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缪钺《冰茧庵文史丛稿》:清通简要,善推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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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期
《冰茧庵文史丛稿》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作者:缪钺
页码:415
装帧:平装
定价:49.00元
出版日期:2019-7
封面设计:李杨桦
内容简介:
缪钺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相结合。本书荟萃了缪钺先生的经典论文,如其魏晋史研究方面的力作《清谈与魏晋政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等,以及古典文学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论词》《论李义山诗》等,全面展现了缪钺先生的研究特色与成果。
作者简介:
缪钺(1904—1995),字彦威,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等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顾问。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合著)等著作。
目 录
……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魏晋两代政治,受清谈之影响自成形态,且多变化。盖此二百年中清谈名士因其才性之殊,环境之异,故在政治上有不同之反映。正始名士,多热心政治,思建事功。当时理论,认为清谈重识,而事功即识之所表见,故清谈家而经纶世务,正本末一贯之道。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山林隐逸之思,其政治思想较为消极。然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并非不关怀世务,惟因处境艰难,是以嵇康以反对司马氏而被害,阮籍故为放旷以自全。西晋名士承阮籍之流风,无其心而效其迹,加以时政纵弛,朝局多变,故身居高位,而宅心事外,名利双收,自谋甚巧,遂成王衍之清谈误国。东晋承西晋亡国之余,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然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故行严厉之政者每遇阻碍,惟有清谈名士而具政治才者,始能适应环境,有所建树,王导、谢安遂为首选。而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卒能安内攘外,号称贤相,清谈派理想之政治家至此始实现。本文主旨,大致如斯,非加清谈以谴责,亦非为清谈作辩护,仅就历史事实加以阐释而已。
——摘自《清谈与魏晋政治》
英国安诺德谓“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反之,欲对某时代之诗得完美确切之了解,亦须研究其时代之特殊精神,盖各时代人心力活动之情形不同,故其表现于诗者风格意味亦异也。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宋人审美观念亦盛,然又与六朝不同。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总之,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此皆宋人心理情趣之种种特点也。此种种特点,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词、书法、绘画,以至于印书,皆可征验。由理学,可以见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内收敛;由词,可以见宋人心情之婉约幽隽;由古文及书法,可以见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洁而不贵华丽。明乎此,吾人对宋诗种种特点,更可深一层之了解。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膿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扬雄谓言为心声,而诗又言之菁英,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而一时代之诗,亦足以见时代之心也。
——摘自《论宋诗》
导 读存故美,蓄新质:缪钺先生学术生涯的四个时期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众多精妙绝伦的论文和专著,本书即遴选了15篇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代表作。研究范围不仅涵盖文史哲,而且纵跨古今,兼及西学,体现了先生做学问不立崖,力所能及无所不及的特征。书名“文史丛稿”,概言之也。惟其不立崖,先生才达到了他推崇备至的“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陈师道语)和“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的学问高度和广度。此学问之要津,先生已渡,典范不远,更俟来者踵武继之。本书所选文章虽仅为先生学术作品一小部分,但写作时间起自20世纪30年代先生青年时期,迄于20世纪80年代先生晚年时期,几乎与先生学术生涯相始终,呈现了先生学术生涯各时期之豹斑,可资读者寻声索径,进一步了解先生学术研究之全貌。
至于先生的研究方法,关乎人物,最推崇者莫过于传统的“知人论世”。无论是为人物撰写年谱、评传、传记,还是作品鉴赏,均是如此。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此方法至今依然是了解历史人物及解读文学作品最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序》)亦是先生常用并擅长的方法。此方法原本出于校雠学,然推及史学研究,无所不益,不可或缺。先生将其应用于文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由穷搜史料,考证钩沉,而至探明源流,揭示趋势,故多所创获,在在发覆。在有关文学的论文中,先生还采用了其他的研究方法,如文史互证、比较研究、发生学等等,只论适合与否,没有预设藩篱。在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论文中,先生既采用了朴学的考据,也采用了现代的研究方法。考证与卓识交相辉映,中学和西学互鉴互补。
先生行文特色亦有可陈者。先生之名重于学林,除知识渊博,识见闳远之外,还有罕见的写作才华。读先生的文章,可立刻感到扑面而来的才气。先生的文章文字洗练,要言不烦,字斟句酌,惜墨如金,从头至尾,没有多余的话。南朝人崇尚“清通简要”,先生的文章堪称典范。
善推余波亦是先生所擅胜场。在先生诸多文章结尾处,往往有令人意外的精彩伸论,不比正文价值低。不少至今都是绝响的文字,都出自这些余波当中。如《论词》结尾时言及人心与词心天然相通:“生而具精美要眇之情感者,自能与词相悦以解,视为安心立命之地。而此种灵思美感,如再加以深厚之修养,施于为人及治学方面,亦均有卓异之造诣。……词为人心物象之一种表现,而达于美与善之一种途径。”《王静安与叔本华》结尾时论述外来哲学影响中国学术的益处:“凡学术思想之能开新境而扬光辉者,多赖他山攻错之益。有佛学之输入,而后有宋明新儒学之产生。晚清西学东渐,其仪态万方,又远过于印度佛说,蜕故变新,势不容已。王静安智力澄明,思想颖锐,敏于承受,善于消化,居日本时,粗习西文,略窥西籍,而评论文学,已多新见,摆脱传统之束缚,能言时人之所不能言。”《评贺麟译斯宾诺莎〈致知篇〉》结尾时道出“体用一源,未可裁而为二”,并激赞西人追求真理而为至善的坚持,批评国人不重本性追求的陋习。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多得的至理名言。故读先生文章不至最后一字,不能欣赏到全部妙处。
(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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