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自强：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与经济信心

辛自强中财应用心理 2023-02-24

原文刊发于“人民论坛”2020年2月中“特别企划” 专栏

【“抗疫心力量”系列科普之二十三】

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与经济信心

辛自强

【摘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准确把握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对于研判社会心态并进行合理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对全国1074名受访者的疫情风险认知和经济信心状况开展网上调查，研究发现：这期间公众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已进入下降过程，而防控效能感在提升；公众知觉到的疫情严重性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但并未影响其长期经济信心，而疫情防控效能感对短期经济信心和长期经济信心均有促进作用；此外，疫情风险认知还受到疫情信息来源渠道、受访者学历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疫情风险认知经济信心信息渠道【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近期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继2003年SARS疫情之后又一次需要全民动员来加以应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公众不断在媒体上了解到各种有关疫情的新闻，每天更新的确诊率、致死率等数据冲击着每个人的神经，几乎所有个体都切实感受到了疫情的风险，而且逐渐注意到疫情可能对我国经济形势造成的影响。在当前抗击疫情的持续斗争中，我们需要了解公众有关疫情风险的认知和对未来经济的信心，以准确研判社会心态并进行合理调控。

对疫情风险认知的评估，虽然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角度，但大多从疫情传染的"可能性"和疫情的"严重性"两个角度来评判①；也有学者在研究人们对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认知时，提出了"防控效能感"维度②，它指人们对国家或个人是否能保护自己免受疫情伤害的信念，这种效能感就是对疫情及其伤害的可控性的判断。借鉴这些理论观点，我们采用大规模调查法，从传染的可能性、疫情的严重性和疫情的可控性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该风险的认知特点，以及个体人口学特征、信息来源等因素的影响。

各类突发的重大事件，如战争、重大恐怖袭击（如"9·11"事件）、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公共卫生事件（如SARS疫情）等都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关注疫情可能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外，我们还要关注疫情对公众经济信心的影响，因为经济信心会影响到人们的投资、消费等经济行为，进而影响经济运行。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时期，考察人们对2020年以及未来五年国家经济形势和家庭经济状况的预期，以分别体现其短期经济信心和长期经济信心；此外，还将探讨疫情风险认知对经济信心的影响。

调查样本与问卷

本次调查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在"问卷星"平台上完成，有效样本量1074人，来自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男性542人、女性532人；年龄范围是17-71岁，平均年龄32.13岁，20-50岁者占93%；学历分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拥有四类学历者分别为102、256、571、145人；城镇户口占71%，其余为农村户口；个人月平均收入2000-4999元者占22%，5000-10000元者占43%，10000-20000元者占19%，其余为2000元以下或2万元以上者。2月6日至11日期间，每天调查的人数分别为23、324、294、71、158、204人。

调查采用自编问卷。除了有关受访者人口学资料、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等方面的调查问题，我们参考以往文献和理论框架，重点编制了一个包括13题的疫情风险认知问卷，问卷由感染可能性、疫情严重性、疫情可控性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此外，我们参考已有同类问卷编制了经济信心问卷，经过研究梳理，得出以下结果。

受访者的疫情风险认知存在学历等因素的差异

我们从三个维度调查了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特点。首先，感染可能性。调查中受访者分别评估了自己、家人、社区或村庄居民、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己在公共场所等五种情况下感染肺炎的可能性有多高（理论分值范围1-7，受访者在一个从1代表"完全不可能"到7代表"完全可能"的连续尺度上选择一个数字来代表感染可能性）。结果表明，受访者对自己和家人感染可能性的评分分别是2.95、2.96，而对社区或村庄居民的评分是3.69，后者得分明显更高；受访者对于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场所时感染的可能性评分分别是4.94、4.93，这个得分远远高于"不设场景"时对自己感染可能性的评分（2.95）。

我们将上述5个情况下的评分合为感染可能性总评分，统计发现，该总评分不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和户口类型差异。但是学历和感染可能性总评分存在曲线关系：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三类受访者的评分依次升高（分别为3.69、3.86、3.99），本科学历者的评分明显偏高，而研究生学历者评分明显下降（为3.71）。此外，在2月7日（6日的样本量较小，不考虑）至11日这5天里，公众对感染可能性总评分持续下降，评分依次为4.08、4.02、3.79、3.76、3.54。

