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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丨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

2016-07-06 做書 做書

张远:谢谢大家来参加“做書者说”第16期活动。“做書者说”的主旨是想让那些真正在出版一线工作,有很多出版经验的人,能够从线上走到线下,做一些高质量的分享。


这次我们邀请的是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以及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汪家明老师。


做这期活动是因为两周之前,楚尘文化请汪老师去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内部培训,我们是去蹭课的。汪老师讲了三个半小时,在坐的20几位同学一动没动地听完了。

   

于是我们很想请汪老师来讲讲。在楚尘的讲座上,汪老师讲了他主要策划的7、8本书,还有一个很棒的案例《中国兵器史稿》。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汪老师,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兵器史稿》的出版过程,这一本书很有历史价值也凝集了很多出版人的心血。现在有请汪老师。




汪家明:很高兴,周末大热天你们赶过来听这么一个讲座。其实,我今天讲的比较枯燥,因为比较专业。今天来的编辑比较多,那我就放心了。不过话说回来,除了编辑以外,只要是爱书人的话,反正是谈书的事儿,怎么着也能听下去。

   

这期活动叫“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也可以有另一个名称,比如说“一本书的诞生”,也是我现在正在编的一本书,就叫《一本书的诞生》,当然不是谈一本书,里面包含有很多书,比如说《牛虻》是怎么编出来的,还有《白鹿原》诞生过程中的一些故事等等。

 

《中国兵器史稿》是60年多前的一本书。三联书店1953年到1958出了这么一本书,它存下来的出版档案装订成册,一共有130页,71项。包括初审意见、复审意见、终审意见、外审意见与作者家属通信等等。这个案卷的第一项是来稿登记单,1953年,到现在已经63年了,最后一项是奉还原稿的信寄出了以后,把原稿退回去已经到了1958年。


由于这本书内容专业性强,特请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做的顾问。他还兼着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有点像社科院的性质。

   

郑振铎先生安排了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郭宝钧来审阅,后来又请郭先生对这个稿件加以删改,发稿前,沈从文也看到了这个书稿,提了8条意见。郑振铎为这件事情写的便条,郭宝钧和沈从文看稿的意见等都存在档案里,这些都是很珍贵的。


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概情况:作者周纬,1884年生,安徽人,1903年他作为官费生,被派往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获得工程师学位。之后在法国一个工厂当工程师数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出席“巴黎和会”。大家都知道巴黎和会和我们的五四运动有关。周纬后来做了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秘书长,驻留日内瓦多年,回国后仍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任职,同时在中央大学教书。中央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大学,1949年病逝。


他自小对中国古代冷兵器感兴趣,在1937年为上海市博物馆丛书所写的《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一书的自序里面,曾就自己对古兵器研究的起始做过介绍。

   

他的文字半文言的,大家耐心看一看,写的很有味道:


“余童年即喜把玩家藏之周剑,以劈厨刀,厨刀辄缺其口,深异二千数百年前之朽物,铜绿满身,何以尚能犀利坚固若此,是必古人之文化艺术,有非今人之所能及者。稍长喜读侠义之书,窃慕削铁如泥之宝刀名剑,而以未能见及为憾。壮年治学,遂未遑注意及此。


迨至再度游欧,绾理外交,获与波斯、土耳其、印度、日本诸国名士贵族及收藏家,时相过从,见其厅间壁上,所悬古刀良剑,珍若拱璧,怦然心动,请解绶出鞘一观,则凛若寒霜,灿如日星,皆余数十年欲见而未获见之斩钉截铁刀剑也。乃知周秦而后,亚洲其他民族,真有此等宝物,童时读书,并未受绐。乃发奋穷其究竟,走读欧洲各国图书馆,遍求其藏书之底蕴,遍览各国各地博物院,研究其实物之体质,并觅访各国藏兵专家而虚心请益,至诚受教,如是十年,学乃大进。而余本人之剑庐藏器,亦获增至二百五十余件,其中亚洲各民族之古刀名剑,大都系斩钉截铁之佳品焉。


民国十五年归国以后,一方面致力于吾国古兵器,自石兵铜兵顺代而下,以迄清代兵器,为有系统之研究;一方面继续与亚洲各国各地兵器专家及博物院、考古学会、地质学会、教育机关等联络通信,获得亚洲古兵之材料消息甚众,像片图形,不期然而积至将近万余器之多,均亚洲之精华,可以为亚洲文化艺术之代表物,令亚洲人可以自雄者也。同时以多年之努力,悉心研究其铸造淬砺之术,日积月累,获其精华,罄其奥妙,亦幸得蔚然成章。”




