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普京、莫迪的社交摄影
文 | 杨莉莉 唐学鹏
社交摄影作为一种以网络为载体、以图像为形态的传播语言,被大量应用在很多国家的政要的“品牌传播”上。
企业的社交摄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希望“俘获”更多的世界消费者。而政党政客的社交摄影奉行的往往是“让喜欢你的人更加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更加憎恶你”,因为“政治极化”往往有助于选民的凝聚力和投票率。
例如,热衷于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与民众互动的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访问硅谷时对扎克伯格说:“我乐意被称为社交网络政治家,上社交网络为了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自我炫耀,所以,应该用最简单的语言去对民众表达,让他们迅速明白我在想什么。”
视觉中国
一个典型的佐证,全世界的政治阵营几乎都是按照色区来进行区分的。比如,英国工党就是红色,英国保守党就是蓝色;印度西孟加拉左翼阵营就是红色,而印度国民大会是天蓝色的。无论是发达的英国还是发展中的印度,人们都需要通过色区来迅速辨认出背后的政治差别,因为色区即使是文盲都能看得懂。
或者有人说,色区不仅仅带有区分性,而且还带有约定俗成的政治主义。比如红色一般是自由主义,蓝色一般是保守主义,绿色是伊斯兰或者环保主义,黑色则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有时候这个规律并不得到遵守。
Mike Segar/摄
Saul Loeb/摄
在美国,蓝色目前代表民主党、红色代表的是共和党。实际上,在1980年代,颜色是恰好颠倒过来的,红色是民主党而蓝色是共和党。但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记者Tim Russert用彩色地图标注选情,随意调换了一下颜色。后来,这个调换被更多的媒体所采用,于是红色共和党蓝色民主党就被固定下来。这个小插曲的内涵是:颜色背后的政治主义传统联想是可以被打破的,但颜色的使用却是继续得到强化,政治一直需要颜色,而不一定固守颜色的政治含义。
7月5日,美国蒙大拿州大瀑布城“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上,许多特朗普支持者戴着写有他标志性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色帽子。
Joshua Roberts/摄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前,美国对移民的“合法化”是比较宽松的,导致大量低教育的移民人口获得选举权。新增选民作为“客户”的变化,也促成了政治“传播语言”迎合低教育人口。用“颜色”这种直观的方式来表达投票阵营,是低教育选民的大量“进入”美国政治市场的适配现象:你可以是文盲,但总不会是色盲吧。
2005年11月21日,肯尼亚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几位妇女在投票指示牌后等待投票。
Humphrey Malalo/摄
当低教育选民或者文盲选民很多的时候,不仅色彩分辨阵营有助于选民记忆,直观的符号也被广泛使用。例如在2005年肯尼亚宪法公投中,支持者阵营打出的符号是“香蕉”,它传递一个简单的类比信息:“如果你喜欢香蕉,就应该喜欢宪法”——别说是低教育的选民,即使是狒狒,都能明白。
我们想通过这种企业/政党的参照式比较来引出政党/政客社交摄影一个基本特性:“图像温度”。它的含义是:测算出“以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覆盖选民,用最激烈的互动程度”。
我们将“图像温度”分为以下一些观察点,用于考察国外政党/政客的社交摄影:
①
领导人场景海报的互动激烈程度。
例如,政客的大头像,是否会有很多文字“压”在头像的周边?这些文字都是该政客迫切要表露的观点。“图不够,文来凑”。
②
选民聚集模式的互动。
例如,选民是正面的众志成城照?还是背面的抗议身影?
③
漫画讽刺模式。
政客或政党的社交网络账号上,是否会有政治讽刺漫画?
④
新闻截图。
是否将传统或者新媒体的新闻来源作为一个有力的援手?
⑥
ppt式大字报政党政策纲领。
例如,这些纲领文字的颜色是否足够逼视?文字是否足够简单?
