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伊娃科维丘夫娜诗6首

波兰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浪漫主义文学

对于政治的关系

浪漫主义在初期是绝对非政治的。它歌颂既成现实（例如诺瓦利斯），对王权和教权五体投地，但在它的文学创作中，一般是没有政治色彩的。

就说蒂克的讽刺喜剧吧，它们在外表上像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但，它们的讽刺究竟针对什么呢？它们从没有针对过任何政治人物或政治倾向。可以简单地回答，这些讽刺是辩驳启蒙运动的。什么是启蒙运动呢，蒂克又是怎样理解这个名词的呢？他的传记作者克普克告诉我们，当时柏林大多数德高望重的名人，社会舆论的领导者们，都是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十八世纪中叶的主导见解，并把它们化成了自己的血肉。他们是学术界和行政部门的一些品行端正、忠于职责的人们，全都克己奉公，十分勤勉。不论是政府官员，神学家，教师，批评家，通俗哲学家还是作家，他们都立志把宗教和学问变得有益，并利用外部规章来教育人类。因为他们认为首要任务在于使一切知识通俗易懂，他们必然陷入平板化，把高低拉平到中等水平。某种无懈可击的市侩作风是他们的道德理想，这种理想同古代的信仰热忱相比较，就显得渺小而平凡了。他们都把莱辛当做他们伟大的权威，并认为自己继承了他的传统。不难理解，他们是反对歌德的（莱辛本人就反对过），他们对于文学幻想的意义和价值不得不抱非常狭隘的见解。在他们看来，文学幻想乃是世俗功利的奴婢，只有作为道德工具的价值。

在蒂克的作品中，到处可以看到对于观众的这种道德倾向的嘲弄。例如，在《穿靴子的雄猫》中，雄猫欣策满腹忧愁地游荡着。一只夜莺在附近的丛林里啁啾，他便开始唱起一支猎人之歌来。“它唱得真美，这树林里的女歌手，——他的滋味一定很鲜美吧！——世上的伟人之所以幸福，就在于他们吃起夜莺和云雀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却只得以歌曲、美妙的自然、甜得不可理解的和音来满足自己。——我不管听见什么歌唱，都不得不克制想把它吃掉的欲望，可恼呀可恼。”台下开始蹬脚了，雄猫的鄙陋的思路激怒了正直的观众。于是，欣策放过了那只夜莺，可是马上又跳出来一只兔子，他飞快地把它捉住，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想把这只兔子呈献给国王，以便为他的主子讨好国王。他说：“这个野味也算是我的一个表兄弟；不过，今天的世道就是这样：亲戚吃亲戚，兄弟吃兄弟！”这时，他垂涎欲滴，想自己吃掉这只兔子，但他克制着自己，大声叫道：“呸！可耻呀，欣策！——为了同胞的幸福，牺牲自己和自己的爱好，岂不是高贵绅士的天职吗？我们来到世上，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谁要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最好别让他娘把他生出来！”——他正准备退场，可是台下热烈鼓掌，一致欢呼“da Capo！”（意大利语：“从头再来一次！”），他只得把最后一段美妙的台词再念一遍，然后一面鞠躬，一面同兔子一起退场。观众乐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像听完伊夫兰的一段冗长的道白。

在蒂克的《矮人》里，讽刺同样带有文学性质。它针对新古典主义倾向，特别是针对歌德。这个题材有一部分是用希腊悲剧的英雄韵律表现的，可见它一定有许多诙谐之处。所有取自中世纪童话的插曲都闪现着古代格调的光辉。例如，关于七里靴，就是这样写的：“请相信我吧，我看这双靴子是从古希腊时代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这样的货色，现代人一定做不出来，那么牢靠，那么高贵，又那么朴素，这是怎样的针脚啊！当真，我敢担保，这是菲狄亚斯的作品。如果我这样称呼一双靴子，瞧吧，它多么高尚，多么合脚，而且伟大得多么宁静啊！毫不累赘，毫不花哨，没有峨特式的配件，没有我们今天那些浪漫主义的杂拌儿，如鞋底、皮革、口盖、皱褶、子、鞋油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造成多样化，造成光泽，把它变成一件令人眼花缭乱、毫无理想可言的东西。皮子要发亮，鞋底走起来要轧轧作响：这些蹩脚的韵文，古人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在这些浮夸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有一些是对于歌德的得意辞令的滑稽模仿。

