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王振华、李佳音. 高危话语与极端活动: 基于评价性语言的心理实现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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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话语与极端活动: 基于评价性语言的

心理实现性讨论

王振华、 李佳音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马丁适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摘    要：高危话语往往导致极端活动。研究高危话语的特征有利于预防极端活动的发生。本文结合心理学对情感的研究，从情感态度出发，依据评价理论的心理现实性，提出了言语行为—情感—身体行为互动模型。我们认为，评价理论应用于分析高危话语以及预警极端活动，是以模型中的言语行为为出发点，揭示言语所传达的情感态度，由此预测可能发生的身体行为，从而对危害性社会行为进行预警监控。本文在案例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高危话语的评价特征，并提供了预警极端活动的措施。

关键词：高危话语 极端活动 预警 评价理论 情感

文献来源：王振华,李佳音.高危话语与极端活动:基于评价性语言的心理实现性讨论[J].当代修辞学,2021(2):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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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章《多余的一句话》( https: / /www．sohu．com /a /194702606_156661) 讲述一个外地小伙进都市坐公交车，坐错了方向，没想到最后引发了一场“混战”。小伙研究地图后感觉坐错了方向，于是求助售票员。售票员答语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 “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啊! ”旁边的老大爷听不下去，对售票员说了他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的年轻人啊，没有一个有教养的! ”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听不下去，对大爷说了她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旁边一位中年大姐听不下去，对小姐说了她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 ”一车人骂骂咧咧像炸了锅似的。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外地小伙喊道: “大家都别吵了! 都是我的错……”，他多余的最后一句是: “早知道 XX 人都是这么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后来，大家被带到公安局录口供，然后去医院包扎伤口。故事的讲述者说，他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用票夹子砸的，因为他也说了他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 你们就当她是个傻 X，和她计较什么?! ”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发话人话语的负面意义能引起或激发听话人的情绪发生变化，听话人因受刺激而做出更具负面意义的言语表达，这种连锁反应逐级上升，最后导致了暴力发生。类似的例子在生活中不胜枚举。这种激发负面情绪、导致不良后果的话语，往往造成不好甚至恶劣的影响，不利于人际和谐和社会安定。我们称这种话语为高危话语。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给高危话语下一个工作定义。首先看“高危”的意义是什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 》，高危被定义为属性词，指发生某种不良情况的危险性高。关于“话语”一词，我们参考学界的观点，将它定义为: 言说、书写、多模态以及与其伴随的情形形成的社会互动。基于此，高危话语，指使用中的、导致高危险性情况发生的言语、书写或多模态以及与其伴随情形形成的社会活动。这样的定义，其特征为: 1) 与语言和多模态这些社会符号有关的社会互动，即人( 群) 与人( 群) 之间的语言或多模态活动; 2) 使用中的言语、书写、多模态，辞书中的语言不在此列; 3) 这种使用中的社会符号具有显性或隐性的负面意义，并能导致不良或危险的行为或后果。此外，高危话语一般分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高危话语指有明显负面意义的话语。隐性高危话语指没有明显负面意义的话语，如表面不具负面意义或负面意义不明确的话语，但言者或听者因语境而推导出来的话语负面意义。显性负面话语导致不良后果的语境依赖性低于隐性负面话语导致的不良后果。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高危话语深入研究，寻找其成因，探索其规律，在此基础上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或解决方案。鉴于此，本文基于评价理论并结合心理学相关观点对这种话语进行研究，挖掘其本质特征，为分析和筛查可能发生的极端行为提供理论基础，为预警提供帮助。

