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远 , 官小燕｜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险中求胜”的财务逻辑

Original 刘志远 , 官小燕财智世界 2024-01-09

原载《财会月刊》2021年第21期

【摘要】企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空前加剧，承担风险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风险承担旨在把握不确定性中蕴含的获利机遇，但如何才能实现“险中求胜”，现有研究尚未阐明。本文在阐释风险承担战略属性的基础上，揭示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的过程具有动态复杂性，进而从资源和能力视角构建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基本理论框架，指出企业承担高风险后获取、培育资源和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绩效。

【关键词】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企业绩效；资源和能力

一、引言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党的十九大首次做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论断。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那么，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高度概括了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牢牢把握的三个关键，明确了要将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因此，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创新决胜未来，但创新也面临巨大的风险。企业家的引领是企业勇于和善于创新的关键要素之一，因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而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早就指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者；坎迪隆（Richard Cantillon）和奈特（Frank Knight）两位经济学家则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继承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而“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由此可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活动的最重要主体——企业家，而使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营造有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发［2017］25号），明确指出要“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弘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创新是培育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企业要敢于和善于创新，已经是一个共识。但是，对于企业是否要敢于承担风险，则还存在诸多不同认识，主要原因在于对企业风险承担内在逻辑的认识不够深刻。当说起“风险”这个概念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不确定性事项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因此更加强调应进行“风险防范”，而不是“风险承担”。企业出现经营失败等不利情况时，往往“事后诸葛亮”式地将原因归咎于过度冒险或未注重风险防范等。但从事前看，企业任何经营活动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完全根据事后结果去评判事前的风险承担决策是否正确既不公正，也不科学。事实上，事前的风险承担决策是企业的一项基本决策。企业无论是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还是想要获得傲人的绩效，都必须敢于承担相应的风险。从根本上说，企业取得的发展和获得的绩效就是其风险回报，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因此，本文拟从事前决策的角度，对风险承担决策在企业创新发展和绩效提升中的关键作用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探究如何更好地承担风险才能助力企业获得良好绩效。

具体而言，本文将在简要解析风险这个最底层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以下问题：风险承担是一项什么样的决策，在企业整个决策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风险承担和企业绩效之间是何种关系？企业做出风险承担决策后如何才能实现“险中求胜”，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为理解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厘清承担风险与绩效实现的关系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而且对企业合理进行风险承担决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提升绩效也具有较强的实际借鉴作用。

二、风险承担决策是企业的一项战略决策

（一）企业为什么要承担风险

风险是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宽泛的概念。对于“究竟什么是风险”这一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国外还是国内，都未达成共识，也未形成统一的定义。

在现代财务学中，风险通常被定义为结果对期望的偏离。或者说，风险代表了获取收益的不确定性，即实际收益相较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马科维茨（Markowitz）在1952年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在该理论中马科维茨首次对风险和收益这两个投资管理中的基础性概念进行了准确定义。他首次用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波动性即方差或者标准差来刻画风险，方差越大，意味着波动率越大，风险越高。在此基础上，夏普（William Sharpe）、林特尔（John Lintner）和莫森（Jan Mossin）分别于1964、1965和1966年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CAPM模型简洁明了地揭示了风险和收益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阐明了风险越高、收益越高这一基本原理。CAPM模型表明，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收益的预期越高，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反过来说，在投资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越大，预期就应有越多的收益作为补偿。自此之后，收益和风险形影相随，“收益以风险为代价、风险用收益来补偿”这一重要财务思想在证券市场上得到了普遍认可。

从企业经营角度看，人们对风险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2004年COSO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将风险定义为“一个事项将会发生并给目标实现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这一定义只强调了风险不利的一面。这种单侧的风险定义，没有充分反映出风险既是损失的来源也是盈利的来源，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的重要特征，也不利于真正做好全面风险管理。因此，经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重新审视和反思，为了更加符合企业经营的现实环境和全面风险管理的需要，COSO在其2017年新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与战略和绩效的整合》中将风险重新定义为：“事项发生并影响战略和商业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这一新定义兼顾了风险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实，早在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就认识到风险具有双面性特征，将企业风险定义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在该指引中，以风险能否为企业带来盈利为标志，将企业风险划分为纯粹风险和机会风险。顾名思义，纯粹风险指的是只会对企业造成损失或危害的风险，而机会风险既可能产生损失也有可能带来盈利机会。200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借鉴我国的思想，明确定义风险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并在2015年进一步修订为风险是“不确定性的影响”。由此可见，从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角度，尽管早期人们只看到风险的损失面，但现在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风险存在双面性，并主要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来描述风险。