这里讲他写的那本书,“蔚然成章”地写出来了,马上又写了一个自序,就是讲他研究古兵器的经历。据此可知,周纬研究古兵器始于1916年,由于职业上的便利,他前十年在国外遍访古兵器收藏家,观摩其藏品,之后十年则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和数据并已有文章发表,到抗战爆发后,他又潜心写作近十年,到1945年终于完成了计划中的几本书。第一本就是《中国兵器史》,第二本是《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第三本是《亚洲古兵器制造考略》,这三本书只完成了初稿,没来得及修改,他就去世了。

  

三联书店所出版的就是其中的第一本,《中国古代兵器史》。这个书稿到了三联书店以后,先交给了是一个编辑来编,不叫编叫审,先看一下这个稿能不能出版,适不适合我们,如果不适合就退稿了,这是我们出版社一般的做法。审稿的编辑叫董秋水。董秋水看了以后,写的内容简述和处理意见各用了100个字,很简短。

 

写书稿的优点缺点用了2600个字,这个优缺点就是对这本书的判断。《中国兵器史稿》的审稿意见,内容概述是这么说的:


“本书约24万字,附图1190余件,分导言和石兵、铜兵、铁兵三部分叙述之。由中国石器时代开始至清末而止,记述了长短兵器、远射兵器、防御兵器的历史发展及构造形式,并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科学、艺术及民族、种族等问题。”


103字啊,我们做编辑的可以看一看,我们审了稿以后,在写这个审稿意见的时候,第一条也是要写内容概述。什么叫概述?就是把所有你看的稿子的内容,概括地叙述一遍,他仅用了100个字。这100个字大家看,先讲规模,24万字,附图1190余件,这是这个稿子具体的规模;然后讲它的结构,导言、石兵、铜兵、铁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再讲它的具体内容范围。大家想想,兵器首先它是一种文化,其次它是一种科学,怎么样去冶炼?这个刀怎么快?那个箭怎么用?这是科学。同时它也是艺术,我们知道古兵器无论是兵器上的花纹还是镶嵌的珠宝,都很有艺术性。

   

我们做编辑的都知道,这一个内容概述,你几乎一个字都不能再去,也不需要再加一个字,100个字把什么都概括了,看的明明白白。我也做编辑,我感觉到的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内容概括。概述之后,他就讲这个书的缺点和优点,他先讲的优点,优点写了四条。

  

第一,作者用30多年的时间,搜集了大批的材料,在本书中分别予以详细的叙述。

第二,作者在本书中引用的典籍不下200种,引证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学说扩充渊博。

第三,所付出1000多件,大多符合实物文字虽然陈旧但颇为通顺。

第四,在政治意义上说,发扬了民族文化并说明了祖国的伟大。

 

我们现在看看,当时60年间写的这个审稿意见的优点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看到它的政治意义,但也要看到它具体的东西,比如说附图1000多件大多符合实物,在当时是重大的优点。你想想在当时出书有这么多图片,尤其讲古代兵器,如果没有图片,那你根本说明不了问题,所以必须要像周纬这样的,他搜集一辈子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块一定要提出来。那么接着他说文字虽然陈旧,但颇为通顺,这书现在还在出版,现在看看你会觉得文字很漂亮,不觉得陈旧。在50年代初的时候,他这个文字刚才我念了,大家听见他这个自序里面就是那种文字,半文半白,当时只要有点文言色彩的,都是陈旧的,都是缺点。现在有点复古啊,不叫复古,是复民吧,有民国风范,那么这种文字现在看也是很好的。

 

大家注意,我们写这个优缺点的时候,优点这一部分,我们不但要写他的内容好在哪儿,还有一条要讲,我们叫学术文化价值和写作质量,他讲文字这一段,主要讲他的写作质量。

   

接下来重点谈的是缺点,我概括一下,他用2500字来写缺点,分了三大类写了7条。

 

