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韩礼德. 新的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新挑战（II）丁建新等译

新的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新挑战（II）

韩礼德 著 

丁建新2 黄晓童3 颜逸飞4 等译

 【摘要】《新的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新挑战》是韩礼德在 1990 年第九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同年出版于《应用语言学期刊》第六卷第 7 至 36 页。韩礼德回顾了历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主题的变化，引入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这一新兴议题，他指出语法很难被规划，由此过渡到了对语言进化过程的探讨。在他看来，语言同时扮演三个角色：现实的一部分、现实的塑造者以及现实的隐喻。而应用语言学的任务是解释语法构建现实的方式，即语法如何进化为人类用以构建经验的资源。在分析了语言规划、科学话语语域、语言与偏见等领域所面临的语言困境后，他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都是语言的问题。他主张人类应当反思语言构建世界的方式，来应对诸如阶级主义、增长主义等威胁。该译文是《新的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新挑战》系列译文之二。 

【关键词】韩礼德；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语言

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II) 

1M.A. K. Halliday (Author) 

Ding Jianxin2 Huang Xiaotong3 Yan Yifei4(Translators)

【Abstract】“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is a paper presented by M.A.K. Halliday on the Ninth World Congress in 1990 and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ixth volume of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p. 7-36) in the same year. Having reviewed the changes in the themes of previous congresses, Halliday started with one major concer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namely,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s grammar is not a designed system, he then illustrate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From his point of view, language is a part of reality, a shaper of reality, and a metaphor for reality. The task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is to interpret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at is, how language evolved as the resource whereby human beings construe experience. Halliday therefore discussed theproblematic language in several spheres, including language planning, the register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language and prejudice. He pointed out that such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re also linguistic ones. He ended up with urging human beings reflect on the way that language construes the world, in order to cope with menaces such as classicism and growthism.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of “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Key words】Halliday; Ways of Mea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注】：韩礼德两篇文章的译文发表在《东亚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

倘若语言只是“反映”我们对现存事物的经验，将其与物质世界的范畴一一对应，那么语言研究很难威胁或颠覆现有社会秩序。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设计了反对性别歧视的语法。这一做法是说得通的，因为语言不是对应物质世界，而是构建物质世界。因为语言构建物质世界的作用是量化的、渐进的，所以我们很难有所察觉。正如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所言：从生物角度来说，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往往难以察觉和回应那些渐进的影响。我们很难意识到这些影响，因为它们是定量的、渐进的，沃尔夫贴切地称之为“无数小动量”（innumerable small momenta）。我们能够识别、应对颠覆性事件，但意义的进化往往不是颠覆性的（除非出现了莎士比亚和牛顿这类人）。因此，我们自然不会关注稳定的、潜移默化的语言发展进程，虽然我们的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这种进程之上。 

同理，这些影响很难用文本范例来说明。如果我们用实例．．来呈现，就需要庞大的话语样本。但同时，我们可以系统．．地呈现出来，即将其呈现为系统的特征而非实例的特征。（换言之，作为语言而不是言语。不过，为表明语言与言语不是截然不同的现象，而是互为补充的两方面，我们首先需要解构这种二分法。）下面我以欧亚文化带的乌尔都语和他加禄语为例，对意义的构建进行说明。我选择这两种语言，是因为它们都未曾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技术的初始变革。哈桑认为，乌尔都语有很多“隐性手段”，即在语法语境中，若语境已经阐明参与特定过程的实体（人或物），就不再指称它们。18从语言本身来看，这可能只是语法事实，且这个事实具有任意性。然而，更重要的是，只要条件允许，说乌尔都语的人肯定会选择“隐性”表达。做一个说乌尔都语的人，就是要“相信受话者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假设话语含糊的概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受话者之所以能理解内容，是因为共处于同一文化背景，而在这种文化中，社会关系和彼此可能扮演的角色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引出了系统和实例间的辩证关系：语法为隐性的指称表达提供潜势和系统选择，这些选择与主流文化模式产生共鸣并成为日常话语中的高频用法。作为语法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特征得以强化。因此，实例构成了系统，系统规定了每个实例的潜势。 

在他加禄语的语法中，马丁（Martin）发现三种主旨（motifs）对现实世界的文化构建至关重要：面子，家庭和命运，马丁将这三种主旨合称为“语法合谋”（grammatical conspiracies）。马丁描述了每一种主旨的特征综合征，这些特征以特定的方式 “合谋”构建经验、建立社会关系。紧接着，他将这些特征与英语中类似的特征进行对比。在家庭．．主旨中，基本主题为“共同”（togetherness）：一起做事或共享事物。马丁认为这与哈桑在乌尔都语中发现的“把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有关。在这个基础上，他归纳出十种共同构建“共同”概念的语法特征，并将其与英语语法中的“个体”（individuality）的构建进行对比。面子这一主旨与“外观”（appearance）相关，即尊重他人的立场，有时可能要以牺牲自己的立场为代价。这种“外观”由十个语法特征来进一步构建，它与英语中的“现实”（reality）取向形成对比。至于命运主旨，“合谋的基本主题是那些发生在个人掌控之外的事件。事情就是发生了，人们无法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马丁发现了九个特征，这些特征支撑构建了他加禄语中“宿命论”（fatalistic）概念，与英语中的“决定论”（deterministic）构建形成对比。

