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飞 |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的异同

2021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笔谈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与生态现代化的异同

张云飞

张云飞，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别兼任学校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生态文明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入选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项目，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人才项目；入选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学者”项目。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出版《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2001）、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2020）、《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1995）等各类著作47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等国内外杂志发表A Preliminary Study of Ecological Ethics（中文版1986，英文版2021）、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中文版2009，英文版2019）、《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典范》（2020）等各类论文230余篇。获中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获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等奖各1次，获其他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5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研究”（21BKS053）。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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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在欧洲国家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和模式。应该说，这种联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生态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Martin Jänicke)所说，他当初提出该概念时就受到了中国“四个现代化”战略表述的启发。在他看来，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相互借鉴的根本障碍。生态现代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荷兰学者阿瑟·摩尔（Arthur Mol)则认为，生态现代化首先是一种欧洲方案。当将其运用到中国时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在动力、机制、主体诸方面存在着差异。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国家体制、市场动力、社会机制、国际环境等方面也会逐渐具备实施生态现代化的条件。

      200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念，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中，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018年5月，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202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部署生态文明建设时重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由此可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个隶属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框架之下的政策议题和任务要求。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具有目标性和价值性，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操作性和工具性。

      广义上的“生态现代化”理念，主要从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族国家、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之间相融共赢的可能性、现实性。在这些方面，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情况、认知和战略，既不尽相同，也不尽相异。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的作用。过去，人们惯于将现代科技看作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认为，借助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能够更新地球的承载能力，使全球地质圈和生物圈对工业社会进行重新适应，使社会的新陈代谢重新嵌入到自然的新陈代谢当中。当然，如果没有科技本身的绿色转型和变革，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与语境下，科技创新尤其是发展绿色科技被视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对此，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依此，我们需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尤其是要从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自觉以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来指导实践；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发展生态经济、壮大生态产业。

      可见，中国和欧洲国家都正确地看到了科技尤其是绿色科技在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相融共赢中的积极作用，都致力于寻求将科技理性、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相统一的政策可行方案。在这方面，由于客观存在着的发展差距，中国仍需要在学习借鉴欧洲绿色科技发展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推进自身的绿色科技创新。

      第二，关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建立在工业化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由于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典型表现，生态现代化理论把“符合环境规则的市场”作为其重要表征。相应地，各种市场主体都被借助于市场、货币和经济逻辑来促进实现环境改善目标，成为社会生态化变革的行动主体。

      遵循着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总体思路，中国也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比如，在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过程中，中国不仅引入了国际社会倡导的“清洁发展机制”等市场工具手段，还在自主推行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等市场化举措。

      必须看到，尽管二者都采用了市场经济机制或手段，使得中国和欧洲国家可以在生态环保经济领域进行合作，但生态现代化更加强调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做法，把“自然资本”看作是一种市场机会。在它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绿化市场来转型成为生态资本主义，而不必触及或重构西方社会现存的制度框架。但事实上，即便存在着市场机会，生态关切或意识也难以自动地渗透到企业经营与管理之中。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当代中国，更多将“自然资本”等市场化机制视为实现外部问题内部化的一种治理手段，同时特别重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

      第三，关于民族国家的作用。传统民族国家的主要职能被认为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因而统治或管制是其鲜明特色。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认为，在生态环境治理及其绿色变革过程中，民族国家的传统政治体制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产生了更为分权的、自由的、政府和社会合作的治理模式，越来越多的非政府行为主体获得了承担传统行政的、规范的、管理的、合作的以及与政府进行协调的职能的机会。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现代化或治理转向问题。

      可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当代中国也在发生着市场、政府、社会职能的分化。但借助于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更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尤其是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作用。相应地，新时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从管理转向了治理，而治理更加突出法治的作用。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之中。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法律框架保障。

      尽管有着或强或弱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质上遵循或尊崇的仍是资本主义政治道路，只是在致力于实现资本主义的有限“绿化”而已。与生态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主张不同，新时代中国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因而，在发挥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作用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第四，关于社会运动的作用。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施与完成的，因而较为重视社会运动的作用。1968年之后，许多参与“五月风暴”的社会团体及其成员都投入到了环境运动中。因此，欧美国家最初对环境社会运动采取的是限制性立场。但如今，在涉及生态环境议题时，环境非政府组织已经深度参与到各种类型政策的决策与贯彻落实之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看法是，环境抗争或社会动员是一种新社会运动，超越了传统的阶级政治。

      在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国更加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事业，并致力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注重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这就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适宜的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

      总之，在环境治理当中，与欧洲国家的“多元”治理模式不同，新时代的中国初步形成了“一元多体”治理模式，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前提下，实施多方共治。

      第五，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欧洲国家的传统现代化理念或模式将环境考量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并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造成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提出，应自觉追求环境考量和经济利益的统一，并把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代际团结和代际正义作为核心原则。但事实上，这种表层化的追求或努力不得不面临着各种结构性的制约与羁绊。

      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根本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是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要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将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统一起来，如此一来，就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所奉行的是一种“浅绿”意识形态，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践行的则是一种“红绿”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当代中国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引领下的创新实践。很显然，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具有重要的普遍性意义。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国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欧洲国家的生态现代化，都追求生态化和现代化的相融共赢，因而二者在技术路线或手段上可以互相借鉴。但是，前者所依托或趋向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未来愿景，而后者则是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因而，我们绝不能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简化为欧洲国家生态现代化的中国版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表征或进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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