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高登：低端全球化、非洲商人与广州的未来丨燕京访谈
麦高登（Gordon Mathews）决定先不退休了。
65岁的麦高登，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原本打算今年8月份退休，和妻子在日本札幌安度晚年。2月底，他在社交网站上发出贴文，说自己已经做出决定，和中文大学续约三年。他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学院里教授学生“批判性思维”，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让香港依然是香港”。对他来说，留下的决定是一次“值得的冒险”。
1994年，刚从康奈尔大学念完人类学博士的麦高登，偶然看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海外招聘，背着包就到了香港，一待就是27年。后来，他慢慢摸索出自己研究的志趣，将目光放在“人生的意义”以及“全球化与文化”等议题上。
麦高登最初引起社会关注的研究，聚焦的是香港的重庆大厦。2006年到2009年间，他在重庆大厦做了三年的田野调查。每周，他都有一两个晚上在重庆大厦度过。
当时，重庆大厦是一个富有魔力的存在。外国商人、寻求庇护者、游客，齐聚于此。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它鱼龙混杂，富有神秘色彩。西方的旅游杂志，用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笔触，将这里描绘成一个探险胜地。而麦高登与重庆大厦最初的邂逅，则是他在90年代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造访一次的正宗咖喱餐厅。
2011年，他出版了《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在这本书中，他将重庆大厦描绘成“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所谓“低端全球化”，对应的是大型跨国公司所代表的“高端全球化”，指的是“低成本非正式的（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中人与物品的跨国界流动，通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但在全球各地均有体现”。
麦高登在书中说，重庆大厦就像是一座巨大的中央车站，将中国产品发向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大陆。就在他以“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它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世界的未来”作为这本书的结语之后不久，麦高登就发现，许多原本生活在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搬去了广州，那里似乎成为了下一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2010年到2014年间，麦高登和两位学生林丹和杨玚，在不同时段里，单独或搭档，在广州做了田野调查。他们根据田野记录，整理出《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一书。这本书于2019年出版，引发了大众对广州的非洲人社群的浓厚兴趣。
《南中国的世界城》出版后没多久，新冠疫情来袭，广州的非洲商人社群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全现在讲述了非洲商人们在2020年纷纷离开广州的故事。
2021年1月，《燕京书评》与麦高登进行了一次对话，聊到了他笔下的重庆大厦、非裔广州、低端全球化的前景，以及疫情之下人类学的位置。以下为访谈节录。
▌“在低端全球化中，广州的必要性被互联网取代了”
燕京书评：你对广州进行田野调查在2014年左右结束，之后有再去过广州吗？
麦高登：我去过几次。一个印象是，物价上升很快。而且，中国政府对这些中间商的管理更严格了。我听说的另一件事情，是部分中介和商人搬去了胡志明市，因为中国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留下工作了。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以我在广州的所见，那个市场还没有完全消沉，但人们在搬去其他地方。从更大的层面上来看，这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也在进步。其他一些还没有中国这么富有的国家，就会吸引这些非洲商人。
燕京书评：义乌是下一个目的地吗？
麦高登：是的，但义乌也在中国，只是说那里对非洲商人的态度没有广州那么严格。很明显，在广州，小北不再有那么多非洲商人了，他们甚至不再住在那里。我想，新冠肺炎时期，广州的一些做法确实对他们有影响。
燕京书评：大概八年前，三元里一带还很有生机，但其实到你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那一片已经变得有些沉寂。
麦高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尼日利亚人多数是逾期滞留者。一些逾期滞留者有违法行为，当然这一部分人的数量可能被夸大了，中国政府不再容忍他们。我认识的一些尼日利亚人，也有提到当地人的歧视问题，这也是一个原因。的确，很少有政府会接纳逾期的非法滞留者。
燕京书评：在此之前，你们走在三元里的街道上，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
麦高登：走在街上，有很多小市场，到处都是非洲商人，主要是尼日利亚的。三元里衰落之后，人数极速减少。田野调查结束之后，我再过去，那边就像一个鬼城。一些尼日利亚的商人仍在逾期滞留，但他们会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做生意，因为出现在外面是危险的。
燕京书评：天秀大厦呢？
麦高登：天秀大厦里的生意还在继续，因为大多数是合法的。一般来说，尼日利亚商人很有可能会逾期滞留，但从整体来看，这对天秀大厦和小北的影响没有很大。
