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对话管清友:当前经济如何稳增长、提信心?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管清友 如实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转载自6月1日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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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救助是最重要的
管清友:当前稳经济这些政策如何落实?下半年经济是否会企稳回升,能回升到什么程度?稳经济大盘的会议下沉到了县区一级的行政单位,我们怎么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怎么办?
刘元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同时召开下沉到基层的动员大会。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是内外部环境的大幅度超预期变化。第二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一旦按照3月、4月乃至5月上旬这样的下滑趋势,可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会导致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目前是整个稳经济的窗口期。要在防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全面复工复产,全面刺激经济,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一个平稳的区间运行,从而避免出现停摆现象。
所以在目前这个时点出台政策和召开会议,简单来讲,是我们必须全年要保证经济工作会议的目标实现,特别要在二季度实现正增长,失业率要下降。要达到这样一个区间性目标,我们必须要有特殊的政策。要复工复产、要打通抗疫所产生的各种国民经济循环的断点堵点,同时要有大的疫情救助和经济的推动力。
管清友:哪些困难尤其需要尽快解决?现在出台的稳增长是一揽子政策,如果从做政策优先序的话,哪几项可能是需要先解决的,目前哪边的困难最大?
刘元春:目前来讲,很重要的依然是抗疫,因为抗疫的胜利,是我们整个经济复苏的前提。只要疫情不结束,经济要想真正的完全常态化是很难的。因此抗疫依然是我们大量工作展开的一个前提。
第二,我们在疫情冲击下,受到强烈冲击的市场主体,一些产业一些区域,疫情救助非常重要。我们只有保证市场主体的存在,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民的信心。
第三,我们必须在抗疫的同时,使我们的复工复产、经济循环尽可能地向常态化状态进行恢复。也就是说,经济循环不能停摆,要防止它停摆。
第四,我们所看到的通过一揽子政策加大我们整个供求两端的刺激,需求端要有扩需求的一系列举措,供给端要有一系列的减成本手段。两端进行经济的循环,朝全面复苏的方向来进展。
这几个环节我觉得是有先后顺序、有轻重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中间也有先后顺序,因为有些政策可能是短期能见效,但它在中期可能难以持续。有些则是在中期可以持续,但短期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很好。因此我们针对不同阶段的一些主要矛盾,要安排不同的政策工具,然后使我们的一揽子方案有一个搭配关系,有一个实时的路径。所以,我觉得目前疫情下对于市场主体的救助、社会主体的救助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复产,打通各种堵点断点。
管清友:您刚才提到有些政策可能中期我们觉得可以,但是短期未必见效,有些可能短期见效,中期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刘元春: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大型工程,它实际上是要在“十四五”期间进行布局的。这个布局不是说一期两期、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这些工程要按照大型工程的客观规律来进行实施,而不能简单按照疫情救助的节奏来进行实施,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中期布局的概念。
但是对于短期来讲,我们会看到,首先是复工复产,一些相关的政策很重要。比如全国健康宝的互认,全国的通行便利,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物流行业的补贴,就显得很重要。另外,我们会看到对于一些特困人群,对于中小微企业补贴类的政策要及时出台,让他们能够在保生存的同时,有最起码的正常需求,这是能够见到立竿见影效果的。但是有一些消费政策可能是久久为功的事。比如对于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对于大型耐用商品的一些刺激,短期可能很难见效果,但是在中期可能效果就会很不错。
当然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在外贸上面,现在正进行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对于出口进口的供应链物流链的恢复是关键。比如跟2020年3月份的参数比较,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港口外贸货物运输量。这可能是4月、5月外贸出现下滑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此,稳外贸,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在物流链、货运、港口运输这些方面打通各种断点堵点,这可能是我们经济恢复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但需要对于目前短期的工作和中期的工作分步骤、分区域、分行业、分主体进行研判。
消费是各种增长的最后落脚点
管清友:总体而言,大家对消费投资的作用还是有共识的。在对消费刺激或者消费作用的共识之下,对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我们得提前做一个预判。不知道您所在的机构,包括自己的研究,目前对于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是怎么看的?