蒂克非常出色又非常机智地防止别人指责他自作多情。我们中间那些倾慕普罗斯帕·梅里美的人们，可以把蒂克的讽刺看做是针对他们的。蒂克为了向他的批评者们复仇，把他们的责难放在食人者莱德加斯特的口里；食人者刚一回到家，就闻到人肉的气味，于是决定第二天清早吃掉矮子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他想把他们暂时关到阁楼上去。“要是您的三个孩子醒了怎么办？”他的妻子反对说。“为什么？”——“那几个生孩子肯定保不住，因为您的孩子也爱吃人肉，他们最近甚至想喝我的血呢。”——“不见得吧？我还从没想到他们会这样聪明懂事。”——他的妻子哭泣起来。“妻呀，抛掉那种伤感吧！我受不了这种婆婆妈妈的教育；我绝对禁止他们有偏见、迷信和狂热；真正的不掺假的天性，才是我所关心的。”

不管蒂克的讽刺对象怎样变化多端，它在一切方面都是纯文学性的。它从没有超出文学，进入人生领域。伊夫兰和科策比，古代的悲壮风格和庸人的褊狭批评，《魔笛》的歌词和尼可莱的游记，学术派的炫学和《文学报》，都是用不完的替罪羊。有时，为了抨击启蒙运动及其附属物，看来不免有些过头。例如，在《穿靴子的雄猫》中，国王对宫廷学者和宫廷丑角一视同仁，生活上讲究耀武扬威的排场，欢喜听别人喋喋不休地讲些天文学上的大数字，把好吃的兔子赏人以示恩宠，如此这般当然使王权显得十分尴尬。但是，这个效果有一半也出自偶然。在本剧中，法律叫做“怪物”，它变成一只老鼠，正要钻进老鼠洞，却被雄猫吃掉了，欣策接着就叫喊起来：“自由！平等！Tiers état（法语：第三等级）终于掌权了！”这正是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废话的样板，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只有在蒂克青年时期的一个剧本《丑角逃亡》中，才可以找到一种真正的政治讽刺；这里的丑角不是别人，就是逃亡者、可怜的乞丐阿尔托瓦亲王，他没有马匹，只好骑在他的仆人的背上。可是，这本剧作在蒂克生前并没有出版过。

所以，不难理解，科策比企图从政治上中伤蒂克，一定做不到。他1802年进宫觐见时，向国王朗读了《策尔宾诺》中阅兵场面的一段，随着作了种种恶意的暗示，借以向他的敌人报仇。但是，国王充耳不闻，一番心计毫无结果。蒂克得以证明自己是完全清白无辜的：原来这个剧本写于1796年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仅仅以青年时期的印象为蓝本；因此，他感到非常骄傲和高兴。而且，只要人身攻击的诽谤性的讽刺沾不上文学艺术的边儿，他的骄傲就是合理的。不过，这件逸事却几乎造成一个悲喜剧的印象。天晓得，这种文学作品是没有危险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王或者任何一个政府，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为这些讽刺攻击担心。只可惜，最好的讽刺作品却不是那些不打扰任何人的作品。人们欢喜把蒂克的喜剧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相比，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却决不是没有危险的，决不是无害的；而且，真正伟大的讽刺作品，如莫里哀的《伪君子》或者博马舍的《费加罗》，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并不是在月亮里上演，它们的讽刺矛头不是针对蹩脚诗人和说教诗歌，而是另有所指。