第一类是理论和观点问题,就是说他有这个“唯武器论”倾向、狭隘的民族观点、对兵器有把玩意趣、立论欠妥。


我看有听众笑了啊,就是说明大家知道当时这是缺点,现在可能不是缺点,比如说“唯武器论”。有了快刀你就能打天下是吧?这个说法当时是不行的。你们可能不知道,50年代我们提倡的是精神原子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当时是这么要求的。另外说他对兵器有把玩意趣。这本书你们看了就知道,他写得是有滋有味的,因为他是个收藏家,每件兵器就好像向人介绍他的宝贝一样,其实这个书现在我们看的津津有味,这是优点。当时不行,当时这是缺点,为什么呢?当时不能表现出收藏的那种意向,当时你们可能不知道,当时养鱼、养花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养狗了。所以把玩就成了一个缺点,这个现在过时了。

 

第二类的问题呢,是材料问题,提出了引证典籍随意、有个人臆测和缺乏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类就是有疑问的部分,这个是讲缺点讲问题,有2500字左右。


然后最后100个字提出了处理意见和建议,一共三条:

   

第一、材料丰富,关系到中国历史文化,有出版价值。但必须大力修改、考订、整理,做去伪存真的工作;


第二、或只采取本书稿汉代以上部分,以《中国古代兵器史》书名出版;因自近代以下,意义较少,就是他认为这本书写的近代以上,汉代以上这一部分呢,没有多少问题,而且特有意义,那么近代以下意义不大。

   

第三、送专家或有关部门审阅,如考古研究所、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这都是一审编辑的责任,你看到稿子,概述了以后说它的优缺点,优缺点说完了,你要提出一个处理意见,你的建议是什么?你看他这三条意见,第一条呢就是说要大力修改考订,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有出版价值。大家注意,有出版价值这个大帽,是说这个书是可以的,然后才说他的具体问题,那么要怎么加工?去伪存真。然后又说“或者取汉代以上部分”。第三呢,请考古研究所、民族事物委员会去帮助审一下。为什么找考古研究所,这个大家好理解,因为古代兵器嘛,为什么民族事务委员会呢?他们当时很有这个“意识”,我们现在报一个选题,就包含是否有关“民族问题”的选项对吧?当时就这个样子,说明这是一个传统。50年代,60年前就这个样,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需要民族事务委员会来审,这是责任编辑的建议。

   

这个审读意见呢有三个特点。第一,观点鲜明,大家看了以后不用动脑子就知道他说是什么。一点都不含糊。其次,条理很清晰,四条优点,缺点三大类、七大项,处理意见和建议呢,三条,特别的有逻辑性。第三,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他的文字相当简练,根本没有多余的字。清清楚楚的一个审稿意见。

 

在董秋水的这个意见的基础上,编辑部又安排了一位老编辑复核。老编辑看了以后,其实结论和他大致相同,那么就交给编辑室主任、编辑组长史枚。史枚的意见是这个样:


“此稿虽用力甚勤,但科学价值不大,也不必再送考古研究所代审了,拟退。”

 

退了不就没这本书了吗?那么当时的副社长是王子野,到三审了,他们的意见针锋相对,他说这样的著作当然应该请专家鉴定,轻率批一个科学价值不大是不对的。


这也体现了三联书店的老传统,我们把三审意见这一类叫内部编辑业务文件,既然是内部文件,所以行文都很直白,不怕针锋相对。




这竖着的字就是当时的副社长王子野写的“轻率批一个‘科学价值不大’是不对的。”说的很不客气。


史枚是这么一个人,这是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原名佘增涛,江苏苏州人,中国编辑出版家,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沪西区委宣传部部长、沪东区委书记。1936年1月被捕,11月出狱,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以后在重庆任生活书店编辑(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然后又任《读书月报》主编,1946年初,随生活书店回上海,主编《读书与出版》。那时候好象已经准备合并了,因为《读书与出版》其实不是生活书店编的,大家知道吗?三联书店就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合并的,那么《读书与出版》这个杂志,当时是读书出版社的,不是生活书店的,但是其实1945年在重庆这三家已经合并初步合并,真正合并叫三联书店是的1948年在香港合并的。那时候他就主编《读书与出版》,上海解放以后调北京任三联书店副经理兼编审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副经理,人民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读书》杂志主持编辑业务的副主编。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其实主要是史枚在做,当时只有两个人,他和董秀玉,董秀玉那时很年轻,就是跑腿的,找作者去拿稿子什么的。《读书》1979年创刊,1981年他就去世了,编着编着稿子突然脑溢血晕倒,再没有救过来。

   

