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的“无意义”之美——空白绘画、无声音乐、长电影的产生背景

第30期专题主题为：

"无聊"之美：冷淡、沉默与贫瘠

时间：美国东岸时间6月17日晚21：00

北京时间6月18日早9：00

在之前的众多话题中，我们曾讨论到“日常生活”、“消费主义”、“波普主义”等话题，但却没有谈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滋生出的一种“无聊的情绪”，这种情绪包含着迷茫困惑和不作为（如垮掉的一代），其中也包含着想要反击的痛感（如家庭主妇在长期单调空洞的家庭工作之后发起的抗议），也有人拥抱赞美无聊，并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反抗（美国反共政策背景下的同性恋运动）。这一期专题，我们将讨论冷淡、沉默、贫瘠等审美体验，构成一种无聊的感受。相关作品包括安迪沃霍尔的长电影，劳森博格的白色绘画，以及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都包含着“无意义”的成分在其中。

【CVSZ第30期】

An Aesthetics of impoverishment

贫瘠之美

Tom McDonough 著

森 译

蔡艺璇 校对

现代生活中，“空间”，越来越频繁地被它们的匿名性，乏味性，平凡性，甚至迟钝性定义。这样的空间以公共交通设施为代表，如，高速公路，火车站，与机场。其目标是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更好的容纳下加速运转的人流与商品。我们的交通工具（汽车,火车,和飞机）也同样想要“消失”，并转化为纯功能的载体。即使是大型的旅馆行业链或是超市行业也是这样。这些后现代设施中所拥有的共同特性，是对“自我认知建立”的抵抗，对“与日常空间建立起情感联系”的抵抗。在1990年早期，著名人类历史学家马克欧杰（Marc Auge）称它们为non-lieux， 即‘非地点’（non-places），并强调它们是与“住处”和“栖息”相对应的。‘地点’（place）在普遍认知中或哲学上所指的是‘住宅’（dwelling）。每个人被一样地孤立、削减成一系列条件的集合。我们，作为“非地点”的使用者，与它们保持契约性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体现在火车票、飞机票、以及收费处出入证的扫描上，甚至体现在推着购物车穿行在如大盒子般的商店时。可以说，“非地点”是我们每日感受到无聊的根本原因。

上个世纪，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就已经提出过相似的概念。他描述每天过的日子为

the ethics underlying routine and the aesthetics of familiar things.

或者说，

what is taken for granted and that of which all the parts follow each other in such a regular, unvarying succession that those concerned have no call to question their sequence

在工作和消费中，这种关系的生产与复制所带来的“单调的重复”，描绘了现代意义下的日常生活；与Lefebvre的观点不同的是，Auge看到了这习以为常而不察觉的日常状态继续进入我们的周遭与社交生活。与此同时，某些承载我们与世界间强而有力关系的领域正在逐渐消失。对那些不为生计担忧的人而言，生活的主要的感受大概是“无趣,沉闷,和千遍一律的”。字典里有相当多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去感受”（Anti-feeling）的状态。

“无趣”被文化历史学家们解释为一种古怪的现代情绪，以往也许以“绝望”为名，是一种对世界的神圣感知的撤离；或是，忧郁、幽默情绪受到了困扰。但是却只有我们自己的时代，会扑面而来如此具有标志性的“无聊感”。在十九世纪中期现代化的背景下，无聊这种感受从城市化，工业化，和大量政治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共同力量中诞生；当周遭的世界使得我们对其兴趣索然时，无聊，便古怪地融合了其他感觉，如疲倦与不安。无论是在程序合理的工厂楼层里，还是在政府行政管理的工作桌上, 都可以找到这份无聊的感受。连闲暇的时间也变得标准化，被大产量的商品充斥着。甚至现在女性也在重复的家务劳动中感到无聊，她们在公共领域去要求她们自己的权利，去得到属于自己的地位。这些经历被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和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将这社会现象归根源于装配生产线，索伦·奥贝·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探究了人类精神上的深渊;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也在潜意识的解释中寻找心理根源。

