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讯｜三位摄影评论人获得“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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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云发布典礼在京举行。

其中，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推送的李楠作品《从“观看”到“观念”》获得了“年度优秀文艺评论著作”；杨莉莉作品《深圳纪实摄影四十年：超级城市化下的叙事与趣味》获得了“年度优秀文艺长评文章”；袁洁作品《被“拔苗助长”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年度优秀文艺短评文章”奖。

“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涵盖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以及艺术学理论等领域，旨在推出优秀文艺评论作品，激励文艺评论工作者，推进全国文艺评论创新和繁荣，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活动每年举办一次，2016年至2020年已成功举办五届。

本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作品报送以单位推荐为主，在此前设立的年度优秀文艺评论著作、年度优秀文艺评论文章（长评）两个项目基础上，增加了年度优秀文艺短评文章项目。此次推优共收到报送作品548份，其中著作62部、长评307篇、短评179篇。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秉承坚持导向、注重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并报中国文联批准，最终推选出年度优秀文艺评论著作5部、长评文章20篇、短评文章10篇。

杨莉莉的文章《深圳纪实摄影四十年：超级城市化下的叙事与趣味》曾经在《中国摄影》杂志2020年12期刊发，“啄木鸟杯”评审委员会专家对此文的推选意见如下：

本文立足于深圳在地长期观察和体验，分析纪实摄影与城市发展在时空变化中的互动关系，归纳深圳摄影的共性，在“叙事”与“趣味”两个方向下，做出了具有一定学术性的分析和概括，对于进一步认识深圳摄影发展历史和促进摄影创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在此，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再次发布杨莉莉的文章，以飨读者。

另外，在《中国摄影》2021年8月刊上，南无哀撰文解读了李楠的著作《从“观看”到“观念”》，我们将在随后的公众号推送中发布这篇文章。

《中国摄影》2020年12月刊杨莉莉文章版面

深圳纪实摄影四十年 :超级城市化下的叙事与趣味

文/杨莉莉

深圳自1980 年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以来，这个原本在珠江口上极不起眼的小渔村，以全球最快的发展速度扩大城市规模，积累巨额财富。“深圳速度”就是深圳最大的标志，40 年间成为中国的“硅谷”，迈入城市GDP 四千亿美元的国际超级都市行列。1978年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人口不过十几万人，而现在深圳的户籍人口加常住人口已经高达一千多万。深圳变成了全国人民热衷的“迁徙”之地。“来了就是深圳人”，不仅是深圳的“万神殿”——深圳人才公园里最醒目的口号，同时也是深圳没有“原乡性”的真实写照。

“深圳速度”——放在全球都独一无二的生长速度，对深圳的摄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个爆炸性的超级都市的“时空生长框架”（time—space cube），深刻影响了深圳摄影人的心智模式。深圳摄影人几乎被魔幻的现实驱使着不停地按下快门，以至于快门不一定赶上现实的高速。

一、深圳：一个超级都市的图像整体案例

如果将深圳四十年的城市更新看作是一种“空间扩散过程”，这个扩散空间过程中的时间节奏感就变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城市地理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对社会中的人形成不同的约束。这些不同的约束，就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不同理解方式。而这种理解，也会反映在摄影上。比如，在深圳早期，外资的厂房必然和村社中的居所相结合，工人们虽然是工人，但要住在附近村的民舍或者工棚里面。少量工人对应的是“随地取材”的居住空间。而随着“三来一补”工业利润的扩大，资本变得稳定，大量的工人雇佣关系产生，就修建宿舍，方便工人们沿厂而居，缩短生活时间，扩大工作时间。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组团的出现，高端服务业会聚在CBD，而各种行业的从事者可以利用便利的通勤或者汽车自驾来选择居住的空间。而迁移到城市边缘的制造业，利用郊区的土地规模和城市扩展的活跃边界，来选择厂区和街区的收益最大化，选择土地租金和生活便利的效用最大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深圳市区迁移到深圳关外坂田，甚至扩张到东莞松山湖的华为基地。

我们将40 年来有关深圳重要摄影作品按照“时空框架”做样本上的排序，首先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有关深圳的作品，大多数是纪实作品。第二，这些作品可以按照深圳地理扩张的时间节奏来对作品呈现的地理和时间进行归类。第三，这些作品还可以根据主流体制摄影叙事和民间摄影叙事的“焦点对象”进行标签化、编码化。最终，可以得到一份整体40 年来的图像案例（当然案例太多，有些在文章中就不必提及）。这些案例的选取，有官方的档案系统，也有摄影杂志的刊介，还有重要的美术馆的展览。这些图像案例基本展现了深圳这个小渔村如何在时空中上演“超级都市化”的大剧，这个过程中人的状态、行动、情绪和约束。更重要的是，笔者通过这份整体的图像案例来反推出深圳摄影人的意识。在其时其地，图像为什么会这样生产？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图像背后的那个主观设计是怎么完成的？究竟在快门释放的那一瞬间，谁主导了摄影人的灵光一闪？

