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有约，现场聆听莫言谈创作，文字实录
全文5500字
12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文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举办“2023母校有约”——听莫言老师谈创作。
莫言说话声调不高，情感也没有起伏，眼神很少和听众交流，他的说话是既不是讲课型的，也不是激情演讲型的，而是拉家常式的。如果不能善于捕捉和保存，会错过很多东西。
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这是大家听惯了的。不过我最同意朱自清的说法：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发挥开来，文学就是历史，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贩夫走卒作为人的、更加琐碎的历史，是刻板的历史学家不去记载的、由文学家来记载的历史。
莫言一共回答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这几个方面包含了很多问题、很多趣事，为了便于阅读，我加了小标题。以下是经过整理的文字，未经过演讲者同意。
一
主持人：莫言老师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一篇长文《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往的观点，一般认为文学要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或者是批判作用，作家为人民代言，为人民写作，比如要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比如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莫言老师推动的逻辑，就是作家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写作。也就是说，回到真正的人民的立场，这样他真正体验了老百姓的情感、角色、身份，然后完成他的创作，这是莫言的独特贡献。
所以我觉得作为老百姓写作，就是真正的为人民写作。他是人民的作家，这一点在有一些误解的情况下，有必要强调。
莫言是北师大教授，除了写作，他还培养学生，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年度有影响力的新人。
问：您是北师大校友，在北师大的求学经历，一定有可以分享的往事。
莫言：作为北师大的校友，我现在认同感越来越强了。多年来我不敢说自己是北师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班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作家协会合办的研究生班。我和余华等人一般会认为，本科就在北师大学习的同学，才是北师大的亲儿子。（众笑）
1、王蒙提出中国作家要学者化。
我于1988年秋入校，1991年毕业。我们这些人都不懂英语，为了入学考试，提前半年到预科班补习。当年我到预科班，很重要的心理动机是学英语。当时王蒙提出中国作家要学者化。仅仅有一点基层的生活经验，当然也可以写小说，但是如果要写得好，成为大作家，恐怕还要在理论方面、各方面的知识，下一些功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习不太成功，背了一些单词之后，就丧失了信心。（众大笑）每次出国，都下决心回国以后好好学英语，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淡化。
2、语言本身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更加便利的翻译器，一个外语单词都不会，也可以同外国人交流。但这恐怕也代替不了自己学一门外语。现在看到年轻的孩子们，可以从小学英语，真是幸福。语言本身不带任何政治色彩，语言是一门工具，多了一种同地球上某一群人交流的工具，同时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这对作家是非常重要的。
3、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她本身在成长。
最近我重读俄罗斯文学，《战争与和平》《猎人笔记》《静静的顿河》，不但看小说，我还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希望能够立体化地重读经典。
我感觉和几十年前的理解大不一样。随着年轻的增长，对人生的感悟发生了大的变化，由此也导致对文学的理解不一样。《静静的顿河》从前不能理解的细节，现在都能理解了。葛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恋爱的心理、不可理喻的行为，这次重读，感觉他描写得非常准确。
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它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反复阅读。也就是说，它本身在成长，这种成长是读者在阅读中的成长。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些经典，和我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重读，很多感觉、看法都在发生变化。
为什么她们有成长的生命力呢，就在于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人的心理状态，准确地刻画了人的心理感受，他们掌握了人类心灵的密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情感的生存、发展与酝酿的过程，这样一种描写，就带有一种普遍性价值，带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也是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最基本的保障。文学作品有共同性，表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她才具备给其他国家读者阅读的价值。