其次，疫情严重性。该维度包括4个题目：一是我觉得当前的肺炎疫情很严重；二是我觉得肺炎疫情将有加重的趋势；三是我最近经常担心自己感染肺炎；四是我最近经常担心家人感染肺炎。受访者回答这4个题目的平均分代表其疫情严重性知觉（理论分值范围1-7，受访者从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7代表"完全符合"的连续尺度上选择一个数字代表对疫情严重性的看法）。统计发现，疫情严重性评分不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和户口类型差异；但是，学历和疫情严重性评分存在曲线关系：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四类受访者的评分依次为4.50、4.49、4.76、4.58，其中本科学历者的评分明显偏高。此外，从2月7日至11日这5天中公众对疫情严重性的评分持续下降，分数依次为4.80、4.79、4.67、4.47、4.27。

最后，疫情可控性。该维度包括4个问题，一是我觉得肺炎疫情会得到有效控制；二是我对本次疫情的形势感到乐观；三是我相信自己可以有效地应对肺炎疫情；四是我相信国家可以有效地应对肺炎疫情。受访者回答这4个题目的平均分代表疫情可控性或防控效能感（理论分值范围1-7，受访者要从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7代表"完全符合"的连续尺度上选择一个数字来代表对疫情可控性的看法）。统计表明，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学历越高，信心反而越低，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四类受访者的评分依次为5.58、5.48、5.40、5.24；我们还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对疫情可控性评分高于女性，评分分别为5.48、5.35。此外，从2月7日至11日这5天里，公众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持续上升，依次为5.34、5.35、5.37、5.46、5.62，这表明公众对防控和应对疫情的信心正在上升。

不同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影响着人们对于疫情风险的认知

调查中询问受访者“在最近两周的时间里，你曾经从下面的渠道了解过肺炎疫情的相关信息吗？请在‘没有’‘偶尔’‘经常’中选择一个代表你自己的情况。”统计发现，受访者“经常”使用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依次是：微信、广播或电视台、门户新闻网站、微博或网络社区、政府网站、报刊及其网站、小道消息、海外媒体（详见表1）。将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可以计算出每个信息渠道使用的平均值，其排序与“经常”使用的频率一致。

我们将上述信息来源渠道分为三类：1、2、3为官方渠道；4、5为半官方或网络渠道；6、7、8为非官方渠道。统计发现，人们对三类信息渠道的使用情况能有效预测对疫情的风险认知。具体表现是，在这三类渠道中，非官方渠道使用越多（主要是小道消息起作用），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就越高，而其他渠道使用情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对官方渠道使用越多，对疫情可控性评分就越高，越相信自己和国家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疫情。

人们对于疫情可控性的评价与经济信心呈现正相关

本次调查询问了受访者有关经济信心的10个问题，前5题询问他们相比2019年，如何看待2020年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就业情况、物价水平，以及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和生活质量，后5题询问他们如何看待未来五年这些方面的变化。从选择比率上来看（详见表2），在当前的疫情期间只有28%至39%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国家总体经济形势、就业情况以及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和生活质量会“变好”（包括“稍微变好”“明显变好”），有62%至79%的受访者认为今后五年内这些方面会“变好”。显然，疫情影响了人们对2020年的短期经济信心，但对国家经济以及自己家庭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的信心明显高很多。

将表2中的5个选项分别记为1—5分，然后求出每个题目上的平均值。题目1、2、4、5的合成平均值代表短期经济信心，其中1、2为短期国家经济信心，4、5为短期家庭经济信心；题目6、7、9、10的合成平均值代表长期经济信心，其中6、7为长期国家经济信心，9、10为长期家庭经济信心；此外，题目3、8分别代表短期和长期的物价水平预期。

对这些指标进行统计得到如下结果：人们的长期经济信心（3.85）显著高于短期经济信心（2.98）。长期国家经济信心（3.79）显著高于短期国家经济信心（2.79）；长期家庭经济信心（3.92）显著高于短期家庭经济信心（3.18）。此外，大部分人预期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物价水平都是上升的，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是自然的事情。