然而，浪漫主义文学同社会和政治不发生任何接触，这个状况决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1806年对于普鲁士和德意志是生死存亡的一年。国家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势力之下。但是，正因为这样，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所有精神上的改造。苦难是如此深重，一场奋发向上的斗争变得绝对必要了。不屈不挠的封·斯坦因男爵开始重新整顿国家生活，沙恩霍斯特改造了军队，甚至大学教育也经受了考察，费希特则于1807年应聘来到柏林。这次聘请费希特，在许多方面都是引人注目的。人们希望借此表示，从今以后将是一种新的不同的精神领导一切了。费希特1792年写出他的第一本著作《试评一切天启》，他只敢化名出版。后来，他发表另一本著作《索还思想自由》，他提都不敢提这本书付印的城市；它是在黑里奥波里斯出版的，这个地点同样是个化名。他最后在耶拿大学任教时，又由于被控宣传无神论而不得不离职。现在，人们陷入困境，便突然改弦易辙，向他求援，希望他能把青年振奋起来。大家知道，他的《告德国国民书》使所有人喜出望外。事实证明，把德国国旗交到这位被迫害的思想家手里，决不是一件坏主意。那时，法国人的刺刀在窗外闪烁着，法国人的鼓声淹没了他的声音，他在柏林大学发表了那些著名的演说，那些演说对于德国人不啻一阵起床号，终于鼓动他们起来，把那些刺刀、军鼓赶跑了；从那些演说的发表之日起，全国人民的情绪开始了一个骤变。费希特的哲学在这些演说中变成了热情，变成了诗；这种诗很快又变成一个火把，跟它一起燃烧的还有其它许多诗的火把，如阿恩特、克尔纳和申肯道夫等人的火把，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长期准备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813年爆发了，经过反复的胜败，以德国的全面光复而告终。拿破仑政权被摧毁了。德国人惩罚了背叛者，从而惩罚了革命。至此为止，这场战争值得称之为“解放战争”。但是不久，连眼光短浅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场战争像雅努斯一样有两副面孔。解放战争是对一场可怕的暴政的反抗，而这场暴政却代表着许多革命的观念。它是为家园而战，但却又是根据旧王朝的命令而战。人们为着反动王公的利益反对了革命的暴政。此外，那种参战的热情还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乍看之下，它们混杂在一起，没有人想到把它们分别开来，但是不久它们彻底相反的性格就暴露无遗了。一方面是一国人民对另一国人民的愤恨，随着民族感情一起产生的民族偏见，对所有德国东西的景仰，对所有法国东西的仇恨。另一方面则是对自由的热爱，对独立的要求，不仅以德国的名义，而且以人类的名义为这些伟大的普遍的人类品质而战。

在费希特的演说中就已经看得出这种双重倾向。他说过，只有一种人民，只有懂得自己精神的深度、懂得自己的语言、也就是懂得自己本身的古老民族，才能够是自由的，才能够是世界的解放者；他接着补充说，“这种人民就是德国人。”这些话里面正包藏着日耳曼人的民族骄傲，而且这个种子不久就开始成长起来。清新、明亮、年轻而健康的自由热情，在特奥尔多·克尔纳的豪迈的抒情诗中得到了表现。他所拨动的是席勒的琴弦，但是在这些琴弦声中使所有心灵感动的却是新时代的活跃的天才。只是在另一群诗人中间，爱国热情才变成了对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皇帝的、也就是对于中世纪德国的狂热，人们开始歌唱昔日的光荣。乌兰德忧郁地唱着当年