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的影响，与财务学上以波动性或变化来定义和计量风险，在思想上是一致的。这说明风险有下侧风险（Downside Risk），也有上侧风险（Upside Risk）；有坏风险（Bad Risk），也有好风险（Good Risk）；是损失的可能，也是盈利的可能。双向风险概念不仅将损失与风险联系起来，同时也将盈利与风险联系起来，有利于企业将盈利和损失的可能性全部纳入风险管理的视野和范畴，从而真正实现全面风险管理。

那么，在这样一种风险认知下，企业应如何对待风险？是消极规避，还是积极承担？如前所述，以CAPM模型为代表的财务理论早已指出风险与预期收益的平衡性是风险的基本特性之一，人们在实践中普遍认识到的所谓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基本规律就是风险这一基本特性的经验反映。对于企业经营而言，风险的这一基本特性依然成立。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早就指出，企业的超额利润来自冒险，不确定性是利润产生的源泉，这一经济学思想与财务理论对风险、收益关系的研究不谋而合。这种平衡性表明，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谋求发展，企业应当勇于承担风险，追求风险溢价，以把握获利机遇，正所谓“富贵险中求，机会险中取”。同时，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风险是企业盈利的唯一来源，只有承担风险才能获得收益。作为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组织，企业的本质在于承担风险，进而从不确定性中寻求获益机会。更确切地说，企业只有积极承担和管理机会风险，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抓住其中蕴含的盈利机会，换取风险溢价，才能实现其基本的盈利使命。当然，对于仅仅产生损失的纯粹风险则应该采取措施严加防范。

（二）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具有战略属性

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要有跳出舒适区的勇气，接受不确定性，敢于承担风险，从而抓住机遇。那么，在企业决策体系中，风险承担决策居于何种决策地位？探究该问题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特性，重视该决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企业经营与资本市场投资一样，本质上都是以风险换取收益的行为，都遵循风险与收益正相关的基本规律。在资本市场投资中，投资者可以为了获取稳健的投资收益而只承担低风险，也可以为了追求风险溢价而承担高风险，其本质是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和对风险收益的权衡，选择、确定恰当的投资组合的过程。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与证券投资者投资组合选择决策存在很大差异。第一，二者面临的风险性质有所不同。证券投资者主要面临的是易于量化的市场风险，风险和预期收益相对而言更易测算，因此也较易做出选择。而企业经营中承担的风险更接近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质，除了市场风险，还包括政策、技术、生产、财务、法律等多方面的风险，其风险因素更加复杂多样，对未来收益流及其实现的概率进行预测的难度更大，因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二者在风险的可分散性上具有重要差别。证券投资者可以较为方便地通过投资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却难以充分地分散非系统风险。第三，二者对风险的主观影响有差异。证券投资者一般情况下不能影响证券自身的风险大小，因此不同投资者若选择同样的投资组合，其未来的收益是相同的。但企业自身能力、管理者努力程度、所采取的经营策略等，都可能影响风险的发生及其后果。例如，对于同样的产品和业务，有的企业认为风险很大，有的企业却觉得风险较小，这与企业拥有的信息、风险管理能力以及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第四，二者承担风险之后的调整能力各不相同。由于证券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投资者建立投资组合后，可以较低成本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而企业经营领域的风险承担主要是做实体投资，具有注重长期价值、投资回收期长、短期成本高、成功概率低等特征。与证券投资相比，实体投资流动性差、调整成本高，需要更加慎重地进行决策。第五，二者风险承担的主体与后果差异较大。证券投资的风险承担主要影响投资者自身的未来收益，其风险承担主体和收益主体是一致的，因而可以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做出决策。但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联结，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投入有价值的资源，并因企业活动而承担风险，故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所共同承担的。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偏好并不一致，风险承担的主体和收益主体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会非常复杂并且影响多个利益主体。