哈桑和马丁所描述的意义风格往往是文化的特征，在这些文化中，成员间民族统一、种族一致，拥有许多相同的既定假设和价值观。这种意义风格是家庭语言的延伸，是语境中的语义。这种语境中，只有少量话语涉及与陌生人的互动。毋庸置疑，英语中也存在这类话语，或者说在合适的人际语境中，几乎每种语言都存在这类话语。但是，哈桑和马丁认为，这种文化现实是由相关语言中规律的、系统的语法构建的，其与英语形成鲜明对比。早在 50 多年前，马泰休斯(Mathesius) 就已经注意到中世纪末和早期现代英语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发生时恰逢印刷术传播和文艺复兴带来的文化变革。20它们构成了一种综合征，用系统的术语来说，就是重新调整了小句结构中语篇元功能和概念元功能之间的优先顺序。 

根据马泰休斯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征参与了这种“共谋”，例如：（i）充当主语的成分发生转变，动作者（Actor）与主语绑定转变为主位（Theme）与主语绑定，这一转变导致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更高。例如：我们会说“I was accosted by a stranger”，而非“a stranger accosted me”或者“me a stranger accosted”；（ii）心理过程的形式发生变化，如从“methinks”、“melikes”转变为“I think”、“I like”；（iii）动词短语增加，动词放在句末。例如：从“I'll raise the matter”转变为“I'll take the matter up”；从“how can we solve this equation?”转变为“how can we work this equation out?”；（iv）对等表达中，角色差异与及物性功能无关。例如，在“take the tailor this cloth”和“take this cloth to the tailor”这一过程中，“the tailor”在两种变体“the tailor”和“to the tailor”里扮演着相同的角色。然而，小句信息结构中，它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类似的例子还有“play the devil at cards”和“play cards with the devil”；(v) 在扩展主位等价式时（包括“分裂句和假分裂句”），可以将小句中的元素任意分配为主位性（thematic）元素和有信息价值（informational）的元素。以上所有模式共谋，构建语篇意义。首先，按照主位+述位、已知信息+新信息的原则，一个元素被当作主位放在句首，主要的新信息成为无标记项置于句末。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特征，相当深刻复杂。比如，从 dined、nodded、sounded、erred 转变为 had dinner、gave a nod、made a noise、made a mistake；从 her hair is long、my arm is broken 转变为 she has long hair、I have a broken arm。另外，在作格型语态系统中，动词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比如 the door opened/she opened the door、a new method evolved/they evolved a new method、he never changes his ideas/his ideas never change。这些特征演变为新型标准英语口语的一部分，进而促成了一种话语模式：语法的主导模式决定选择何种资源，体现为主位或信息的语篇模式，而不是及物性的概念模式，或者说至少和概念模式是一样的。换言之，于听者而言，意义方式并非．．理所当然。这种话语可以是对一个陌生人说的，这个陌生人不与说话者遵循相同的交际准则，甚至也不一定处于那个语境中。同理，这种话语也可以写在一本要多次印刷的书中。这些都是标准语要做的事情，而这些话语需要一种语法，能将信息的组织方式和各部分的信息显化。 

渐渐地，这种普遍的、非技术性的语法在英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欧洲主要语言（英语也正成为其一）正形成新的技术语域，包括科学和学识，而这一新语域注定引领构建新的现实。我们或多或少能在意大利的伽利略（Galileo）和英国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身上发现相同的语法特征综合征，也正是这种综合征构成了科学话语的语义特征。接下来我以玛丽亚·比亚吉（Maria Biagi）关于伽利略的著作为例，列举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特征。21

1.将抽象名词作为技术术语。这些词汇起源于古希腊语，通过古典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表达。velocita; mutazione速度; 突变incidence; proportion发生率；比例 

2.利用隐喻名词，将过程和属性名物化，是非技术性的。il toccamento dell'acqua con la barca水与船的接触the diverging and separa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rays异性射线的发散与分离 

3.在第二个特征中提及的这类过程和属性派生成词语，扩展成名词词组，具有特征语（Epithet）和类别语（Classifier）的功能（在英语中为前置中心语，在意大利语中为后置中心语）。il moto generale diurno一般的昼夜运动several contiguous refracting Mediums几个连续的折射介质 

4.类似第二个特征中的过程和属性派生成短语和小句，由这些短语和小句扩展而成的名词词组具有定性语（Qualifier）的功能（在英语和意大利语中，名词性词组均为后置中心语）。il mobile cadente lungo il piano the Whiteness of the emerging Light家具落在地板上 新出现的光的白度quegli animaletti volanti con pari velocita the Motion of the Ray generated by the refracting Force of the Body 那些以同等速度飞行的动物 由物体的折射力产生的光线运动 

5.逻辑关系动词化为隐喻动词（如“causes”、“proves”、“follows”等）。risulta da; succede arises from; is occasioned by……的结果；发生 源于；是因为…… 

6.利用文本串连抽象的参与者。 

7.使用长的主从关系小句复合体（hypotactic）和并列关系小句复合体（paratactic），该现象较多出现在对实验的描述中。 

后两种情况可能需要用大量笔墨来阐明。不过，以下摘录自牛顿所著《牛顿光学》（Opticks）第 282 页的内容体现了一些上述特征。 

在此命题中，我假设透明物体是厚的，因为如果物体的厚度远小于光的易于反射的阵发（Fits of easy Reflexion）与易于透射的阵发（Fits of easy Transmission）的间距（Interval），物体就会失去反射能力。如果正在进入物体的射线处于易于透射的阵发，射线在脱离间距前达到物体表面的最远处，那么射线一定会传播。这就解释了水泡在变得极薄时会失去反射能力，以及所有不透明的物体在缩到非常小后，都会变得透明。 