小北有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商人，喜欢在中国待上三周，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也不知道原因何在。他们在广州买现成的东西，不需要在工厂里看着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政府更希望看到的模式。
小北和天秀大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更想成为中间商获取主要的利益。我在书里提到，一些非洲商人在续签时，会被问到：为什么你们不直接回非洲去呢？我们也可以在那里生产你们要的东西。基本上，中国更希望是中国在非洲的工厂生产这些东西。但并不是一些国有工厂，而是在更小层面上，中国人去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或者其他地方开的工厂。对于那里的非洲买家来说，那些货品可能会更便宜。这是现实的驱动力。这不是对中国的批评，而是一种现实，人们是会这样做的，因为人们想牟利。这是整体趋势的一部分。
燕京书评：目前的情况是，一些非洲商人并非不想回国，但因为疫情影响，他们不敢离开中国，或是回国之后担心回不来。而在明面上，中国政府可能并没有对他们很严格的限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担忧呢？
麦高登：新冠大流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国的限制措施都在随时变化。对非洲商人来说，可能批评中国政府朝令夕改并不公平，因为全世界都在变化。对非洲本身来说，他们并没有报告很多的新冠肺炎病例，但我想那是因为当地的检测和医疗条件并不足够。
燕京书评：疫情之后广州的非洲人社群会有哪些变化？
麦高登：广州是否会继续成为一个商贸中心，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变得更富有了。第二点是，中国签证政策的友好程度也会影响非洲商人的意愿。然后，因为疫情，很多商人在网上做生意了。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内罗毕的纺织品商人，你可以在网上做生意，但或许并不想在阿里巴巴上做，因为担心被骗。但如果你在中国有可以信任的供货商，你的生意就可以转移到网上。这就代替了广州的必要性。商人们去广州，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网上交易。当然，如果你是销售自己生产的东西，情况可能不一样。但如果你只是销售牛仔裤那样普通的货品，在网上操作可能还更方便。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个货运代理，以前生活在广州。现在他在马来西亚，处理从中国进出的货品也很方便。
疫情时，我和大家一样，都被困在原地，所以不能出去调查。我现在能提供的很多信息，都是通过线上聊天的形式得知的。
我的猜测是，广州的非洲人数量会有非常明显的下降，但那些确实想继续扮演中介角色，或者有新产品想要贩卖的，可能还会回来。他们没办法通过互联网轻易做到这些，除非有可以信赖的人。
▌“回到非洲，仍然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燕京书评：重庆大厦现在是什么状况？你还会经常去那里吗？
麦高登：去年三月到现在，我大概只去过五六次。重庆大厦的生意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里面主要是餐馆，而疫情之后食客并不多。至于低端全球化，基本上几年前就停止了。商人们都去了广州，挣更多的钱。其实，重庆大厦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贸易中心，更多是第三世界的人们在香港的聚集地。
在疫情之前，我会去重庆大厦给一群寻求庇护者上课。现在我们只能在网上进行。但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从世界各地加入我的课堂。我有一个学生来自索马里，现在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卡车司机，平时就住在卡车里。而另一个学生住在芝加哥，他们在网上课堂认识，芝加哥的学生就邀请卡车司机去他家吃晚餐。
我的这些学生中非洲人是大多数，对他们来说，回到非洲，仍然是最大的心愿。有些学生在加拿大和美国打工攒钱，就是为了回到索马里，回到肯尼亚。
燕京书评：在《南中国的世界城》的最后一章里，你提出，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由民族身份认同转向公民身份认同，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会是单一文化，“但是这种转变是必然的，混血儿的出现和世界公民群体的日益庞大，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人的社会，而变成世界上不同背景人们的家园。”你还说，广州或许在100年后，会成为“具有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大都会”。随着非洲商人逐渐撤离广州，你现在还坚持这种判断吗？
麦高登：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专家”，我自信的不是中国肯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自信的是在中国肯定会有更多文化的交融，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书里也提到，韩国是世界上种族最单一的国家之一，但现在有15%的婚姻是与外国人联姻。这个趋势也正在日本发生。中国也是同理，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跨种族婚姻，也会看到更多元的文化。
燕京书评：这两年来，开始有一些中非混血的年轻人出现在中国舆论场上，比如篮球运动员祝铭震、参加女团选秀的仲菲菲，但他们都在网上遇到了很多恶意。
麦高登：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因素是，“非洲”这个词仍然与贫穷挂钩。而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经济发展，是想着“现在我们和美国、日本一样好，或者更好，我们可以领导这个世界”。这也是种族主义的一个由来。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歧视有多少是基于肤色，又有多少是基于护照的颜色，我怀疑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在文化上更包容，一定会被更多人欣赏。不过，就算我们说韩国、说日本，很有可能非洲混血儿在这些国家也会受到歧视，美国也会。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我想说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它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国家的。