高尚而英武的贵人

在莱茵河上下徜徉，

恋恋不舍地回忆起当年强盗骑士从自己的城堡统治着城乡。申肯道夫则赞颂古老的大教堂，怀着战栗的敬畏心情到小礼拜堂去搜掘英雄和骑士的骸骨。另一位爱国诗人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他对法国的仇恨形成了固定观念。他一面创作一些雄伟壮烈的自由歌曲，同时和雅恩一起号召把德国的全部过去作为武器来反对异族统治者。于是，古老的德国神话和德国英雄事迹，赫尔曼和条顿堡森林，倭丁神和德卢伊德教徒，圣橡树和神圣的原始德意志的粗野卤莽——肩头披着乱蓬蓬的头发，两只大拳头握着棍棒——全都受到了尊崇。这些粗拙的风习据说保证了德国的德行。阿恩特还攻击法国语言和法国时尚，他甚至试图推荐一种德国国民服装。雅恩按照他的意见还创建了“大学生协会”，这是基督教日耳曼式的学生联合组织，它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成为自由的代表，但是它们的浪漫主义精神倾向却使它们不能产生任何有益于自由的积极影响。大学生协会的理想是中世纪以皇帝为首的德意志罗马帝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大家都需要锻炼身体。于是，体操协会补充了大学生协会的不足。“体操之父”雅恩开始在柏林附近的哈森海德创办体操学校训练德国青年，使他们变得“新鲜、虔诚、快乐、自由” 。雅恩在文学上还追随阿恩特发表一些文章，故意采取矫揉造作的强悍文风，不让这些为德国谋利益的努力受到任何攻击。

但是，没有过好久，这些爱国主义的思想和尝试都开始被迫为反动服务了。不是值得争取的自由，而是德国已经消失的过去，变成崇拜的对象。人们开始以未曾有过的热忱来研究德国历史，并以特殊的爱好来发现德国的特征。以格林兄弟为首，人们开始从历史上和文法上来研究德国语言；在这个领域，跟在其它领域一样，人们病态地热衷于过去和过去的质朴。这些学术研究既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一定在德国从那些提倡者中间产生出最凶恶的自由之敌，这些人到处都站在过去那一边反对现在。

然后，爱国主义的狂热之外，又加上宗教的狂热。人们用德国特有的道德同法国的轻佻对抗，用德国特有的基督教来同法国的自由思考对抗。因为敌人的宗教是人类的宗教，是人类光明而自由的精神，而德国的宗教是基督教，是基督教黑暗而又带强制性的精神。人们越是非宗教，便越是相信自己信奉宗教。这是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无不皆然的一个永恒真理：真正的宗教就是在大多数还不理解的时候对于当代活跃的精神和思想所感到的热情，一个充满着时代的活跃精神的人看起来与宗教无关，其实是在信奉宗教；反之，一个人充满着过去时代的精神或信仰，是最与宗教格格不入的，但是看起来对宗教很虔诚，而且被人这样称道。

解放战争的未成熟的歌手们陷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泥坑。他们错误地认为，促使桑德刺杀科策比的是对于自由的热情；其实，这个胸襟褊狭的青年学生由于这个轻浮的枢密顾问官为了俄国外交利益反对大学生协会的理想，而对他采取暗杀手段，乃是道德感情和爱国主义使然；在桑德最亲密的朋友中间还找得到耶稣会会员，就是一个旁证。当时人们是怎样理解“自由”的，只要看看阿恩特、格雷斯之流当时都成了自由战士，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阿恩特后来愤怒地攻击他所谓的工业主义，即同古老行会相对抗的现代工业；他狂热地反对机器和蒸汽，说它们剥夺了双脚走路的权利，剥夺了劳动者的工作，剥夺了高山和低谷的意义；他坚决主张用一本“金书”把全体贵族登记下来，主张巩固世袭地产和长子继承权，以防社会崩溃，鱼龙混杂，无产者泛滥成灾。格雷斯一度还令人追怀他编辑《红色报》那段时日的光荣，但后来作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一书的作者，却变得反动而凶恶，甚至嫌普鲁士的虔敬主义反动得不够彻底，使教皇莱奥十二世都对他有所非难。

