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观察丨“侯奖”的铠甲与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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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终评会评选现场  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 提供

在中国摄影界，“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以下简称“侯奖”）是一个重量级的奖项，但是它的“重量级”并不像其他奖项体现在动辄几十万元的奖金或者是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之上，相反，它对比我们概念中的“重量级”奖项时，反而因为低调而显得特立独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侯奖”在纪实摄影师心中的地位，尤其是那些在困境中得到过“侯奖”援助的摄影师，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雪中送炭般的存在——2011年，当“侯奖”组委会通知获奖的电话打给那一届获奖者严明的时候，他正在外出拍摄的途中因为经费的问题踌躇着是否要提前回家，而这样一笔奖金不仅给了他继续前行的经费更是一份心理上的鼓励，这对严明《我的码头》《大国志》等经典纪实摄影作品的诞生必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汖村建在一块山体凸出来的大石头上，这块巨石呈45度角向下倾斜，所以村中所有的房屋都依着这块大石头顺坡而建，上上下下十多层，远看就像是一座“布达拉宫”。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大汖村，2019年 3月30日 王晓岩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大汖村最后十三人》系列 

村民们离开后，房屋因无人维修逐渐倒塌，留下了一具具的空壳。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大汖村，2017年 3月27日 王晓岩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大汖村最后十三人》系列 

韩良只以前在盂县铁厂上班，为了让儿子顶替，他把户口换回了大汖。他说：“我回来的这20年，大汖的人口变化太大了，我1958年当工人走的时候，村里有340多号人，1997年退休回来的时候，村里还有200多号人，到现在村子里走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大汖村，2017年 12月3日 王晓岩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大汖村最后十三人》系列 

大汖村现在依然还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方式，村民们严格地按照24节气耕种，我国西汉时期发明的播种工具---耧车，现在依然在使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大汖村，2017年 5月12日 王晓岩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大汖村最后十三人》系列 

曾经得到过“侯奖”帮助的并不只有严明，从2007年开启的“侯奖”，如今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包括刚刚结束的第八届“侯奖”评选在内，目前已经评选出李江树、于全兴、张立洁、张晓、朱强、严明、骆丹、徐慧芳、李政德、董立新、海忆水、刘涛、唐帆、陈荣辉、程新皓、苏呷此色、廖璐璐、陈杰、周强、王晓岩、王士杰、谭秋民，共22名获奖者以及更多的提名和入围者。在这个获奖者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大多数人不仅依然活跃在纪实摄影的领域而且有些人已经在业界小有成就。

这个根据已故纪实摄影家侯登科生前的遗嘱——将其所有作品进入市场所得全部用于奖励“像我一样工作的摄影师”（侯登科语）而设立的奖项，以资助纪实摄影家，推进纪实摄影为方向。在“侯奖”的官网上，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该奖项的目的，“推动纪实摄影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关注，充分理解人性，呼唤人类良知与社会公正，并拓展纪实视野。同时，将对传统纪实精神与方式的传承与突破作为基本精神，并鼓励纪实的个性化表达，以帮助纪实性拍摄的摄影作者，推进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

刘捷在溜友面前展示自己，宁波，2010年10月3日 王士杰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青春》系列 

溜冰场上的义帆，宁波，2010年10月1日 王士杰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青春》系列 

溜冰场里的“杀马特”集体滑行，宁波，2014年5月1日 王士杰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青春》系列 

小敏在围墙上的小洞里探望外面，宁波，2014年3月23日 王士杰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青春》系列 

其中的关键词“人性与良知、传承与突破”正是“侯奖”的核心精神，而只有奖项落地才能让这种核心精神得以传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侯登科的两位生前好友于德水和李媚身负重托，经多方努力，反复辗转于多家机构，最终从2019年第七届开始，“侯奖”得以在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安家。在此之前，“侯奖”的运作甚至可以用浪漫主义来形容，作为中国第一以个人名义命名的民间奖项，很长时间都没能摆脱资金短缺的困扰。为了最大限度让深耕于纪实摄影领域的中国摄影师得到帮助，在第七届之前，“侯奖”的一切流程从简，甚至连评委都没有评审费用，但是依然无法阻止有些摄影师自掏腰包不远千里，来到评选现场只是为了提供志愿服务工作。这让“侯奖”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仿佛一股清流，甚至有些侠肝义胆的味道。

从2007年至今，阮义忠、李媚、李公明、陈丹青、吴亮、杨小彦、顾铮、崔卫平、晋永权、蔡萌、李波、王璜生、刘立宏、王征、任悦、张献民、闻丹青、王宁德、高初、刘铮、陈小波、海杰、于德水、邓启耀、石宝琇、郑梓煜、那日松、黎朗，共28位资深摄影家、摄影评论家、摄影媒体人担任过“侯奖”的评委工作，他们的眼界和高度决定了“侯奖”的风格与走向，甚至如何看待“侯奖”的价值观以及如何理解当今社会语境下的纪实摄影之内涵与外延，也对评选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第七届“侯奖”之前，评审的流程和规则并没有被严格界定，评委的主观认知与规则发生冲突之时，有时会采取一些“任性”的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第三届“侯奖”评审之时，评委们实在无法在两位摄影师之间做出取舍，于是临时决定追加奖金，将原本每届两名的获奖者增加至三名，这一决定一直延续至今。作为民间性质的奖项，这样的“任性”一方面充满了人情的温度，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成为“侯奖”长远发展的绊脚石。

