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一九六三年十月生，山东博兴人。出版有学术专著《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天堂的哀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文学的减法》《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猜测上帝的诗学》《穿越尘埃与冰雪》《窄门里的风景》《狂欢或悲戚》《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春梦六解》《隐秘的狂欢》《怀念一匹羞涩的狼》，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一〇年度批评家奖、省部级社科一等奖、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第二届当代批评家奖、十月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等。曾讲学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一年多以前，施冰冰还是我的学生，目前是剑桥大学的在读博士。
我认识施冰冰应该很早了，在她上本科的时候就知道她。作为一名学霸，冰冰的成绩大概数到前两三位，所以获得了推荐免试读研的资格。她喜欢现当代文学，很自然地便成为了我的学生。其实冰冰和小说中的那位黄晓梦并不一样，她是一个看起来有板有眼、几乎循规蹈矩的孩子，阳光、健康，笑眯眯的，你安排她做什么，她永远都做得无可挑剔。当助教、做志愿者、帮老师查材料，或是写文章、参加项目，都是叫人一百个放心的。而好孩子总是不引人注意的，你无须操心，她就长大了。毕业时，施冰冰告诉我说，她获得了剑桥大学的offer，只是没有拿到当年“留办”的政府奖学金，而下一年可能就没有给文科学生的奖学金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冰冰有没有一点狠劲儿？她说，老师说的狠劲儿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就是再拼一年，争取拿到英国剑桥方面的奖学金。她说，那样的话，英文“雅思”必须要拿到全部7.5以上的成绩，才算是有可能。本来她的英文已经是7.5了，但其中有一项听写属于极难的专业水准，也必须达到这个分数才行。我说，那你何不试一试。冰冰说，即使是考过了，也不一定会有英国的奖学金啊。确实，这些年不只政府减少了给文科学生的奖学金，西方国家也大幅度减少了给中国学生的奖学金。就这样，冰冰放弃了在国内、在本校读博的可能，又读了一年。这一年她在学校居无定所，多数时候便是在国际写作中心大厅的阅读区学习，我在办公时也总能听见她大声地朗读英语，那发音真是太动听了，标准。冰冰有时候问我，老师，我有没有吵到您？我说没有啊，我愿意听。但谁也想象不到，施冰冰这一年经历了多少曲折和磨难，她考这该死的“雅思”不少于十几次，有时候每个月有两次机会，她也去考；后来干脆跑到香港、台北、泰国，还有两次跑到蒙古国。每过一阵子我见不到她，过几天必然回来与我说，老师，我又去了一趟哪里。我问这次考过没有，便几乎要哭了。但半秒钟后，表情又变成了笑，告诉我说，没有啊。一转眼已经到了第二年夏季。我每一次问她后，都有一种负疚感，觉得是不是自己的一句不计后果的话害了孩子。可是终于有一天，冰冰喜笑颜开地告诉我：终于过啦！就这样，冰冰真的拿到了英国政府的奖学金。据说全球仅五十个名额，而她名列其中。她就变成了剑桥大学的博士生。生活也是一幕戏。当我说冰冰一定行的时候，我何尝没有捏着一把虚汗，但事情居然就成了，拐了九个弯儿，命运之路终于有了个取直之处。冰冰命好，刚到英国就有了一堆关键性的朋友，到处都有好人帮助，她的学业也应该一顺百顺。但没想到，疫情来了，刚刚在英国待了半年的冰冰不得不回国躲避，在国内一待就是半年多，在福建家中待不住了，又跑来北京。有一天她告诉我说，老师，我写了一篇小说，居然发表了。我问在哪里，她说在《青年文学》。我说好呀，你手里还有没有，她说还有一篇哦，您要不要给我看一看？我说拿来吧。于是就看到了这篇《众乐乐》。其实我知道冰冰写小说很早，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她去台湾交换，就写过一篇小说，好像在那边的校园文学比赛中还得了名次。我记得当时粗粗看了一下，印象不错，觉得她的叙事很有质感，不像是在校生通常有的那种虚飘和简单，尤其她还擅长写细节。所以虽然过去了很久，我也还有些许印象。冰冰擅长写出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也很不简单。往往学生时期的写作是比较主观和情绪化的，多数写些内心的活动，所谓“青春期修辞”或情绪的剩余，或作为文字的情感分泌物，等等。一般是酸酸的，虚无缥缈的，似有若无的一些意绪。一句话，还不具备将情感和故事具象化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对外部社会场景的描写就不太清晰和准确，故事往往也不会有可信的逻辑。但冰冰就不一样了，她似乎一开始就具备一种叙述的能力，具备将故事和情绪附着于客观之物上的能力——也就是具备“物化的叙述”和“写实的逻辑”的能力。比如，都想写“成长的烦恼”，有人喜欢把内心的情绪一股脑儿地释放出来，但别人读了毫无感受，冰冰却立刻将其物化为一个事件，一个母女间的情感冲突。一般来说，青春期和年轻人的道德尺度是硬性的，到了大人那里就不太一样，往往道理是道理，实际情况又是另外的一种样子。因为人生原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人性更是一个无底洞，都是难以用简单的道理说清楚，用刚性的道德律条来设限的。这不，母亲无意中的一次电话，泄露了自己与他人有情感瓜葛的秘密，女儿虽然不曾因此闹得天翻地覆，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却历经了一次大地震。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源于这次无意中的“偷听”。“女儿发现母亲的情感秘密”，这样一个事件“该作何反应”——其实已经衍生成了一幕戏。所谓“有没有戏”，往往就是取决于是否有类似的逻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敏感的伦理问题就此出现，一篇“作品”的契机也就此发生。好比是一个原始的胚胎，一下子受孕了。（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5期）[责任编辑 李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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