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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喻晓：上学记

原创 2016-04-23 喻晓土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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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

文 | 喻晓

　　除了拥有一头牛以外，我童年的另一个梦想是上学读书，最好是能够读到小学毕业。

　　那时的农村，读书不易，学校少，教师少，文盲遍地皆是。人人知道，读书好，但能不能读得起书，是与家庭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农村普遍贫穷，孩子能读到小学毕业的不多，小学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

　　1946年的秋天，我5岁半的时候，准备发蒙读书。学费要一斗谷。现在看来，一斗谷，值不了什么钱。可是在当时，对一个农户来说，一斗谷还是要当一回事的。

　　我制定了一个筹措学费的计划。我把计划说给父母听，他们喜笑颜开，都很赞成。我的计划是，开学前，利用收割稻子的机会，去捡“禾线子”，也就是捡稻穗。我把一斗谷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我决定每天跟在打稻子的扮桶后面捡稻穗。

　　收割季节，扮禾是件大事，也是件劳累的事。跟在扮桶后面捡稻穗也不轻松，因为我们那里是水田，稻田未干，还有很深的稀泥巴，我一个5岁的孩子，必须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巴田里走，半天下来，浑身就像个泥猴似的。

　　我们那里有“散禾花”的传统，就是每到收工之前，主人会留下一些“田尾巴”，让扮禾的农工自己去收割，“田尾巴”里的稻子归他们所有。这算奖励，类似于“小费”。“今年散个双，明年扮得一仓；今年散个单，明年扮得一餐；今年不得散，明年不用扮。”这是留在扮禾农工嘴上的口头禅，是唱给主人听的谶语，希望主人为了讨个来年的吉利，不要吝惜，多散点禾花。我当然不能享受“散禾花”的待遇，但扮禾的农工叔叔知道我要攒学费，就故意把一些边角的地方割得不干净，留下一星半点的稻穗，让我多捡一些。

　　一天又一天，常常天黑才回家。半个月下来，我捡的稻穗，晒干风净，居然够了一斗谷。

　　我有了一斗谷，我有了上学的学费，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开始！

　　母亲为了奖励我，特意给我煮了一个荷包鸡蛋。

　　开学那天，正是下雨，路上泥滑，我和湾里另一个孩子，由我父亲用箩筐挑着进了学堂。

　　在学堂里，跟着老师念“人、手、足、刀、尺”，读“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然后用毛笔填红模子里的字。读书的感觉真好。

　　语文课本的第一页是“国父遗像”，一张孙中山的照片，第二页是“蒋主席像”，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至今记得很清楚。回过头来看，颇有点政治教育的味道。

　　学生的行装很简陋，一个破布袋里装两本书，一枝笔，一个墨盒。

　　学校的条件很差，土砖上支一块木板就算桌子，屁股就坐在砖头上。全部使用毛笔，有些淘气的学生，两节课下来，手上必定是黑的，甚至脸上也像黑花猫似的。孩子们没见过世面，并没有对这种学习条件有什么不满，以为天下的学校都是这样，一样安心学习。

　　那时学校里普遍存在体罚，“不打不成材”，好像体罚天经地义。每天上课，第一件事是学生上前领取昨天老师批改过的作业本子。老师手执教鞭，等待学生上来，老师翻开作业本，错一道题，就往学生手掌上打一竹鞭，有的学生错的题多了，手掌都有被打肿的；如果有学生打架闹事，学校最严厉的处罚是让学生跪在地上的碎瓷上，结果必然是鲜血淋漓。

　　所幸，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

　　学会了认字，心灵的窗户就亮多了，也大多了。认的字多了，就学会了读闲书。那时没有课外作业，所有的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做好的，做完就交给了老师。因此放学回家，就有时间做家务，看闲书。从湾里粗通文墨的人手里，可以借来《封神演义》、《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以至后来的《三国演义》、《红楼梦》，于是我在放牛的时候，就常常躺在野山坡上看书，看得如醉如痴。每章开篇的那些绕口的诗不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看，囫囵吞枣，但大概的意思是看懂了的。我许多时候，躺在床上，白天借着屋顶亮瓦的天光看书，夜晚就着菜油灯的微光看书。听过古人借萤光读书的故事，我也曾捉了许多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夜里一试，还是不灵，光线太微弱。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不知道我读的是闲书，对我各种的读书方式从不反对，从不干涉，她还在别人面前一个劲地夸我，说她儿子读书是如何如何用功。

　　我小学的成绩很不错，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正在我踌躇满志，准备完成小学学业的时候，1950年土改开始，我父亲受当时篡夺了村政权的坏分子的打击，被抓进了湘乡县监狱。我也被迫辍学。爷爷带着我连夜到娄底区公所申诉、告状。我至今还记得半夜路过松树山，听到夜猫子叫，浑身毛骨悚然的情景。虽然不久案子翻过来了，坏人被判了徒刑，念过两年私塾的父亲在乡政府参加了工作，但我辍学半年已成事实。这是我人生途中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后来我复学了，读到了小学毕业，实现了我的梦想。当时整个中国农村的文化水平都不高。高小毕业的徐建春回农村，就成了全国知识青年回乡的典型。后来提高了，邢燕子是初中，董加耕是高中，不像现在就是个博士回农村也算不得什么新闻了。不读书了，就种田，司空见惯，顺理成章。本来最初的打算就只是开光点眼，识得一箩筐字就算了。父亲在乡政府当秘书，家里弟弟妹妹一大串，需要劳动力，也没有余钱读书。于是，田里土里，我成了母亲得力的帮手。

