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好青年》：今年华沙国际电影节上的另一种中国式青春
导演：刘放
编剧：刘放
演员：马鹏 陶慧 韦波
类型：剧情制片国家/地区：中国
语言：中文普通话
文 | 朱马查（巴黎）
编 | 佳含（北京）
《三线好青年》入围了今年华沙国际电影节专为处女作或第二部影片设置的“1-2竞赛单元”，并在意大利卡尔皮刚刚结束的瑞吉欧亚洲电影节中收获了最佳电影奖。
在互联网上，关于刘放导演的这部处女作甚至关于导演本身的信息都少之又少，而这种悄无声息可能也是在呼应着影片从细致的人物书写中流露出的那份踏实与真挚。当然，在这部影片里也并非不能看到导演对于故事格局的野心，主人公刘小波在外打工回到三线城市家乡，带出了几位好友的命运交织，再将中国的社会当代问题或多或少地见缝插针表现了一遍，雾霾、征地、拆迁、官僚主义、炸山开采、黑煤窑、城管、警察……在这样的广撒网中，影片难免落入一种温吞与松散宽泛中，好在导演没有机械割裂地演示一个社会问题检验过程，而是用六位青年活生生的经历维系着影片的情感内核与时代气息。
刘放导演在华沙电影节
大城市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的迷梦，身后是被征收而早无法接近的祖先的土地，“三线”是夹在两者之中过渡而永无止境的无主之地，是好青年们疲累将息之处，却依然不是他们心之所属。“三线”本来就不是与大都市对应的鹿港小镇，这里没有霓虹灯，却也没有爹娘淳朴的笑容，梦中姑娘的倒是还有一卷长发，却也很快嫁作他人妇。“禁止入内”的铁门高立，最终任谁都没能得见其后，不知道祖先的土地究竟还在不在，究竟值不值得费尽周章重回其上。而镜头反复从门内未知的这一端望出去，看着门外茫然失措的这些青年，仿佛时代高傲而满是讽刺的嘲弄。片中构建的这样三个空间，只有一个被具象地呈现，其他两个虚化在了不同人物的想望与追忆里，空间的在场与不在场使得叙事得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层次。
《三线好青年》剧照
因为被“禁止入内”拒之门外，在一次翻墙而入的失败尝试后，刘小波被门内出来的两个保安伴随着忧伤的弦乐狠揍了一顿，有意或无意，这个似乎是“悲情英雄”的形象在不在场的乡愁面前也显得荒谬而滑稽起来。而之后他受到朋友看AV的匆忙掩饰之举的启发，决定要挖出一条地道通向门的另一边，就几乎是一种浪漫化的唐吉坷德绝望之举了。他们从地道里出来，也依然不是自己想回去的村庄。立在两者之间的被麦田围绕的土屋在此呼应了“三线”尴尬的地理与心理地位，而导演自己也将这些读着卡夫卡、挖地道、卖红薯的三线好青年称作“困在城堡里的一只甲虫”。
《三线好青年》剧照
影片的另一个维度中，时间的延续也不断地被强调着。刘小波和他爷爷在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博物馆里，被无数石像环绕着交谈，爷爷拓着一块墓志铭。这幅画面里的“不朽”与“传世”似乎都是离青年十分遥远的东西，但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通过替代父亲替代祖辈，从事相同的事业怀着相同的失意，他们也迈进了世代几乎相同的命运，无论是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的。
这一面当然是根基延续的意义，就好像他守着祖上的地不同意征收是一样的，又如同他挂在墙上的族谱，这样的延续密密麻麻，渊源绵长。另一面则是在这些重复中丧失了早年的执着，但说到底，最初执着的梦想究竟是什么，他可能也迷茫。这几个青年回当年的学校去，进入从前的教室，看见黑板上小学生们写下的“我的理想”就颇为讽刺地有着“房奴”、“AV导演”、“鸡婆”等等字眼，到最后理想也就只剩下了“富二代”。
片中刘小波的爷爷
面对地域空间和时间这样庞大的概念，倘若说这部影片并没有落入某些俗套与空泛的大道理，可能就要归功于影片对生活本身确实抱有一定理解。在大多数满载意识形态的电影人物都以时代的麻木不仁为借口僵硬冰冷时，《三线好青年》用六个青年的感情填补着庞杂的主题中的空旷，没有过分的爱恨情仇，有其必要的冲突对立，虽然某些段落的表演和台词设置显得生涩，但也有一些显得私人而亲切。
电影开场不久，刘小波在小旅馆遇见那位久别经年的朋友，在镜中的虚影里挥手，她却掉头落荒而逃。到电影结尾的理发店里，大病初愈的她也在镜中还以一次挥手，让他整场木讷着的脸也挂上了一些笑意。因为总是出现在镜中，这样的情谊可能在生活面前显得更为虚幻与脆弱，可这也许已经是导演给自己也好，给这些青年也好，一次温柔的回望与致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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