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平，高翔｜家长教养方式影响孩子课外补习吗？

2021年第5期

家长教养方式影响孩子课外补习吗？

薛海平，高翔

薛海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经济学学会和中国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理事。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其他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成果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奖二等奖1项。入选北京市第七届优秀青年、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计划、北京市青年学者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高翔，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政策、教育经济与管理。

摘要:使用中国教育追踪（CEPS）数据，探讨家长教养方式对子女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子女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存在差异；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子女参与学术类补习和兴趣类补习的可能性也存在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了专制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的影响；家长教养方式对学术类补习和兴趣类补习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之间存在异质性。建议家庭、学校、政府三方关注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孩子。

关键词：教养方式；课外补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71774112）。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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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500字

一、引言

随着教育竞争的加剧，家庭为了促进孩子成功也做出了相应的养育战略调整：一批“虎妈”“虎爸”开始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去。耶鲁大学法学院美籍华裔教授蔡美儿在她的畅销书《虎妈战歌》描述了自己对两个女儿学习和生活的干预，既参与了她们的学校教育活动，又积极帮助她们寻求课外补习，为其获得学校教育的成功赋能。有研究者认为蔡美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是专制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典范。蔡美儿是现有教育竞争愈发激烈下众多家长的缩影，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家长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和专制型教养方式，既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活动，也踊跃带领孩子参加课外补习，希望增强孩子的教育竞争力维持自身的阶层优势。当前，课外补习风靡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参与课外补习规模和支出存在明显分化，这种分化折射出不同阶层家庭家长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的差异。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认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并提出应“全面压减作业总量，降低考试压力”“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依法规范教学培训秩序”。在此背景下探讨家长教养方式对孩子课外补习影响十分必要。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但很少有学者探讨家长教养方式对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养方式与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关系有助于从家庭教育的视角理解当前课外补习热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为当前我国治理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补习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家长教养方式的界定与分类

家长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化和抚育孩子时所体现出来的教育观念、对待子女的态度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一切言行举止。发展心理学家鲍姆林德较早提出了教养方式的三种理想类型：权威型、专制型和宽容型。迈克比和马丁（1983） 认为，鲍姆林德提出的三种教养方式包含亲子互动的两个维度：回应与要求。这两个教养维度交叉分类可以得到教养方式的四种理想类型：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和忽视型。权威型家长既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又会坚持以既定的标准要求和管教孩子。专制型家长缺乏与子女的沟通。当子女违背家长的要求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惩罚或强迫的方式要求子女服从自己，而不是像权威型家长那样进行沟通和解释。与权威型家长给予孩子充分的自主性或独立性不同，专制型家长会限制孩子的自主性。宽容型家长与子女之间存在语言沟通，他们并不要求孩子服从某种既定的规则，更强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调节。忽视型家长更关注自己的需要，对子女既没有严格的要求，又缺乏积极的回应和沟通。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养方式和课外补习的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家长的教养方式也会有差异。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分析PISA数据发现，父母学历不同，采用的教养方式不同，其中不参与型父母和专断型父母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放任型和权威型父母。达娜·萨斯金德在《父母的语言》展示了她们团队的研究，通过连续三年跟踪研究42个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的家庭，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和孩子的对话、回应有所不同，脑力劳动家庭的孩子和接受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三年累计听到单词之间的差距是3000万个单词。不同家庭地位家长的教养方式导致了亲子间互动回应的不同。也有研究认为教养理念不存在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差异。