　　没想到事情居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

　　一次，小学校的刘老师到我们湾里去招生，遇见了我父亲，询问起我的情况，父亲说，家里人口多，经济困难，儿子现在在家里劳动。刘老师说，你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应该想办法让孩子继续上中学。父亲犹豫不定，但最后还是被老师说得心动了，就嘴上答应：去试试吧，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算了。就在我停学两年后的1955年的春天，我考上了涟源二中。“范进中举”，我成了我家祖祖辈辈第一名中学生！涟源二中，它的前身是春元中学，这所田园学府，创立于清末的1907年，是闻名遐迩的湘中名校，湾里的喻江楼、喻知非和喻穆威，都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后来一个当了医生，一个当了干部，一个当了教师，全是乡里百姓羡慕的职业。他们都是殷实人家的子弟，是解放前上的学。我能在这样一所学校读书，当然是不胜荣幸。我的农村户口立马变成了城市户口，我成了吃商品粮，将来有望进入仕途的“候补干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学毕业生都能分配工作）。

　　二中的校舍在乡村，远离城市，一派田园风光，环境十分幽静。玉兰树下，荷花池边，我认真地读了许多书。读书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令人尊敬的老师和前辈。我邂逅了行吟泽畔，怀抱辉煌《离骚》，“九死而无悔”的三闾大夫，交际了仗剑云游、狂放高傲、诗名传流千古的太白先生，瞻仰了儒、释、道皆通，诗、词、文俱美，胸怀旷达，奇情壮采的东坡居士，还认识了国内外现当代的一大批文学名家。我的心胸阔了，目光远了。读书、品书成了我的习惯，成了我快乐的源泉。书成了我走向新的生活的路条。

　　也许，这就是命运。假如小学老师不到我们湾里去，假如即使去了也没碰到我父亲，假如即使碰到了我父亲，他也不答应我去考试——这一联串的“假如”都是可能的——那么，我和书的缘分就没有了，我的一切又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我能当一个生产队长，或者会计一类的角色，也许什么都不是，也许我会养一大堆的孩子，累得腰弯背驼，过着乡里许多同辈过的那种庸常的日子。我考上了中学，超越了一个牧童原来小学毕业的梦想。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农村的孩子，谁不想跳出“农门”？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虽然不是所有的农村孩子都喜欢读书，但所有的农村孩子，都拥有这种希望和权利。当时要想离开农村有两条路，一是读书，一是参军。靠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很多。那时即使家里很穷，由于学费极低，有助学金，只要学习成绩好，一般都能完成学业。我们的各行各业，有多少有用人才甚至顶尖人才是来自农村啊！人文之苑，艺术之林，多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出自蓬蒿柴门啊！农村是国家人才的资源库。如果没有农村在人才方面源源不断的“输血”，我们的国家会多么苍白！现在，一个真正种田的农村家庭，即使父母再努力，要供养起一个孩子大学毕业谈何容易！许多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即使学习努力，成绩非常优秀，因为缴不起繁重的学费，也只好望校止步，望校兴叹，不得不弃学打工。这无疑是极不公平的，是对在贫困中苦读的农村学子基本权利的剥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许多优秀的人才被埋没！不管以什么名目，打着什么旗号，任何漠视广大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上中学上大学的权利，让农村孩子感到抱怨、沮丧、失望的行为和做法，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也都是错误的。我是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有我这种经历的人，理所当然会为农村的孩子鸣不平。

　　我小学的刘老师和我的父亲都已谢世多年了。由于他们的原因，我得以继续升学，而后上军校，而后开辟了自己的事业。我庆幸自己的机遇，每念及此，我就向他们的英灵三鞠躬。

本文选自《翻阅美丽与忧伤(一个村庄的沧桑传奇)》（2013年12月线装书局出版）。该书是一部关于人与土地、人与家园的书，是作者“献给故乡的一张名片”。作者用散文的方式、抒情的笔触、优美的文字，描写了一个村庄百年的历史，描写了故乡的山川风物，记叙了许多有着不同行为、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人物。他们的沧桑传奇、悲欢离合、祸福与得失、美丽与忧伤，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痕迹，为认识社会、观察人生世相、了解前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一个文本和一面镜子。读后，或愉悦，或沉重，或感叹，都是对昨天一次深情地回望，对历史和先人一份真诚的敬意。

作者：喻晓，湖南娄底人，1941年1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诗人、散文家。出版有十余部诗歌和散文集。欢迎关注喻晓作品微信公号“喻言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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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