由以上分析可见，相较于证券投资中的风险选择，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承担决策面临更加复杂的不确定性事项，决策之后的影响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企业自身能力、资源等要素与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强。鉴于风险在经营管理中的固有性及其产生影响的重要性、复杂性，企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将风险视为一个“其次或然后才考虑”的因素。相反，风险是企业在经营和管理，甚至进行战略安排时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关乎企业全局和长远发展，关乎企业未来的长期绩效，需要企业对之做出战略性思考和安排。同时，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和战略决断力。因此，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具有很强的战略属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就是一项战略决策。

战略决策通常解决的是关乎企业全局性、长远性、重要性的生存发展问题，制定和实施战略的目的是为企业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最终带来超额收益，这通常是战略决策显性的一面。不同的战略决策除了竞争方式、预期目标等不一样，同时也隐含着各自面临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企业选择不同的产品或业务市场进行竞争，选择差异化抑或成本领先的竞争战略，选择作为防御者（Defender）、探索者（Prospector）、分析者（Analyser）还是反应者（Reactor）等战略类型，这不仅意味着企业的战略定位、竞争方式、组织架构等存在差异，而且意味着（通常是隐含的）其所承担的风险程度和类型亦是千差万别的。在风险日益重要和普遍的今天，企业在战略决策中将隐性的风险因素显性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事实上，战略领域已有一些文献指出，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时应将风险因素显性纳入其中。Miller和Friesen研究表明，风险承担是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维度。Baird和Thomas将企业对风险程度和类型的选择纳入战略制定过程中，对风险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给予了明确的关注。Palmer & Wiseman认为，对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战略举措的选择是战略决策的本质。盛明泉和车鑫研究表明风险承担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决策，企业承担高风险后会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降低资本结构偏离度，使资本结构与企业战略相匹配。

2017年COSO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与战略和绩效的整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风险管理与企业战略之间日益重要的联结关系，它强调在战略制定过程中风险的作用。该框架将企业为追求价值所愿意承担风险的类型和数量定义为风险偏好，并指出风险偏好体现在企业使命、愿景及核心价值观中，是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依据。由此可知，企业在制定具体的战略方案之前首先应对自身承担风险的特征进行判断和选择。这就表明在企业的决策体系中，风险承担决策具有战略属性，而且是战略制定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企业经营过程中，在战略层次上对风险承担和风险管理做出明确的安排，明确风险承担决策是一项战略决策，应该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

三、风险承担影响企业绩效的动态复杂性

如前所述，企业的本质和基本使命在于承担风险、管理风险进而获取风险收益。企业当然可以选择规避这种或那种风险，但不可能任何风险都不承担，除非不开展任何业务，若如此，企业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简而言之，风险是能够最终为企业带来收益的唯一来源，因此企业应当勇于承担风险以把握不确定性中蕴含的获利机遇。

经典的财务理论和经济理论均表明，承担高风险确实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这也正是企业冒险的动力所在。然而，风险具有事前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即使企业事前对可能的收益及其实现概率进行了充分的预判和分析，但事后实际上会出现怎样的绩效后果仍然难以定论。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来看，虽然大量文献证实了承担更大风险的企业拥有更高的经营绩效、公司价值、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公司成长性，但也有研究发现与经典财务理论不一致的风险收益悖论，如“Bowman悖论”。矛盾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承担与最终实现的绩效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风险本身处于变化之中，而企业风险承担作为一项战略决策，其实施往往需经历较长时间，导致企业实际承担的风险和对风险的认知都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企业的预期绩效和实际绩效也将随之动态调整。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和所采取的具体战略实施措施等，对风险事项中可能出现的收益以及收益实现概率可以产生重要影响，这自然会导致企业最终实现的绩效出现显著差异。因此，企业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之间存在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只有深刻理解和有效把握这一过程，企业才能更好地进行风险承担决策，从而更有可能实现业绩增长和价值创造。

（一）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的过程具有动态性

企业经营永远面临着不确定性，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有风险，不存在没有风险的真空环境。对企业来说，风险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风险的存在与否不以企业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客观存在的风险是变化的。例如，企业进行新能源汽车投资会面临政府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是企业所无法左右的，准确预测政策的变化调整也较为困难。近些年来，在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推动下，大量车企涌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享受政策红利和市场红利，企业利润的实现对补贴形成了强烈依赖。推广初期，补贴政策稳定向好，不确定性较小。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补贴逐渐退坡，对车企预期利润的实现产生较大冲击，部分车企丧失竞争优势甚至退出该领域。由此，企业承担的风险存在客观性，客观存在的风险处于不断变化中，从而导致难以对企业实际绩效形成稳定预期，绩效结果具有动态性。

