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拒绝阿联酋图书奖：哲学家的良知表现，还是西方世界的傲慢？
5月2日，德国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拒绝了他本已决定接受的谢赫·扎耶德图书奖（Sheikh Zayed Book Award），该奖项组委会在早先将2021年的“年度文化人物”这一最重磅奖项授予了他。拒绝此奖后，哈贝马斯解释称，在接受此奖项时他“没有考虑清楚该奖项和阿联酋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该奖项的主办方随即在官方网站上回应称，尊重哈贝马斯的这一决定，并表示遗憾。
谢赫·扎耶德图书奖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文化与旅游部门所主管的一个文化奖项，以表彰“丰富了阿拉伯的知识、文化、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写作者、知识分子与出版商”。而在官网的介绍中，该奖项被称为“阿拉伯世界最负盛誉且拥有最高额奖金的奖项之一”，该奖项的获奖者将得到22.5万欧元的奖金。
在4月22日主办方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哈贝马斯获得了“年度文化人物”，这一单项奖位列谢赫·扎耶德图书奖诸多奖项中的最高序列。此外，该奖项还设有青年作家奖、翻译奖、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和出版与技术奖等奖项。而“年度文化人物”的获奖者并不都是文化人物，摩洛哥外交部长、现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ha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等显贵，都曾出现在获奖名单上。
哈贝马斯拒领奖项的态度遭到了德国多家媒体的攻击，无论是此前的接受还是近来的拒绝，都引发了多维度的讨论。在很多人看来，哈贝马斯拒绝该奖项是一次拒绝和不正义合谋的“反向取消文化”；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此举正是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世界的打压，甚至取消了阿拉伯人阅读哈贝马斯著作的资格。
▌“接受奖项是个错误的决定”
被德国《明镜周刊》连续追讨数日后，哈贝马斯终于决定退回该奖项，并表示自己曾经决定接受这一奖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此前他没有思考清楚该奖项和阿布扎比人权状况之间的关联。在声明中，哈贝马斯称：“我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奖项与阿布扎比现有的政治体系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一直以来，阿联酋都因打击反对、限制言论自由、世袭制等问题遭到西方世界的攻击。
在收到哈贝马斯最终拒绝领奖的消息后，谢赫·扎耶德图书奖组委会在表示遗憾的同时，也重申了该奖项的宗旨和愿景，称“该奖项体现了宽容、知识和创造力的价值，并致力于在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桥梁，并将继续履行这一使命”。
谢赫·扎耶德图书奖的官方网站页面
谢赫·扎耶德图书奖自称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倡议”，由诗人和学者组成的高级委员会挑选出版界的匿名评委决定每年最终的奖项归属。而据它的官网介绍，该奖项是由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当局“管理”的，但没有说明哪些阿联酋官员是理事会成员。
该奖项于2007年设立，以阿联酋第一任总统谢赫·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的名字命名，每年授予与阿拉伯世界相关的杰出作家、知识分子和出版商。在公布获奖名单后，阿联酋的实际控制者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亲自向哈贝马斯的胜利表示祝贺。在5月的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组织者将举办一场在线颁奖仪式，按照计划哈贝马斯会出现在其中。
在公布名单后，哈贝马斯回应称自己愿意接受这一奖项，原因是这一奖项将促进他的作品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并借此传播他的学术观点与对现实政治的思考。现年92岁的哈贝马斯，对现实已经没有过多关注，即便是被宣布获奖，但他对这一奖项并不了解。
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哈贝马斯向他的朋友、法兰克福书展常务董事尤尔根·布斯（Jurgen Boos）征求了建议，而布斯同时也是谢赫·扎耶德图书奖裁决委员会的成员。正是跟布斯的谈话打消了哈贝马斯的顾虑，决定接受这一奖项，哈贝马斯称布斯“消除了显而易见的担忧”。
哈贝马斯宣布拒绝这一奖项后，布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哈贝马斯拒绝授予该奖项感到失望，但也尊重哈贝马斯的决定。布斯在声明中称，授予他此奖将是一次让哈贝马斯作品在阿拉伯文化得到更大范围传播的机会，从而促进阿拉伯社会对其观点的理解。
▌积极赞助艺术背后：为阿联酋王室及其政治背书与站台？
无论从何种层面看，这一奖项都无法与阿联酋的官方撇清干系。每次谢赫·扎耶德图书奖官方网站发布新闻时，都会在正文前面加上“在阿布扎比王储、阿联酋武装部队副最高指挥官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殿下的庇佑下”等字样。