安妮特·拉鲁在其代表作《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比较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教养风格。中产阶级家长更注重孩子的课余生活，和学校、课外活动机构一起“协作培养”孩子的“天赋、思想和技能”。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的家长倾向于要求服从和不管不问的育儿方式，拉鲁称其为“成就自然成长”。国内学者高雪莲运用质的研究方法，深入城市儿童和乡村流动儿童课余生活活动现场，城市家中注重家庭熏陶、学校制度化教育和课外补习机构的“三位一体”协作培养，而农民工家长则采取“散养”的文化逻辑方式让孩子自然成长。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选择影响了孩子的课外补习参与。可见，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国内已有文献中关于家长教养方式和孩子学习参与的文献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长教养方式的关系；另一类是家长教养方式对孩子学业成绩、非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几乎没有文献探讨家长教养方式和课外补习参与的关系。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CEPS）2015年数据，探讨家长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养方式和课外补习参与之间的关系，从家庭教养方式的视角揭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生课外补习机会获得的具体过程。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当前家长热衷于让孩子参加课外补习的背后逻辑，为治理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补习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启示。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数据（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CEPS）。此数据为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公开的最新数据，也是适宜本研究的国内最新数据。

家长教养方式的维度划分依据迈克比和马丁的“回应”和“要求”维度。“回应”是指家长通过支持和满足孩子特定的需要来培养其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要求”是指家长通过监督和管教使孩子满足家长和整个家庭的需要，培养其服从能力。也有学者用“沟通”来测量“回应”维度。本文把“回应”维度限定在亲子间相关问题的讨论。“回应”维度由家长和孩子的沟通程度构成，包括“讨论学校”“讨论教师”“讨论同学”“讨论心事”，通过简单相加，合成为一个变量，并以均值为界，划分为“回应度高”和“回应度低”的二分变量。“要求”维度选取了“父母对孩子考试、作业要求严不严格”，以均值为界，划分为“严格”“不严格”的二分变量。借鉴迈克比和马丁的维度划分，结合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5的变量，划分为专制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

该数据中本研究统计分析采用的变量说明见表2。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这一变量由父母学历程度、父母职业等级和家庭经济条件组成，将这三个变量做因子分析，然后对数值三等分，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值。

已有文献表明，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下，家长的教养方式有差异，而不同的家长教养方式会影响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生活的参与。参与程度比较高的家长，往往对孩子的关注度高，也更有可能根据孩子的情况安排课外补习。参与度比较高的家庭采用的教养方式往往是专制型教养方式和权威型教养方式。换言之，专制型、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有可能参与补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家长教养方式不同，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存在差异。相对于忽视型教养方式，采用专制型、权威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孩子，其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

研究假设2：家长教养方式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如果采取专制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

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养方式和课外补习参与的描述统计分析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下的家长教养方式差异如表3所示。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忽视型教养方式占比最高，高达48.2%。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忽视型教养方式和专制型教养方式，占比最高，分别为38%和27.4%。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权威型教养方式占比最高，为30%。且结果通过了皮尔逊卡方检验，可见不同地位的家庭中，教养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

不同教养方式培养下的孩子，成绩也有不一样的表现，如表4所示。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培养下的孩子，成绩在中等的孩子最多，其次为中上和中下。权威型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培养下的孩子，成绩在中上的最多，其次为中等和中下。其结果也通过了皮尔逊卡方检验。

不同家长教养方式下，初中生参与课外补习也有一定差异，如表5所示。专制型教养方式中参与课外补习的人数占到总数的36.7%，权威性教养方式参与课外补习人数占到总数的45.8%，宽容型和忽视型的参与人数分别占总数的38.8%和25.0%。可见忽视型教养方式下，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比率是所有教养方式中最低的。这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特点有关系，家长更多的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自己身上，而非孩子身上，所以在对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积极程度上比较低。

五、家长教养方式对初中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

多层线性模型适宜进行不同层次分析时，能够充分利用各层信息，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因素在各相关层面进行分解，估计因此更准确，解释更合理。多层线性模型是针对传统统计技术在处理多层结构数据所存在的局限，以及可能产生的对分析结果的曲解而提出的，它适宜对广泛存在的多层嵌套性数据进行恰当的、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在家长教养方式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分析中引入多层线性模型，原因是中国教育追踪数据（CEPS）中学生样本嵌套于不同学校之中，且不同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同，师生比也有差异。对于这种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采用两层线性模型(HLM2)，可以考查学生层面变量和学校层面变量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