虽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企业提及风险一词时表示的是其对客观存在的风险的主观认知结果。由于经验、知识、资源能力等不同，不同企业对同一风险的认识会有所差异。例如，前述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对资金紧张、市场份额较小的车企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对一些实力较强的车企则影响会小很多，并且这些企业可以在此时进行兼并收购以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再如，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对出口依赖或技术依赖企业是不小的冲击，但对主要市场在国内以及技术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而言也许是增强竞争优势的机会。此外，同一企业对风险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决策前对风险大小的判断在风险承担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可能变小也可能变大。企业在进行技术研发时会对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等进行事前分析，但刚开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研发的推进，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后，不确定性慢慢降低，企业对成功就会越来越有把握。企业承担高风险意味着将脱离熟悉区域进入未知深水区，与原来的经营路径有所差异，如果之前没有准确的判断就贸然进入未知领域，进去之后也有可能感知到风险比想像的要大，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不足以在该领域取得竞争优势。即便在决策前进行了充分的判断，但由于认知有限、信息不完全以及环境变化较快，有些情况仍是企业尚未预料到的甚至是对企业不利的。已有文献研究发现，企业承担高风险会增加业绩可变性，进而加大了企业违约的可能性，导致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愿意在相同货币补偿条件下同企业进行交易或专用性资产投资，从而增加企业经营成本。调整成本假说也表明，高收益波动性会导致有效利用资本变得困难，经营调整成本较高。由此看来，企业对风险的主观认知是变化的，这就导致企业进行风险承担决策后产生的绩效结果与预期会有所不同，实际获得的绩效是动态变化的。

（二）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的过程具有复杂性

在经典财务理论中，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承担高风险预期能够获得高收益。但是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实质是选择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的投资组合，投资者无法影响证券本身的风险大小。财务风险收益理论中，隐含了投资者除了风险偏好的差异，在管理风险、处置风险等方面的能力都是同质的假定，最终实际收益如何完全取决于承担风险之后的“运气”，没有考虑到投资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能力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也未体现承担风险到收益产生之间的过程。从资本市场投资的角度看，这样做也许是合理的，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但在企业经营领域，风险承担是一项战略性决策，企业进行的是实体投资，简单照搬财务理论而不考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对风险承担实际后果的影响存在很大缺陷。

从本质上讲，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业务和经营环境本身具有的一种客观的内在特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对风险的看法也存在主观的视角，风险会随风险承担者拥有的信息、风险管理能力以及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企业对风险的主观认知以及进而采取的措施等主观能动性，对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企业承担风险过程中会动态调整对风险的认知，进而采用风险规避、对冲和转嫁等手段对企业各种风险暴露进行管理，或者通过产品定价获得对风险暴露的补偿和回报，或者通过管理努力改变风险事项产生收益的大小以及收益实现的概率。由此可见，企业风险承担的绩效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对风险的认知调整及其所实施的行动策略。Lumpkin和Dess研究表明，战略制定后企业是否采取有效的组织整合手段会影响绩效结果。董保宝以新创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创业能力的不同会影响风险承担与绩效的关系。Bowman、曾永艺等在解释风险和收益呈负向关系时指出，一些企业具有高能力管理者、市场支配地位或者产品专利等垄断性战略资源，能够获得高收益。从企业的经营实践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不同企业即使制定相同的战略，结果也可能截然不同。究其原因，不同企业由于资源和能力有区别，面对风险时所能够采取的应对措施会有所不同，因而影响最终的绩效结果，使得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呈现复杂性。丰富的资源和强劲的能力不仅可以使企业更好地抓住不确定性中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而且可以抵御因承担风险而遭受的负面冲击甚至转危为机，从而增加收益及其实现的概率，使得企业绩效得以提高。倘若企业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将无法把握机遇以及抵御冲击，难以实现预期绩效甚至可能陷入经营困境。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传统财务理论下的风险与收益关系适用于资本市场投资，将其直接应用于企业经营领域具有局限性。企业经营中所承担的风险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认知的结果，企业风险承担可能获得的绩效结果不仅与风险的客观特性相关，而且与企业自身对风险的认知和所采取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密切相关。不管是客观存在的风险还是对风险的主观认识都处于不断变化中，基于风险的变化特性企业会采取行动措施加以应对。不同企业由于资源和能力禀赋差异显著，对风险的应对策略会有所不同，从而导致最终实现的绩效结果具有动态复杂性。