阿联酋凭借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获取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希望对外打造开放、包容的文化形象，将自己包装成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汇的交叉路口，甚至想成为和巴黎、纽约一样的文化中心。从2007年开始设立的谢赫·扎耶德图书奖，无疑正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无论是翻译奖还是一个旨在表彰更有利于阿拉伯文明传播的印刷与技术奖，都旨在希望促进阿拉伯文化在其他国家的传播，而组委会也会给阿拉伯语作品在其他国家的翻译和出版提供资金支持。
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外观
近年来，阿联酋摆出了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和艺术界的连接中，甚至由政府出资在阿布扎比设立了卢浮宫的分馆，而法国政府也欣然同意了这样的提议，向其出借藏品并对允许其使用“卢浮宫”的名号。2007年3月， 法国与阿联酋正式签约，这一项目的命名方式带有阿联酋特色的简单粗暴：在卢浮宫的前面直接加上阿布扎比，最终定名为“阿布扎比卢浮宫”。
而合作方式更是出人意料，法国卢浮宫等十三家法国博物馆和美术馆，将租借自己的藏品给阿布扎比卢浮宫，租期长达30年，总合同价值近十亿欧元。这一项目从创立之初就遭到了法国文化界的激烈批评，多位活跃于法国思想界的人士认为，法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把艺术当做商品，把卢浮宫当做商标售卖。
签约十年后，阿布扎比卢浮宫开门迎客，法国总统马克龙携夫人亲临现场。目前疫情当下，法国艺术界不知是否应该感谢这笔钱，毕竟法国多家美术馆停摆近一年，这笔款项多少可以补贴疫情带来的现金流亏空。阿布扎比卢浮宫最终选址萨迪亚特岛，距离机场仅20分钟车程，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了这座博物馆，该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是灵感来自于阿拉伯传统建筑的钢铁穹顶，其用钢量超过了埃菲尔铁塔。
在官方网站，阿布扎比卢浮宫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国际性博物馆，“也象征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宏伟目标和成就”。在《明镜周刊》看来，阿联酋的统治者几年来在艺术、文学领域内的积极举措，正是其建立合法性的方式之一，希望以此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此次把“年度人物”颁给哈贝马斯，则正是阿联酋官方希望拉拢当今还在世的、名头最响的哲学家来为阿联酋王室及其现实政治状况背书与站台。
▌光鲜背后的人权问题：“被改造成监狱的别墅”
在艺术领域之外，阿布扎比和阿联酋似乎完全没有如此的光鲜；人权问题，成为阿联酋近来备受攻击的焦点。在现行体制下，阿联酋远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因其多个国家元首和实际控制者都来自世袭制。阿联酋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每个酋长国都有自己的王室，且与不少中东国家一样，实行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阿联酋现行体制禁止政党和工会，而温顺的当地媒体大部分仍是国有或与政府有联系。
在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看来，尽管阿联酋试图把自己描绘成“自由主义的堡垒”，但在光鲜的外表背后是一个丑陋的现实：批评者被关进监狱，移民工人的权利受到限制。迪拜的统治者把他成年的女儿关了起来，因为她想逃离自己控制下的生活。
将自己女儿关起来的，正是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和哈贝马斯一样，他也曾获颁谢赫·扎耶德图书奖的“年度人物奖”。今年2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三年的拉蒂法·宾特·穆罕默德·阿勒马克图姆（Latifa bint Mohammed Al Maktoum）出现在BBC新闻中，称自己被父亲和当局囚禁在一座“被改造成监狱的别墅”中。这一切都是因为拉蒂法曾在2018年，试图乘坐一辆游艇逃离阿联酋，却在印度洋附近被截获，拉蒂法也被带回阿联酋。
得知这一消息后，社交网络上发起了一场“释放拉蒂法”（#FreeLatifa）的活动，联合国人权办也表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而就在哈贝马斯拒绝此奖的前一天，拉蒂法父亲马克图姆的一匹赛马在美国肯塔基州参赛时遭到抵制。
这一切都与哈贝马斯立身的观点和坚持相悖。马上要过92岁生日的哈贝马斯，一生都在致力于让每一个公民享有充分言论自由，并可以充分参与其中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在选举制度之外，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给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可能。
哈贝马斯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人，他本人也和其多位代表人物，如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有良好的私交。1961年，他的教授职称评定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确立了他的“公共领域”概念。他认为，合理的“公共舆论”可以被用来驯服过度的资本主义。1964年，哈贝马斯接替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主任。
哈贝马斯（后排右一）与阿多诺（前排右侧）、霍克海默（前排左侧）的合影