伽利略和牛顿都不是在创造新语言形式，毕竟意大利语或英语中可能已经存在他们话语中的语法特征。他们所做的是重构系统的盖然率，进而创造一个新语域。显然，新语域的创造并不是一个人的成果，而是与其他人共同参与科学活动的成果，其也进一步推动了历史悠久的物化进程。不过，虽然新语域的语法特征作为全新变体不断进化，但是也绝非和标准语的其他形式完全脱离（包括口语在内）。因此，科技英语不仅以标准化的进程为基础，也推动标准化及随之而来的新趋势、新模式的发展。 

牛顿与其同辈都很清楚自己需要创造新的话语形式来整理、传播和发展新的科学知识。在牛顿那个时代，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已经有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语言规划历史。起初，语言规划仅关注速记法和通用字符系统（即所有语言都采用相同的书写形式，比如数字）；接着，关注词汇分类法（科学分类自然现象）；最后，关注人工“语言”，这种“语言”基于构词法的普遍逻辑原则。这些规划都致力于设计更易于使用的词汇（lexis）和形态（morphology）。然而，这些设计的系统实际上都未曾被使用。22规划忽略了语法中更加隐蔽的方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牛顿和伽利略在使用这些语法前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发展语法，且这还会成为他们作品的标志性特征。但是，也正是语法为构建新话语提供了尤为重要的资源：在牛顿的作品中，(1) 将基于口语的复杂策略模式用于描述实验，例如： 

此外，我还发现，如果光线从空气中穿过几个相邻的折射介质，比如穿过水和玻璃，然后再进入空气中，无论这些折射表面是平行还是彼此倾斜，光线经常通过反方向的折射被修正，与它入射的线条平行，之后一直保持白色。（第 129 页) 

(2) 将复杂的后置名词词组用于数学表达式，例如：折射从不同密度的介质迅速进入同一密度较小的介质时，假设是空气，几种射线间折射正弦（Sines of Refraction）的余量成一定比例，折射正弦位于共同的入射正弦（Sine of Incidence）之上的。（第 130 页） 

(3) 最重要的可能是出现一种新的小句类型：“a 事件导致 x 事件”。在这种小句类型中，一个表逻辑关系的动词连接两个名物化的过程，例如：“……物体振动引起空气振动，……”（第 280 页）——有时，逻辑关系本身也名物化了，例如：“……造成反射的不是光照射到物体不透光的固态部分，而是……”（第 283页） 

可见，文本遵循复杂的动态语法系统。在该系统中，经验先被构建成小句的形式，成为可以进行试验的世界，再被重构成名词性成分（名词、名词词组、名物化），成为物的世界，作为符号固定下来，为观察、测量、论证和整理所用。 

然而，这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出于各种原因，名物化很快就主导了科学文本写作（可见于约瑟夫·普利斯特里 1757 年所著《电的历史与现前状态》，尤见于约翰·道尔顿 1827 年所著《化学哲学新体系》）。这些有一部分是语篇意义上的原因，即前面提到的主位-述位/已知信息-新信息模式，有一部分是概念意义上的原因，即构建技术性分类法的必要性。这种文本形式将现实诠释得越来越神秘，与日常口语中的经验常识结构渐行渐远。仅过了一百年，人们就发现这样的文本形式是与现实脱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完全由事物构成的世界中，事物日益抽象化和隐喻化，不再是那个孩子成长的经验世界。与此同时，日常用语与学术性学科中日渐精英化的语言之间差别越来越大。除与现实脱节外，科学语域还存在其它问题。重建现实的困难在于这可能会变得太怪异、太受限。本世纪初，科学家们开始对自己领域的科学元语言感到不满，尤其是量子物理学家及他们的继任者，包括德布罗意（de Broglie）、玻尔（Bohr）和海森伯格（Heisenberg）以及戴维·玻姆（David Bohm）和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24这些科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在于他们自己设计的元语言上。他们指责自然语言“扭曲”了现实，令其固化，不再具有其它可能性。但这正是科学语言才具有的属性；自然语言的口语形式不固定，无书面形式，不像科学语言精巧复杂；它所拥有的性质正是科学家们认为在后量子状态下构建宇宙（后量子状态下的宇宙受混沌宰制，其中存在着一个交流与知觉的连续体，从无生命的自然一直延伸到人类，再到地球之外的事物）所需要的性质：流动性、游戏性（即灵活性，内含大量“游戏”)、不确定性和互补性。 

当然，我们应谨记日常口语仍是对现实的构建，虽然口语可能不．像．“书面语”那么做作，也没有那么僵化和一成不变。这两种语言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种随着人类意识进化并且被儿童作为“母语”学习，一种支撑着宇宙中最抽象、最深奥的科学理论。正如我在上面写到的，在所有语言中，日常口语的语法都是经验性理论。然而，尽管经验语言中许多用法都来源于日常口语，我们构建经验的语言却越来越复杂，并且随着我们不断细化语言对于经验的构建，其语法也与日常口语渐行渐远。与此同时，这种语言产生的极具影响力的精英话语为各种意识形态提供了载体。我们都熟悉由此衍生的官僚话语，例如： 

“解雇指裁员遣散，在这种情况下不涉及支付裁员补偿。” 

在面向公众的文件中采用“简明英语”，是反抗这类晦涩措辞的做法。但是，更可怕的是专家政治型文本。这种文本把官僚主义和科学形式结合在一起，不仅模糊了关键问题，还设法说服我们：既然问题晦涩难懂，我们就别指望去理解，应该把所有决定都留给专家去做。25兰克（Lemke）引述如下： 