2. 评价性语言的心理现实性

2.1 评价理论

    本文所说的评价理论是指评价系统( Appraisal Systems) ( Martin 2000; Martin ＆ Rose 2003) ，我们认为评价系统是语言学和话语研究领域里评价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评价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态度( attitude) 、介入( engagement) 和级差( graduation) 。态度系统关乎感受( feelings) ，包括因外物导致人的心理所产生的情感反应( affect) 以及人对行为的判断( judgement) 和对事物的鉴赏( appreciation) 。这三者以情感为中心，情感的再加工形成判断和鉴赏。判断是情感机构化(institutionalized) 后关于行为的提议( proposal) ，即如何行事，其中一些建议已成为宗教和国家的规则和约束。鉴赏是情感机构化后关于事物价值的命题(proposition) ，即事物是否有价值，其中一些估值已成为奖励制度(Martin＆White 2005) 。由此，态度系统的指向可理解为: 说者/作者基于对事件参与者行为的判断以及对事件所产生的结果的鉴赏，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情感立场。说者/作者向受众传达自己的态度，其目的是说服受众认可其所在社团的价值观念和信念(Martin＆White 2005) 。介入系统和级差系统是评价系统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介入是态度意义上的介入。无论是理性的判断还是感性的判断、理性的鉴赏还是感性的鉴赏，说者/作者总是要考虑听者/读者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说者/作者一般要给听者/读者留有对话的空间。这种对话空间的大小往往通过投射、极性( 肯定/否定) 、情态、让步、条件等语言资源来实现话语收缩( contract)或话语扩展( expand) 。换言之，说者/作者通过自言( monoglossic) 不给听者/读者在语言上留有对话选择，通过借言( heteroglossic) 给听者/读者在语言上留有对话选择。王振华( 2003) 在介入系统的自言与借言二分基础上提出了“三声说”介入结构。具体而言，在一定语境下，说 者/作者不仅可以投射自身的情感态度( 第一声) 以及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情感态度( 第二声) ，也可以假借说者/作者所在社团的共享情感态度( 第三声) 。根据王振华( 2003) ，这三种类型的介入具有不同的作用，运用第一声介入传达的是说者/作者自身关于人、物、事的评价;而第二声和第三声的介入，则是以证实( justify) 为目的。“三声说”细化了介入的实现方式，更将说者与受众的对话空间拓展至他们所在的社团，为进一步说服社团其他成员认可说者的情感态度提供了可能。级差是态度意义上的级差，指态度的强弱程度，它通过语言产生的力度(force) 和聚焦(focus) 的程度来实现，分别涉及可分级意义的强势( raise) 和弱势( lower) 与不可分级意义在典型性( prototypicality) 方面的清晰( sharpen) 和模糊( soften) ( 参阅 Martin 2000; Martin ＆ Rose 2003; Martin ＆ White 2005; 王振华 2001) 。

      评价系统以态度系统为中心，态度系统则以情感为中轴，判断和鉴赏是情感的机构化结果。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逻辑意义上的“和取”( logic and) 关系，三者相辅相成。介入系统表明态度的来源，级差系统表明态度和介入的语义强弱。态度系统不仅关涉自言话语的态度及其强弱，也关涉借言态度及其强弱。介入系统在表明态度来源的同时也包含所言态度的强弱程度。通过对语篇进行态度、级差和介入三方面的研究，可以揭示说者/作者在语篇或话语中选取了哪种态度，态度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如何，是否成功地说服了听者/读者、营造了和谐氛围、建立了连带关系，还是疏远了听者/读者、树立了对立面。

2.2 情感态度的来源及其影响

       尽管王振华( 2012) 曾指出评价理论的三个主系统与心理认知有着直接关系，但国内外从心理认知角度考察评价理论的认知机制却较少。殷祯岑( 2017，2018) 指出在语言表征阶段中，评价是构成意义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评价内容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但却未进一步探讨评价内容，尤其是负面评价在后续言语以及社会交际中的影响。Gu( 2017) 对情感产生进行了概念化，提出了情感事件分析的操作流程( 张永伟、顾曰国 2018) 。该操作流程展示了情感表达者由于触发项产生情感的过程和后续行为倾向，但未对其言语特征进行详细、系统的分析。我们认为，将评价理论引入情感产生过程中，能够探析语言传达情感的机制与规律，为挖掘高危话语的负面情感及其社交影响提供有利工具。冯德正、亓玉杰( 2014) 依据认知评价对态度系统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基于诱发条件的态度意义系统以及态度意义的行为反应系统。姚霖霜(2012) 结合以目的导向的概念整合理论，提出了法律语境下情感态度表达的特征。现有这两套理论对评价语言的产生机制和表现特征提供了详细框架，但表达情感态度后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却未涉及。这一点则是高危话语分析所要实现的目标，明确了情感态度表达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受众社会行为的影响，才能预警可能出现的极端活动。下文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结合Gu(2017) 情感概念化过程，阐释情感态度的来源及其对情感经历者在行为上的影响。