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

Un bar aux Folies Bergère (1882)

与此同时，无趣---作为贵族式闲散的相对面---第一次进入视觉艺术的领域。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马奈的 ‘Un bar aux Folies Bergère’。画中吧台女郎的形象特质被‘略化’。T.J.克拉克(T.J.Clark)描述她的神情为 – “公开的,向外的,厌烦于享乐的”–无法从她的身上读出任何属于个人的身份特质。无聊，不像愉快或愤怒，是一种缺乏肯定属性的感受。 但这样一种缺席或撤离的状态， 却正好特别适合她所处的服务角色。她的出现，用卡罗尔·阿姆斯特朗（Carol Armstrong） 的话来说，她的出现‘比起一个人，更像是一件拥有酒瓶在柜台上的形态的商品。’我们甚至可以更加深入地去诠释无聊的关联：不仅仅是与商品有关，同样包括了商品的交换，和其在社交关系中的客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减弱到了一种契约关系，使得我们看起来像是只服务于我们周围的客观需求的物件罢了。用比较夸张的语气来讲，每当用艺术来描述现代生活的状态时，与无聊的对质就变得无法避免。即使现代艺术从这个世界离开并进入了一个纯抽象的境界，单调，依旧存在。现在，当“观赏”形式与一件“艺术品”的形式相遇时，在这个过程中，“美”就已经被消磨殆尽了。沉闷,迟钝,和倦怠像幽魂一样缠绕着我们枯竭的体验。

当代艺术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状况：一系列作品、文章和文学段落勾勒出半世纪以来“无聊“的框架轮廓。无聊，已非简单体验，而是一个拥有明确的，广泛的，具有多重性的意识形态，并因社会阶层、性别和文化而不同。并且，我们也在那些将无聊视为负担并渴求解脱的人身上，和那些将无聊看作一种拥有重要改革潜力的人之间，发现了巨大差异。枯竭之美必须从两种角度去理解：艺术对贫瘠社会的表现，以及它潜在的复苏可能。接下来我们将从时间的顺序出发进行探索。

现代主义的空白时刻

我们已经从社交，心理，和哲学的方面上阐述了二十世纪前期无聊感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如果无聊可以被称为一种社会与个人对现代生活的回应的话，也许可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的各种文学作品和文章中得到呼应。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年之后，一个真正理论意义上的、关于无聊的解释才出现。这个任务落在了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身上。当现代化的问题正当处于危机时刻时，学者们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工人阶层革命的影响下努力寻找问题的根源。虽然他们明显倾向于同情弱者，但这些作家仍然不得不去诊断在资产阶级里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去记录和寻找解决的办法。

对于诗人来说，和余下的人一样，无聊不外乎被看成一种诅咒，蕴含在时间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它的存在徘徊于那前往市中心笔直崭新的绿茵大道里，单调的新闻报纸里，和咖啡厅巨大的反光镜里的噪音和烟雾里。被我们忽略的，是上流社会的无趣和现代工人的单调乏味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本杰明的Arcades Project中，他描述工人们重复性的劳动为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the ideological boredom of the upper classes' ('上层社会理想中的无聊的经济基础’)，挑衅般地把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工厂和沙龙放在了一起。他通过历史类别认定，“无聊””来源于对寻求人性解放游行的反革命压制：

上层阶层不知道的、和不想知道的是，那无聊的来源是历史的凋零 - 使得将其推翻的时刻不断延迟。就和他们保持沉睡一样，他们对无聊上了瘾。普通的人们 - 和诗人- 把无聊责备于天气，但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业劳动打破了这错觉。是社会需要被指责，而非自然。

法兰克福学院的工作因为纳粹主义的扩张和战争而中断，但它的解析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无聊的理解。这些作品的内容推翻了直至1960年代早期那些明显以当代看法来清晰陈述的主题。