刘元春:消费无疑是我们各种增长的最后落脚点。一个国家增长的质量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消费质量,也是服务于消费质量。因此,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结症性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不足。投资这种内需扩展,它的一个本质特性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形成固定资产之后,它就演变成供给,从一种宏观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如果过度依存投资来进行扩内需,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出口,一定会演变为消费不足这样一种经济病。
为什么这些年是重投资而不是重消费,这不仅仅是因为投资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参数,更重要的是投资有抓手。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地方政府很擅长于抓投资,它有一整套的体系和利益链条来进行抓投资。但是消费却没有抓手。为什么没抓手的原因在于:第一个,如果一旦通过分配体系来进行扩大消费支出,很多政府实际上是害怕,今年发了明年怎么办?
第二个,在扩消费里面可能引起另外的一些不公平问题,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给予一定量的消费补贴,在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可能比消费不足带来的问题还要麻烦。
另外,通过什么途径发行,是用消费券发还是用现金发?用消费券的话,那它可能产生一个消费替代,把钱存起来了。发放现金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美国,最近就发现美国一个私人账户在过去两年增加了2万美金,在疫情期间它的消费没下降,但是最近发现消费下降很厉害,所以很多人就说跨期协调也存在很多问题。当然还有“政绩工程”的问题。
如果疫情全面控制,预计6月份将会是投资加速、消费急剧反弹的一个过程。反弹速度能否达到5%左右,目前还无法完全预测。但是如果能够达到5%,就大致能够平衡二季度经济增长,这就完成了第二季度经济稳增、失业率不持续上涨的阶段性目标。
从目前的判断来看,特别是从最近各个地方所公布的稳经济一揽子举措实施细则来看,6月份的反弹可能比在2020年5、6月份的反弹还要猛。第一,各级政府必须要完成该任务;第二,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知道复工复产的一些症结在什么地方。预计今年6月份能够达到5%左右,因此二季度经济增长预计可能会在0.5%左右,一季度4.8%,二季度0.5%,这就意味着上半年不到3%,要完成5%以上的全年增长目标,下半年的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8%。
因此,很重要的就是一揽子方案,以及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政基础对于三季度、四季度各种一揽子政策的持续支撑能力。这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冲击,但从二季度来讲,我们应当有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
非常之势,必须要有非常策略
管清友:有一些媒体统计,青年人的失业率确实比较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就业压力?
刘元春:首先,消费的确是经济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房地产也是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稳房地产、稳消费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稳定都至关重要。但这就产生了过去研究里面的一个悖论,即市场型房地产的蒸蒸日上,往往会导致居民的负债率大幅上扬,从而导致房地产行业急剧繁荣的时候,居民的消费被挤出。
因此如何稳定中国经济房地产的作用,需要一些技巧。从当下最重要的来看,政府轨要发生作用,一方面市场轨要适度放开,也就是说在坚持房租不涨的情景里面,各个地方因城施政进行管控。重要举措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上要发力,通过政府轨给广大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工提供廉价住房,来保证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反弹。第二,通过给低收入人群住房供应,从而启动他们在住房类的消费,包括比如装修,按照市民的方式来生活,生活模式会发生一些变化。这种杠杆性的促消费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扩投资的方案。第三也是促消费的一个方案,现在很重要的是保障性住房,今年能否提前进行布局,同时借鉴15年开发银行贷款和相应的基金来力推目前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同时又能够有效地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不足的问题。
这也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虽然可能国家的债务率会有所高企,但我觉得这种债务率的高对经济质量的改善,对老百姓心态的改善,彰显社会主义特性,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谈到就业,实际上跟我们的消费又有关系。为什么要保市场主体,很重要的一个立脚点就是保就业,那么保就业很重要的就是保消费,保社会稳定。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逻辑,我们通过直补消费者来保消费,还是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从而使就业人员的消费不发生变化?可以比较,如果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通过传统的失业救助体系或者疫情期间的特别救助体系,能不能够使这些家庭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消费,显然不可能。为什么?中国的家庭,各种收入依然是依存于就业上,因此这个逻辑在中国来讲,从过去几年的救助来看,它是有效的。通过保企业,然后保就业。所以在这次疫情救助中,保主体很重要的是保工、保产,也就是保证其工人不被解雇,同时还鼓励雇佣工人。
