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晓晴：疫情下的雅温得——一个普通家庭的视角 | 我院研究生在非州的亲历观察

3月6日，中午时分，喀麦隆报告第一例境外输入确诊新冠病例。那天我在法语学院考试，下楼时还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准备一场戏剧表演，放学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进了图书馆。剧场里音乐声响起，但我还是打算赶紧回家。大街上，有些孩子头顶着糖果向我兜售，100郎（折合人民币大约一块多）可以买到四颗薄荷味的曼妥思，学生一如往常，在路上嬉戏打闹。虽然新冠疫情那时已经在全球蔓延，喀麦隆民众已有所了解，但他们似乎并不担忧。

 庆祝国际妇女节活动 摄于3月8日

疫情前雅温得城里的孩子

我从去年八月来到喀麦隆，在一所普通小学教中文。大多数教室里吊着两盏日光灯，只有一面墙上有窗户，其余三面墙都是黑板。上课前，学生总是指着某一块小黑板告诉我说：“老师，你这次可以用这一块。”有时候这块小黑板比较“偏远”，我怕有些学生看不到。我便指着一块正中央的黑板说：“我可以用这一块吗？”全班同时说：“不行，老师。”坐得远的学生还生怕我没听见，挥舞着手臂告诉我不行。我问为什么啊，他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说：“那是作业，我们还没有抄完。”原来是很多学生没有教材，老师只好把书抄到黑板上。

我曾经去书店买过教材，一本就要4000郎（折合人民币大概45块）。这对于他们来说太贵了，所以学生们都是准备好一个科目一本cahier（本子），把书和练习抄到本子上，或者通过听写把书记下来。有限的教育资源之下，教学材料与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在喀麦隆极为普遍，但老师和学生们早已习以为常，自有其应对的办法，教与学算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疫情前笔者在一所普通小学任教

在喀麦隆发现第一例病例前，学校里的老师曾经和我谈论过中国的疫情，还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过新冠病毒会出现在这片炎热的土地上，老师们也从没有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讲新冠病毒的有关情况。

喀麦隆中小学一般下午三点就放学了。领居的孩子学校离得比较近，一般4点左右就回到家了。他们家有6个孩子，三个读小学，两个读中学，还有一个刚刚学会走路。小女孩一般比较早到家，一边照顾最小的孩子，一边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进屋叠好；大女儿则在屋后的厨房帮妈妈干活。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大孩子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弟妹总是轻松一些，父母每天挣得不多，平时任由孩子在地上玩耍打闹，极少像中国家长那般督促孩子学习。

直到3月17日，喀麦隆确诊10例患者，政府宣布自3月18日起关闭国内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场所，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及高校等。对于这一决定，学校、家长、学生各方显然都有些措手不及。平日里只有周末清晨才会来到我屋后玩耍的领居家孩子，18日星期三天刚刚亮，他们便在我屋后玩起了捉迷藏。

被中断的教育

“那天，老师说明天没有课，大家不用来学校了。但是他没有说是因为新冠疫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大家放学以后就像往常一样各自回家了。”13岁的女孩MOLI漫不经心地说。受疫情影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喀麦隆全境有超过720万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包括超过430万名接受初中等教育的儿童。

11岁的MOIMRT坐在沙发上看CRTV的课程，他这个学年末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喀麦隆教育部在CRTV上为要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提供课程，但其他年级的学生则无法顾及。MOIMRT把电视上的题目抄下来，他见我也饶有兴趣地看着电视，“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发信息到下面那个号码。”“然后呢？会有老师给你解决吗？”“啊，没有了，只是这样。”一个多小时后，他便跑出去玩了，“你上完课了？都懂了吗？”他耸耸肩，笑笑不说话。没有课程的MOLI也跟着弟弟听课，“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你有很多地方都听不懂。”她说完便起身去挑水了。

喀麦隆基础教育部长已经宣布6月1日学校开始上课。我看到这条消息后告诉了MOLI，她说：“是的，我知道，如果爸爸有钱交学费我就去上学。他今天中午的时候出去了，但是没有卖掉任何一双鞋。现在的生活太难了，东西都变贵了，以前500郎可以买很多番茄，现在都变少了；大米也贵了一些，以前是400郎一公斤，现在是500郎。”

疫情期间，因为MOLI不是毕业班的学生，所以CRTV 上没有她的课，她只能跟着听一些，也许是因为没有课本，也就谈不上学习了。邻居爸爸向我抱怨在城里的学费太贵了，几个孩子每年要交35万的学费（折合人民币约四千元）。平日里他拿着鞋子走街串巷地卖，一天总能卖出一两双鞋，赚的钱勉强够一家人花。但由于疫情，城里很多人回到乡下，加上政府提倡大家留在家里，路上的人比以前少了很多，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卖出一双了。在城里，一家人的开销比乡下多出四、五倍。在乡下，他们可以种菜、养羊，亲人间互相帮助，而且乡下的学校学费没有城里的贵，可以节省很多。他说“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村子里”。是啊，回到家乡，有大地有庄稼有亲人。

邻居家  摄于4月26日

孩子如何认识疫情

我和孩子们坐在学校里用水泥做的“地球”上，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COVID-19吗？”（COVID-19是法文里2019冠状病毒病的简称）。8岁的ISMA没有听清，问姐姐COVID-quoi（什么）？姐姐补充着说COVID-19。随后大家都沉默了。4岁的男孩指着我的口罩说就是CACHE-NEZ（他们所说的口罩），其他孩子也跟着说“是的，是的，CACHE-NEZ就是COVID-19。” 我转过头问MOLI，她说她也不知道，那就是一种病吧。