草根原创音乐者的梦想，2010年 　贾玉川

二、城市化的时空框架：深圳摄影的叙事节奏

深圳还是广东宝安县的时候，在海关工作的郑中健，宝安县文化馆工作的何煌友，都是深圳这一“前身”的优秀纪录者。郑中健和何煌友以一种民族志的朴实手法，将深圳作为一个县城的社会经济生态忠诚地记录下来，以至于当人们回顾这些人的作品恍如隔世，就像一个城市在“发展大爆炸”前的起点：极为平静、毫无特色和毫无欲望。

从他们的摄影作品看，1980 年以后的深圳，其城市化起初按照多点状散开。这一点有别于城市化普遍模式的“中心- 边缘”扩张模式。旧城区是发力的起点，而新边界则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向外推移。深圳的罗湖承接香港的贸易和物流、中英街承担了边境商业互动、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进“三来一补”制造业，做特区中之特区。直接向中央要了一块地的蛇口工业区，当时有一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它也是关于深圳城市化“时间地理”框架的最好表达：时间必须非常值钱，城市的空间价值必然要依靠效率才能生存。

升，深圳红岭大厦工地，1984年　周顺斌

那时候深圳摄影人的代表，如周顺斌、钟国华、刘延芳、赵连勤、薛国良、董方明、刘伟雄、孙成毅等人的作品，就是这一爆炸性时空框架的反映。周顺斌在1984 年创作的作品《升》，拍摄深圳城市化下的建筑工人，镜头仰角拍摄，视域被正在建设的楼群所围绕，主视线直达头顶的灼日，照片隐喻着一种豪迈的气概。新的城市家园正在完工，新的生活激情正在燃烧，新的城市空间正在扩张。这一切，都是确定无疑、不可阻挡的。孙成毅的《蓝天的诗行》则拍摄蓝天下的巨大脚手架，它更像是一个有关空间的极端认知。空间在蓝天白云之下疯狂扩张，整个生长过程有一种野生式的悄然，这无疑是城市化力量的全部展现。建筑工人在巨型脚手架中呈点的存在，劳动者不是焦点，主体性让位于城市化空间。

蓝天的诗行，1984年　孙成毅

坦率地说，周顺斌、钟国华、孙成毅等摄影人虽然具有主旋律的意识，但是并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因为深圳特区虽然批复，但是否会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反转，谁心里都没有谱。改革开放之初，质疑的分贝永远比苦干的动静要高。特区到底可以特多久？永远都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这座城市每个人的头上。

对于深圳摄影人来说，城市发生的一切，既是因为发展太快而导致稍纵即逝，又怕道路会被改回去，变成一段沉积在博物馆里的档案。所以，深圳摄影人特别有时间紧迫感，害怕道路的质疑、人心的翻腾。即使深圳官方，在当时全国大体制的话语里面也是边缘的民间。所以，深圳摄影人在这个阶段，其实很难说有纯粹的“体制和民间”的视角之分。深圳摄影人无论是对中英街的日常纪录，对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风暴的纪录，对城市物流道路的纪录，对建设者工房棚屋的纪录，都呈现出一种惺惺相惜的礼赞和忐忑不安的表达，对于城市和人，都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分寸。那时候的深圳，整个就是一个民间。

真正的变化是“春天的故事”来了。邓小平同志“1992 年南巡”以无比坚定的语气肯定了深圳特区是办对了，“要发展得更快一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深圳的故事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洪流中最激进的浪花，没有人担心深圳故事会“烂尾”了。这时候对于深圳摄影人来说，体制和民间的二元开始渐次出现，并开始左右深圳摄影人的城市纪实叙事。

摄影人的体制叙事聚焦在领导人所提“深圳要作为发展的榜样”。但城市化又不仅仅是建构发展样本、向上级客观汇报改革成果这样简单。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和问题的集合体：产业地理的扩展、农民工的蜂拥、乡村经济的瓦解、城中村的崛起、郊区化的转移、生态环境的变化、中产阶层带领的新消费经济、城市犯罪的问题、青年亚文化、步行老街“士绅化”（gentrification） 改造，以及CBD引发的高端产业集群、“深圳是否失去竞争力”的各类发展忧思和质疑。体制与民间焦点的分野正式拉开。判断体制与民间，不是根据其人是否在体制内任职领一份薪水，而是其摄影的焦点，是追随“深圳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样本”这一主旋律，还是展现深圳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下人与空间的关系”这一命题。