▌“低端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非洲海关体系的规范化”
燕京书评：在新冠大流行之下，有一种担忧是，全球化的进程可能因此受阻。你所研究的低端全球化，是否有这样的趋势？
麦高登：我不确定低端全球化是否面临这样的隐忧。因为一直以来，从官方层面来说，低端全球化都不是被提倡的。低端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不在于新冠疫情，而在于非洲海关体系的规范化。比如在肯尼亚的海关，报关都通过电脑操作了，很难再像以前一样，随便买通一个海关人员。以往的非洲消费者可以通过低端全球化的过程买到便宜的商品，就在于这种灰色的报关方式带来的低关税。而现在，当一切都规范化，商人需要缴纳足额关税，商品价格就提高了，所以消费者会怨声载道。
从非洲国家海关体系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些年来，高速互联网的普及对低端全球化影响显著。有趣的是，最开始，是中间商把山寨iPhone和廉价智能手机带去了非洲，让许多人有条件接触到互联网。而现在，移动互联网普及开来之后，这种低端的全球化可能会被终结，因为一切都要合法化、规划化。
换个角度来想，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他们赚到了更多的关税，如果能够被用于改善医疗和教育，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燕京书评：这场全球流行病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挑战是，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从人类学的角度，你对此有什么反思或想法？
麦高登：首先，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从发现到在全世界爆发，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现在来分析，我们可以说新冠疫情显著改变了全球化。它的扩散是全球化发展的副产品，但同时也减缓了全球化的进程。它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些根本改变。比如，人们的工作方式完全变了。我也希望能再次亲身参加一场人类学会议，但便捷旅行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互动的方式也发生改变。
燕京书评：你刚刚提到“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其实是人类学研究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是作为研究对象，也作为研究方法。一直以来，长期的田野调查都是人类学引以为傲的研究方法，通常来说，田野调查需时几个月或几年，而民族志出版则需时更久。比如你在重庆大厦和广州的田野都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专著出版也是在田野结束后一两年。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许多人类学学者、学生的田野调查计划都遇到了阻碍，在方法层面上，你认为人类学应该怎样应对呢？
麦高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学研究有许多形式，它们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长期的参与式观察，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人类学依然有其他的方式去继续研究。
比如，你现在进行的访谈，就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学的访谈。对于以访谈为基础的研究，线上访谈可以代替一部分线下，但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每周可以从我开给寻求庇护者的课堂上了解很多信息，拿到很多资料，但我没办法去到广州和还留在那里的非洲人聊天。这种方式受到的影响，取决于主题。
田野工作确实遇到了阻碍，对于正在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对于大学来讲，教职员和学生的安全也是首要的考虑。我的学生们也受到了实际的影响，许多人把课题转向香港，因为他们无法去其他地方做田野。
我希望随着疫苗的普及，这个问题可以在六个月到一年之内得到解决，但这就超出了人类学的范畴。我的父母在美国，他们已经93岁了，我很想再见到他们。
燕京书评：《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和《南中国的世界城》两本书，在风格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们较少学术理论上的分析和梳理，而多是访谈者的自述和作者对此展开的阐释。在媒体采访中，你解释这是因为你希望让“人类学民主化”，从而令人类学走向大众。目前你在做的研究，也是遵循这一理念吗？
麦高登：我目前进行的研究，是关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的人们，对于身死之后的世界的不同想象。我和一些人进行了访谈，成书不再像是重庆大厦和广州那样的风格。
因为这个题目要求我去进行更多学理和历史传统上的分析，所以引用不同的学术书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的一般理念是，把受访者的讲述和我自己的阐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人类学确实需要和学术界以外的受众交流，让任何有兴趣的人都能读懂，这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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