许多大型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表明，教育成果与学校-资源替代变量（如每个学生的支出和学校规模)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且不一致，但与学生背景变量（如社会经济状况和家庭规模)之间存在中等且较为一致的关联(麦克德默特，1976 年)。另外，其他研究表明，相较于家庭社会地位和家庭规模等代理变量，父母对孩子的具体和善于变通的行为（如家庭环境中的智力刺激）仍然比家庭社会地位和家庭规模等代理变量更能预测孩子的认知发展（瓦尔贝格和马尔乔里班克斯，1976 年)。兰克认为，我们在“这里”可知，花在教育上的钱与学生的学习没什么关系，而且劳工阶层的学生在学校表现得不比中上阶层的学生差多少，这些主张也得到了“许多大型……研究”的权威性支持。也许，某个苛刻的读者会抓住这些研究结论的荒谬之处不放，借此来质疑社会科学研究的可靠性。 

因此，至少从某些角度来看，二十世纪末那些体面的英语名物化、隐喻化语法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起作用了。在其最初发展的科技背景下，这种语法按照一种方式来构建世界。这种方式虽然在那个历史性“时刻”颇具远见，但是如今已经显得过于抽象，过于物化，过于一成不变。将该语法置于其它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其助力于延续一种过时的社会结构，并且促进与之相关的反民主意识形态。 

因此，规划语言时，应用语言学家并非在锻造一些被动的、意识形态上中立的工具，更不是用这些工具来执行预先安排的政策。相反，他们在创造一股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助于塑造人们的意识，也会影响社会变革的方向。带着这种想法，我们来看看眼下的全球局势——应用语言学家们正举办第九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常有人说，我们都生活在信息社会里。这意味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模式已然发生变化，从人类定居出现时的交换物品和服务转变为交换信息，而信息又正是由语言构成。这是个应用语言学的世界，在这里，就算是数字和数据也仅在话语建构的背景下才重要。 

但是，人类生活中还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变化：现在，我们对资源的需求量已经超过了地球的资源总量。历史上，人类在一微秒内从净债权人沦为净债务人。我们的贡献寥寥无几，却不断向地球索取资源，并快速消耗。然而，这一事实却少有人知悉，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其实生活在虚假．．信息社会中。 

我用某天的报纸做了些剪报，那天我刚好在写本文的这个部分。以下摘录自一则新闻，题为“航空旅行受欢迎程度将创新高”。和现在大部分新闻一样，内容主要是某人必须要说的话，这则新闻是“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之年度航空市场预测”： 

该公司的预测是最可靠的航空趋势指标之一。预测称，未来 15 年内，航空公司将花费 8340 亿澳元购买 9935 架各类喷气式飞机。该预测认为，太平洋地区的航空客流量将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引领增长。研究显示，该行业有更乐观的前景，因为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旅行实际成本下降，都会推动航空旅行持续发展。《悉尼先驱晨报》，1990 年 3 月 12 日 

这则新闻中，以及世界上日复一日的新闻中，都传达着一个简单的信息：增长是好事。多优于少，更多优于更少，大优于小，增长优于缩减，上升优于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必须增长，生活水平必须提高，生产力必须提升。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我们不断耗尽资本资源，不光是有替代品的化石燃料和矿物燃料（参考波音），还包括无可替代的淡水资源和农用土壤。而且，我们不仅在消耗，也在摧毁。我们正在摧毁其它物种，它们是地球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摧毁地球本身，造成全球变暖、二氧化碳以及甲烷形成的普遍毒害、臭氧破坏、酸雨。最重要的是，尽管人类已经使用了全球近半总生产能力，人口数量仍以每年近一亿的速度增加。

保罗·埃尔利希正尽其所能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变化（大卫·铃木和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也是如此）。他提出了我此前提到的一点，这对我们语言学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不具备应对眼下这种变化的能力。我们都善于发现和处理突发的、颠覆性的变化，但却没能发现、也没有勇气承认他提出的“反应迟钝危机”，这种危机由渐进趋势和盖然率变化形成。即使是一个急剧的变化，只要演变得慢一些，我们也只会将其忽略掉。 

埃尔利希对此的评论是我们应该“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将其视为一种信息练习，教会人们对趋势、图表和数字作出反应，不仅要能够跟踪它们，还要认真对待它们，把它们当作“新闻”，还提议“每晚在媒体上播放一些重要的国家生态环境状况报告”。不过，我们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一探究竟。我向来认为，发生在环境中那种渐进、隐秘的过程也发生在语言中，而我们同样将其忽视了——事实上，我们对此关注更少，因为这超出了我们意识性注意力范围。 

要意识到明显言语反常并不难，比如查尔斯·伯奇（Charles Birch）从《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引用的下列卡通插图文字： 

“我们终将耗尽填饱肚子的食物和呼吸的空气……我们必须学会与此共生！”意识层面上，我们很容易接受这类显性的主题，尤其是那些本就自相矛盾的。训练自己对这类措辞做出反应也很简单，比如：“调查显示前景暗淡，倒闭企业将继续增加”，以及“长远来看，燃料价格相对稳定，预计美国或世界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我们一般发现不了矛盾之处，除非这些语句在我们面前和相邻句紧挨在一起。 