      心理学认为“情感包括引发因、情感和动机化的行为趋势，并且可能会有其明晰的表达方式和本能的改变”( Weisfeld ＆ Goetz 2013) 。也就是说，情感是由一个引发因所诱发的。这种引发因既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这种引发因通常需要评价的介入，从而使得某种情感能够在大脑中的杏仁体激活( Sternberg ＆ Sternberg 2012) 。某种激活的情感能够引发带有动机性的行为，包括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话语表达等目的性行为。情感表达者的这些行为是为了对情感接收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Weisfeld ＆ Goetz 2013) 。另外，情感主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情感本身的社会属性。正如 van Kleef，Cheshin，Fischer ＆ Schneider ( 2016) 所言，情感本质上是社会的，因为它们一般都是在社会情境下引发、表达、约束、识别、解读以及回应的。因而，情感表达者通过目的性行为向情感接收者所传达的情感是以交际为目的的，他们期望接收者能够作出回应。从社会交际的角度来看，对于情感接收者而言，一旦他接受了原情感表达者所经历的情感，他就转换为新的情感表达者，他所要做的便是理解原情感表达者所传达的情感，解决其困境，并通过目的性的行为表现出来。面部表情、手势以及肢体动作、语言等都是情感传达的方式，其中面部表情的情感识别研究成果颇丰( Castellano et al．2015; Ekman ＆ Friesen 2003; Ekman ＆ Rosenberg 2005; Kohler，Walker，Martin，Healey ＆ Moberg 2010; Soroush， Maghooli，Setarehdan ＆ Nasrabadi 2018) 。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关注语言作为情感表达方式对情感接收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图 1 阐释情感的产生及其影响，即对外部/内部引发因的评价会激活相应的情感( 冯德正、亓玉杰 2014) ，这一情感通过带有目的性的行为传达出来，成为情感接收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外部引发因。此时原情感接收者对外部引发因进行判断评价，决定是否与原情感表达者一致，从而激活相应的情感。激活相应情感后，原情感接收者就称为新情感表达者，会采取对应的行为以解决原情感表达者的情感困境。情感有正负之分，即积极情感( positive) 和消极情感( negative) ( Citron 2012) 。不同于消极情感接收者，积极情感接收者作为新一轮的情感表达者不存在解决原情感表达者的情感困境，而是分享原情感表达者的积极情感。不过也存在接收者受积极情感影响而产生消极情感的情况。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最初的情感表达者还是角色转变后的新情感表达者，他们在选择情感表达方式时都取决于情感对他们决策的影响，从而确定以何种方式将情感表达出来。心理学研究对情感与决策的关系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情感强有力地、可预测性地，并且普遍地影响决策”( Lerner，Li，Valdesolo ＆ Kassam 2015) 。例如，当人们受愤怒情感影响时，往往会低估风险并倾向于带有风险的选择; 而当受到恐惧情感支配时，则会高估风险并倾向于少风险或无风险的选择( Lerner，Gonzalez，Small ＆ Fischhoff 2003; Lerner et al． 2015) 。此外，当经历某种确定性很高的情感时，如开心、愤怒、厌恶等，人们并不会对该感情的内容以及质量进行深加工，而是采用启发式加工，过多地依赖这一情感表达者的身份地位以及一些刻板印象( Lerner et al． 2015; Lerner ＆ Tiedens 2006) 。因此，当一个人处于愤怒的时候，他会低估潜在的风险，从而忽视造成他愤怒的原因，力求采取一切办法改变现状，并且消除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在这种想法背后，潜伏的是报复心理与行为，通过威胁性话语、实际性的进攻等激进行为表现出来( Lerner ＆ Tiedens 2006; Patrick ＆ Zempolich 1998; Weisfeld ＆ Goetz 2013) 。因此，我们在图 1 中加入决策这一环节，引导相应的行为表达。