四、实现“险中求胜”：基于资源和能力视角

在情势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承担风险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承担高风险是为了把握和利用不确定性中蕴含的获利机遇，追逐超额利润。但如前文所述，企业只有勇于承担风险，并且善于承担风险，才能更好地实现利用风险、把握机遇、创造更高的企业绩效这一“险中求胜”的目的。然而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尚缺乏对企业承担风险到绩效实现之间内在机理和实现方式的研究，二者之间是一种“黑箱”状态。基于此，下面拟从资源和能力视角切入，分析企业做出风险承担战略决策之后可以采取的有效机制和措施，探索风险承担到企业绩效的转化路径，尝试部分打开这一“黑箱”并阐明高风险承担企业实现“险中求胜”的财务逻辑。

（一）资源和能力的作用

基于资源理论，企业是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资源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各种要素组合，对异质性资源的编排和利用可转化为能力，资源和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由于不同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在承担风险过程中所能够采取的行动措施将会不同，从而使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的过程呈现动态复杂性。企业风险承担是一项战略性决策，赋予了企业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企业应对不确定性时采取的策略会影响最终的绩效结果，而策略的选择依赖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禀赋，因此资源和能力是打开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黑箱”的一把“钥匙”。

一方面，资源和能力将决定企业能否把握不确定性带来的盈利机会。企业承担的是机会风险，其中蕴含着有价值的获利机遇。倘若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能力，可以及时有效地抓紧抓实投资机会，增加收益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过往文献指出，企业拥有财务柔性可以及时为经营中出现的有利投资机会进行融资，实现经济效益；多样性的股东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丰富的人才资源、技术资源、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等，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经营绩效的提升。也有研究发现，企业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给予高管更高的薪酬有利于风险承担战略取得成功，增加企业价值，而有效的薪酬体系设计需要企业充裕的资源作为支撑。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防疫物资需求暴涨，拥有弹性生产线的医药企业能够迅速调整生产计划以应对市场突发需求，将危机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契机。

另一方面，资源和能力禀赋将决定企业能否抵御风险事项产生的不利冲击。风险既有可能带来收益也有可能产生损失，风险事项的出现会导致企业遭受负面冲击，给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挑战。高风险承担企业能否缓解不利冲击的影响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情况，丰富的资源和强劲的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降低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从长远看将有利于企业发展。已有文献指出，在金融危机期间拥有财务柔性的企业会有更强的资金筹集和调用能力，能够为投资机会提供资金保障以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现金流短缺问题，这些投资最终改善了企业随后年度的财务业绩。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兴通讯受到严重打击，导致巨额亏损。而华为则启用了“备胎计划”，研发了鸿蒙系统、麒麟芯片等，逐渐实现自给自足，大大降低了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持续不断的创新投入、良好的管理、人才的培养等手段所积累的大量资源和能力使得华为有实力和底气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备胎计划”正是华为实力的体现。企业在风险承担的过程中会遭遇各种问题和挑战，只有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强劲的能力才能帮助企业披荆斩棘，成功获得经营效益。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知，丰富的资源和强劲的能力有利于高风险承担企业抓住获利机遇并且抵御风险事项带来的不利冲击，促使风险承担战略取得成功，进而增加企业绩效。为直观体现资源和能力在风险承担到企业绩效实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给出了图形化的解释，见图1。借鉴2017年COSO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与战略和绩效的整合》，绘制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曲线。从整体上看，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绩效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如曲线A所示。如果高风险承担企业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强劲的能力，就可能使风险事项收益及其实现的概率增加，使风险绩效曲线向上移动，如曲线A'所示。即在承担相同风险的前提下，资源和能力禀赋更高的企业有更大的可能实现更高的绩效。因此，获取和积累丰富的资源和强劲的能力是企业承担风险到绩效实现的内在机理。