短期经济信心的低迷显然与当前的疫情风险有关。统计发现，人们对疫情严重性的评分越高，则短期经济信心越低；而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越高，则短期经济信心越高。然而，长期经济信心并未受到疫情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认知的影响，但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越高，则长期经济信心越高。概括来说，对疫情严重性的认知主要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而不影响长期经济信心；无论对于短期还是长期经济信心，疫情可控性认知或疫情防控效能感都有积极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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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社会心态并予以合理调控的建议

第一，公众知觉到的疫情风险水平在下降，而防控效能感在上升。在本次调查实施的2020年2月7日至11日这5天中，公众对新冠肺炎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在持续下降，而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持续上升。自2020年1月20日全国打响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以来，新增疑似和确诊病例均一直在上升，至2月5日前后除湖北省以外的全国其他地区的新增疑似和确诊病例都开始不断下降，因此，我们在2月7日至11日的调查能够反映出公众对疫情风险认知达到高点后最初下降阶段的特点。

第二，学历越高，对疫情风险水平的评分也越高。粗略而言，本研究表明随着受访者学历升高（从高中及以下学历，到大专和大学本科学历），他们对新冠肺炎感染可能性、疫情严重性的评分也在升高，本科学历者评分最高，而研究生学历者评分有所回落；他们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则正好随着学历升高而降低，学历越高，疫情防控效能感反而越低。这可能与高学历者获取了更多疫情危险性方面的信息，更能认识到疫情的复杂性有关。对此，可关注并采取相关举措调控学历较高者（如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者）的风险认知，重点是增强其防控效能感。

第三，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影响疫情风险认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70%以上的受访者“经常”使用微信与中央及地方的广播或电视台等渠道来获取疫情信息，此外也有通过门户新闻网站等渠道。更重要的是，调查发现“非官方”渠道使用越多，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就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在微信朋友圈这一线上社会网络以及线下人际关系中，更容易传播那些反映疫情风险的信息或负面信息，而人类认知天生存在“负性偏差”，即负面信息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和传播。非官方的小道消息是“双刃剑”，它可能有助于人们对疫情危险产生警觉而重视疫情防护，但也可能引发过度的、不必要的紧张和恐慌。本次调查发现，对于官方信息渠道使用越多，人们对疫情可控性的评分就越高，就越相信自身和政府能有效防范和控制疫情。因此，在疫情防控中，应继续发挥好官方渠道主流媒体的作用。

第四，合理呈现信息以引导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本研究发现一项有趣的结果：受访者对于"你觉得自己感染肺炎的可能性有多高"这个问题的评分是2.95，而对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场所时感染可能性的评分显著更高，分别是4.94、4.93。这可能是因为当受访者设身处地地想象某种场景时，他们更能意识到传染的可能性，而进行"无情景的"、抽象的风险评估时他们对各种场景下（如公共场所、家里等）高低不同的风险程度进行了无意识的综合平均，所以就不认为有那么危险了，或者没有将自己"带入"到某种风险场景中。这一结果的启发意义是：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去公共场所可能面临更高感染风险，因而减少外出；另一方面，在引导公众对感染风险的评估时，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强调"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这些特定的场景信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有更高的感染可能性估计。

第五，疫情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但长期经济信心未受影响。当前短期经济信心的低迷一方面是由于疫情确实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疫情风险的认知会泛化到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上。本研究表明，人们知觉到的疫情严重性虽然有损于其对2020年的经济信心，但他们依然坚信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的趋势。此外，本研究证明，疫情可控性认知，无论对于短期还是长期经济信心，都有积极预测作用，因此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高人们对疫情可控性的信念将有助于提升经济信心。

总之，我们要合理调控人们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既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和疫情传染的风险性，切实做好个人防护工作，也要相信疫情可防可控，坚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万众一心、集体抗疫最终一定能战胜疫情。此外，我们对经济前景应保持充分信心，因为这种信心会自我实现，将通过影响我们的生产、消费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实际经济形势。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杨之旭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公民财经素养指数建构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32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Brewer, N. T., Chapman, G. B., Gibbons, F. X., Gerrard, M., McCaul, K. D., Weinstein, N. D.: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vaccination. Health Psychology, 2007, 26(2), 136-145。

② Kim, H. S., Sherman, D. K., Updegraff, J. A.: Fear of Ebola: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ism on xenophobic threat respon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6, 27(7)，935-944。

责编/常妍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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