在模型建构之初，首先对零模型进行估计，来说明因变量的总方差可以被组间差异解释的百分比及其显著性。继而，构建两层线性模型。（HLM2）

其中，因变量Tutor代表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自变量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个体水平变量，包括学生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教育期望、学生成绩、各类教养方式，第二层是学校水平变量，包括学校质量和师生比。

一

零模型分析

零模型是指在个体水平和省级水平都没有预测变量的模型，主要用于观察因变量在学校水平上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对学生过去12个月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做了零模型分析，结果见表6。

从零模型可以看出，以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为因变量，P＜0.01，也就是说第二层的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异有显著影响。由表3可知，组间方差为0.049，组内方差为0.173，进一步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0.221。ICC是检验因变量在不同群组之间是否有差异，根据Cohen的界定小于0.059表示低度组内相关，0.059-0.138为中度组内相关，大于0.138为高度组内相关。1，0.221为高度组内相关。本研究数据属于高度组内相关，因而不可忽略组内差异。这代表着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中来自学校层面的差异所造成的变异程度为0.049，大概占方差的22.1%。一方面第二层的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异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根据ICC（跨级相关系数）的估计结果，因变量存在明显的组间差异，必须考虑到组间差异的特性，因而适宜采用两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二

家长教养方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两层线性模型分析

家长教养方式对初中生课外补习参与的两层线性模型结果见表7。模型1和模型2分析了初中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1是基准模型，估计控制变量对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一般而言，系数为正，事件发生的概率将增加；系数为负，事件发生的概率将降低。数据显示，性别、教育期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女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男生，家长教育期望越高，学生参与补习的可能性越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好，参与补习的可能性越大。学校质量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即学校质量越高，初中学生越有可能参与补习。

模型2、3、4分别以忽视型、专制型、权威性为参照，探讨其他家长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模型2、3、4在基准模型中添加了家长教养方式，加入后对数似然值由8 703.024降到8 631.263，AIC和BIC的数值也同样有所下降，说明这一变量的加入有统计学意义，使模型拟合的更好。数据显示，模型2中专制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即相对于放任型教养方式而言，家长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的家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显著为正。这和日常生活情况比较相符，忽视型家长更关注自己的需要，对子女既没有严格的要求，又缺乏积极的回应和沟通，这种低参与、低关注、低要求的教养方式下，对于孩子参与课外补习是比较随意的态度。而相对于忽视型教养方式，宽容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一般都和孩子有频繁的沟通和较为积极的回应，专制型教养方式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这些教养方式更关注孩子的需求和各类活动的参与，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率更高。

由模型3可知，相对于专制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参与呈正向显著影响，而宽容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参与呈负向显著影响。由模型4可知，相对于权威性教养方式而言，其他三类教养方式都对课外补习参与呈显著负向影响。也就说，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孩子，最有可能参与课外补习，然后依次为专制型、宽容型和忽视型。

家长教养方式对初中生学术类补习参与的两层线性模型结果见表8。模型1、2、3分别是以忽视型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和权威性教养方式为基准的模型。由模型1可知，以忽视型教养方式为参照，其他三类教养方式都对孩子参与学术类补习呈正向显著影响。模型2表明，相对于专制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有可能参与学术类补习，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有可能不参与学术类补习，而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对孩子参与学术类补习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模型3表明，相对于权威型教养方式，其他三类教养方式对学术类补习的影响均为显著负向影响。也就说，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最有可能参与学术类补习，其次为专制型和宽容型，最后是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

家长教养方式对初中生兴趣类补习参与的两层线性模型结果见表9。模型1、2、3分别是以忽视型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和权威性教养方式为基准的模型。由模型1可知，以忽视型教养方式为参照，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对兴趣类补习呈显著正向影响。模型2表明，相对于专制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和宽容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有可能参与学术类补习，而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对孩子参与兴趣类补习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模型3表明，相对于权威型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对孩子参与兴趣类补习呈显著负向影响，而权威性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对孩子参与兴趣类补习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换言之，权威型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有可能参与兴趣类补习，而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参与兴趣类补习的可能性更低。