（二）企业“险中求胜”的基本理论框架

基于资源和能力视角，本文构建了一个风险承担到企业绩效的基本理论框架，见图2。由于风险承担概念较为抽象，已有研究用典型行为来具化和理解风险承担。参考Baird和Thomas、Miller和Bromiley、吕文栋等的研究，本文将风险承担的典型行为划分为企业创新、专业化经营、市场开拓和资本支出四类。创新反映了企业选择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的程度，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一旦成功将会产生高额回报；与多元化经营相比，专业化经营将企业资源集中于单一业务，需要承担更大的市场和运营风险，可能会产生行业优势进而获得超额利润；市场开拓意味着企业冒险进入未知领域，可能会发现“新大陆”，也可能“尸骨无存”，在市场、技术、运营等诸多方面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资本支出较多表明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上，固定成本增加会导致利润的波动性较大，技术变革还会使资本过时。借鉴战略理论和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国资发改革［2006］108号），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划分为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运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四种类型。企业实施上述行为需要承担一定的财务风险，因为企业为追求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可能会运用高杠杆，大量举借债务，将资金配置于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

根据资源理论，资源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各种要素组合，企业能力的形成以异质性资源为基础，通过对资源的配置整合转化而来，能力的提升锻造也有助于资源的形成和获取。因此，本文不严格区分资源和能力，认为二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有机整体。Barney将企业资源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三类，并指出企业和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的非正式社会关系也是一项重要资源。平衡计分卡的创始人Kaplan和Norton将企业的无形资源划分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信息资本。借鉴以上研究，本文将企业资源和能力划分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组织资本和信息资源五种。其中，财务资本是企业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资本。企业绩效是一个传统且易于理解的概念，本文用财务业绩、产品市场业绩和市场价值三个维度来表征。

如图2所示，企业做出风险承担战略决策，在经营层面会表现出更多地进行创新投入、专注专业化经营、进行市场开拓和增加资本支出等行为。不同行为所承担的风险类别有所侧重，但都意味着企业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获得高收益也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企业愿意承担高风险旨在获取超额利润，然而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之间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认知的结果，客观存在的风险和对风险的主观认知是变化的，因此最终实现何种绩效结果是不一定的。企业承担高风险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契约违背、经营调整难度增加、融资困境等。为了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应对不确定性，促使风险承担战略成功实施，实现预期的高收益，高风险承担企业应充分利用企业已经存在的财务、人力、关系、组织和信息等资源和能力或者积极地获取这些资源和能力。财务资金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物质资本，能够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与企业员工、管理者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相关联的人力资本，以及与客户、供应商、银行、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有关的关系资本，不仅能为企业风险承担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保障，也反映了利益相关者为企业分担风险的意愿，关键时刻能起到纾困解难的作用；企业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组织制度等组织资本能够为企业风险承担提供制度保障，发挥激励、监督、咨询等作用；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及时获取行业前景信息、客户供应商信息、市场信息等资源将提高对风险的预见性，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科学决策，提升企业追逐机会的成效。丰富的资源和强劲的能力能够使高风险承担企业更好地把握获利机遇、抵御不利冲击并且有效缓解因承担风险引发的各种问题，增加收益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最终使企业实现更好的财务业绩、拥有更强劲的产品市场表现以及获得更高的市场价值。简言之，资源和能力在风险承担到企业绩效的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做出风险承担决策后通过利用现存或者积极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和能力将提高企业绩效，实现“险中求胜”。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经营环境下，企业应勇于承担风险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本文在理解风险承担具有战略属性的基础上分析得出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然后基于资源和能力视角阐明企业通过承担风险实现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具体来说，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第一，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其带来盈利和损失的可能性并存，因此企业要积极承担机会风险以把握获利机遇。第二，不同于资本市场投资者风险承担，企业风险承担是一项战略性决策，并且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处于优先地位，即企业制定战略时应首先考虑风险。第三，风险具有客观特性，也是企业主观认知的结果。客观存在的风险以及企业对风险的主观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中，基于变化的风险企业会采取行动措施加以应对，而企业所能实施的应对策略依赖于其资源和能力禀赋，因此企业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第四，企业承担高风险后获取和积累财务、人力、关系、组织和信息等资源和能力有助于风险承担战略取得成功，实现“险中求胜”。本文旨在搭建一个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的基本理论框架，相关结论尚需进一步案例研究或实证检验的支持。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企业应积极承担风险，并将风险承担决策提升至战略高度。承担风险是获取收益的必然选择，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勇于承担风险、善于利用风险，抓住发展机遇。企业要正视风险承担在企业决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战略规划中给予风险明确的关注和纳入。第二，企业应深刻理解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风险承担战略成功实施的可能性。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企业不能做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应正确认识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采取有效应对策略将预期的高收益转化成现实的高绩效。第三，高风险承担企业应注重培育发展资源和能力，实现“险中求胜”。资源和能力在风险承担到企业绩效的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承担高风险后应积累、培育资源和能力，以更好地把握获利机遇，实现超额利润的获取和股东财富的创造。