通向无聊的意志

1950年代早期，伊万·切奇格洛夫（Ivan Chtcheglov）的‘新城镇规划的处方’，开头重复的写到：

我们在城市里很无聊，这里不再有任何充满阳光的殿宇，[...]我们在城市很无聊，我们真的需要去街边去寻找路旁广告牌里的秘密，这广告牌里蕴藏着风趣和诗歌的最新表达。

对于上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来说，街道可能是一个相当奇妙的地点 - 每个异乎寻常的发现都冲破了资产阶级社会狭窄的理性认知 - 但对于那些上年龄的人来说，在一个战后的城市里，这是不可能的。Chtcheglov通过富有诗意的表达形式在对该现象进行了更多的探讨。 这些探讨从各种程度上回归到了之前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无聊的早期批判的主题。在列斐弗尔的研究下，对”无聊“的研究又加入了”日常“（everyday）的概念。间离（alienation）与无聊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劳工或上层社会的懒惰之中，也存在于一直被认为是自由空间的大众娱乐之中。像工厂一样，城市变得单调和乏味。

但是，Lefebvre和他的哲学家同伴莫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发现的这种“日常”经验的特别，却被到处拒绝，被讥笑为不值得去认真思考的主题。其原因，可以在情境主义思想家居伊·德博（Guy Debord）,在1960年代早期写作的 ‘Group for Research on Everyday life’中一窥究竟：

[...] 倘若人们开始审视日常生活的问题，他们将意识到，一方面自己的生活正在经历无法忍受的枯竭，另一方面他们将意识到--无论他们承不承认--这份枯竭的真实性如此之强，所有欲望都因为社交生活的运行方式而变得不置可否，而这些现象都聚集在这个审视自身生活问题上 [...] 日常生活中活力和丰富度的消失，与生活主体的贫瘠密不可分。

就这样，无聊成为了压抑的同义词；它既掩盖又标志着令阶级社会困惑的所有潜力和欲望。 也因此成为了产生我们巨大隔阂和可能克服巨大隔阂的地方。 恰如Blanchot强调，无聊至少使得那间隔变得可看到和可观察到：‘无聊使得每天变得明显；是失去其必要的-构成-不被察觉的特征的后果’。 在这各式各样的社会和政治的无聊症状里,我们重新理解了德国学者们在1920年代第一次对于这种经验的合理辩证的阐述。

漠不关心 / 沉默

在1960年代早期,正当法国对无聊进行进一步的批判时，在纽约的艺术家们和评判家们则将这种体验提升到了一个美学的高度。‘如果，在看到一些新的绘画，雕塑，舞蹈或电影，你觉得无聊’，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在1965年的评判中写到，‘作者有可能故意想要这样，将无趣呈现于公众是一种考验公众对于作品的承诺度（commitment）的方式。’ 极简主义雕塑家们在他们重复的结构和无变化的表面上做文章；在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的艺术作品中，特别是他的实验性影片，把重复性和持续时间拉到最长可以忍受的程度。在一个叽叽喳喳的传媒环境下，存在于波普和极简主义中的‘不表现’与‘无趣’可以诠释为一种策略，拒绝或否认文化产业对异化的激情。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争论的，‘高雅艺术’的新标致就是其复杂性和多重性，它能使那些自以为懂行的观众（privileged audience）感到挫败。即，从某种感知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无聊的。 和一种新的语言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趣味就是要挫败这些受教育的人们的'骄傲'。’但对于一个新的语言来说，无聊和它的反义词，有趣，也被证明是有着奇妙连接的；我们用这段亨利·盖尔扎勒（Henry Geldzahler）在观看：Warhol’s 320-minute-long film sleep（1963）后写下的评论：

无聊的呈现方法，是将事件，意外，故事，声音，和移动的拍摄手法在电影中移除。[...] 当银幕中显现的越来越少时，我们甚至不会惊讶于空无一物，开始对睡觉者身体那甚至最轻微的动态，或相机最轻微的移动产生感兴趣。