但史枚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脾气特大。王子野也不含糊,王子野比她小一点,小两岁,1930年就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那很年轻的,才14岁,很小就进入出版业了,图书馆不算出版业,1938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高级研习班,同年就入党,年龄不小了,22岁入党。1939年毕业后任王稼祥的秘书约5年,其间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作,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编译局秘书长,1946年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长。那他和孙犁应该很熟。此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1949年至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1950年至1966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你看这时候这个稿子正是他在那处理的,那时候他在这儿一直当到社长兼总编辑,就在人民出版社。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我们爱书人或者喜欢三联书店的人或者做编辑的人,应该知道史枚,王子野,一会儿还要提到更多人,知道了保证不吃亏,有好处的。


为了慎重起见,王子野刚才虽然写了那么一个建议,他还是又请了一位老编辑叫郭根,当时也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郭根又看一遍,提的意见很尖锐,他说:


“作者在叙述历代兵器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把玩和欣赏的趣味,从中大发其侵略主义和唯武器论的议论。他很惋惜秦始皇之销兵器,致使中华民族从此衰落。同时,他大加赞美回族勃兴,以‘兵精器利为其极大原因’,而蒙古帝国勃兴,则因‘利用回族之武器’。这种观点发展下去,很可能变成美帝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崇拜者。”


很尖锐了,但是他还是又说:“但无论如何,像这样一本巨著。”他说巨著,这也是很重要的评价,“是应该送请专家鉴定的。如果材料可取,仍可作一番修订予以出版的。”

   

什么意思呢?他虽然说的很严重,但是实际上和董秋水的意见也差不多。

 

根据王子野和郭根的意见,1953年10月28日由董秋水带介绍信前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请局长郑振铎帮忙安排考古研究所专家审阅。郑振铎的简历就没有必要跟大家提供了,大家都知道郑振铎,很早就和鲁迅一块一起做出版工作,当时的《译文》杂志主编。《译文》杂志最早也是生活书店的,这么一种关系。郑振铎也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了。郑振铎就在介绍信上签署:“请郭先生审查。一、史实有无错误?二、图片有无根据?三、可否出版?或单出图片如何?”




提到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他当时写的,这是拿着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董秋水同志前来,找郑振铎局长,然后郑振铎就写了,郭先生审查,然后下面审查边上那个字就是郑振铎的铎。那时候很有意思,所有的稿签上签字就签一个字,史枚就签“枚”,郑振铎就签“铎”,现在要这么签会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大认真或者有点矫情,但那时候就这个样子,这个意见刚才大家都看了,这就是郑振铎写的文字。

   

那么郭宝钧是什么人?郭宝钧我们应该知道,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年参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的我国第一次考古发掘,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曾参加山东城子崖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首次提出了“龙三文化”这一概念,1949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还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兼职。他的书很多,你看三联书店出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第一篇就是他写的。


郭宝钧算是一个专家了,那么他看了之后,他是以郑评的名义,什么叫“郑评”?就是“郑振铎评价”的名义写了这么一段:


“此稿辑图百余版,为文二十余万言,用力颇勤,搜集颇富,对于兵器研究亦有相当的认识,是其不可埋没处。惟范围过宽,抉择未精,批判亦欠谨严且时杂迂曲之谈,引用古书亦真伪不分,过于置信,致得出三代以前有铜兵铁兵之结论,殊属无据,若讵以此稿代表中国兵器演变史,实不免予人以错误观念。且文成在解放以前,立场观点尚多应行修改处。原稿经红笔识出之点,都是显著不妥地方。愚意似应加以删削校正,再行刊印,始为对人民对信史负责。若以原稿作者逝世无人能肩此任,必欲付印,则应改名为《中国兵器史料丛辑》,留供修兵器史者参考之用,似觉名实相符。当否备参考。”


用郑评的名义,实际上郭宝钧先生的。


那么专家与编辑的初审意见,是不是大致相同啊?有的地方说的说法不一,重一点,轻一点,其实意思还是差不多,就是说价值还是有,但是问题也很严重,大概是这个样。那么编辑室编辑组组长史枚看了专家意见以后,坚持自己原先做出的不予出版的建议。史枚的意见是:


“我想我们固应重视编者的辛勤,但所谓‘必欲付印’,刚才专家说了,如果‘必欲付印’怎么办呢?‘姑妄存之’是否我们对此稿应持的态度,值得考虑。我以为这些材料固不妨由学术机关收购,供研究之用,而不必亟亟出版。且我们提倡学术著作,是否也必须都由我们包下来呢?”