我想起了邻居爸爸昨天花了大半个小时努力向我解释着：“你看国家之间挑起了战争；一些国家到另一些国家掠夺资源。这样是不是不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安拉让病毒来到我们身边，就是想通过这个疾病让我们团结起来。这一切都是安拉的安排。”

快要日落了，我领着孩子们回家。进门前，我问：“MOLI，昨天你爸爸和我说的是安拉把病毒带到世界上来的，你认为呢？”“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就是因为世界上有人做了坏事，所以才会有病毒。”

街头上，政府设置了一些供行人洗手的水桶，在公共场所贴上宣传普及新冠肺炎知识的海报，广播电台里每天都在讲新冠疫情，但许多喀麦隆人对疫情有着自己的理解。孩子在学校里，老师也没有向学生介绍新冠肺炎，孩子们只是隐约地了解一点。

 国际关系学院里的防疫水桶  摄于4月20日

普及新冠肺炎知识的海报 摄于4月20日

对恢复学业的讨论

从喀麦隆发现第一例病例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截止4月25日，喀麦隆累计确诊1569例，是非洲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但就在4月16日，喀麦隆当局宣布6月1日重新开放学校，中小学恢复学业，并制定了新的学年计划，以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然而，许多父母和老师都对此表示担忧。有的老师认为，课室里聚集了大量的学生，而且学校里无法供水，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无法满足，政府不应该让学生和老师冒险。

此外，考虑到六月已经进入喀麦隆大雨季，一些地区受气候影响会对复学产生较大阻碍。尤其是在极北省，六月大雨季将会带来暴雨和洪水，平日里的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更不用说恢复学校的正常运作。当地的老师表示六月复学并没有考虑到各个地区的情况。

去年九月开学时，喀麦隆大雨季的威力已经减弱，但只要下起大雨，屋顶便哐哐作响。无论我在课室里“喊”得多大声，依然敌不过雨滴与铁皮房顶的碰撞声。我只好停下来苦笑，因为学生们吵闹的声音也被雨声掩盖，只能看到他们在互相打闹，而世界仿佛只剩下雨声。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如自然条件恶劣、生计中断等，无形中加剧了复课的困难。

教育困境下的社会

远程教育在喀麦隆的有效性与公平性

疫情之下，所有学校关闭，喀麦隆基础教育系统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虽然CRTV面向全国学生进行授课，但每个学校教学进度不一，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加上设备、网络等外在条件限制，学校无法提供符合不同层次学生水平的课程以满足需求。以手机流量为例，一个月30G的流量需要10000郎（折合人民币110元），这无论是对于学生或者老师来说都是一笔巨额费用，加上喀麦隆仅有20-25%的教师有能力使用互联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网络教学课程的可行性极低。

全国封校状态下，教育重心从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转移，但受到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线上课程无法有效开展等原因影响，喀国教育差距无形中在不断扩大。在我的邻居家里，常常是姐姐在自学的同时还在教弟弟。但孩子们已经很满足了，在乡下，时常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在城里，这一切都会好一些。然而一些家庭的孩子则能够获得较高质量的线上教学，如SANDRINE（我在法语学校认识的一位老师，也任教于一所国际学校）的儿子能在家接受不错的家庭教育。在自我隔离期间，SANDRINE会为儿子准备适合他的教程，同时也会通过ZOOM、WHATSAPP等软件给国际学校的学生上课。

随着非洲地区对疫情管控越来越严，无数人的生计来源被直接切断，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底层普通家庭的可用资金所剩无几。很多非洲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对于线上课程教学质量或感无力，但他们所面临的更大问题往往是，是否还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

非洲国家的教育有效性与公平性问题由来已久，而疫情之下采取远程教育的方式，这使得问题进一步被放大，并将其暴露得更为彻底。新冠肺炎在非洲的爆发与蔓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现行教育模式改变引起的诸多挑战，更是对教育机会保障、教育资源分配、教学成效等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当前非洲国家教育系统倍受家庭差异、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合理保障疫情期间教育的公平性与有效性，成为了一个迫切而又棘手的问题。

退回乡下：城乡社会的韧劲

在喀麦隆首都生活了八个多月，我结识的当地朋友几乎都是“外地人”，这在许多非洲城市都很普遍。大家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到了城市，但往往是单枪匹马或者亲戚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喀国疫情发生以来，由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极少，城市里的社会支持难以为继，原有的社会问题被放大，如公共服务不足、居住条件过于拥挤、生活与教育成本高，甚至城里关系的断裂被放大，乡下的社会链接作用便被凸显，许多人选择退回到乡下，寻求传统社会里家族互助网络的帮助。此时的城市与乡村就像两块巨大的海绵，疫情下城市“释放”人口，人口流回到乡村，乡村迅速“吸收”；当疫情有所好转，人口回流到城市，城市迅速“吸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城乡两个社会都具有强烈的韧劲，在面临危机时，各自发挥着优势。正如邻居家的父亲把孩子接到城里一起生活，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但如果在城里实在撑不下了，便返回乡下，让孩子暂时上乡村学校，一旦有所好转，他们便又重新回到城市。与中国大部分在城里打拼的人不同，他们是为了在城市里扎根，但在非洲，许多人只是为了那一份工作，最后还是想着回到乡下去。邻居爸爸坦言，“乡下里的学费更加便宜，生活也不那么艰难，也许我们可以回到乡下，把孩子送到乡村学校，等经济好一点了，我们再回来。”

 爱笑爱逗的孩子们 摄于4月26日 

这是一个生活在雅温得的普通家庭的琐碎日常。我看着窗外万家灯火，一盏盏灯下，他们或早已经历很多的磨难，但依然乐观随性。非洲家庭在城乡社会的张力下，应许能够找到自己安身之处。

本文作者麦晓晴，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学研究生，现为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志愿者。

图文 | 麦晓晴

编辑 | 单 敏
审核 | 非洲研究院科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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