3. 评价理论与行为预警

基于情感的来源及其影响，语言使用作为情感所引发的动机性行为，是传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通过对语言使用中的评价性资源进行分析，能够揭示言语所表达的情感态度。正如上文中原情感接收者转换身份成为新情感表达者所经历的一样，在接收了以一定方式传达的情感后，接收者对该情感进行评价，从而认同所接收的情感，产生共鸣。在这一过程中，特定的情感以一定的言语行为传达出来; 通过评价，一定的言语行为则反应了特定的情感。由此，言语与情感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图 2 中以二者间的双向箭头呈现) 。此外，上节中提到，表达情感的方式并非仅有言语行为，也会有其他身体行为。与言语行为同理，特定的情感亦可通过相应的身体行为传达出来; 且借助评价，身体行为能够反应一定的情感。换言之，身体行为与情感也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见图 2) 。而言语行为与身体行为作为传达情感的动机性与目的性行为，二者在达成这一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即在宣泄某种情感时，既采用言语行为，通过身体行为传达( Lambe，Cioppa，Hong ＆ Craig 2019) 。二者的一致性也体现在言语行为可能成为某种身体行为的诱发因( Awan ＆ Zempi 2016; Kaakinen，Oksanen ＆ Rsnen 2018) 。

这种一致性表现在图 2 中言语行为与身体行为间的等于号。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达情感的过程中，尤其是以言语表达感情时，会存在撒谎的可能，即通过言语掩盖真实情感。但对于身体行为而言，这种掩盖情感的目的很难实现。根据已有的心理学研究，无论是对情感的掩盖，或是其他真相的掩饰，身体行为，包括面部表情、微表情、眼 睛、手势、肢体动作等都会“泄漏”真实的情感或真相( Ekman ＆ Friesen 1969; Marono，Clarke， Navarro ＆ Keatley 2017; Porter，Ten Brinke，Baker ＆ Wallace 2011; Porter ＆ Ten Brinke 2008) 。因而，言语在传达情感方面可能存在误导，但是身体行为不会这样。而本文所要研究的是非掩盖、非误导情况下的言语所传达的情感，从而确保了言语行为与身体行为在传达情感方面的一致性。

由此，情感、言语行为、身体行为三者，以情感为中心形成了两两交互与一致关系。言语行为和身体行为既是情感传达的表现方式，加以评价二者也是揭示蕴藏情感的窗口。而言语行为与身体行为在动机性方面存在一致关系，即共同传达某种特定情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言语进行评价性分析，能够揭示话语所反映的特定情感。根据这一特定的情感能够对可能产生的身体行为以及其他目的性行为进行预测。评价理论之于行为预警正是建立在这一心理现实之上。以情感、言语和身体行为三者的交互一致关系为基础，从言语资源的使用出发，探析话语所表达的情感，而后利用这一情感预测可能发生的身体行为，甚至是较大范围的社会行为，以便对危害性社会行为做出预判。其中，我们既可以由言语预测情感表达者的身体行为以及社会行为，也可预测情感接收者在认同所表达情感后可能产生的动机性行为。

