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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复活 ——读王安忆《匿名》（南帆）｜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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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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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题通常盘桓于人类文化学或者符号学的区域。然而，王安忆试图以小说的形式解剖这个主题。这个文学冒险令人吃惊：如此抽象的表述如何带动一个世俗故事的持续运转？《匿名》始于一个人质劫持案，一个普通家庭的骤然变故积累了启动情节的戏剧性。后续的故事之中，主人公的“失忆”很大程度地维持了戏剧性的持久展开。尽管“人质劫持”和“失忆”是好莱坞影片或者侦探小说热衷的“桥段”，但是，《匿名》精确地扣住了“名”、“实”关系的辩证：主人公被误认为负债潜逃的公司老板，主人公自作聪明的冒名顶替致使这个误认无法及时地更正。
当然，他的“失忆”首先是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不过，与其说王安忆的兴趣指向了“我是谁”这种通俗版的哲学命题，毋宁说《匿名》揭示了一个符号学的事故可能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个符号学的事故并不复杂：一个人的姓名与他的七尺之躯脱钩了。没有姓名的肉身可能遭遇什么？围绕姓名的所有身份失效之后，这个七尺之躯立即成为不明的漂流之物，严密的社会系统拒绝认领。从户籍、档案、婚姻登记到就业、旅行、医疗，一个无法用姓名注册的人几乎不可能浮出水面。如果说，暴力挟持一夜之间将主人公抛入原始的自然，那么，姓名的缺失是他迟迟不能返回社会的主要原因。
如何与原始的自然相对？这是文学荒疏已久的主题。巨型城市，鳞次栉比的大楼，互联网与虚拟空间，大数据，云计算或者3D打印机……原始的自然正在这种文化图景之中愈退愈远。即使放纵自己的想象跨越文化边界，科幻文学的关注对象多半是星际大战或者广袤的宇宙空间。幽深的峡谷、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夕阳之中的山崖以及淙淙山泉和聒噪的归鸟已经撤出社会的文化视野。山坳里一条依稀的小径或者茅草丛中小村落的残存遗迹又有什么意义？计算机屏幕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甚至开始对沙滩、海浪或者青峰、落日丧失了兴趣。
的确，只有人质劫持这种异常事件才能将上海——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与一个云雾笼罩的峡谷衔接起来，尽管二者的物理距离并不遥远。
一个安分守己的退休职员应聘进入一家民营公司担任办事员。某个“空阔而且宁静”的下午，他被强行装进一辆客货两用车带离上海，继而丢进那个幽深的峡谷，独自栖身于一幢废弃的老屋，以刀耕火种的方式苟活；另一方面，远在上海的家人开始了焦急的寻找，从恐慌、迷乱、束手无策到完全绝望。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倾斜，悬念煎熬人心：生，还是死？逃离陷阱，亲人再度相聚，还是葬身山谷，遗留一个不解之谜？
有趣的是，《匿名》 的后续叙述竟然渐渐地将这个悬念抛到了一边。警察，罪犯，蛛丝马迹，神秘的电话和赎金，多地的追踪、搜捕、对决和聚歼，诸如此类的情节迟迟没有出现。主人公如何抵御深山之间的严寒，寻觅果腹的食物？这个仅仅熟悉城市街道的老人如何学会敲击石块攫取火种，吞食小昆虫充饥，然后麻布裹身，躺在板柜之中昏睡？远在上海的妻子和女儿、女婿如何寻访各色人等，踏入他们从未涉足的生活角落，甚至发现自己内心从未展露的情绪？总之，劫持事件之后的情节并未沿着案件侦破的方向越拧越紧。相反，悬念积存的叙述能量似乎均匀地分散到众多日常生活的细节之间。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局部陆续浮现出来，充实、饱满、纹理细密。人们可以察觉，许多故事片断游离于案情的叙述轨道就地膨胀起来，犹如若干相对独立的篇章。从铜川路的鱼市场、林窟的兴衰到“青莲碗窑”的淹没，这些段落几乎察觉不到初始悬念的控制。这时，人们终于意识到，王安忆的企图远远超出了一个案件始末的叙述。所谓的“案件”无非是，繁杂同时又井井有条的生活系统出现了一个偶然的错位；由于这个错位的多米诺效应，各种隐而不彰的社会角落突然闪现。《匿名》共时地展开这些社会角落，多种乐器交汇的协奏曲分解了“悬念”制造的单向的急迫性。