连任两届评委会主席的孙振华在第八届“侯奖”终评会评选现场   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 提供

2019年，从第七届“侯奖”在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的初次亮相，到2021年12月28日结束的第八届“侯奖”评审，评委会主席孙振华对“侯奖”的评审规则和评奖机制进行了持续的完善和调整，其中包括了放弃评委会主席的投票权，确立其职责为执行规则、解释规则以及监督规则的落实。配合打分制、逆向投票等评选手段，孙振华努力尽量降低评选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最终一切以规则为导向。在这样的改革之下，有着15年积累的“侯奖”在保持业界良好口碑与公信力的同时也披上了规则的铠甲，这样强而有力的规则体系建设，可以保障未来的侯登科奖评选不因评委或者评选机构的变迁而产生影响。

第八届“侯奖”评委的产生也采用了“3+2”的新方式，即三位在当届学术委员会成员中产生，两位由当届学术委员推荐产生，原则上评委不得连任。据此，本届评委成员共五位，其中在当届学术委员中产生的三位分别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摄影评论家顾铮，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浙江）西湖纪录片大会学术部副主任张献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郑梓煜。而当届学术委员推荐的两位评委分别是映画廊艺术总监、策展人那日松和摄影师黎朗。

本着“侯奖”一贯坚持的公正、透明的原则，在五位评委之外，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中国摄影》杂志编辑王江作为观察员，在线全程见证了第八届“侯奖”的诞生。

12月28日第八届“侯奖”的评选过程无需赘述，总体来说是非常的紧凑、高效，五位评委仅用了半天时间就通过投票和打分的方式将所有的奖项一一确定。按照评选规则，各位评委可以从第二轮打分开始，阐述各自的理由以及探讨对于“侯奖”和对纪实摄影的理解。

上海，2017年10月 谭秋民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和谐》系列 

上海，2017年10月 谭秋民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和谐》系列 

杭州，2017年9月 谭秋民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和谐》系列 

上海，2017年9月 谭秋民

选自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和谐》系列 

在阐述阶段，各位评委有一些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在浏览来稿作品时会发现大量出现题材和手法的同质化现象，尤其是在近些年被平台大量传播的作品图式，很快就会有许多跟风拍摄的“孪生作品”出现。其实这也并非新鲜话题，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少边穷”到如今“景大、人小、退饱和”“无表情呆照”，外界对于纪实摄影的刻板印象，源自单一图式的大量重复，以至于评委郑梓煜感觉看到这些相似的画面都会产生本能的排异反应。

其实，无论是“老少边穷”还是“呆照美学”本身并非罪过，正如初次担任“侯奖”评委的那日松在评选现场所说，近些年的一些纪实摄影开始回避有残酷性的东西，用那些温和的山水加上一些无聊的画面组合出一个貌似深刻的主题，但是内核实则很苍白。对此，那日松提出了个人对于纪实摄影“深刻、力量、视觉、专业”四个维度的理解，鼓励摄影师更加直面真正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点与评委顾铮在现场提到的侯登科的“现世主义”精神以及其他评委所认为的反映现实不谋而合。也即是说，纪实摄影如果抛弃那些真正锐利的观点和态度，变成图像样式的游戏，这将暴露的不仅是“侯奖”而是整个中国纪实摄影生态的软肋。

在评选现场，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某些作者和作品在各种评选平台上高频出现，成为奖项的常客。虽然一稿多投本身并不触犯“侯奖”的规则，但是这种“广撒网，多敛鱼”的行为总会让人怀疑影像创作者的目的与动机。回想15年前，“侯奖”初创之时，来自民间的影像创作，在主流的评选渠道之外并无太多出口。而今天，来自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摄影奖林林总总，各种奖励的阈值不断提升。于是乎，成功学的假象开始在摄影领域蔓延，甚至出现了专题培训班，教授各种影赛获奖的“秘笈”。这时，坚守底层的摄影师面临更大的诱惑和挑战，“默默无闻”时常成为了一个伪命题。摄影师从选题策划到被推上领奖台的时间大大缩短，平台与摄影师之间的供需关系被倒置，影像创作所需要的积累往往无法匹配奖项的征集周期，这就导致优质摄影师与作品成为了稀缺资源。面对舞台越来越大，好演员却越来越少的窘境，“侯奖”该如何应对，是它在这个新的时代与文化语境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时代的变化让今天的“纪实摄影”的概念远非侯登科所面对的同一个，但是“侯奖”依然像镜子一样，映射着我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说：“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无论纪实摄影的样貌如何改变，内核依然闪烁着人文关怀的闪光点。如何鼓励创作拓宽今天纪实摄影的边界，如何让“侯登科纪实摄影精神”面对新的挑战，这是所有关心“侯奖”的人应该思考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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