4、童庆炳和韩兆琦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童庆炳老师是我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童老师给我们讲创作、文艺心理学、美学，他对我的创作产生过直接影响。我写过一篇小说《冰雪美人》，灵感就是来自他讲的蒲宁的小说《轻轻说》。
我多年前写过一本话剧《霸王别姬》，这个剧本得益于韩兆琦老师给我们讲的《史记》。他用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司马迁的言外之意，让我们窥探了司马迁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曲笔，也让我们对项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同情。这个话剧尽管写了人们都知道的历史故事，我认为还是写出了一些新意来。
5、莫言也逃课。
唯一后悔的是当初没有更加认真地听课，当时大家以逃课为荣。比如我们那个班，有人以为自己上课，别人在写小说，自己吃大亏了。（众大笑，这是大家共同的记忆）
二
主持人：1988年莫言已经成名了，《红高粱》已经走向世界了。有人认为大学不培养作家，莫言老师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已经成名了，后来又成大名了，这和在北师大求学有没有什么关系？
莫言：大学是否培养作家，是一个古老话题。
1、曾经，我写小说是“不太正当”的行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的作家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上过两个作家班，一个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他们成立了一个文学系，招收部队有一些创作经验的人，年龄相差很大，比如李存葆先生，当时已经将近四十岁了，他是全国有名的作家，《高山下的花环》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个班对我影响很大，在这以前，我在机关宣传科工作，写新闻简报，组织理论学习，或者给战士们讲课。写小说是不太“正当”的行为，下班写可以，上班写小说写诗歌，显得自己不上进。后来到了艺术学院，写小说成了工作，这真是巨大转变，不像从前在宣传科，看见领导来了，赶紧把稿纸塞到抽屉里。（众笑）
对我们这种没有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学员，像培养本科生一样教中外文学史，不现实，因为总共时间只有两年，最后一个学期还要下部队体验生活，也就一年半。军艺倡导“八面来风”的教育，请各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讲课。北师大是王富仁老师给我们讲的，他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博士，给我们讲鲁迅。
2、吴小如先生趣事。
北大的吴小如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他是北大历史系的，但是文学功底极其深厚。他讲唐诗，刚开始大家还很认真，越讲听课的人越少，到最后只剩下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后来班主任带着系里工作人员一起来听课，吴小如说：“我吴小如不是因为吃不上饭来给你们讲课的，是你们主任三顾茅庐请我来给你们讲的。”主任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吴先生讲庄子的《秋水》《马蹄》，这两篇文章让我在听课的时候产生了灵感，写了一篇散文《马蹄》，获得了《解放军文艺》的优秀作品奖；另一篇小说《秋水》，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是我的文学标识。
十几年后我到北大，在校门碰到吴先生，我上前打招呼。他早已忘了我，我说您还记得吗，学校没有教材，要刻钢板，《秋水》和《马蹄》，是我刻的，我故意把马头上的佩饰“月题”解释为“马的眼镜”，您看到之后说，刻钢板的同学真是天才，把“月题”解释为“马的眼镜”。
可他还是没想起我来。这时候正好走过一个年轻的女士，牵着一个小狗，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那狗穿了一件毛衣，吴先生脱口而出：“狗穿毛衣寻常事，马戴眼镜又何妨？”然后他飘然而去。（众大笑）
后来我到军艺讲课的时候，讲起这个事，有人不信，认为我现场编故事。后来查历史档案，真把当时的课件找出来了，果然是写的“马的眼镜”。
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就是怀念吴小如先生。大家说在众多纪念文章中，我写得最好。我自己也觉得写得不错。带有细节刻画的散文有活力，这样的散文和小说之间距离是很近的，小说是刻画人物的，尽管我写的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
3、大学培养作家取得了成功经验。
后来又到北师大，前面我说过，上学期间直接催生了《冰雪美人》，因为童老师告诉我们小说要“轻轻地说”。
经过多年探索，北师大文学院在创作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最成功的标志，莫过于写出好的作品。现在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在《人民文学》《收获》登载作品，不断有各种荣誉奖项。大师写作工作坊，就像一个手工业的作坊，教学相长。
去年成立了中国大学创作写作联盟，相信再过若干年，中国当代作家会有一大批在大学里受过写作教育的人。北师大出来的作家将会是队伍里最有影响力的队伍。
4、莫言有了得意门生。
一个小插曲。主持人说，莫言的学生焦典，就坐在那边，她刚出版的小说集《孔雀菩提》，豆瓣、当当网都是名列前茅。
莫言说，你过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女弟子简单介绍了一下创作心路，莫言接着说：