参考文献

［1］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M］．Piscatawa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34：1~244．

［2］Spengler J. J.. Richard Cantillon：First of the Moderns. II［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5）：406~424.

［3］Knight F. H.. 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1：1~448.

［4］Drucker P. 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Practice and Principles［M］．London： Butterworth-Heinemann，1985：1~288．

［5］Markowitz H. M.. Portfolio Selec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52（1）：77~91．

［6］Sharpe W. F.. 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64（3）：425~442．

［7］Lintner J.. Security Prices，Risk，and Maximal Gains from Diversific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65（4）：587~615．

［8］Mossin J.. Equilibrium in a Capital Asset Market［J］．Econometrica，1966（4）：768~783．

［9］苏坤．管理层股权激励、风险承担与资本配置效率［J］．管理科学，2015（3）：14~25．

［10］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4）：305~360．

［11］Clarkson M. E..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1）：92~117．

［12］Miller D.， Friesen P. H.. Archetypes of Strategy Formulation［J］．Management Science，1978（9）：921~933．

［13］Baird I. S.，Thomas H.. Toward a Contingency Model of Strategic Risk Taking［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2）：230~243．

［14］Palmer T. B.，Wiseman R. M.. Decoupling Risk Taking from Income Stream Uncertainty：A Holistic Model of Risk［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11）：1037~1062．

［15］盛明泉，车鑫．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的公司风险承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J］．管理学报，2016（11）：1635~1640．

［16］Nguyen P..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taking：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J］．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11（3）：278~297．

［17］周泽将，马静，胡刘芬．高管薪酬激励体系设计中的风险补偿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12）：152~169．

［18］孟焰，赖建阳．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9（7）：35~42．

［19］Faccio M.，Marchica M.，Mura R.. CEO Gender，Corporate Risk-taking，and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6（39）：193~209．

［20］John K.，Litov L.，Yeung B..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taking［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8（4）：1679~1728．

［21］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J］．金融研究，2013（1）：149~163．

［22］Bowman E. H.. A Risk/Return Paradox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J］．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0（3）：17~31．

［23］Miller K. D.， Bromiley P.. Strategic Risk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An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Risk Measur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0（4）：756~779．

［24］Deephouse D. L.，Wiseman R. M.. Compar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Accounting Risk-return Rela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0（4）：463~482．

［25］Lumpkin G. T.， Dess G. G.. Clarifying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onstruct and Linking It to Performanc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1）：135~172．

［26］董保宝．风险需要平衡吗：新企业风险承担与绩效倒U型关系及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J］．管理世界，2014（1）：120~131．

［27］曾永艺，杨世杰，卢冰．“鲍曼悖论”及其理论解释——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1（5）：91~98．

［28］Barney J. B.. Firm Resource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99~120．

［29］胡望斌，张玉利．新企业创业导向转化为绩效的新企业能力：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1（1）：83~95．

［30］王满，刘子旭．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财务柔性储备的替代作用研究［J］．管理科学，2016（5）：116~133．

［31］丁雪辰，柳卸林．股东多样性对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J/OL］．科学学研究：1~15［2021-10-08］．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10806.002．

［32］曾爱民，傅元略，魏志华．金融危机冲击、财务柔性储备和企业融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1（10）：155~169．

［33］曾爱民，张纯，魏志华．金融危机冲击、财务柔性储备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4）：107~120．

［34］吕文栋，林琳，赵杨．名人CEO与企业战略风险承担［J］．中国软科学，2020（1）：112~127．

［35］Kaplan R. S.，Norton D. P.. Strategy Maps：Converting Intangible Assets into Tangible Outcomes［M］．Boston：Harvard Business Press，2004：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