约翰·凯奇（John Cage），用他的禅学方式去解释声音的去等级化（non-hierarchical conception of sound）并作为他对于无聊美学的主要贡献。作为一个作曲家和老师，他鼓励去观察那些平日被认为不值得我们注意的事物，并从根本上质问现有的美学、品味以及对劣势艺术的分类。但与此同时，与巴黎知识分子对无聊的激进认识相对比， 在美国战后前卫艺术在拥抱“漠然之美”的背景下，凯奇似乎代表着一种从公众和政治生活的“撤离”，特别是在McCarthy歇斯底里的反共政策的背景之下。静寂和脱离，标致着所有的进展都将出现，在这道光里，无表情的面孔回应了社会中的爱国主义、忠诚和坚实稳定；后来的学者们不断询问着，像凯奇等一众艺术家，在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中，采取“伪装”策略的必要性。

什么都没发生

之前我们从政治上和美学上讨论了无聊，而现代女性运动又打开了第三个视角。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书出诊断出这样一个现象：被困在郊区生活的美国太太们，在将一切奉献给婚姻和母亲的责任后产生了不适。这样战后家庭生活和女性状况在消费社会，被Friedan批判为“舒适的集中营”。认识这个性别特异性从根本重新定位了我们对于无聊的思考。这也反驳了无聊只是一个对外界环境 （无聊的对象和单调的环境）认知的构想。对于美国人，和未来世界女权主义者的观众们,Friedan认定它的来源在被阻挡的能量里，因此将无聊这个问题第一次从政治领域和个人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在无聊的萎靡里，在焦虑的边缘上，这种空虚的感觉，这些堵塞的表现，本身就像是将自己的行为和存在分开一样：这是，正如某个文化历史学家写的，“一种主观主义的危机”。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描绘这种危机为对于一个人的自身虚幻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已经被塑造和吸收到了抽象的高度，不仅重新塑造了城市和郊区的景观，而且更塑造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于1960年代中期小说Les belles images的主角，Larence所表现，这焦虑使得她怀疑，她变的像她设计的广告一样不真实，Ross称这为“她已经穿过了另一面镜子的恐惧”与镜子里另一面的她(她害怕自己已经穿过了镜子。中文里还是更多的使用动词，表达主动关系)，成为了物化的物化，被归入了一个图像里。

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追踪女权意识的发展和无聊的美学的足迹，特别是1970年代的表演文化。如果女人因为单调而重复的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如家务维持，准备食物和照顾孩子）而被贬低和边缘化，这些内容就成了干预和批判的关键场所。一些艺术家,通过表演把这些单调的文化实践表现了出来（如Faith Wilding）。另一些艺术家，希望那些作为没有意识到这点的男权主义社会去爱戴这些文化实践活动，如米尔勒·拉德曼·尤克里斯（Mierle Laderman Ukele）。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文化实践的所有内容都被表现出来时，这些以往被小看了的‘一个女人世界里的平凡细节’，这些无聊的事都被拿来与日复一日的父权主义对抗。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电影Jeanne Dielman，23 quai du Commerce，1080 Bruxelles (1975)，故事不仅仅呈现了这样的单调，而且结合进入了它最根本的形式：

固定的，对称的画面和长时间的持续使得画面清楚，当一个角色在讲话时放大聚焦。这些机位的固定，没有反转和视角镜头：观众仿佛总是在外面看着角色们[...]Akerman的独白形式的对话代替了观众的响应。与没有切换的视角一样，她与观众成立一种非共谋的关系。

这样的拍摄方法将一段无聊的故事描绘性地植入观众脑海，和1960年代沃霍尔美学(Warholian)一样，不再以“有趣”的名义掩饰。目的是为了加剧我们的焦虑与不愉快，让我们去对峙女性乏味的例行。