从解放战争中产生的基督教日耳曼的反动，在德·拉·莫特·福凯男爵的小说中得到十分独特的文学表现。福凯在解放战争中当过骑兵军官，但他闻名于广大读书界，却由于一篇优美的小故事《涡堤孩》；那篇作品仅次于蒂克的《妖精童话》，表现了浪漫主义自然诗的最美丽、最丰富的内容。然而，涡堤孩也是福凯所创造的唯一真正生动的形象。他之所以取得成功，大概是因为他的描写对象一半是人，一半是一种自然元素，即波浪、浪花、水的清凉和动荡，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生物；远在它献身于骑士之前，涡堤孩就同骚乱的、没有生命的大海保持着神秘的关系。是它用海的泡沫喷射着门窗，使海水不断升腾，直到把半岛变成一座岛，把骑士变成渔舍的一个囚徒。福凯是个诗人，不是心理学家，他在这个自然物身上找到一个恰恰适合他的想象力的题材；这个自然物代表着一种元素，所以它本身只是由一种生命元素构成的，后来安徒生就是按照涡堤孩的形象创作了《海的女儿》。新婚之夜赋予涡堤孩一个灵魂，于是它变成了一个忠实、温柔而又多情的德国主妇。后来，骑士把她虐待死了，而她死后仍然出于一片好心，担心她的叔父水精冷泉为她向骑士报仇，便用一块大石把院子里的井口堵住，以便截断她的叔父由此进入城堡的唯一途径。骑士不顾一切警告，终于对她失信而重新结婚，当他的骄傲的新娘让人揭开井口的石块时，涡堤孩为命运所迫，便从井口浮上来，用一个吻把骑士杀死了。虽然这个题材真正属于中世纪，是从巴拉赛尔苏斯借来的（他的元素精灵的理论是以古老的民间信仰为基础的），虽然在细节描写中不免虔诚得有些腻人，这篇作品却散发着一种新鲜的异教色彩，这显然是于它有利的。涡堤孩的独创性在于她的异教的天性，这种天性在她受洗礼之前就有所表现；而且，不是让一个手持镰刀的骷髅来捉走垂死的人，而是让自然精灵用一个深情的吻把他弄死：这种构思也是纯粹希腊式的。

但是，福凯一方面把他心灵中所有的独创性和天才投入这篇小童话，同时却在民族复兴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创作那一系列骑士小说，其中第一部《魔环》于1815年出版。这本书变成了浪漫主义反动的福音书。贵族和缙绅在所有这些铠甲和盾牌里看见自己的身影，并为此感到赏心悦目。但是，这里所展现的决不是真实的历史图画。这本书里的骑士时代完全是幻想出来的时代，出身高贵的人们戴着银盔，有的插翎毛，有的不插翎毛，或者戴着铁盔，还插上镀金的鹰翅，有时把面甲蒙上，有时又放下来，穿着闪闪发亮的银铠甲，或者穿着暗淡的镶金铠甲，骑着各种各色的、体态或纤或壮的骏马冲了过来，相互折断长矛，但却稳如泰山地坐在鞍上，或者栽倒在地，又闪电似的飞身上马，抽出了一把双刃剑。骑士们骄傲而英勇，忠实的侍从为他们的主人不惜一死，纤细的小姐在竞技中颁发优胜奖品，“爱娇地”向骑士们卖弄风情。一切都是根据骑士法典、甚至根据骑士法典的某一章某一节写出来的。