三

家长教养方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家长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影响时是否存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成绩的异质性，本文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教养方式、成绩和教养方式做交互，如表10所示。由模型1可知，以忽视型为基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专制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的交互系数分别在0.05和0.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专制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有异质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强化了专制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高社会经济地位且为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家庭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家庭参与补习的可能性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同样的，宽容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有异质性。所以，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在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良好学历、优质职业的加持下，更有可能帮助孩子选择课外补习。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强化了专制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的正向影响。

由模型2可知，以专制型教养方式为基准，忽视型教养方式削弱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正向影响。由模型3可以看出，相对于权威型教养方式而言，其他三类教养方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课外补习中没有显著差异。

家长教养方式对学生学术类补习参与的异质性分析如表11所示。由表11可知，以忽视型为基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专制型教养方式的交互系数分别在0.1的水平上显著。相对于忽视型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强化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术类补习参与的正向影响。越是专制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孩子，如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更有可能参与学术类补习。而相对于权威型教养方式而言，其他三类教养方式对学术类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没有异质性。

家长教养方式对学生兴趣类补习参与的异质性分析如表12所示。由表12的模型1可知，以忽视型为基准，权威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系数分别在0.1和0.0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而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系数在0.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由模型2可知，相对于专制型教养方式而言，其他三类教养方式均强化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兴趣类补习的正向影响。即家庭社会经济越高，权威型、宽容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越有可能参与兴趣类补习。由模型3可知，相对于权威型教养方式而言，专制型教养方式削弱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兴趣类补习的正向影响，忽视型教养方式也削弱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兴趣类补习的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家长教养方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存在差异。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最有可能参与课外补习，然后依次为专制型、宽容型和忽视型。
    相对于忽视型教养方式，采用专制型、权威型、宽容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孩子，其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专制型教养方式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而宽容型教养方式和孩子的沟通、回应较为及时。严格要求和及时回应，都使得专制型、权威型、宽容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比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更关注孩子学习情况，更多地让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由此可知，不同的家长教养方式导致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存在差异。
    2.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参与学术类补习和兴趣类补习的可能性存在差异：专制型教养方式更注重成绩和分数，主要以应试教育为导向，而宽容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更注重兴趣和特长，主要以素质教育为导向，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成绩和兴趣“两手抓”。
    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最有可能参与学术类补习，其次为专制型和宽容型，最后是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权威型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有可能参与兴趣类补习，而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参与兴趣类补习的可能性更低。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所以参与学术类补习的兴致很高，而宽容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对兴趣和素养关注度高，其孩子参与兴趣类补习的可能性更高。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了专制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的影响。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宽容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在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良好学历、优质职业的加持下，更有可能帮助孩子选择课外补习。
    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在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时，更有可能参与课外补习。宽容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有异质性，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强化了专制型教养方式对课外补习的正向影响。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更倾向于严格要求孩子，并且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安排，当然他们也关注孩子的成长。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那么在以家长意见为主就可以决定补习时，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比其他类型孩子更有可能参与补习。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采用宽容型教养方式，那么更有可能对孩子参与补习“更加宽容”，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小。
    4.家长教养方式对学术类补习和兴趣类补习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之间存在异质性。专制型教养方式强化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术类课外补习参与的正向影响；权威型教养方式、宽容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均强化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兴趣类课外补习的正向影响。
    相对于忽视型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强化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术类补习参与的正向影响。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的孩子，如果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更有可能参与学术类补习。相对于权威型教养方式而言，其他三类教养方式对学术类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没有异质性。
    相对于专制型教养方式而言，其他三类教养方式均强化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兴趣类课外补习的正向影响，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权威型、宽容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有可能参与兴趣类补习。