从意识的下一个层面来讲，词汇效应同样值得我们反思：每个单词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情感负载，也会有其规律性的、或多或少固定的搭配，例如通胀压力、前景恶化、前景乐观、空前增速、商业环境改善以及经济衰退早期阶段。要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如何构建了我们的世界观并不难。我们发现产出急剧下降时，显然我们孩童时的负面情感开始发挥作用。跌倒会带来疼痛，锐器会造成危险，两者我们都应避开（二者一起出现时更甚！）。另一方面，我们听闻“交通将更加发达”时，笑得跟夸我们长大了的阿姨一样欣慰。这就跟“多吃肉，才能长大”这句老话一样，暗示着消耗和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我们一看见“萎缩”这种词，就会察觉其贬义色彩，联想到萎缩的身体和头、精神病医生（英语中 shrink是精神病医生的幽默用法），等等。有些人企图保持“增长”的积极意义，但是只能用“人口零增长”、“负增长”这类表述来重新解释。然而，“零”和“负”破坏了这些努力，毕竟“零”或“负”的东西怎么可能成为理想目标？（还有人试图寻找增长的负面词汇，比如巨人症和象皮肿，但这些都没什么用，因为这些词本身就笨重得跟大象似的。而且，就算巨人是坏蛋，大象也绝对不是。）或许，把增长重新定义为无法缩减更合适些。既然我们必将减少陆地生产总值（GTP)，为何不利用文字的力量，让“缩减”变成积极的词汇，再将“增长”定义为“负缩减”呢？这其实是语法的力量，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属于逆转标记语。比如说，如果那些有生态意识的人，不是沦为和普通人格格不入的环保主义者，而是自发成为无标记类别，让其他人成为怪物，也许会更有效。 

稍微深入一点的做法是从表层语法入手，比如词的形态结构、一致关系类型以及封闭系统或“功能”词（如介词和代词）。这属于第三层，大部分反性别歧视语言规划大部分于此进行，包括设计第三人称形式的 he/she 和 his/her、重构诸如 chairman、manpower、salesgirl 这类词、消除 author/authoress、nurse 和 male nurse 这类词对的标记性、重新设计一致关系（比如从 everyone knows his job 转变为 everyone knows their jobs），等等。与反性别歧视语言规划不同，增长主义的语义学较少从该层面进行构建，甚至存在一些反向暗示，比如用缩略语来表示小即美，虽然这往往为父权主义中的性别歧视和儿童歧视所摧毁。 

但是，我们如果深入语法内层，到达人们知之甚少的第四层的隐性语法，就会发现渐进地、逐句合成的世界观。这是种隐性经验论，无形中为人类的生存行动和策略打下基础。用马丁的话来说，存在一种语法特征的综合征，这些特征以某种方式共谋来构建现实。然而，这种方式已经不再有益于人类健康。我来试着找出其中的四个特征，就从最熟悉、最容易找到的那个开始。 

1. 多年前，沃尔夫就指出，英语不同于他所熟知的美国原住民语，这种“标准欧语”区分了两类实体：一类是以个数呈现且在语法上可数，另一类是以集体呈现且不可数。（更确切地说，后者可以计算。不过，我们在实际计算中，计算的却是“种类”而不是“个数”，比如 soils。）我们的语法（虽不是人类语言本身的语法）把空气、水和土壤，以及煤、铁和石油，构建为“无限的”，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首批农民和矿工而言，它们确实无穷无尽，可我们都知道资源是有限的。语法对资源的呈现却好像资源的唯一限制在于我们量化资源的方式，比如一桶油、一层煤、一个水库，等等，而资源本身是无限的。 

2. 语法构建的属性具有等级性，大多数单词都有正负极，例如，“好”和“坏”中，“好”是正向。所以，当我们谈论某一物品的质量时，我们的意思要么是“它有多好或多坏”，要么是“它是好的这一事实”，肯定不是“它是坏的这一事实”。取第一种意思，我们可以问：你觉得这些巧克力质量如何，是好是坏？取第二种意思，商家可以将其称作高质量巧克力，不必担心可能有“质量不好”的意思。同理，尺寸既指“多大”，也指“很大”（看看它的尺寸！），长度既指“多长？”，也指“很长”，等等。这种不对称在语法中表现各异，但重点是质量和数量总是并行（在该表达中亦如此）。“大”和“好”语法相同，“小”和“坏”语法一致。“更大更好”这一主题在语法中总是并行，已经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了烙印。 

3. 及物性即语法中构建我们经验过程的部分，比如动作和事件、心理和言语过程以及各种关系。在及物性中，不同实体参与到物质过程中，语法根据实体发起物质过程的可能性对其进行排序，这种排序是一个连续体：这些实体有多大可能发起动作，或引发事件。当然，人类处在最具主动性、能动性的一极，无生命的物体则位于另一极。这些无生命物体本身不发出动作，只作为动作的承担者，并在受到干扰前保持原状。只有在自然灾害的语境中，无生命物体才可能成为动作者。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且这些物体足够大），无生命物体便有可能在“毁坏”这一物质过程中扮演动作者，且即使这时也常为隐喻化事件，例如“地震摧毁了这座城市”，又如，“大火烧毁了屋顶，一节树干砸在了车上”。语法不会将无生命物体表现为动作发出者，持续的、有益的或保守的过程更是如此。所以，在我们看来，大卫·铃木的“森林做的各种事情”这种表达存在问题。英语中，如果我指着一个无生命物体问“它在做什么？”此时，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那里？快拿走！”同样，“那片森林在做什么？”这句话实际上在暗示“清理它！”，而非期待得到“它正在保持储存水分”、“它正在清洁和滋润大气”、“它正在阻止洪涝”，“它正在稳定土壤，庇护生命”之类的回答。语言让我们难以严肃看待这一观点：“无生命”的自然界也在主动参与各种事件。 