一切都沿袭惯例。首先就是那种腻人的软绵绵的风格，据说这种风格正可以使这个高贵社会生色增光。只有举例才能说明一二。贝尔塔坐在小河旁，她的影子倒映在水中。“贝尔塔羞得满面红光，在水中看起来，宛如一颗小星在燃烧。”——“他们唱着一支晨歌，唱得那么优美而愉快，仿佛落日为那种一往情深的歌声所牵引，还想从晚霞中重新升起来。”到处都插进了一些美化的形容词：“两个年轻人由于娇媚的好奇心而五内如焚。”“老骑士的眼睛里迸出了两大滴澄澈如水晶的泪珠。”华丽的骑士服装及其装饰品的描写占了极大的比重。“他身穿深蓝色的钢铠甲，周围镶满华丽的金质装饰，他头发呈棕黑色，一字形髭须修整得很雅致，下面那张年少鲜美的嘴巴微笑着，露出两排白牙闪闪发光，看起来他真漂亮。”一位贵妇诉说她的不幸遭遇，却有工夫插进这样一段描写：“我悲哀地走进了我的房间，不想去听别的小姐今晚邀请我去玩什么游戏，我的侍女把一根配上金线银钩、镶着美丽珍珠母的钓鱼竿给我送进房来，我也挥手叫她拿走。”在一个周围尽是珠光宝气的世界里，人们还认为必须明白指出他们手里果真有这些贵重物质，这不能不令人诧异。而且，连感情都是用珍珠母、金线之类质料造成的。没有一点点天然的、未经强制的意向，没有一件从原始的、未经深思的激情产生的行动。所有的感情和激情都像骑士驯马一样受过周全的训练。人们都事先知道一切将怎样发展。骑士们友好地对话，以与众不同的礼貌往还，这是特权人物的癖性。一个骑士不当心讲出了一句话（关于一个贵妇，或者关于一场比武），另一个骑士就向他提出挑战，认为必须同他拼个你死我活。这两位斗士平日彼此没有丝毫的怨意或恶感，这时却全身披挂起来，骑上鼻息如雷的战马，（侍从们围成一个圈子，如果是夜间，还高举着火把）尽全力互相砍杀；一个流着血倒在地上，另一个则连忙下马，带着兄弟般的柔情跪在他身旁，以熟练的外科技巧为他裹伤，并向他伸出了臂膀，他们两个便穿着叮当作响的甲胄“闹嚷嚷地”从那里走开去。——显而易见，这种写法把人类心灵的全部丰富生活勉强地归结为少数几个传统因素：荣誉、忠实、用下跪来表示礼貌的爱情。

与此相关，还对特权阶层以外的一切等级持根深蒂固的轻蔑态度。主人公奥托骑士到他的朋友、年轻商人特巴尔多家里参加化装舞会，碰上几个丑角正在表演。其中有一个穿铠甲的武士在向财神爷普鲁图斯鞠躬，并念了这样两句诗：

受伤赏银子，流血赏金子！

财神爷呀，多赏点，我上阵万死不辞！

“普鲁图斯老爷正想回一句俏皮的答话，奥托·封·特劳特汪根老爷却怒气冲天地站了起来，手持长剑大叫：‘那奴才侮辱了他的铠甲，如果他胆敢同我较量，我要拿他的脑袋来教训他！’有些人在微笑，有些人大吃一惊，全场都注视着那位激怒的青年骑士；特巴尔多十分恼恨地喝退了丑角，谴责他们的思想卑鄙下流，禁止他们再次登门。接着，他满脸羞红地回到奥托身旁，用最恭敬、最有分寸的话请求他，不要为了那个贱种胆大妄为地自比骑士来奉承阔商，而迁怒于他。”这还不够，奥托第二天在他住宿的旅店里遇见了一位骑士阿希姆巴尔德，一心想跟他掉换铠甲。“我想，我们的铠甲可以两人倒着穿，因为我们都是古代高地德国的英雄身材，”于是他用自己的银铠甲换来了一副黑铠甲。把铠甲一换，他似乎整个儿变了样；要是想到服装在这里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事实上，这些骑士都不过是塞紧了的铠甲罢了，他们令人想起在伦敦塔或者柏林武器库里见到的那些骑在装甲木马上的木人儿。