      具体而言，将评价理论运用到行为预警之中，就是对话语使用中的评价性资源进行分析，包括三个方面: 态度、介入和极差。对话语的态度分析涉及情感、判断以及鉴赏三个维度，即基于对所描述事件参与者行为的判断以及对事件所造成影响的鉴赏，得出情感传达者的情感态度立场。对话语在介入和级差方面的分析能够进一步确定情感传达者的态度来源及其情感态度的强弱程度。三者综合起来不仅可以揭示所要传达的情感态度，也可以得出通过言语行为说者 /作者的修辞目的是否达成，即成功说服受众、建立连带关系，亦或是疏远受众，树立对立关系。前者即为上文所述的言语行为反映情感，后者———修辞目的的达成则与说者 /作者的其他社会行为存在关联，即言语行为与身体行为的一致关系。换言之，修辞目的的达成与否能够间接预估其他行为。在此基础上，根据言语所揭示的情感能够直接预测可能的身体行为及其他社会行为。

      这一过程的图式化参考图 3: 基于评价性言语的行为预警。以预测社会行为为目标，由评价性言语为起点，直接揭示言语所反映的情感，这一环节以单向箭头表示。进而通过所揭示的情感对身体行为等其他社会行为进行直接预测，同样以单向箭头表示。而由评价性言语对社会行为的间接预估以虚尾箭头表示。至此，将评价理论应用于行为预警，就是发挥评价性言语对情感的直接揭示作用以及对社会行为的间接预测作用。而情感作为中介，为评价性言语和社会行为间的关联提供可能。

4. 案例分析

      上文基于情感态度表达的影响讨论了评价理论的心理现实性，并建立了行为预警框架，本节将实例化这一预警框架在高危话语中的应用。

      永和桥聚众斗殴事件起因于一段舞蹈的原创之争。网红“小辣椒”与“小杰”二人因“社会摇”这种舞步的原创问题，在QQ空间引起争议，进而发展为网络骂战、地域纷争。最后发展为线下在南宁永和桥聚众斗殴，斗殴双方达 120 余人，双方均自制爆炸物和武器。最终，“小辣椒”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其他参与斗殴的被告人各判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至六年不等。该事件于 2019 年 8 月 3 日和 4 日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们搜集了该事件起因的 QQ 空间争议截图( 源自《今日说法》) ，并根据评价理论对两则语料进行了标注。其中加粗表示反映态度信息，斜体表示意义的强弱信息，下划线表示信息的来源，即借言。

   （1) 2018年2月25日01:19: 怪咖: 小辣椒———我想说四步是我们万秀歌巢流传出去的你们这些大沙田的想跳就能跳得出来的吗? 还在各个酒吧舞台上跳的那么嗨皮 帮kkk 

      (2) 2018年2月25日01: 53 r———沙田八步比你们威吧? 你们万秀四步算什么嘿［偷笑］转黄熙煜: 我想说万秀X怎么那么牛X 我们沙田明明就是八毕跟他们不一样恶不恶心 我想说 万秀就知道XX 有什么用 觉得牛X 可以开战啊啰啰嗦嗦 以为南宁都是你的啊XX 真的以为自己是网红就算是也是 XX 哈哈哈哈笑死了 大沙田威武霸气战无不胜［微笑］( 附网红“小辣椒”照片一张) ( X 是警方对原截图中的侮辱性话语做的马赛克)  

      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小辣椒”先在 QQ 空间发布了(1) 这则动态，随后 r 作为回应，转发了“黄熙煜”的动态并加上了自己的态度，发布了(2) 这则动态。根据我们前文对情感来源及其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小辣椒”为最初的情感传达者，且仅此一个身份; r 和“黄熙煜”两人则经历了身份转化，由“小辣椒”的情感接收者变为新一轮的情感传达者。我们先依据事件的时间顺序，依次对两则语料进行评价性分析。

