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常识拯救了我们！

回归常识，往往会是解决复杂问题的神来之笔。大道至简，谁都会这样说，但是，在现实中常常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被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东西裹挟着——甚至是裹挟你的人也同时被你所裹挟着。大家的行为都是为了趋利避害，其结果反而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漩涡，只能彼此都眼睁睁看着一起沉沦…

围棋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一个棋子都是一样的，规则也是最简单的，但是，千百年来没有一盘棋与另外一盘棋雷同。围棋中最常用的一个词叫“势”——大势一去，万事皆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听到“借势”和“集势"这样的说法。至于具体如何去借势，该如何去集势，没人能清晰的说出个道道来，因为我们的文化只关注概念，而不关注推演和论证。没人深入研究“势”是如何形成的及如何去识别它的方法。

我们习惯在事后用力吹捧一个人的丰功伟绩，但对他具体是如何一步一步做到的缺乏探索的兴趣。只是毫不吝啬溢美之辞，泛泛的赞扬。如果下一次遇到问题，是否可以依据这些道德化的原则去做就能逢凶化吉？估计谁心里都没底！

是非判断的原点争夺

我们曾经在《C1：他们到底怕什么》中简单的阐述了道义对组织和组织中权力变化的决定性影响力。我们在《结构学》的《C3：共识的形成》和《C4：道德与宗教》中做了更加详细的论证和阐述。

共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一句口号。它从原点判断开始衍生出一个逐渐渗透到日常事务中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为日常的事务做出是非判断和价值评估。共识所做的仲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效果越好，共识在人群中的认可度就越强，覆盖的人群范围也就越广，其神圣性和约束力也就会越大。

所以，无论是一种思想被广泛接受，还是一种资源被广泛应用，都会围绕它逐渐聚集起应用它、消耗它的人群，继而人群中会生成有序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形式无论是什么样的，它都会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势力。并且必然会成为结构中的一个新节点。我们在觉悟社中解释《结构学》的框架的时候阐述过：能够大量创造增量或者消耗存量的势力都会成为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你以为一个官员收到一份任命就能坐稳他的位置么？幼稚！他如果想任凭风云起稳坐钓鱼船，就必然要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主张，并且建立能够渗透下去的传导体系——这种传导体系是组织的骨架和神经网，让大脑的指令能够传导到末梢并驱动整个组织的行为。

在十年动乱中崛起的人都是嘴炮，但是，他们拥有真理的最高解释权。这事非常了得，因为它的解释决定了什么是对什么谁错，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是错误的行为，继而决定什么样的人是合格的，什么样的人是有问题的。不要小看这种是非判断，是非判断决定了奖惩，而奖惩是激励机制的核心，它驱动着个体的行为——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如此一来，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组织内部，人群的行为、好恶、态度等都会被它及其衍生出来的东西所调动，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个体往往被这样的力量所裹挟，甚至会被瞬间碾压的粉碎。今天深圳河对岸发生的事情和十年动乱时千千万万人的行为都有力的验证了这一点。所以，切勿小看了是非判断和价值评估的最高解释权，它在原点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因此，那为伟大的小个子重返工作岗位之后，只要求主管科技和教育，这种冷门的领域远离权力中心，谁都不会放在心上，真的以为他是准备发挥点余热然后顺利退休。虽然科学和教育是冷衙门，但它距离真理最近——我们在《结构学》中阐述过：教育是统治工具，它不仅仅在人心之中树立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的标准，还按这样的标准驯化下一代的统治机器的组成节点。无论是平反、回复高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如此种种都是在悄无声息的集势。我们曾经说过，乌合之众是墙头草，只要形成大势裹挟着他们往指引的方向走，他们就会同样的疯狂——他们永远只会在身边人面前追求优越感，其行为也完全参照周围人的反馈。真正能形成权力传导体系节点的人是那些被平反的人，是那些可以参加高考的人。当这些节点一一就位之后，这些本身就有力量的节点必然会形成有组织的网络和传递体系的骨架。现在只等待一个共识的产生去抢占是非判断的最高原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石破天惊的口号并非谁心血来潮的一时兴起，而是经过充分的酝酿，做足的文章之后逐渐呈现出来的。伟大的小个子一恢复工作就立刻着手恢复一个毫不起眼的机构——政策研究室。当年孤身进入迪化负责情报并策动新疆和平解放的那位书生被请来做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虽然看起来只不过是做一些空对空的理论研究，然而，他的背景就决定了他建立的这个理论研究机构真正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是闲聊，而是凝聚共识，并将共识以成体系的方式阐述出来，作好替代原有道义的准备，并为后续的共识之下的价值体系和是非判断的演化提供权威解释。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原点是非判断的最高解释权，另一手要抓的就是创造增量的关键节点及其体系建设！