甲胄起着什么作用，还可从奥托早期一次决斗中看出来。穿着生锈铠甲的黑尔德根骑士从生锈的铁盔里发出生锈的声音大喊：“贝尔塔！贝尔塔！”而奥托则从他的银盔里仿佛发出银质的声音大喊：“加布里尔！加布里尔！”奥托次日早晨穿着新装回到特巴尔多那里，特巴尔多正在库房里量他的贵重料子，那位骑士变得那么英俊威武，青年商人自惭形秽，简直不敢站在他的面前。“奥托·封·特劳特汪根老爷揭开了面甲，特巴尔多吓得倒退一步，喊道：‘天哪，才隔一天，你怎么变得这样神气啊！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手里难道还得拿着尺子吗？’说着，他便把那柄美丽的尺子朝柱子上摔得粉碎。因为它是用象牙和金子拼起来的，他的仆人们都认为他只是失手把它打碎了。所以，他们想法安慰他们的主人，他却毫不理会他们，只要求关掉他的商号，追随奥托去当他的一名侍从。”今天，在许多普鲁士骑兵军官对待商人的态度中，不也常常可以发现类似的思想感情吗？

事实上，这是一种为骑兵军官而创作的文学。福凯在这本书中能够从心理上加以掌握的唯一东西就是马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能够把涡堤孩写活，因为他笔下的心理学不过是心理学初步。在丹麦作家英格曼的小说里，乳白色的坐骑和披着钢甲的黑色战马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郡长彼得·黑塞尔穿着貂皮绲边的猩红大氅，戴着白翎毛帽子，骑在一匹高大的钢灰色公马上，他身旁站着矮小的褐色脸庞的侍从克劳斯·斯克利门，手里牵着一匹敏捷的挪威小马，——作者在这里描写高大的钢灰色公马和敏捷的挪威小马，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性格刻画的全部才能，就是说，同时也为郡长和他的侍从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福凯的作品也是这样：福尔柯的马被描写成一匹细脖子、轻蹄子、银灰色的公马。“骑士一招手，它就来到加布里尔身边，弯下了前腿，然后纵身一跳，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跳得那么轻盈，仿佛在飞一样，鞍辔和头饰上的金铃叮叮当当响得十分悦耳。它温顺地站立着，只是在华丽的头饰下摆动着优美灵活的头颅，仿佛在谄媚地询问主人，这一切做得对吗？”——风流韵事、荣誉感、忠诚！除了这些，骑士身上还有什么呢？——“与此形成奇怪的对照，阿希姆巴德的马则喷着白沫，又蹦又跳，乱尥蹶子，像要把紧紧拴住两个骑兵的银链子挣断。……它的眼睛熊熊燃烧着，可以比作火把，右前脚猛蹬着地面，仿佛在为主人的仇敌挖掘坟墓。”豪勇的胆气，旺盛的斗志，剽悍的精力！——除了这些，骑士身上还有什么呢？

奥托骑士从父亲手里得到了一匹马。“少年急忙走下来，看见一群骑兵围着一匹配上黄金鞍辔的浅棕色骏马在等他。父亲对他说，‘骑上去吧，看这匹高贵的动物是不是愿意属于你。’于是，年轻的骑士奥托·封·特劳特汪根飞身上马，用强有力的双手驾御着来回驰骋，把侍从们都看呆了，认为这匹骏马一定认识它的真主人，而他对它的驾御本领一定含有闻所未闻的神奇意义。……骑士兴高采烈地跳下马来，扑到了父亲的怀里。但是，那匹战马向牵着它的缰绳的侍从们猛喷鼻息，猛尥蹶子，一下子就挣脱开来，奔向它的年轻的主人，他这时正站在那里拥抱他的父亲，它便把头亲昵地搁在他的肩上。”——在命中注定的主人出现之前，在它也感觉到他对于心的威力“含有闻所未闻的神奇意义”之前，它是绝对不可驯服的；但从见到骑士的一刹那起，它却表现出永远的忠诚和温柔的爱娇！——在真正的骑士出现的一刹那，还能从那些旁若无人的骑士小姐身上发现别的什么呢？——奥托在关键时刻丧失了他的爱人和魔环，是海王阿林比昂在作怪。一天，海王骑着马在一条荒路上驰骋。这时迎面奔来一匹褐红色的烈马，开始同海王的马发生恶战，并把它打翻在地，海王也跟着栽了下来，人和马滚成一团，那匹烈马还在无情地践踏他们。这匹马是多么聪明，多么忠诚啊。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请听奥托评马的那番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话：“这匹马是浅褐色的，这个颜色使我觉得它愈加可爱。浅褐色在我看来是一种天使般可爱的颜色；我的圣母就有一双浅褐色的大眼睛，整个上天就是从这双眼睛闪耀出来的，所以我总觉得这个颜色好像是上天对我的问候。”