大家会看到上海的方案里面,如果你进行扩岗了,稳岗有稳岗补贴,扩岗有扩岗补贴,它很重要。一是要保持小企业的生存,二是要保证就业,三是鼓励进行扩岗。我们可能要把政府的逻辑说透,要给老百姓说透。当然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分歧,保主体是不是通过大型项目、大型的基建就能保主体?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讲的必须要通过对中小企业、对服务业、对疫情冲击极其严重的劳动性密集性行业进行大规模的救助。这个救助不仅仅是减税、退税、降费,更重要的是要给这些企业直接的疫情补贴,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保岗扩岗的效应。就业的形势很严峻,我所在的高校是在国内就业最好的几所高校之一。从目前来看,总体状况还不错,但从全国的状况看,的确压力很大。
非常之势,必须要有非常策略。今年来讲,我们就会看到,第一,要求各种事业单位、国有单位扩岗,要逆势扩岗,这是最大的一种积极救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补贴。第二,高校可能要进一步提高招生的比重。现在很多学校为了解决就业率,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双学位专业学位进行扩招,一个学校本来毕业可能就是一两千人,如果扩招100个,马上就提升了几个点。
比如像一些研究型的大学,可以为我们很多要考研或者出国的学生提供一些科研岗,让他们在这一年里有基本的就业和收入,同时又不妨碍考研、出国或者明年再就业,把这一年缓过去。一些大的学校能够提供差不多两三百个这样的科研岗。我所在的学校,我们正在讨论能不能够扩100个,因为我们今年就业的学生是2000人左右,扩100个就能提高5%的就业率。大家都在想办法,这也是中国制度一个很重要的长项——举国一盘棋。大家都响应中央的号召,用一种非常态的手段来渡过这个难关。
为什么我说在很多基层做一些事情之后,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刚才我讲6月份的反弹,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猛一点,就业状况可能比大家预期要好得多。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就业的压力向后进行平摊,一个是延迟就业,另一个是把明后年的一些岗位在今年进行提前支出。我们的救助政策里面也是把很多的政策往前用,把节奏往前提,实际上就业方面也是在往前提的。
所以这里我们可能就会考虑,目前应急的这种力度和各个层级响应的力度应该是足够的,但是政策往前提,工具往上提,那么中期的支撑力呢?所以这就需要在短期里能有一个大推动效应,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循环在这一把能够真正地到一个新轨道上面来,达到新的水平,这样就可能产生一个积极的加速效应,能解决我们未来的一些问题。
世界是不可能离开中国的
管清友:下面我们想进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话题: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改变,我们的产业链是否会有所谓的脱钩、碎片化?是否会被替代?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如何去看待现在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产业链可能被替代的情况?
刘元春:今年3月、4月中国出口进口数据的下降,引发了很多人对于越南、印度经济复苏之后对我们产业链被替代的担心。当然如果从短期数据来看,这种担心的确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产业链发生世界性的重构,尤其是美国以民族外交联盟和产业链联盟来进行遏制中国战略。这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但是我们如果拉长历史来看,就会看到2008、2009年特别是2009年的时候,当时就讲中国的产业会出现大规模的漂移,中国的成本快速上升,会导致越南和印度以及墨西哥等国家会替代我们的产业。但从2009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这种故事并没有发生。中国在整个世界的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成本必须是上涨的,因为中国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的上涨、租金成本的上涨,是我们增长的一种效果,也是人民福利提升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经济增长很多,我们的工资不上涨,那我们的经济就白增长了。因此成本上涨是必然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的生产率、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大幅度地提升,就会导致我们整个单位产品的成本并不会上扬。
因此,中国会不会被其他国家进行全面替代,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不是取决于中国成本的上涨,而是取决于中国的创新水平,这是关键。在我们创新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出现溢出是正常的。只要我们的基本盘能够守住,我们依然处于亚洲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关键地位,那么我们依然能够保证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风险的可控性。风险的可控性来自两个方面,产业链的风险可控性和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可控性。中国对产业链的可控性在全面加强,而由于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的恶化所带来的、对非经济性因素的可控性,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实际上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是不是在一些非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一些风险,必须要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对冲呢?很难。所以说政治问题,一些非经济性的、地缘政治的因素,可能还得需要我们的非经济手段来进行对冲。当然,经济这个基本盘能够坚实,我们也能够相对地稳住。
所以现在所讲的脱钩,我想在某种格局上会有趋势性的一种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深度有多少,实际上更值得进一步去深度研究和深度研判。目前依据3月、4月的数据来得出这样一些悲观的结论,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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