 

王子野也不再跟他争论了,就直接说:“此稿按三联以后方针,应接受出版。”因为刚解放的时候,中央确实给三联一个任务,三联书店1951年已经并入了人民出版社,但保留了三联书店的牌子,有分工。怎么分工呢?凡是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社会主义建设的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凡是一些学术著作以三联的名义出版,而且让三联书店去动员那些从解放前过来的学者们,拿书稿交给三联书店来出版,因为那时候很多学者对共产党是观望的,写了书也不拿出来,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任务。按三联以后方针,应接受出版,复信寄稿者:“此稿有一定价值,原则上可以接受出版,但有缺点,须加必要的删节和整理工作。能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也不容易找,找到了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出版时间可以讲明两年为期。如果他同意这样做,稿子可以收下,预付若干稿费。待得复信后再去约人修改。”这等于是最后一个决定了,但是要给作者的家属去写信。


我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而又对寄稿者负责的决定。还可以预付稿费,两年以后出版,很认真的。出版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董秋水就给寄稿者,实际上是这个作者的儿子,还是个高中生。他写了信以后,由史枚先生又审核了一遍而且做了修改,最后交给了总编室主任范用先生。范用先生是1938年进入生活书店,解放以后,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了人民出版社以后,他就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且分管三联书店的工作,后来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一直到1986年,在他的呼吁下,三联书店恢复独立。1979年,以他为主,加上陈翰伯、陈原一批人呼吁申报创办了《读书》杂志,其实《读书》杂志他是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出版界对范用先生有两个评价:第一,三联书店80多年历史上,解放前最重要的人是邹韬奋。解放以后,尤其是这30年来,最重要的人就是范用,就是说整个三联书店80年历史上,前期是邹韬奋,后期就是范用。第二个评价是,这30多年的整个中国的出版发展地很快,但在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受大家尊敬的,确对我们出版业有重大贡献的第一人也是范用。

   

那么这个稿子就交给了范用,范用审完了,也改过了,又交给了王子野,王子野还要签发,大家想想那时候给作者的家属写封信这么费劲,这是给作者家属写的信:

   

“《中国兵器史》一稿,经我们请专家审查,认为著者用力甚勤,搜罗亦相当丰富,惟范围过宽,抉择未精,引用古书真伪不分,观点尚多不妥之处,删改校正后可以出版,供研究参考之用。我们同意这个意见,故特奉商,如您可以授权我们请专家代为修改,并确定由三联书店出版。兹举应予删改和加说明的例子如下……稿中这类情形很多,如何删改和加以说明,我们当与专家续商。但此稿件修改工作既极繁重,专家修改费时必多,我们估计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因此,出版的时间至少也要在两年以后。稿酬问题,拟在删改定稿后再商量,目前如有需要,我们可按章先预付一部分,附本社稿酬办法一份,请参阅。”

 

那么这个作者的儿子回信完全同意编辑部,授权三联书店修改后出版。“此后稿件转由编辑二组负责,责任编辑仍为董秋水。经协商,郭宝钧既已对稿件情况了熟于心,就请他对稿件进行修改。此项工作自1954年8月下旬始。你看光前面这个专家看已经用了一年了。“至1955年3月修改毕”,这倒很快,这是半年多的时间。“删去四分之一约七万二千字,并删去了部分图片。凡臆测之语、伪书伪器、错误观点、空泛议论、重复之处一律删去,还从整体上润饰了文字”。专家把文字都给他改了一遍。“下功夫之大,不言而喻。交分管编辑二组的陈原安排”。

   

编辑二组的组长是陈原。陈原进入生活书店也是1938年,后来他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再往后了当了国家出版局的副局长,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有一本书现在还在卖,《重返语词的密林》,就专门讲一些语言问题,写的特别的轻松,很有名的一本书,他写的书也很多,是一个很好的出版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当时是陈原来负责这个问题,那么根据陈原的安排,“稿件由董秋水、朱南铣和戴文葆三人再次审读后”。这个不再介绍,介绍起来今天晚上不用结束了,戴文葆也去世没有多少年,了不起的编辑家啊,都有大量的著作,现在正在编辑他的戴文葆的文集,那都是三联书店的人。那么他们再次审读后“确认可以进入编辑加工阶段。陈原批示:‘此稿请将简况、郭(宝钧)意见、我们处理意见写成一个简单报告,报请总编批准后加工。’报告得到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曾彦修的批准。”。