二

研究结论讨论

经济学家奥拉乔·阿塔纳西奥（Orazio Attanasio）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父母没有为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当然，这种低估源于他们的教养认知和教养方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认知不同，教养孩子的行为方式也有所差异。比如，专制型教养方式中的家长，话语权比较大，且收入较高时，就更容易让孩子参与课外补习。而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既结合自身经验帮助孩子又尊重孩子选择，所以权威型教养方式下成绩较好的孩子参与补习可能性低。有研究者探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发现，内生性家庭资源因其较少受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的干预，它们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将是持久而稳定地增长的,而家长的教养方式是内生性家庭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比较显示，收入差距较小、阶层地位差异不太突出的社会（比如北欧国家），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而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又有利于社会公平；反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教育机会分配更加不均衡。由于这些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人们的地位差异凸显，人们会有很强烈的地位焦虑，形成了 “中产阶级的焦虑”：觉得我本人或者我的孩子都不能落到社会底层上去，我得让我的孩子永远往上走，起码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或者进一步加入精英层。在这样的中产阶级集体焦虑下，教育内卷化愈加严重，很多家长在这种情景下会通过“鸡娃”的方式来让孩子认真读书、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所以当课外补习能增强教育竞争力时，专制型、权威型和宽容型的家长都更倾向于通过课外补习的方式去“鸡娃”。

研究结论中我国情境下的家庭社会地位、家长教养方式和课外补习参与的结果补充了布尔迪厄在法国的研究。布尔迪厄在《再生产》中描述了法国的中产阶级家长文化资本更加雄厚，家庭教养行为和语言表达（如使用拉丁文）和学校教育更贴近，所以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的教育竞争赋予了更多优势。由于时代的限制，布尔迪厄的研究仅限于惯习、家长教养方式和学校教育，而没有提及家长教养方式和课外补习的关系。本研究探讨了家长教养方式和课外补习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结果支持李佳丽研究中“家庭教养方式存在阶层差异”的结论，拓宽了黄超、叶平枝家长参与对学生发展的探讨。

三

政策建议

家长教养方式的差异，使孩子参与课外补习的机会产生了分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且家长教养方式为专制型的孩子迫于成绩压力更多地参与学术类课外补习；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少参与课外补习。基于上述结论，为促进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获得较为平等的教育机会，促使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本研究从学校教育管理、家庭教育、政府责任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对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加强关爱，帮助其疏导心理压力；教师对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加强关注，在学业上给予帮扶。
    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受到来自家长权威的压力，同时又被家长安排更多的课外补习。尤其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家长受教育程度较高且经济条件宽裕，更容易给孩子选择课外补习。在这种高压情境下，孩子容易心理压力过大。学校教育中教师应该更关注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帮助其疏导心理压力。
    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多数来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且父母的教育能力有限，在学校中教师应该更关注此类孩子，在学业上予以帮扶，以弥补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的父母关注缺失。
    第二，在家庭教育中，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应提升自身教育能力，专制型教养方式家长应全面关注孩子成长，忽视型教养方式家长应提升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由研究结论可知，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更重视孩子的应试成绩，缺乏对孩子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的关注。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往往缺乏参与孩子成长的意识和参与孩子学习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养育观念，可以通过家庭教育专栏、家庭教育电视节目、专家直播等方式进行引导。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家长会、社区亲子活动等方式，培养这两类家长的家庭教育参与能力。
    第三，政府加强学科类课外补习的监管，避免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被“多重抑制”，同时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为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提供免费作业辅导、兴趣班等课后延时服务，为其提升成绩、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赋能。
    采用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家庭多数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被父母忽视、难以获得课外补习机会使得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受到了“三重抑制”，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因此在教育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面临较高的学业失败危险。面对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的“无奈”，政府在校外可以加强学科类课外补习的监管，避免学科类补习成为孩子的成绩加速器；在校内强化学校管理，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优先保障社会经济地位低家庭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亟须服务群体，为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提供作业辅导、体育、艺术、科普活动、社团及兴趣小组等延时服务，以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孩子赋能，为其缩小与其他孩子成绩差距提供帮助，促进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平等。

（责任编辑：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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