北师大校园不大，北师大的世界很大，北师大的文科在全国评比中名列第一。语言这个东西人人都会说，但真正用优美的语言、准确的语言、生动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是很难的。希望北师大在语言方面有发展、有贡献。
小说家和文学家有区别，小说家是讲故事的工匠，文学家要在讲故事中对民族语言作出贡献。鲁迅是文学家，沈从文是，张爱玲也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有鲜明的特色，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丰富了情感的表达方式。
我们努力保护学生在语言方面的个性，倡导个性，提倡生动地表现语言的乡土气息、生活的气息、生命的气息。
人物用方言讲话，是低级的方式，我们希望所谓的方言土语，也许会变成书面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很多方言土语，落到纸面上，是非常典雅的，那是几百年上千年前的语言。对语言的关注，是我们今后教学中要关注的重点。
焦典的语言值得鼓励，她的语言是有个性的，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大家有兴趣可以买她的书看一看。（众大笑）
三
主持人：莫言创作的几个时期，第一个是《红高粱家族》时期。第二个是1988年在师大，然后1995年出了《丰富肥臀》，这也许是莫言老师一生的高峰。第三是世纪之交，《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两度求学经历，对你是有深刻影响的，大学教育对作家成长一定非常有作用。
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奖之后就不写了，但莫言一直在写作，前几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销量早就超过百万了，这是国内短篇小说销量惊人的数字。请问你在获奖前，与获奖后，写作方式和写作心态，有什么变化？
莫言：
1、一个作家为了获诺奖而写作，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获奖之后，很多时间被占用，作家成了社会知名人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可能会引发一些风波等等。当然这些也难以避免，有些风波已经来过了。
我写作的时候还是能够放下一切的，我反复表达过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按照我对中国的理解，我对文学的理解，来确定我的写作方式。我尽量避免不敢放开自己的笔墨，但潜意识里有没有禁忌，有没有保守？需要读者去评判，我自己感受不到。
这十年来，我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一篇用的第一人称“我”，这个“我”是不能跟真实的我画等号的，小说里人物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并不是照抄真实的生活。我难以接受的一种读书方式，是有些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生硬地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作家本人联系起来。但是也没办法，该来的都来了，来了的也将过去。
2、我小说的风格，从过去的张扬，变得更加含蓄。
作家晚期会变得相对祥和，过去我的作品尖叫怒吼，现在人物有了克制性的呈现，对小说里的人物给了更多理解。托尔斯泰说，爱一切人，包括爱你的敌人。小说里即使是你痛恨的人，也给予他充分的理解和宽容，不应该把他脸谱化。这是我最近十年的心得。
四
主持人：莫言老师虽然在近些年有了沧桑感、宽容度，有了那种经过漫长人生之后，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对人性复杂性的接纳，但我认为莫言老师的创作还远不到晚期。我记得2019年和莫言老师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演讲，当时余华和苏童坐在他两侧。莫言说，从今往后，我的主要写作重心转移到戏剧，这样我就可以区别我身边的这两个家伙了。（众大笑）
莫言很多小说，都是高度戏剧化的，比如《檀香刑》，比如《蛙》，干脆先写了一部小说，然后写了一部戏剧。前不久还写了一部《鳄鱼》。您自己是怎么想的？有什么体会感受？
莫言：我从小就是戏迷。当兵之前，我还写过一部剧本，那时候能写一部剧本，如果能上演，很可能改变人生，比如调到文化馆，或者宣传部门。后来我真的写了一部戏剧，寄给《解放军文艺》，结果很快收到了退稿信。我把那个很幼稚的剧本烧了，很遗憾没有留下来，这是我真正第一部作品。
《蛙》前面是小说，后面是剧本，是一种互文关系，小说里很难表现的，在剧本里得到了表现，拓宽了小说的区域，使读者感受到欲言又止之意。当时我问《收获》发不发剧本，他们回答说从来不发剧本。我就写了这么一部，你们要发小说，就得带上话剧。（众大笑）
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把《蛙》改变成了话剧，引发很大反响，获得金面具奖的八项提名。最近俄罗斯出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小高潮，余华、刘震云、莫言，都产生了很大反响。
我们中国的小说跟话剧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小说家改写话剧更加容易，中国小说家最擅长的就是白描，我们很少有西方文学大段的心理描写，《红楼梦》《水浒传》仅仅通过人物的行为、动作和语言，就可以把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就可以把心理表现得纤毫毕现，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能熟练地掌握，写话剧可以简单一些。
小说话剧都是作家的本行。不用刻意强调小说家，剧作家，比如老舍先生。再比如我们读莎士比亚的快感，不亚于我们读西方的小说，也许他的话剧搬上舞台，真不如读剧本感受那样强烈。据说英语世界里，使用词汇量最大的，就是莎士比亚。
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