   

那么稿件这样批准了就可以加工了,专家都改完了,编辑也加工了。进入到最后的编辑加工过程。




11月10日,董秋水报告,“沈从文先生拟借《中国兵器史》,作为他正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图谱》编辑的参考,并答应给《兵器史》提些意见。请陈原同志考虑。”陈原当然就批了。写了:“可办”。朱南铣,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红学家,这是人家出版社有名的老编辑啊,沈昌文文集特别谈到了朱南铣通晓多国外语,最后喝了酒掉在水湾里淹死的,很了不起的一个编辑家,那么这是他的意见就是图中蓝色字部分,我就不详细说了。那么陈原“可办”,朱南铣大概的意思是说:“此稿目前暂不要再加工了,可以请沈先生提提意见,将来吸收进加工里去,但是无论他提的意见我们怎么加工,最后还要请郭宝钧先生来最后确定。那么等沈先生的意见提来以后,请办公室酌量增书一二册,时间时间希无拖延”。陈原就批了“可办”,沈从文就月了半个月就把这个稿子退回来了,并提了8条意见。

   

沈从文8条意见很精彩,这样小楷写了三页纸,他是这么说的,大家看一下:



  

兵器史读后意见


这个作品已看过二次,作者为准备材料,也很用得有心,并且贯穿排列,还有条理。如拟当成资料付印,对部分人是有帮助的。但是付印时有几个部分请考虑:


(一)需删去反复引用《二仪实录》等书说炎黄以来铜兵已流行、说南方可自由贸易的论断,以及由此前提发的议论。因为似不合实际。


(二)需删去或改正一些旧式提法,如以武器精良定国体兴衰,及对于民族关系上旧的看法,免得不善用书的人辗转弄错,引起不好影响。


他用词都是很斟酌的啊,不善用书的人,什么叫不善用书的人?这词我觉得将来我们可以学着用用。


(三)器物照片有问题的要去掉,例如明白不属于兵器的部分,引前人材料时必有取舍。时代混乱得(的)改或删(如以巴蜀剑为上古),文字也得调整。


(四)文字应整理,有几个基本上问题:一,引用人的议论详细区别出来;二,反复称引的(如引越绝书许多处,七八次之多)概括一下;三,有前后矛盾的调整清楚。和当前社会思想矛盾的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书将来会为军事教官用到,许多提法不相宜。


(五)文献材料重要的得作补充,特别是和中国兵制联系的地方,得充实。


(六)兵器实物图,大小轻重不相称,必有一定位置,目下有许多不宜付印,一缩小,更不清楚。(最好是不重要的去掉,加入新材料,不过因之恐影响到内容,因为有上千件得加入。还必须从绘画、石刻、泥塑、木刻书、画迹等等方面补充材料,和人的形象结合起来,才见出应用时情形。)


(七)必须加入一定数量的形象材料,如壁画、石刻、俑塑及绘画上反映如何使用这些东西情形,例如战国武士俑,及铜器上的战争形象,狩猎形象,汉画上、和石刻上、专(砖)刻上,敦煌麦积山壁画上的,长安洛阳出土的、传世画迹上的,以至明代木刻,清代点石斋画报,这书中谈到的才生动。也不必多,总得有百十个图。结果全书会给人印象深刻些也活泼些。又军事乐器如铙、铎、胡角、横吹、钲、角已出一大堆,作者只说铜鼓,必需补入,否则即将铜鼓去掉。论尺量部分抄人的也可去掉。因为内中有许多器物是用中尺的。


(八)外文部分引来的需调整。应以中国目下的为主。本书似在抗战前完成的,当时军事学校教兵器史,大致也只要求到这个程度。许多提法、看法都是在当时为有用,在目前会起不好作用的。当成资料付印,这部分也必需谨慎一些。最好删去。

       

这是沈从文的看法,大家看了就自有评价。他对书稿的评价是很有保留的,你看他说:“用得有心”、“还有条理”、“当成资料付印,对部分人是有帮助的”……评价很不高实际上。这八条意见,有具体的,也有整体的,但都很实在。除了这八条意见外,他在书稿里还插了一些纸条标的小意见,也有100多处。其对待学问的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意见建议再加入一定数量的形象材料,如壁画等等这些东西来反映如何使用这些兵器的情形,尤为有见地,然而照做难度太大,换上百十个图,谈何容易!且作者已去世,势必另请专家,非重新大修改不可。所以,责任编辑董秋水建议仍按当初方针“删而不补”,最后陈原同意了。就是沈从文的意见根本就没用。