王安忆坚定地保持既往的叙述语调。句子不长，有些絮叨的意味，如同小步疾走。不论外部世界的运行节奏如何，这种叙述既不故作紧张，也没有姿态夸张的抒情，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线条细密的写实图像。相对于纤毫毕现的摄影镜头，某些亦步亦趋的语言再现显得力不从心，例如面对峡谷之中千姿百态的植物。然而，王安忆的遣词造句没有丝毫的懈怠，仿佛就是要与摄影器材赌一口气。
《匿名》的叙述不时会闪出几声喟叹，若干感触，一段评论，或许是关于人情世故，或许是宇宙奥秘，例如母女的拌嘴背后隐含的慰藉，江湖人物之间的交往分寸，例如天地混沌之中的时间规定，藏匿于文字之中的玄机，如此等等。这种叙述增添了世界的密度。世界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整体，而是存在许许多多的缝隙，这些缝隙多半衔接、蕴含了某种秘密，某种哲理。这个意义上，《匿名》隐约地浮现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由坚硬的外部世界组成，一派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另一个层面是超验，是形而上的哲学。哲学成为经院式的思辨或者成为一个堆砌各种概念的乏味学科之后，那些围绕“本体”、“道”、“物质”的命题已经与日常经验相互隔绝。然而，《匿名》的日常经验向哲学思想开放。无论是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还是三教九流、生离死别，哲学思想就在身边的一饮一啄之中。
显然，“主体”——一个哲学的传统范畴——是《匿名》关注的特殊问题。主人公独自困于大峡谷，无名无姓，没有任何对话。语言活动中止之后，意识之中的语言系统迅速地锈蚀、剥落，继而开始解体。语言系统的瘫痪不仅意味了文明大门的关闭，而且意味了主体的消亡。没有语言的主体犹如没有安装软件的计算机。“语言转向”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主体来自语言的建构。清空意识之中所有的语言产品，所谓的“主体”还剩下什么？
牙牙学语是主体的开始。身份，社会地位，学识，社交网络，塑造主体的所有文化装置无不来自语言。一个时代的语言同时限定了主体的历史位置，语言之外不存在某种超历史的自我“本真”，甚至“我”和“你”这种字眼的涵义仍然由复杂的语词之网彼此定位。《匿名》的主人公终于在一场大火之后逃出峡谷，栖身于山间的一个小镇。然而，他无法重新进入社会。语言系统的缓慢修复表明，主体的凝聚、成型、复活犹如一个痛苦的文化分娩。有趣的是，某些另类的语言成分正在介入语言系统的修复，例如主人公所热衷的各种语言游戏。这或许暗示着另一个主体的诞生。
《匿名》存留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主人公没有在汹涌而至的孤寂之中窒息，从而倒毙于峡谷的某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寒来暑往，除了饥饿与寒冷，无可排解的孤寂不啻于漫长的文化谋杀。主人公的语言系统彻底解体之前，“主体”必将面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必须继续活下去？删除这个问题的存活者仅仅是一个生物而不是“主体”。《匿名》不厌其烦地再现了主人公的觅食与御寒，相对地说，另一个同等重要的生存问题并没有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
《匿名》的主人公最终并没有返回上海。人们无法清晰地想象，返回之后的主人公可能遭遇哪些文化尴尬。巨大的变故之后，另一种文化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主人公。他在江边的福利院度过了最后一段时光，这些日子清新而温馨。如果说，一哑一痴残疾者——同时也是身怀异秉的奇人——曾经在主人公的厄运之中扮演了救星的角色，那么，福利院那些残疾人之间简单的互助关系令人心平气和。主人公与这些残疾人排成一个奇怪的纵队奔赴江边，静静地观看“白练”一般的江流和自由自在的飞鸟。相对于这些景象，繁闹的上海文化似乎过于“成熟”。这种含蓄的比较或许隐含了王安忆的某种无言的微讽。
《匿名》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悬念丛生的惊险故事。如果说，武侠小说或者宫斗戏擅长制造离奇的恩怨情仇阻断日常经验，那么，这一部小说力图敞开的恰恰是日常经验隐含的哲学深度。对于作家说来，事情或许正好反过来：哲学深度肯定了日常经验的文学意义——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要把地面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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