骑士文学对于贵族心理（或称马的心理，或称随便什么心理）的描写，就这样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戈特沙尔说得好，在《魔环》中，四面八方的骑士所具有的性格差异，仅限于人类的原型和阳光所造成的肤色；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区别一个摩尔人和一个芬兰人。继这部小说之后，还出版了大量类似题材的作品，以《冰岛人蒂奥多尔夫历险记》最为著名。它的前驱就是福凯的主要作品《北方英雄》三部曲，包括《屠蟒者西古尔德》、《西古尔德复仇记》和《阿斯劳加》等三篇。《北方英雄》是献给费希特的，费希特曾经激发了人们对于古老德国及其一切民族特征的热情，这部作品显然也受过了这种热情的感染。它们包括的三部抒情而夸张的“阅读剧”是按照抑扬格诗律写成的；凡是语言变得特别庄重或动情的地方，都是用的短句，韵律和头韵都打算使人想起古代北方的格调。它给人的一般印象跟里理查·瓦格纳以北方传说为题材的那些歌剧相似。

诗句虽然有时显得雕琢，一般听来铿锵悦耳，感情高尚而侠义，表现出来的伟大是超人的，不过有点幼稚，光也不是白天的光。主人公的体力和耐力大得惊人。他一下子击碎一个铁砧；他爬上了高塔的外墙，从最高的一面窗朝里望，望见了他所想见的一切，然后又轻轻跳了下来。在智力方面，他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关于福尔松传奇的这个戏剧改编本，海涅曾经这样说过：“《屠蟒者西古尔德》是一部豪勇的作品，里面反映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传说中的巨人和巫术。主人公西古尔德是一个硕大的形象。他像挪威岩石一样强，像冲击岩石的大海一样凶猛。他有一百头狮子的勇气，却只有两头驴子的智力。”最后一句话事实上是浪漫主义骑士文学的所有英雄人物的象征。他们都是民族肖像，跟勃仑塔诺的小说《不止一个韦米勒》中所见到的那三十九个匈牙利人一样，一个艺术家在去匈牙利之前曾经给他们每个人画过像，后来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肖像。不过，在阿尼姆和勃仑塔诺的作品中，不论是场景还是人物个性，一切都是特殊的，有特点的；而在福凯的骑士小说中，一切都变得一般化。一个国王永远是个英雄或者舞台上的国王；一个王后不是黝黑而傲慢，就是温柔而美丽，等等，等等。典型千篇一律，“民族肖像”的个别特征是后来添上去的。

民族的典型当然因国别而异。在丹麦，弗雷德里克六世时期，骑士小说是爱国的，歌颂王室的。在德国，解放战争以后，骑士小说是爱国的，歌颂贵族的。《魔环》这样写道：“这个陌生人见过许多世面，但他始终是个真正虔诚的德国人；不，他正是到了外国，才变成一个德国人；因为离得远了，他才知道古老的德国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国家。”

在两个国家里，浪漫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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