   

鉴于沈从文先生的认真,总编办公室主任范用不是一开始说,提议送他一两本书吗?后来范用先生说:从沈从文所提的意见来看审稿者是将全稿都看了的,“送两本书似乎嫌少,还是送审阅费为宜。”请翔一同志根据全稿字数与南铣同志商议后决定。结果翔一同志批的是:“此稿不是请沈先生审的,是他借去看,顺便提了些意见,编室意见还是送书。”范用嘱咐送《历史唯物主义》、《奴隶社会译文集》和《封建社会译文集》各一册。

   

但是看出认真了,上面还写着请范用同志批示,赠什么书,那会儿书也是很值钱的,不像现在这么不值钱。真的那会儿送一本书,结婚的礼物不就是送一本书吗?其实三本书也可以了,审读费也送不了多少对吧?但是现在看觉得挺可笑的,其实还是很认真的。


这也算是一个出版的轶闻趣事吧。所以在这里面说一下,表面是轶闻趣事,实际上还是认真。此时郭宝钧先生正在洛阳西关周公庙考古工作站工作,董秋水立刻将稿件包括沈从文的意见及各项问题一并寄往洛阳,由他半月内审改完毕寄还。郭宝钧如期完成,回信中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兵器史稿》,本来叫《中国兵器史》,那么他前面建议过叫《中国兵器什么资料丛集》,那么这次他认为加一个“稿”字,有“未尽事”之意,比较妥当。

   

咱们都当编辑,你想想,我觉得这个改的很高明,《中国兵器史稿》,第一,准确了,因为沈从文评价也不高,里面问题确实很多,他又不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收藏者,爱好者,所以叫《中国兵器史》太严重了,叫《中国兵器史稿》不错,而且现在听着《中国兵器史稿》名字更吸引人。


这个那么稿件发排前又出现一个事儿,那么史枚又向曾彦修报告,这个地方没弄明白吗?本来陈原管了,怎么史枚又出来报告。我也没弄清楚,写了报告是这么说的:

   

《中国兵器史稿》有作者的儿子周迺南所写《代序》一篇,我看了以后,拟抽出不用。理由如下:


(一)这《代序》没有什么内容,已经有了作者自己的导言,其中所述倒可以看看,那就完全不必有这言之无物的《代序》了。


(二)我们还要写一篇《出版说明》才好,这也不是《代序》可代的。


(三)《代序》中说“删去了其稍嫌迂阔之部分”,我原拟改为三联编辑部,因删改者主要实为郭宝钧先生,如不改,则郭先生阅此必颇不满矣。但即使这样改也交代不清,故不如删了《代序》。


(四)这《代序》的文章也用了文言,却不高明,称《代序》(子代父序乎?)也不伦。


同意后当另函告。

   

你看这个史枚说话都是挺尖锐的啊,但是呢,作为资格老,水平高的编辑家,从档案中的几处意见中,史枚硬朗的个性跃然纸上。曾彦修批示:“同意不用代序,另作出版者说明。”

   

不知是由谁执笔的《出版者说明》是这样写的。 那么这个《出版者说明》也是一个范例,可以看看。

   

本书作者搜集我国历代兵器方面的资料,前后三十年,所得照片、图片很多,还有一部分实物。他在抗战期间写成了本书,但没有来得及修改,就逝世了。我们认为本书有资料价值,故请郭宝钧先生审阅,并约予删削,印出来供研究兵器者参考。

   

前面讲的那么多的复杂事情,包括对作者的书稿的评价,郭宝钧等人做的工作,这个出版说明一笔带过,就105个字,而且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这就叫出版说明,其实出版说明或者编者按就应该这样写,不表达观点,不表达感情,就是如实交代一下这个书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出版说明。

   

如此,《中国兵器史稿》历时数年,经史枚、陈原、戴文葆、范用、王子野、曾彦修等诸位编辑大家,还有郑振铎、郭宝钧、沈从文等诸位专家学者之手,始得面世。其中所作大量学术性、事务性的工作,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只不过在《出版者说明》的100字中轻轻带过。这种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出版传统和编辑精神令我们悠然神往。