▼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摄影
以instagram、facebook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摄影账户为例。你会发现,特朗普的社交摄影大多是一种互动激烈的领袖场景海报,“图像温度”很高。其基本款式是:图像由运动中的抓拍(snap)构成,大部分摄影图像都会配上关键性文字(keynote),文字会粗暴地“压”在社交摄影上面,暗示着这个场景下特朗普强烈地说了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比如,“美国不是移民营”、“经济政策只有3个目标:就业、就业、就业”。而社交摄影下面海量的点赞和留言,则构成了政治社交摄影的多义化引申。
一般来说,除非雇佣了“黑喷水军”,一般反特朗普的人士并不会在特朗普的社交摄影下疯狂叫骂,基本上特朗普的社交摄影留言都是“挺特朗普”的。反特朗普人士一般会用@的方式来叫骂,他们还是基本坚守自己的账户阵地。因为这里有关注他们的粉丝,而不会跳跃性地在特朗普的社交账户领地里面攻击——在敌人的阵营,声音是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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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社交摄影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社交摄影则跟特朗普大相径庭。普京的社交摄影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压”图,意味着普京这个人存在是重要的,至于在什么场景、说了什么则不那么重要,也不需要跟你“选民”互动,“图像温度”不高。
普京的社交摄影构图方正。如果将照片放大,几乎没有虚像,这暗示着照片是拍摄多张,然后精细选取。而川普则有一些社交摄影明显是拍虚了,但社交账户团队不以为意,还是上传上去,显示他们更倾向于场景感的抓取和气氛的融入。
特朗普的账号里面看不到讽刺漫画,很少有新闻截图。缺乏讽刺漫画,是因为特朗普的风格,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知识分子式的俏皮表达,他假定自己的选民都是“低教育的”。而很少有新闻截图,是因为他声称不相信媒体(fake news)。的确,他的媒体环境一直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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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莫迪的社交摄影
特朗普将他和印度总理莫迪比作“网络政治家双雄”,从推特粉丝数量上看,奥巴马第一(9560万),特朗普第二(3880万),莫迪第三(3400万)。莫迪在Instagram上有1360万粉丝,高于特朗普的930万。莫迪以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社交摄影几乎涵盖了“图像温度”的所有观察维度,无论是莫迪本人场景海报、选民聚集、漫画、截图或者文字纲领。莫迪的“图像温度”比特朗普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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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党的社交摄影
当社交媒体兴起的时候,莫迪几乎以宗教般的热情去拥抱它,因为他要“零距离地被选民们打量”。当然,莫迪会牺牲自己的一些隐私,2014年他承认自己童婚,此前他一直在竞选辩论中说自己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所以不可能形成“裙带腐败”。他后来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妻子Jashodaben是13岁那年被父母安排成婚。莫迪的妻子没有照片,放出来的是一副漫画。
大部分政党的社交摄影,比如日本自民党(安倍晋三)、新加坡人民进步党(李显龙)、基督教民主同盟(默克尔)、匈牙利青民盟(Viktor Orban),都是以党魁作为社交摄影的趣味中心,以此铺陈图像开来。领袖的场景海报模式,是一种比重最高的主导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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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五星运动的社交摄影
但是,意大利的五星运动(Movimento5 Stelle)却是一个神奇的异数。这个政党的社交摄影没有党魁这一聚焦点。社交摄影里面的人物都不相同,甚至经常会出一些乱糟糟的群像。
五星运动成立还不到十年,创始人格里洛(Beppe Grillo)是一名喜剧演员。这个政党的理念是用互联网思维来构建的“运动式”政党。他们推崇“互联网技术下的直接民主”,即政府的建立、内阁参与、直接问责、议会辩论、民众参与(V-day),都必须通过互联网来开展,因为这样的民主成本最低,所谓“零成本政治”。
五星运动的社交摄影是“去中心化”的,创始人格里洛也不是主角,党魁的活动场景比例非常低。在五星运动的社交摄影里面,大量的ppt式纲领性文字,就是要反反复复解释他们的理论,因为有时候五星的党员们都会被绕进去。五星运动的社交摄影不重视媒体的报道,没有媒体截屏(因为理论太奇特,媒体常常抓不住他们的要点)。他们的“图像温度”很高,但没有一个东西被“煮熟”。
社交摄影对政党传播的塑造,我们采取了读图来进行心智联结的品牌思考,通过“色彩、形式、角色、内容、互动激烈程度”等等,将它变成了一种品牌传播的战略分析,希望揭示出一些共性。(作者杨莉莉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唐学鹏为华为消费者集团全球品牌顾问)
摘编自《如何用“社交摄影”来观察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客?》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社交网站截图*
编辑 | 李峥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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