在《文学保守派》里已经可以找到他的某些最有名的颂歌——如《凡尔登的少女们》，以及关于旺代的命运 ，贝里公爵之死，波尔多公爵的诞生等颂歌，还有庆祝修复亨利第四雕像的更美更亲切的诗歌。在里面我们还可找到一百多篇他早期写的评论文，其中只有几篇经过较大修改后收入了题为《文学哲学杂谈》的集子里。

在这个时期，对维克多·雨果来说，诗歌是宗教的女儿。在谈到一首关于上帝存在的颂歌时，他写道：“由于要表达对慷慨上帝的感谢并使语言配得上他，就产生了诗歌。从它一诞生起，它就分享宗教的胜利，是宗教把最早的社会联合在一起，给世界带来了文明。在今天，为了要摧毁社会，人们攻击宗教（它是人唯一的约束力量，是把社会维系在一起唯一的永恒的纽带）；他们还企图使诗歌成为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足为奇的。但神圣的缪斯神不允许她自己受那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蛊惑。”

在这一阶段，他还大声赞扬高乃依和拉辛，说他们高于莎士比亚和席勒：“我们从未理解古典艺术和浪漫派艺术之间据说存在的差别。莎士比亚和席勒的戏剧和高乃依和拉辛戏剧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的毛病更多一些。”

维克多·雨果第一版的《颂歌集》是1822年问世的。路易十八反复阅读之后，自己掏腰包每年给诗人一千法郎年金。第二年，内政部颁发给他两千法郎的补助金。1826年国王在他提出申请后，又增加了给他的年金。

国王表示赞许是很有理由的，因为雨果初期的这些诗中包含了波旁王朝统治下有效的整套正统的政治及宗教原则。它们忠实地反映了写出它们的那个时代。

它们回顾了法国从1789到1825年的一段历史。在谈论革命的那些诗中，我们看到和拉马丁相应的诗一样，出现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刽子手和受害者。在革命的历史中，雨果没看到别的东西。对革命的领袖人物他只给一个称号，那就是刽子手；他把国民议会描绘为魔鬼的创造（见第1卷第4首颂歌）；他尽管不喜欢异教徒的神话，但在描写革命时期的恐怖时，仍禁不住要使用制造混乱的“九头蛇”一词。对革命的敌人，固定不变的称呼是受害者；每两首诗就有一首对旺代的叛乱加以赞颂，许多颂歌献给了它的男女英雄（《旺代颂》，《基贝龙颂》，《松布勒依小姐颂》）。断头台不断在诗人的脑海中出现，是他经常诅咒的对象，只有在《献身》这首颂歌中他激动到愿意自己也成为殉道者，“殉道者的天使是最美的天使，他把人的灵魂送上天堂。”（见第4卷第4首颂歌）

维克多·雨果踏着夏多布里昂的脚印，也描绘了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殉道者，至少在四首颂歌（《自由的晚餐》，《快乐的人》，《竞技场之歌》，《内龙节之歌》）中描绘了殉道者在外表上屈从于野蛮荒淫的残暴者，却痛苦地战胜了他们。诗中的象征手法也和夏多布里昂的诗相同，竞技场的屠杀象征了正统贵族和教士的死。

这些关于革命的诗歌中，最优秀的一篇是最早写的《凡尔登的少女们》，这首诗是写来纪念一小批无辜的年轻姑娘的，她们在恐怖统治时期被长期监禁后不加审判就处决了，只是因为被莫名其妙地怀疑在普鲁士人进城时她们曾表现出高兴的样子。雨果把国民议会的特别法庭故意描得黑黑的，把检察官富基埃·坦埃尔写成对受害的姑娘们有不纯的意图，让他提出侮辱性的要求；但即使不加上这些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情节，对这些姑娘们的判决也是如此可耻，她们的命运是如此悲惨，她们的表现是如此高贵，值得为她们写纪念性的诗，甚至比雨果的这一篇写得更好的诗 。