结构的关键支点

改革和开放是同步进行的，这种同步进行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如果你读过《结构学》框架中揭示的原理，你就会轻易的明白：所有的改革都是社会结构的重构。而结构的重构其实是结构的关键支点的调整，首先要大破原有结构的内在约束，继而是重新搭建新的社会结构。大破结构的力量来源于两个方面：内部突破结构的边界约束的力量源于科技树的升级和组织度的跃升；外部突破结构的边界的约束力源于落差的挤压！科技树的升级包括原点科技的突破和产业化的应用普及。十年浩劫和当时奉行的政策显然无法形成内部突破原有结构的结构力量。所以，对外开放就变成了借用外部的落差的挤压完成结构重构的唯一方式。

总设计师第一次去日本现代化的钢铁企业参观的时候，他被整个车间里几乎空无一日的自动化震撼到了。他非常谦虚的问对方能不能帮中国也建立一个比这个更先进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对方两眼放光的爽快的答应了，这就是日后的宝钢。想到一个10亿人规模还未工业化的社会的需求，哪有不答应的道里呢？！总设计师还让对方把现场录像送到国内，让大家眼见为实，他本能的认为，视觉的震撼绝对会远远大于任何人转述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

1975年伟大的小个子第一次复出的时候，用尽所有的组织动员力量，试图把当年的钢产量提高到2400万吨，结果到年底的时候，用尽全力才勉强达到2200万吨。我们在《结构学》中阐述组织度的时候讲过：组织的密度沿续，人数密度，机械密度，信息密度的层次逐级递增。当后一种密度提高的时候，对前者的依赖就会大幅降低。当总设计师参观过日本的现代化钢铁厂之后，他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口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做任何组织动员，而是努力提高社会组织度的中机械密度。后面的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判断：宝钢一家公司的产量就高于以前一年全国的钢铁产量，而且质量控制要好的多的多！

恢复高考和知识青年返城，以及开放个体经营，鼓励体制内精英下海和发展乡镇企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了增强社会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体系中协作密度更高的节点。我们知道，一个类似于骨架的体系的构建是逐渐累积的，因为越庞大体系的关键节点依赖的配套基础和消耗的能量就越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就构建不起来。所以，构建这样的传导体系，首先要让基数足够大，协作足够密，成本足够低——深圳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创客团队，因为他们的设计所需要的零件和配件，深圳在多年的电子元器件及成品出口的训练下，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和低成本高效率的产业链体系。所以，全世界的创客团队都喜欢来深圳，因为他们上午的设计下午就能做出样品来，这在他们自己国家是办不到的。为什么我一直看好深圳，不仅仅是因为现有的数据呈现出来的东西，还有这些遵循底层逻辑的结构性特征所呈现出来的创造增量的趋势…