      语料(1) 中，情感传达者首先对自己所在社团的行为进行了判断: “我想说四步是我们万秀歌巢流传出去的。”从“我”到“我们”，情感传达者通过第三声介入，将自己的判断扩展到她所在社团，为其评判态度进行了证实( justify ) ，从而传达出四步舞由万秀社团原创的既定事实。接着是对语料(2) 中社团成员的行为进行了判断: “你们这些大沙田的想跳就能跳得出来的吗? 还在各个酒吧舞台上跳的那么嗨皮。”其中，“你们”的使用将目标受众界定为大沙田社团的成员，再加上使用“大沙田的”( “的”字结构) 来指称对方成员，带有不礼貌的意义(陆俭明、马真 2020) 。再者，用“那么嗨皮”这一评判性词组来描述大沙田社团的行为，传达出大沙田社团的成员不会跳他们万秀的四步舞，居然还能跳得很开心。从情感传达者的这两段判断可以看出，她是要传达对大沙田社团消极的态度，即不开心、略带厌恶的情感。最后一句“帮kkk”( 网络用语，“帮助转发/扩散”的意思) ，情感传达者想要扩散传播的不仅仅是四步舞由万秀社团原创，而大沙田社团不会跳也不能跳得开心的这一判定，更是对大沙田社团的消极情感态度。

      语料(1) 所传达的消极情感态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其不同的受众。对万秀社团的受众而言，语料(1) 中传达的高确定性的不开心、厌恶的情感，以及“小辣椒”的网红地位，会激发他们的启发式加工( Lerner et al． 2015; Lerner ＆ Tiedens 2006) ，从而会很容易认同其中的情感态度和判定，与情感传达者产生共鸣，激发对大沙田社团的不开心、厌恶的情感。而对大沙田社团的受众而言，由于与情感传达者是对立面，加之接收到的是对自己所在社团的不满情绪，大沙田受众几乎不可能认可传达者的情感态度，因而对情感传达者产生憎恶、愤怒的情绪。由于情感传达者使用了第三声介入，将自己所在社团引入话语之中，大沙田受众可能产生的愤怒情绪极有可能扩大对象至传达者所在的社团。伴随这种高确定性的愤怒情绪，是威胁性话语、极端活动的发生( Lerner ＆ Tiedens 2006; Patrick ＆ Zempolich 1998; Weisfeld ＆ Goetz 2013) 。随后的语料(2) 印证了这一推测。语料( 2) 是语料(1) 的大沙田受众从情感接收者转变为情感传达者后发表的言论，有两名情感传达者 r 和“黄熙煜”。其中r转发“黄熙煜”的言论并添加了自己的态度，说明r作为“黄熙煜”的受众认可并接纳了后者的情感态度。据此，为便于分析，我们将语料(2)的两个情感传达者视为一人。

      与语料(1)中相似，语料(2)的情感传达者也使用第三声介入的方式，“我们”“你们”，将对话空间拓展到所在社团，证实了自己的情感判断，从而使情感冲突扩大到两个社团层面。不同之处，语料(2)中则使用了大量的高语力强度的情感词，且多为孤立型( isolation) 的语势强化手段。这些情感词中，积极词汇，如“威”“威武霸气”“战无不胜”，是对传达者所在社团的八步舞的鉴赏和社团成员行为的判定，传达了他们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消极的高语力强度词汇，除去被打马赛克的侮辱性词汇，如“算什么”“恶不恶心”“啰啰嗦嗦”“笑死了”等，则是对(1)中万秀社团做出的判断性和鉴赏性评价，传达出嘲讽、憎恶、愤怒的消极情绪。其次， “就算是”看似是表达一种让步关系，承认对方是网红，但“也是”后面的侮辱性话语则表明，这是表示一种负面的递进含义( 徐默凡 2016) ，是一种更加消极的评价。(2) 中的传达者甚至还使用了挑衅性的词汇和语句，“开战”“以为南宁都是你的啊 XX”，这些挑衅言语在上述高语力强度的消极词汇的语境下，使传达的消极情绪强度增大。此外，(2)中的情感传达者不仅表露了自己及所在社团对(1) 中万秀社团的消极情绪，同时也对该社团中的代表“小辣椒”，即语料(1) 的情感传达者，进行了判断性评价，充斥着嘲讽、挑衅之意。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这种既针对对方社团又针对其代表的高强度挑衅、嘲讽以及憎恶的情感态度，势必会激发对方社团受众的群体愤怒。而对情感表达者自己所在社团的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传达则得到其社团成员的认可与接纳。与此同时，社团成员也会接受情感传达者对对方社团的消极情感态度。这从语料(2) 的情感传达者 r 转发“黄熙煜”的言论可以得到印证。