4. 语法在连续统一体的某个点上引入了一种严格的二分法，将现象明确分为两类。这两类现象通常指人类与非人类，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处两类现象是指有意识实体与无意识实体，即那些被视为天生就有意识的实体和那些无意识的实体。英语语法的各个角落都构建了这种二分法，在代词系统中最为明显：有意识的事物用“她”或“他”指称，无意识的事物用“它”指称。然而，心理过程的语法对二分法的影响更为深远。在心理过程的语法中，感知者始终是有意识的存在，因此，我们依据是否有理解能力，是否持有意见，是否有喜好等特征在实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无意识实体可以是信息来源，但无法投射想法（我们可以说“我的手表说现在是十点半”，但不能说“我的手表认为现在是十点半”）。显然，这种二元论现象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而这样的历史阶段已接近尾声。它在我们自己和自然万物之间强加了严苛的不连续性，在某些语义语境中允许一组精挑细选的其他生物归入“我们”这一分类。这其中最为典型的生物，起初是我们农场里的动物，时至今日，则是我们擅长搞破坏的宠物。当然，它完全将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亚（Gaia）排除在外，即地球本身是有意识的。语法让我们难以接受地球是个可以呼吸、感受甚至思考的生命体。地球所接收来自太阳的热量变化巨大，却仍能维持体温。随着每一个组成地球的物种被摧毁，地球也难免要缓慢死去。现在，我们至少试着重写最后一种描述：地球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实体……尽管她从太阳接收到的热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体温。随着组成地球的每一个物种遭到毁灭，她的生命缓慢地、无可避免地走向尽头(我们必须在男性和女性中做出选择，而盖亚是一位女神，亦称“大地之母”) 。27

我曾说过，语法是经验性理论，是诞生于行动的理论，可以作为行动指南，也可以作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元语言。我们如今使用的语法，是人类历史时空中连续“时刻”的产物，其许多意义潜势无疑将继续生效，毕竟我们不太可能要求对现实进行快速且大规模的重构。与此同时，不一致性、矛盾性以及过度确定性确保了其必须继续进化。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只有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变化才能继续存在。变化最慢的部分是语法，尤其是语法内层，即隐性语法（cryptogrammar)，也是真正产生意义之处。相较而言，词汇的变化就简单得多，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新时代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基于“持续．．”这类词提出来的。我们被告知，现在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 ．．．．．”。比如，有位美国教授在澳大利亚讲授全球可持续性（注意，此处第二个层次在起作用：只要把潜在性语素名物化，一切皆有可能，比如持续、可持续的、可持续性)。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词也很容易被借用： 

“昆虫可能是让澳大利亚成为可持续发展世界领导者的关键因素。”《澳洲人报》，1990 年 3 月 10 日 

——于是，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领先地位，走在前列，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增长这个话题。相反，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借用语法，尤其是其内层。 

另外，还是同一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设计语法。我认为即使是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的语言专家也无法设计语法的内层，语法天生抵触设计。28我们能做的就是吸引人们注意语法，展现语法如何促进了增长主义意识形态。这些表述零星勾画出了可能的替代方案，这也就引出了我的最终主题，但我认为这些替代方案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有效实现。现在，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章中的一些观点。 

 我从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语言规划开始。更具体地说，是系统性的语言规划。虽然语言是进化出来而非设计出来的系统，但历史上，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管理语言是必要的：在某些时期和地区，一种语言必须迅速承担新功能，特别是技术功能。这不是管理信息，而是管理信息构建系统。 

此类语言规划是主题性而非学科性的，即其关注的不是作为对象的语言，而是系统地将语言的力量扩展到表意能力，尤其是在特定的“语场”或社会活动类型的语境下。制度上，这种语言规划可能涉及应用语言学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比如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第一和第二语言教学，甚至临床语言学也包括在内，社会语言学、多语现象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领域也会受到更多关注。 

为了理解这些过程，尤其是以干预为目的，我们须理论化语言构建现实的方式：即语言如何进化为人类用以构建经验的资源。词汇语法连续体涵盖了从词汇(可以说是浮在意识表面的冰山一角)至语法内层等概念，是构建概念意义、将概念意义映射到其他主要类型意义的关键部分与核心处理单元，对构造和建立社会关系的人际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除了我们熟悉的语言规划语境外，其他领域的语言也出现了问题，科学话语的语域就是其一。科学家们也已察觉到自己受到了限制：其高度名物化的语法构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由固定的、明确的、互不相关的和抽象的物体构成，无法应对科学家们如今视作现实更深层次模式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连贯性。如此显著的差异及其对语法资源高度隐喻性的建构，在深奥的技术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之间形成了隔阂，这种隔阂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肯定是反常的。 

另一个出问题的领域是语言与偏见。显然，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由语言建构而成的，但问题并不在于某种具体的偏见，也不在于整个语言系统，而在于系统内部的资源分配。性别角色的构建是这样产生的：母亲选择了不同的语法资源来回答男孩和女孩的问题、在称呼和指称形式上的不同人际选择、在叙事中分配给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及物性角色。日常语言语法中选择选项的盖然率发生了变化，性别差异、种族差异、各种社会不平等也就此产生和延续。 

社会阶级同样是由语言构建的。不同阶级的父母在语法内做出不同的选择，阶级观念由此传递。与性别或种族构建相比，这一过程速度更慢，也更隐型：在语言所描述的整体语义空间中，向一个“群体”而非另一个“群体”靠拢的长期定量效应。29也许是因为对概括和抽象的不同态度带来的影响无处不在，这两者“感觉像是”竞争的现实。30“语码”理论试图将阶级主义的语言基础建立在系统和实例的交汇点上(即言语变成语言的地方——除非我们重新定义语言和言语)，这表明两个阶级的不同编码倾向并非．．不同系统，而是系统内的资源分配差异——资源分配差异够大，由此构建的矛盾在历史上尚未被超越。 