在革命表现了它的黑暗面及对待青年及无辜者的不公的一面时，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悲怆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等他的说教一开始，这种悲怆就显得刺耳和虚假了。他写到君主专制和王室的光荣时，他的口吻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在献给路易十八的颂歌中，上帝让天使，先知和天使长们向新来的王位继承者致敬：“躬身施礼吧，这是一位国王。”不仅如此，上帝自己还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的头衔：“啊，国王！”还提醒他说，上帝自己的儿子也和他一样是带荆冠的国王 。他在尚博尔伯爵施洗礼时写的那首诗语言更重：“上帝把他的一个天使赐给了我们，就像在古时他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一样 。”他还提醒我们，给孩子施洗礼所用的（由夏多布里昂带回来的）约旦河水和耶稣施洗礼时用的水是一样的；他告诉我们。这是上天的意旨：“单是他用来施洗礼的水就应使世人放心，使他们认识到他是一位救世主。”在《幻景》中，十八世纪被叫到上帝的审判台前，在这儿它被指控为自己的知识自鸣得意，嘲笑作为法律和道德支柱的基督教教义，它怯懦地表示希望未来能更好地看待它的行动，但它受到了无情的判决；这个“有罪的世纪”被抛入深渊，在坚定不移的判决的声音追逐下堕入渊底。

对拿破仑（他总是被称作波拿巴）的看法和对革命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是一个篡夺者，野蛮的大兵，昂吉安的谋杀者。作者一再向我们强调百合花 比桂冠更好。在路易十八时期，流亡在法国的古斯塔夫四世 ，被作为下台国王的代表加以赞颂，在诗中用的名字是古斯大弗逊上校（见第3卷，第5首颂歌）。对古斯塔夫性格和事迹的描绘表明雨果对外国历史相当无知——这位国王的一生被说成是典范的一生，他伟大的心怀像庙堂，从那里发出了上帝的声音；他讲出了未来的历史；他是古代先知的继承者；由于看到国王们卑躬屈膝地听任拿破仑摆布而感到厌恶，他自动取下了王冠，从而使自己远远超出世上其他国王之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可鄙的疯癫的古斯塔夫成了模范国王！对波旁王室自然更是捧上了天。他们家里发生的事（出生、洗礼、死亡、登基、献祭）全都被当成了世界大事。有一首诗把法国在夏多布里昂的策动下，为了欧洲反动派、王室及王权的利益，对西班牙发动的应受申斥的战争，说成是奇迹般的战争。就在这首诗里，国王被明确地描绘成了战争统帅，用宝剑的威力支持着自己。作者告诉我们，战争是王室的伴侣：

国君应当像个战士，手持一口宝剑；

当不祥的星光照耀时应当警惕

日日夜夜，即使徒劳也要等待

　警惕的宝剑要放在身边；

他的军队应成为他的护卫

　带着容光焕发的面孔

　保卫他骄傲的宫殿；

因为战争是王权的伴侣

不打断罗兰的宝剑 ，

就打不断查理曼的节杖。

这些颂歌都从《圣经》或其他宗教作品，尤其是从夏多布里昂的《殉道者》一书中引录一些话来作为警句，那是不足为奇的。《殉道者》在当时人们的头脑里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年轻些的诗人都大段大段地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诗里，并为此感到骄傲。拉马丁把他的颂歌《天才》献给博纳尔，雨果则把一首同名的颂歌献给了夏多布里昂，并在写到他时说：“他受到天才和美德的双重折磨。”

他还把几首诗献给了拉马丁——他说他愿意和他的朋友同乘一辆战车投入战斗，他驾御马，而拉马丁则挥舞长矛。这几首诗是他最吸引人的那些诗中的一部分，部分的原因是它们非常优美，体现了较年轻的这位诗人对较年长的那位的尊敬和兄弟般的感情，部分是因为在那几首诗里面除了雨果对宗教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外，我们还可看到他对艺术问题的想法。所有这些诗都证明，年轻的诗人怀着怎样的热忱，同时也怀着怎样的夸张和几乎引人反感的自我意识，来看待他的使命——这一向被人称作先知的使命。诗人是先知，是群众的“牧羊人”。关于拉马丁，雨果甚至声称人们感到似乎上帝面对面地给了他启示。不过正是在给拉马丁的那些诗里，我们最清楚地看到了雨果对新文学的地位和它与十八世纪文学的关系的想法。它和丹麦一个类似的文艺现象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欧伦施莱厄和他的朋友们对他们与巴格森相对关系的看法。例如读一读《里拉琴和竖琴》这首诗（见第4卷第2首颂歌）。里拉琴代表了前一世纪轻浮放荡的诗，它们歌唱主神朱庇特，战神玛尔斯，太阳神阿波罗，爱神厄洛斯，反复灌输享乐主义，而在竖琴弹出的曲调中，我们听到的是劝诫人要提防、要祈祷，记住人生的严肃性，想到死亡，扶持和帮助摔倒的弟兄。诗是献给“阿尔（丰斯）·德·拉（马丁）”的；竖琴这个字本身就是指拉马丁的。

对过去的这种进攻的姿态是他即将和过去的全部思想体系决裂的第一个征兆，雨果作为一个文艺运动的作家和领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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