经历了纳粹政权，哈贝马斯希望能通过他的研究鼓励欧洲和世界的民主，如何防止大屠杀重演是他一生学术脉络的根源。为此，他最创建了复杂的沟通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社会成员可以平衡不同利益，最终达到理想状态。“社会合意”（Consensual）是哈贝马斯学说的核心之一，主张公民不应再直接接受来自权力的命令；相反，社会应该鼓励公民应干预现实政治，并公开阐明观点；在社会层面，则要展开最大程度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每个人都应努力达成一个可接受的妥协。
1971年，哈贝马斯从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放下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的重任。但哈贝马斯在晚年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干预和思考，他曾在2015年的移民危机中力主庇护权，并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反对右翼民粹主义和仇外情绪。2019年，他还出版了一本1700页的巨作《这也是哲学史》（This Too a History of Philosophy），着眼于人类理性及其演变。
在《明镜周刊》看来，哈贝马斯从一个被控镇压民众的专制君主制国家接受奖项，理应被视为与他一直坚持的“公共领域”原则（意见自由和公开辩论）相矛盾。
▌左右为难的哈贝马斯：拒领阿联酋奖是西方世界傲慢的反向取消？
在近来的思想界，已经很少见到作家主动拒绝某一奖项的事件了。但在此前，诸如2008年拒绝接受德国电视奖荣誉奖的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克（Marcel Reich-Ranicki），2011年拒绝接受卡扎菲国际人权奖的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却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在目前，大多是一个获奖者因某些观点或者行为触犯了“众怒”而被追回早已授予的奖项，J.k.罗琳和理查德·道金斯都曾遭遇类似的情况。而哈贝马斯最终拒绝接受此奖，在当下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正是因为在目前的语境中，哈贝马斯的这一行为是一次“反向取消”，他成为了取消这一行为的发出者。
但，与其说是哈贝马斯主动退回这一奖项，不如说是其在德国媒体的轮番“围剿”后的“无奈”之举。在甫一得知哈贝马斯准备接受这一奖项时，德国《明镜周刊》便毫不留情地在网站上连发多篇文章，几乎以质问的口气对哈贝马斯喊话：“是否花22万欧元就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哲学家之一的名字写在奖杯上？”
“哈贝马斯这位世界一流的思想家，为启蒙世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并与权力保持着距离，在面对此事件时，应该有可能用响亮的’不‘来回答（是否接受这个奖项）这一问题，”《明镜周刊》用类似的言论接连质问哈贝马斯，直至其最终决定放弃该奖。
阿联酋的反对派人士林登·彼得斯（Lyndon Peters）对哈贝马斯此举表示赞赏，称其用自身的行为践行了他一生的学术观点，捍卫了“公共领域”的真正意义；因为，在阿联酋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根本不存在“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此举也遭到了一些批评，一些人认为，哈贝马斯拒绝这个奖项是错误的，他的这一举动直接阻断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对话的可能性；而对话与沟通，也是其一生所努力达成的目标之一。批评者们认为，对话与沟通不应该仅限于单一国家内，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持有不同信仰的文明之间也应践行这一原则。
学者斯蒂芬·魏德纳（Stefan Weidner）则认为，这一决定破坏了阿拉伯希望和西方文化对话上的努力，“暴露了西方的道德傲慢”，哈贝马斯此举实际构成了对阿拉伯文化和阿联酋的取消。魏德纳认为，阿拉伯世界应该尽早放弃对西方世界的讨好，“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不可能取悦西方。即使是与以色列达成和平，阿布扎比也没有资格给于尔根·哈贝马斯颁奖。”
在反对者看来，和西方人一样，阿拉伯人也有权利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甚至多位阿拉伯世界的反对派人士曾在“阿拉伯之春”时远赴德国面见哈贝马斯，希望求得革命后如何建立对话与沟通机制的答案。
在阿联酋内部的一些政府支持者看来，这一奖项的背后是阿联酋的改革派势力，而设立这一奖项则是阿联酋不断走向开明的征兆，也寄托了众人的希望。目前，沙特阿拉伯正与伊朗会谈，海湾国家也正在结束对卡塔尔的孤立，呈现出了一些“松动”的迹象。而哈贝马斯的拒绝，则有可能延缓这一进程。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即便拒领了谢赫·扎耶德图书奖，《明镜周刊》也没有“放过”哈贝马斯，它认为世界对哈贝马斯的期待，远不止于几句话的回复和说明，而应该像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发表更详细而缜密的拒绝表态，或者为此撰文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敷衍了事。因为当下混杂的局面，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哈贝马斯一类的大学者站出来发表更明确的言论。
对于哈贝马斯的争议还在进行，但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作为一个获奖者，是否自动对奖项的设立方承担某种道德义务？是否就代表着对主办方和出资人的认同？这似乎依旧没有答案，但却将这位下个月就将满92岁的德国哲学家再次拉回了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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