蛇口开山炮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1979年7月2日　何煌友

深圳的“民间视野”发轫于张新民1980年代开始的作品《农村包围城市》，随后一大批深圳摄影人开始关注深圳城市化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城市奇特景观”。当时的学术背景是李媚主编的深圳《现代摄影》杂志，在1986 年提出了未来中国摄影的发展方向，即以“纪实摄影”为主体的现代主义摄影的方向，影响了诸多摄影人的创作路径。

摄影人秦军校则聚焦在“深圳的城中村”，他不仅拍摄“握手楼式”的村景，也登堂入室走家串户，拍摄城中村内景。他呈现出一个逼仄简陋但又富有生气和憧憬的空间。这些村域空间有些是历史遗留建筑，如广东特有的客家围屋、碉楼；有些是村民领略城市化的意识，结合自己的村镇意识，自行建造的“四不像”的住宅。村民的城市化意识投射在空间生产上，展现出一种继承与套利的纠结感。

杨俊坡从1994 年起在深圳街头拍摄，至今仍在坚持这个主题。他照片的背景既有典型的城中村、老城区，也有市中心商业CBD，以及原来的“关外”地区，呈现深圳多样的社会阶层和在地性。他抓拍了城市化中女性自立优雅的形象。可以说，女性的身份、地位和形象是城市文明程度和性别平等现状的直接反映。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人物大都是职业女性，她们行动利落、谦卑内敛，可以看出深圳这座城市中的女性，在经受城市高速发展和社会性别偏见的双重压力下仍保持着坚忍和自强。

随着深圳城市化的升级，“三来一补”产业开始退却，文化产业、科技产业、金融产业逐浪踏来，深圳也变得阶层森立、形态多元、空间复杂。张新民、陈远忠和郑黎岗关于农民工群像、股灾下的人类、城市爆炸恶性事件的拍摄，隐含着对城市含蓄的批判。

余海波的《大芬油画村》是关于深圳一个奇特的文化景观：用高度原创的方式去复制。按照城市一般的空间规律，在没有政府资金补助的情况下，艺术家村落一般会因为级差地租的原因，被推至城市的边缘，租用农民房建工作室。大芬村的神奇之处在于，原本是香港人偶然做的一个仿作画廊，居然被复制成一个产业，变成了规模庞大的画匠手工业集群，余海波用颇为平淡的方式来纪录这一空间上的“原创悖论”：“以复制作品来满足市场需求，但用纯手工来创造溢价，空间的形态是独特不可复制的”。

李政德的《新国人》则完全摆脱了“猎奇”视角，以一种直接粗暴的“快照”美学，关注这个移民城市中的中产、富人阶层以及他们夸张的消费主义。《新国人》让人联想到罗伯特• 弗兰克(Robert Frank) 式的意图。但罗伯特• 弗兰克的《美国人》是横穿美国国境的人物白描，而李政德则是利用深圳作为超级富裕都市，在城市化时空框架下的消费欲望横空出世这一背景，来刻画“买就是创造”的深圳新国民。

股潮，深圳，1992年　张新民

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Torsten Hagerstrand）提出的“时间地理决定论”，可以作为深圳摄影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他将人类空间活动进行时间衡量，从而准确地了解人类的迁徙模式。比如农民如何进入城市，进入的过程是他们适应城市的时间过程，也是一个他们生存空间的扩展过程。根据深圳城市化展开的时间地理，对应着深圳摄影人的纪实叙事，不难发现其内在的节奏是一致的。城市化的人群形态展开和产业形态升级，基本上对应着深圳摄影人的思考和叙事的节奏。深圳摄影人一直被焦灼的现实所驱赶、被魔幻的现实所触动、被多样的现实所选取。他们不需要花费心思创作更具审美性、更意识流、更具观念性的摄影，他们的内心已经被城市所占据，他们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从现实中挣脱出来，沉迷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深圳的爆炸性时空框架就像一个黑洞一样，牢牢地吸附着他们，让他们拥有同一种共同的趣味和自觉。

三、深圳的终极摄影趣味：空间与人关系下的纪实摄影

深圳的故事在于，它是从一个渔村开始起步，从乡村走向了超级都市，这种前所未有的时间地理框架，使得深圳摄影人不仅仅像他们的世界同行那样寻找有关这个城市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切片问询”往往不能追逐到像深圳速度这样的城市化社会变迁。快门必须很快，因为事物变化太快，消失得也很快。但悖论的是，曝光时间还要很“长”，因为完整观察它的来龙去脉，是需要一定的长波段眼光。它构成了有关深圳的纪实影像的一种气质上的平衡。