经济重心从白山黑水的东北逐渐南移到南海之滨的深圳。它呈现的是产业涌动的轨迹，以及伴随这种轨迹同步变化的社会人群结构。武汉在过去的4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从86%下降到不足30%，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人群结构的变化。即便到了今天，中国农业从业人口也超过27.8%，而其产生的GDP还不足8%，然而，我们每一年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包括玉米、大豆、大米、小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业及其从业人员一直处于持续的亏损状态，这个产业及其从业人群挤占了其它产业所需要的社会资源。那为什么还要持续投入，每一年都拨款呢？这会引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当它的机械密度和信息密度过低的时候，就只能不断的扩展人数密度，通过规模来增强整个社会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这个策略在特殊的情况下其实是高明的——人类的早期特别崇拜繁殖，也是通过增加数量规模来抵御自身的脆弱性以求得族群的存续。但是，支撑它的成本消耗和规模成正比。这也是农业帝国能控制的范围有限的原因。大唐开元盛世最巅峰的时候，西域才区区4万驻军而已，大唐每年就要消耗掉一半的财政用于维系对西域的有效统治。这就是机械密度不够时，社会组织的天然内在制约。

要增加机械密度就必须锻造更强大的个体并搭建协作度更高的组织。这一切都需要消耗更高的成本。所以，培养一个博士所消耗的社会资源足以养活成百上千个民工。然而，一个博士所能创造的增量往往是成百上千个民工叠加起来也无法望其项背。打过战略游戏的人就明白，为什么要囤积钱和油料去升级基地并建造更复杂的兵种？因为对方少数高级兵种的有效组合，往往能轻易消灭你十倍于其数量的低级兵种！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个取舍的比重不好拿捏。过早或者过晚，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影响整体结构的稳定。

事实上，这40年来，我们一直沿着伟大的小个子开创的思路：不断增加社会的机械和信息密度的节点，搭建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工具，不断的减少农业的比重并转移过剩的农业从业人口。脱贫的核心是让农业人口转移到别的产业，从农村进入分工协作密度更高的城镇生活和工作。他们为什么贫困？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亏损状态，它没有创造增量而是在消耗社会其它部分创造的增量。换而言之，他们的辛劳不足以养活自己，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在做无用功！一直以来，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做无用功，还不自知！

学习是最好的纪念

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他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理解他决策的初衷和底层逻辑，并用来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我相信在他诞辰115周年的时候会有无数的人用尽溢美之辞去表达一份感激。在此只就事论事，去理解他试图搭建的结构，以及他为什么要搭建这样的结构。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他是如何悄无声息的完成了集势，又是如何举重若轻的完成了关键节点的布局，以及这个惯性在他去世之后又是如何持续演化的…

所有人类社会的底层都是人，人所具有的生命体特征决定了覆盖其上的一切规则、制度和法律的不稳定性——当这些东西与大多数人的求存之道相契合的时候，它就会被遵守和维护，反之，则会被突破、利用或抛弃。我们不相信永恒的普世真理，只相信生命体永恒的求存行为引发的联动变化，以及自我强化和循环叠加的特征。这些底层的特征决定了基于其上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虽然这个“暂时"的时间跨度有长有短。

基于以上的原因，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无论打什么旗号，奉行什么制度。所以，富余远见和魄力的改革者既不能把房子拆了还要平稳的对房子内部结构完成重构，让人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叹为观止。生活中许多事情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无法让你不断的摧毁重建，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改革者。我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并保持一切的平稳过渡。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特别热衷于溪涧轻佻的浪花，那似乎是力量的象征。当我们成熟之后，就会发现黑和白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开始逐渐理解规则并借用规则的结构性力量去求得最好的结果。

人的能力归根结底有三个层级：第一，自身的天赋和意志力的利用程度；第二，对社会规则的理解深度和利用程度；第三，对人心的洞察力和把握人性的能力。无论什么社会，领导力都包括：架构目标搭建结构的能力，凝聚共识并控制节奏的能力，以及建立传导体系并确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最低的层次是毫不在乎规则，中间层次是主动遵守规则并利用规则，最高的层次是利用规则形成结构力量去改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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