   

但这个稿子其实到此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大家看一下啊,这是那个书当时的样子,《中国兵器史稿》:




这是现在正在出的书:




还是这本书,但是很不合适,他把“稿”给去了,看来这个书有了60年历史,本来不怎么样的书就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学术著作了,好象这个不合适对吧?大家现在应该知道这个“稿”字用的多么重要,多么准确。可是他现在给去掉了,为什么去掉?大概是觉得好卖吧。其实我觉得加稿更好卖,可能观点不一样吧。

   

你看后面还有个故事,这个故事就简单说说,就是书出了之后呢,作者的家属因为稿费起了纠纷,这个稿费给谁呢?他有好几个孩子,给谁呢?他们闹意见,既然有人提意见,可能涉及法律问题。当事人又通知我们,我们有义务应当先保留稿费不发,以待他们纠纷解决之后再处理,应先回信给这个寄稿者周迺南,事情请他们自己解决,在未解决以前,我们可先停付稿费,然后很认真的陈原还签了个“原”,签字最后还是范用的意见:这是一个遗产承继的问题,望他们早日自己解决,在未解决前,余款不付,其实已经预付了一部分稿费是吧?怎么说明已付多少?共付多少?后边就给作者家属写了一封信,这个信的草稿就留在档案里。大概是说,我店于6月18日接到周迺南先生的来信,提出《中国兵器史》著作权继承的问题,需请你们协商解决以后共同推派一人做代表和我店联系,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力好好协商,圆满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后面为这个事儿大概有15封信。



那么具体说来总这本书的书稿档案中,可以引发我们思考的,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一、编辑含量。当读者看到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的时候,并不知道编辑部门在其中做了些什么,做了多少?这就是我们这一行常说的书中的编辑含量,遗憾的是现今出版的书籍当中,编辑含量越来越低,常常是作者书稿几乎径直通过出版社达到读者手中,许多编辑和出版社不愿意做这种暗工、苦工,稿件稍有毛病便不耐烦,抱怨作者,轻易退稿,或者贵手高抬放任这些毛病,总之完全不懂得自己应当付起什么样的责任。

   

二、编辑家的文字。我这里所说的编辑家的文字主要是指对编辑业务而写作的文字,即所谓的编辑应用文,包括选题报告,行稿意见等内部编辑业务文件,还有与作者读者往来通信等编辑工作书信,以及为书稿、书刊撰写的出版说明内容简介、编辑后记等等的这叫书刊辅文,辅助文字。那么内部编辑业务文件,用于出版是内部交流,文字应当直来直去,观点鲜明,行文简洁,书信是给作者读者的文字要讲究周到委婉。不然会引起作者的轻视,难以接受你的意见。书刊辅文则印在书的显要位置,比如说我们说内容简介,作者简介印在封底或者封顶上,往往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要客观而收敛,其总的特点是文字简洁,条例清楚,观点鲜明,态度平和,其综合要求之高,其不亚于作家学者之文字,这是编辑的文字,其实他的综合要求是很高的,我们不应该小看它。《中国兵器史稿》,书稿档案中的编辑家的文字,可视为典范,这也是目前许多出版社编辑所欠缺的,出版社也不重视的。

   

三、书稿档案。这本书的书稿档案整理细致完备,连一张便条也不放弃,过了60年看,多么珍贵。后人可以看到一本书出版史的全貌,不仅如此,从中更可看出严肃认真,制度缜密的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才能保持三联书店这样的品牌,品牌的内容就是这样具体而丰富。那么这本书从那么一个稿子到成了一本书,一直到60年以后还在出版,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问题。

  

张远:其实活动开始之前,汪老师还有点担心说,今天讲的内容的会不会有一点枯燥,大家可能不太感兴趣,其实刚才汪老师在上面讲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其实听的非常认真,然后在关键的这样一些大家的评语,有时候大家互相交锋的时候,很多人捧着手机做出记录,拍照。所以我认为汪老师今天选这本书就是非常好的典范,这种传统的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这种出版精神,或者编辑之间的争锋,专业上无避讳的争论和坚持,我觉得现在咱们只能在历史中寻找。


(讲座部分完,问答部分稍后发出)


 现场图集  




  活动团队  

策划 刘松 张远

主持 张远

编辑 魏森垚 林晓璇

设计  LilyC

摄影  小橙子

现场 志琴 魏森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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