例如刚改革开放的中英街门庭若市，它是一个与世界“边境互动”的街市。但是很快，这个象征就变化了，因为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深圳的蛇口、罗湖、福田。一个商贸街道的命运就开始退却，它快速变成了一个到此一游的景点。到了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看上去连“深圳必打卡景点”都算不上，所以深圳的摄影师拍摄的中英街，就变成多次命运转折的无厘头呈现。

深圳的“城中村”也是深圳摄影人的重要题材。深圳因村而起，实际上村“包围”了城，开始城小而村大，村域经济犹如一个个社区经济。不过，随着城市化升级，再加上2003 年深圳开始推行“净畅宁”工程，着重取缔一些城中村，导致各村面积萎缩，城市化产生的高地价弥补村集体经济的收益，但也抬高了原本安置于城中村的居住成本。最后，随着政府安居房的大量推出，城中村的民间保障房的功能开始变弱，甚至一些聪明的城中村，开始引入新型人才，招商招租，向各种科技产业园、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基地转型，追逐时代的风口产业红利。有趣的是，深圳摄影人镜头下的城中村，不仅要追逐城中村的演变，也要受到城中村全球化视角的影响（比如在很多西方学者眼里，城中村反映的是底层人们的居住权利）。所以，深圳摄影人所展现的村中村，既有蜗居的愁苦、不安全的忐忑也有人拍出参差多态的温暖和人间烟火的世态。

所以，“深圳摄影趣味”，意味着在深圳的时间地理里面，深圳摄影人的心智模式被牵引、收敛到以下的属性里面：

1. 深圳40 年的高速发展，爆炸性的城市化过程以及伴随着的人类迁徙模式，使得这片土地上发生着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以至于记录这种变化成为深圳摄影人的焦点题材。深圳摄影人骨子里觉得，深圳进行着的“现实的魔幻”已经足够超越“观念的生造”，爆炸性的时空框架，就是摄影主题素材的一切来源。

2. 深圳摄影人善于用累积的影像来判断城市的变化。时代既需要极速的快门来捕捉变化的速度，也需要“长时间曝光”来理解那些看不清的、被遮蔽的东西。所以从“快门”端诞生了深圳摄影的“体制叙事”（例如城市基建面貌的更新），而从“曝光”端诞生深圳摄影的“民间叙事”（例如关于“二奶村”“城中村”“华强北市场”“三和市场”等等作品）。

3. 深圳人的原乡都不是深圳，但“时间地理决定论”依然作用于深圳摄影人在深圳之外的拍摄，他们依然遵循了“累积变化”和“曝光暗处”这两大特征，将深圳之外的地域拍摄，呈现出体制和民间的两种叙事的交织，无论是西藏的长卷纪录、“地球的表情”以及“全国一代人的肖像”等等作品，都充分验证了深圳摄影人的属性：一种源于深圳都市的爆炸性的时空框架所产生的内在摄影观。

正是这种爆炸性的时空框架下的“时间地理”，占据了深圳摄影人的心智，使得“深圳摄影趣味”就像蜂群一样，在一只无形之手的指挥下，群体遵循了一种共同的方法论：基于纪实摄影下的长波段累积式观察，坚持城外人的客观中性立场，以体制和民间两种叙事相互交织的摄影方式，在中国建立了一种鲜明的风格：它不是对现实的猎奇，而是对现实的惊奇；它也不仅仅是一种影像的批判，也是一种影像的温和空间生产。它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城市化优秀的摄影卷宗。

接下去的深圳摄影趣味将会如何？我们认为城市化依然会决定深圳摄影人的大部分意识。深圳城市化的下一步是数字的城市化、社交网络的城市化。深圳是数字大湾区的核心地带，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在数字化和社交网络化。例如未来的零售消费行业，是需要通过社交网络来引导线上流量从而实现线下体验，买卖这个简单的行为完全可以在线上完成，但被吸引到线下去消费，完全是因为线下的消费是有内容的、有体验的、有趣的。所以，下一步城市化所影响的摄影，必然也是社交摄影。深圳摄影人不仅用数码设备拍摄他们所感兴趣的深圳，而且他们会上传到社交网络上予以分享，不仅仅如此，他们的分享所引发的数字轨迹—别人的点赞、评论、转发、引发媒体介入、再次变成社交网络上的影像话题……这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图像生产循环，卷入更多的、更为复杂的观看，也会诞生更为庞杂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介入。从这个意义上，“深圳摄影趣味”不仅是深圳40 年的一个回顾，也是未来的一个期待。

杨莉莉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交摄影、视觉传播。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社交网络时代图像舆情的传播机制、社会连接与应对策略研究”（19YJA860029）阶段性成果；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青年自拍类社交图像在社会舆情上的敏感度研究”阶段性成果。文章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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