      这种社团层级的群体情感对峙，会引发群体报复活动，甚至是极端活动的产生( Lerner et al． 2015; Lerner ＆ Tiedens 2006) 。事实也证明，在这之后，这两则截图在双方社团的群聊中不断转发扩散，双方社团成员在 QQ 上骂战，进而引发了地域矛盾，最后线上冲突发展成地域性的线下约架、斗殴。如果我们能够在上述两个语料发表初期甄别出潜在的社团情感对峙，做到及时预警，那么后续的线下约架、群体斗殴就有可能避免。因此，我们以上述两例语料为基础，试探性地将高危话语的的评价基调提取如下，以便为预警极端活动提供语言学措施: 

      1) 自由表达极端性、高语义强度判断( 多为说者/作者本人的判断，也引用他人或其所在社团的判断) ;

      2) 自由表达极端性、高语义强度鉴赏( 多为说者/作者本人及其所在社团，对事件的鉴赏) ;

      3) 自由表达极端化消极情绪，且为高语义强度的情感。

      上述的“极端性”“高语义”呼应心理学领域情感研究的两个主要维度，即效价( valence)和唤醒度( arousal) 。前者指情感的积极、消极之分; 后者则指情感的激活程度，是平静的还是紧张/兴奋的( Citron 2012) 。从人际角度看，处于两个维度两端的情感更能在受众中激发互补的、互惠的，或是共同的情感，同时也能激励受众作出与情感呼应的行为( Lester，Wong， O'Reilly ＆ Kiyimba 2018) 。自媒体高危话语的极端性和高语义强度正反映了高危话语所传达情感在这两个维度的位置，受众在接受这种情感时很容易受情感传达者的影响，激发与传达者类似的情感，进而在高唤醒度情感的激活下引发一系列的身体行为。正如上述例子所示，事件主要参与者在 QQ 空间发布的消极、高强度的言论引发了各自对立社团受众的强烈愤怒情绪，这种社团级别的情感对峙在随后的时间发酵中升级为地域性情绪，最终引发了线下的暴力活动。由此，将评价理论运用到极端活动预警中，就是依据评价理论的心理现实性，从言语出发，对自媒体话语进行情感态度分析，得出其评价基调。进而与高危话语的评价基调进行对比，即是否存在极端性、高语义强度的评价特征。对于相似度高的言论加以追踪监控，以预防可能发生的危害性、暴力事件。

5. 结 语

      本文结合心理学领域情感的研究，从情感态度传达后的影响切入，讨论了评价理论的心理现实性，并提出言语行为—情感—身体行为的互动模型。该模型认为，情感通过言语行为和身体行为传达; 反过来，通过评价，言语行为和身体行为能够反映一定的情感，从而构成言语行为和情感以及身体行为和情感的双向互动关系。言语行为和身体行为作为情感传达的目的性行为，在达成这一目的上具有一致性。而将评价理论应用于行为预警，则是以评价性言语为出发点，直接揭示话语传达的情感态度，进而预测由情感态度可能引发的身体行为和社会行为，对可能的危害性社会行为进行预警。基于此，本文以自媒体中的高危话语为例示，依据评价理论的三个系统，即态度、介入和极差系统，对高危话语进行了评价性分析，得出高危话语在传达情感过程中的评价特征，即高危话语的评价基调。据此，可以对网络上自由发布的言语进行评价性分析，并与高危话语的基调做对比，对高相似的言语进行追踪监控，以防潜在的暴力事件和极端活动的发生。

参考文献略。适应微信排版，本文格式略有变动，欢迎阅读《当代修辞学》纸质版期刊或知网下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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