没有未来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朋克，以一个非常不同的切入点，对于同样形式的社会状态和他们伴随的压迫开始了对抗。从Ramones sniffing glue(‘Now I wanna have somethin’ to do’)，到 Sex Pistols’ vacancy(There’s no point in asking， you’ll get no reply)， 到 Clash’s stifling cities(“London’s burning with boredom now/London’s burning dial 999”)， 无论在任何形式里，“无聊”都是主要的词汇。被1960年代的情境主义者批判所影响，英国朋克把视角放在了西方系统化现代生活的平庸和一致性上，对随后的艺术和后现代的理论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m McLaren）作为Sex Pistols的经纪人；杰米·里德（Jamie Reid）在”郊区出版社”（Suburban Press ）负责他们最出名的图绘的设计者。1960年代的尾声时，他们在艺术学校里吸收了法国情境主义的景观(spectacle)和异化（alienation）的理论，与异轨的实施 （practices of detournement），这里特指将文字和图片进行颠覆性挪用；并决定带这些概念进入流行文化圈。McLaren 将潮流和音乐视为主要领域，并将以“无聊的政治”为口号的旗帜横跨挂在在New York Dolls Concert内。那野心被有足够宏伟和自命不凡的后六十年代主流年轻摇滚人在伦敦和其他城市达成。约翰·尼罗顿（Johnny Rotten）在Sex Pistols的早期历史里得出一个结论：‘广大无知的群众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一个乐队里。这是因为我们对那些所有的旧垃圾感到了厌倦，像每一个像样的人应该的一样。’ 斯蒂夫·琼斯 Steve Jones，乐队的吉他手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音乐,而是混乱。’

文化学习理论家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1977年第一波朋克风潮被唤醒时，对Sex Pistols重新定位：

在1970年代后期，他们在冷静编排的日常生活危机之中创造噪音并融入到混乱里 。这无逻辑的噪音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和前卫音乐相似。

和达达主义（Dada）模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替代的装甲和身体的部分的策略一样，朋克的反音乐风格都在尝试体现空虚和单调的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朋克意在加剧这些被消费社会所培养的漠不关心和隔阂的性质，来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就相等于严重地剥削我们对于生活的知性和感性。

思想军团

在1980年代前，亚历山大·齐诺维夫（Aleksandr Zinoviev）的Homo Sovieticus一书中提供了一份叙述，无聊并非完全来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无处可避的休闲娱乐，也来自国家官僚体制的狭隘性，从而产生一种苏联式的、独有的无聊模式。

所有后现代西方世界中的“乏味、假意、和愤世嫉俗”也都能在（东方的）所谓的工人状态（workers' states）找到其对应的部分。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简单的认为苏联社会是一个单调，乏味和缺乏丰富商品的环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ic Jameson）反思了无聊的后现代政治，并警告无聊并不单是一个环境原因而造成的；而是源于某种更加深刻的，性欲的和社会驱动的堵塞：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无聊’更像是对能量堵塞的一种回应，而非某种事物的客观属性（不论那些是在欲望或现实方面）。"苏联式的无聊来源于它东边的历史停滞（historical stagnation）和时间冻结（frozen time）所形成的阻塞。

不过在这个系统里,无聊具有一种重要的力量：在一个声称为“社会主义”并强迫个体加入的社会里,抽离和萎靡可以作为一种被动的，不合作的形态，来躲避国家机器。我们在1970年代早期伊利亚·卡巴可夫（Ilya Kabakov）的专辑的绘画和文字收集中就可以发现对这种现象的描述，莫斯科公共公寓中的人们过着毫无乐趣的生活，例如一个叫做Primakov的男孩，会躲避到昏暗的衣柜后面。同样的，在鲍里斯·米哈伊洛夫（Boris Mikhailov）的反英雄主义的摄影中，我们捕捉到隐藏在苏联社会底部的，一种后苏联式的日常状态。

在一个被葛罗·伊斯（Boris Groys）称作“metanola”的社会里，在一种永远变化和永远处于转化过程的状态里， “无聊”提供了一种脱离"时间加速状态"(accelerated time)的方法，这种姗姗来迟的状态是具有颠覆性的。但随着苏维埃伟大理想的破灭，和对乌托邦式”无限未来“理想的放弃，我们和时间(time),变动(change),和无聊(boredom)之间的三角关系也随之转动。Groys写到:

当复制”现在“并不能提供通往未来的方向，”今天“卡在了”现在“之中，我们丢掉了自己的时间。时间性因此成为“非产出的，浪费的” ， 也许用更积极点的说法为，“过度的”，

当我们开始强调自己生存于世的感受时，准-海德格尔(quasi-Heideggerian)式的无聊就随之产生：证明我们生活的是”处于时间长河“中的状态，是时间本身，早已超出现代政治经济框架。（time that attests to our life as pure being-in-time beyond its u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jects）

断绝关系

无聊与瘠薄（unproductive）对于东方社会来说作为一种抵抗的角色并不独特；尚·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已经将其特征定为 ’68年反叛之后对后资本主义产生的抵抗形式‘。将之前情境主义对于无聊的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并与工薪阶层和青年阶层挣扎的归类看齐。在“In the Consumer Society（消费社会）”里，他写道：

疲劳(或“乏力”) ，在一部分现代人之中被解读为一种对其存在的状态的回应 - 以一种被动拒绝的形态作为回应 -。[...]后工业社会公民的疲倦不会随着工厂的“变慢”而消失。这些都是消极反抗的一种；他们“向内发展”在方式就好像一个“向内的指甲”,转过来面对血肉,朝着里面生长。

如果在东方，无聊的消极反抗因国家乌托邦计划带来”时间加速“，那么在西方,疲劳便成为了‘唯一一种活动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现在社会关系中的‘普遍被动性的约束’（‘constraint of general passivity’）的抵抗。而真正的消极性（passivity）属于那些愿意参加以“投资到自身”为号召的新自由主义领域，并成为一个拥有知性和生命政治控制权的企业家。疲劳，抑郁，和其他不同的神经症状，相比之下更像是一种抗议的伪装，和Baudrillard所诠释的一样，这些‘长入’了我们的思想和身体，因为只有在我们强占自身的情况下才能取出这种挫败感受。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时不刻,无处不在都在工作的时代里，生产力不再集中于工厂里那严格守时的环境，而是被分散在最为多样性的地方里。当显得沉闷的交往关系延伸进入了人们的主观经验时，疲惫，无聊，或同类的感受，实际上是对‘现代资本政权需求’的被动拒绝。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首次撰写的传奇级故事‘誊写员巴特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中，最新的拒绝形态清楚地被陈述为：我宁可不要（‘I would prefer not to'） 。这样的拒绝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意识或活动 - 我们会运用一个术语来叫这些案例，'人类罢工'（'Human Strike'）。由后情境主义学家和Tiqqun在1990年代第一次提出，他们写道：

'人类罢工，是对于一个工作和生命的界限变的模糊的时代的回应, [它]从不只是攻击生产关系,而是在同一时刻攻击那些所有支撑它的关系。’

现代艺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去对峙和定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并认识到这无聊的奇特形式（特别具体的如，劳役）。“人类罢工”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模型；这不是外在的阶级间分裂的问题，而是个人身上的内在分裂 ,把我们从内部清楚地分开 - 从什么是死的 - 什么是属于资本的 - 和什么是属于生活的。(The disengagement of the human strike provides a model; here, it is less a matter of an external cleavage between classes than one that operates within the individual herself, dividing us internally between what is dead - what belongs to capital and what belongs to life. )

【CVSZ第30期】

"无聊"之美：冷淡、沉默与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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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品

约翰·凯奇 （John Cage）

作品：4’33’’

演讲：Lecture on Nothing

罗伯特·劳森博格（Robert Rauschenberg）

作品：White Painting

杜尚 （Duchamp ）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电影作品：睡觉；帝国大厦

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日常理论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Punk/Sex Pistol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提引人

蔡艺璇

时间

美国东岸时间6月17日晚21：00

北京时间6月18日早9：00

在经过30期专题/沙龙之后，CVSZ终于要做自己的期刊了！主题为时间，最后会以网站（电子刊物）和展览的形式呈现。详情请点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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