 系统本身是不断接受变化的，因为每个实例都会稍微干扰盖然率，如果这种干扰与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产生共鸣，系统就会（逐渐）得到重塑。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中，进化出特征多样的综合征，这种综合征改变了语法的方向，使关注点从经验转向语篇，从作为过程表征的小句转向作为信息组织的小句上。与整个语法相比，这种转向非常细微，但足以推动系统进化，令其更技术化、更适应专业化分工，减轻对共同经验细节的依赖。于是，日常语法开始与现代科学技术话语脱节，纵使日常语法本身仍与其保持交流。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认为一场更深的危机即将到来，不亚于地球宜居环境面临的灭顶之灾。我们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藉由语法来寻找解构现实的可能。我们也许可以于语法的外层研究具体问题，用和平话语代替战争话语（五角大楼语言），用储蓄话语代替借贷话语（商业主义和信贷资本语言），用保持完好的话语代替建造话语（大型合同语言）。我们将可能会谴责某些关键词语，比如生产．．和增长．．等关键词语。“生产”是一大利用了人类自大心理的语义骗局，正如戈德史密斯所言，我们根本不生产任何东西，只是将已经存在的事物转化为其他事物，且几乎总有些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就像牛不“生产”肉一样，它们把草变成肉，并在该过程中快速生产大量甲烷。）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定义“生产”的语义域。生长意味着进化或成熟，但也意味着变胖。我们已经提到过“小即美”的主题在词语搭配和词汇形态上都得到了支持，但我们也感到该主题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带有父权制色彩。不过，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从语义上讲，它们都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地化”。主要问题在于语法中的增长主义，我们发现了各种扎根于语法中的主题：增长与收缩的对抗、物质资源的无限性、无生命环境的被动性、人类的独特性而非与天地万物的连续性。语言系统的这些特征构建人类经验的方式，让我们相信可以无限地增加人口数量，无限地壮大人类的力量，无止境地维持人类对其他物种的统治地位，以及维持我们的消费水平和所谓“生活水平”的上升。然而，事实上正如铃木所言，即使是在目前的人口水平上，若要让占世界人口 80%的贫困人口生存下去，20%的富人也必须得节衣缩食。

至此，各位可能会觉得我已将语言抛之脑后，只是在谈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过，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些问题也是语言的问题。增长主义和阶级主义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意识形态威胁，而意识形态又是由语言构成的。33不过，语言学视角带来了新的启发：我们无法将这两种问题割裂开来解决，需双管齐下。历史上某个时期，增长主义和阶级主义都曾是积极的、有益的，而如今，两者都成了消极的自我毁灭手段，在我们之间制造隔阂，也在我们和世界万物之间制造隔阂。然而，我们也必须接受现实。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是语言系统 ．．．．(我们别无选择的事物)区分了我们和其他事物，而在我们内部，又是系统内的选择 ．．．．．．(占据不同盖然率)区分了我们。回到性别上来，并不是语言形式中固有的性别歧视构建了我们的性别角色(这样的事情能帮助人们发现问题所在，但其自身是毫无价值的——一些性别歧视最严重的国家的语言并不存在性别词法)，而是语言资源的运用方式，以及意义潜势是如何在家庭、媒体、大众文学等领域的主体建构中实现了性别角色的构建。换句话说，人类共有的，或者至少是一个初级文化群体中所有成员共有的事物，都是以语法的形式构建的。而那些区分不同群体的事物，则由语法中选项的系统性变异构建（哈桑称之为语义变异）。 

但是，这两者间并没有绝缘，因为系统是其盖然率的集合，正如气候是．各种天气概率的集合一样。气候和天气是一种而不是两种现象，两者只是不同的时间深度下的不同解释。所以，如果语言系统．．(即长期的、缓慢的符号实践)将我们构建为造物主，那么另一种分形模式则由我们那些短期但具有同样系统性的实践（即系统内 ．．．规律的选择．．练习）构建，这种模式中，一部分人成了其他人的主人。正是社会阶级所构建的这种实践模式位于最接近互补点的位置，所以它既是系统内长期的选择模式，也可以解释为自身界定不明的系统（作为长期天气模式或作为临时气候类型）。不解构阶级主义，就很难解构增长主义，尤其是现在阶级已经成为世界现象，以至于以前的城市区域如今成为了全球区域。已有语言证据表明，这两种转变必须同时发生，人类族群的霸权必然意味着一个人类族群篡夺另一个族群的领导权。而且，只要对方还在，压迫与被压迫的局面就不会改变。 

现在，我们那些欧亚大陆中心的友人们刚从社会主义的油锅中跳出来，转身又落入资本主义的火海。我们也不禁思考，是否真如福山（Fukuyama）所言，历史将走向终结，34还是如马克思所言，历史(说到底)还没有做好终结的准备。我们意识到，早在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米一人前(如今已是众所周知)，我们必须学会培养五十亿儿童(若这项任务真的存在，那．就是一项应用语言学的任务!)。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同样也该反思语言构建世界的方式。人类．．不能改变语言，只有人类的意义行为才能改变语言。但是，这些行为发生在身边时，我们可以进行观察，并尝试记录变化的趋势和模式。

铃木认为：“地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不宜居住——这是个生存问题。”我们用可能产生的后果重新表述该观点：地球以宜居的形式存在这件事从来不具备历史必然性，人类（和其他生物）能继续生活在地球表面亦不具备历史必然性，只不过是未来众多可能的一种。我想表达的是，那些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可能葬送自己未来的事情（如阶级主义、增长主义、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不仅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应用语言学界要面对的问题。我的意思不是人类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是人类或许能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注释 

见茹凯雅·哈桑，《说话的方式：意义方式》，由罗宾·P·福赛特（Robin P. Fawcett）等人编辑，《文化与语言的符号学》，伦敦和多佛，N.H.：弗朗西斯品特出版社，1984 年，第一卷，第 105-162 页。

参见 J·R·马丁，《他加禄语中的语法合谋：家庭、面孔和命运——关于本杰明·李·沃尔夫》，由詹姆斯·D·本森（James D. Benson）等人编辑，《系统视角下的语言学》，阿姆斯特丹：本杰明出版社（《语言学理论中的现存问题》第 39 卷），1988 年，第 243-300 页。马丁对语法地位的探讨很有见地。值得一提的是，马丁并没有把英语作为一种标准；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指明了英语语法的相应特征，这些特征指向另一个方向——尽管如此，英语的相关聚类（clusterings）或综合征（syndromes）必须单独建立。（参见下文）。

参照维莱姆·马泰休斯（Vilem Mathesius）的《从现代英语的例证看语言特征学》，由约瑟夫·瓦切克（Josef Vachek）编辑，《一位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读者》，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4 年，第 59-67 页[最初出版于1928 年]。另见我的《功能语法导论》第三章和第五章，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1985 年。 

关于伽利略语言的叙述来自玛丽亚· 路易莎·阿尔蒂埃里·比亚吉（Maria Luisa Altieri Biaggi）的作品，正如她在博洛尼亚大学的特定语言研究中心和“路易吉·海尔曼”理论与应用语言学跨系中心举办的“科学英语的进化”研讨会上的报告所述，1989 年 5 月 22-23 日。也可参见扎纳里尼(G. Zanarini)，《重读伽利略：关于科学训练语言的思考》，《物理学杂志》第 23 卷：第 2 期，1982 年4-6 月，第 109-125 页。关于牛顿的语言，请参见我的《论物理科学的语言》，由莫森・加德西（Mohsen Ghadessy）编辑，《书面英语的语域：情境因素和语言特征》伦敦和纽约：品特出版社，1988 年，第 162-178 页。

然而，构建它们的经验，尤其是构建词汇分类法的，影响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定义，也影响了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理解——这项运用产出了一个有趣的成果：近 150 年后，皮特・马克・罗热（Peter Mark Roget）的著作《英语单词和短语词典》，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应用语言学出版物之一。完整描述见维维安·萨蒙（Vivian Salmon），《17 世纪英格兰语言研究》，阿姆斯特丹：本杰明出版社（《语言学史研究》第十七卷），1979 年。

所有选段摘自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牛顿光学》[基于第 4 版，伦敦，1730 年]，纽约：多佛出版社，1952 年。该论文于 1704 年首次出版，原稿（牛顿 20 年的工作成果）在 1692 年一场火灾中烧毁。

尤见于戴维·玻姆在《整体性与隐缠序》的第二章中对“流模式”（rheomode）的讨论，伦敦：劳特利奇-开根·宝罗出版社，1980 年。

见 J·L 兰克，《专家话语与专家政治意识形态》，由韩礼德，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和霍华德·尼古拉斯（Howard Nicholas）编辑，《学习、保持和使用语言：第八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论文选集》，悉尼，1987 年 8 月，阿姆斯特丹：本杰明出版社，1990 年，第 2 卷。

见大卫·铃木（David Suzuki），《创造未来：对科学、技术、自然的思考》，伦敦和悉尼：艾伦-昂温出版社，1990 年。还可以比较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和保罗·埃尔利希的《新世界，新思维：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拯救我们的未来》，伦敦：马图恩出版社，1989 年。 

关于“盖亚假说”，见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盖亚的时代：我们的地球传记》，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 年。

这并不是否认诸如世界语等设计语言的成就（即“人工语言”）。但这些语言都是基于现有的语法，他们并未尝试改变语法对现实的建构。

见茹凯雅·哈桑和卡梅尔·克罗兰，《母亲与孩子间日常话语的社会语言学解释》，由韩礼德，约翰·吉本斯和霍华德·尼古拉斯编辑，《学习、保持和使用语言：第八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论文选集》，悉尼，1987 年 8 月，阿姆斯特丹：本杰明出版社，1990 年，第 1 卷，第 67-99 页。

如迈克尔·普利斯顿（Michael Puleston）于《小学生回答面试问题的社会阶层差异调查》所示，悉尼大学硕士论文，1979 年。

换句话说，系统(或多或少是语言永久不变的特征)构建了组成整个文化的意义风格、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系统不代表文化中任何一个群体的观点，甚至也不代表“统治阶级”的观点。如果这个系统是具统治性的，是因其定义了意义所蕴含的潜势。正是系统内资源的配置，区分了文化内的社会群体。

或许，这些科学家都是错的。但我所看到的大多数反对观点的依据是：历史上，末日预言总是错的。这似乎没有关系。

最近，澳大利亚出现了关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茹凯雅·哈桑、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J·R·马丁、威廉·P·麦格雷戈（William·P·Mcgregor）、迈克尔·奥图尔（Michael O’Toole）、保罗·蒂博（Paul Thibault）和特丽·特雷德戈尔德。一些例子已在注 16-19 和注 29 中引用；另请参见以下内容：茹凯雅·哈桑，《语言是什么样的资源？》，《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评论》第 7 卷：第 1 期，1984 年，第 57-85 页；特丽·特雷德戈尔德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语言》和马丁的《语法化生态：海豹和袋鼠幼崽的政治学》，均由特丽·特雷德戈尔德等人编辑，《符号学-意识形态-语言》[参考注 17]，第 15-60 页，第 225-267 页；威廉·P·麦格雷戈《一位贡迪温迪警察追踪者故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由韩礼德等人编辑。《学习、保持和使用语言》[参考注 25]，第 2 卷，第 175-188 页；保罗·蒂博，《语法、专家政治和名词：专家政治的价值观和认知语言学》，由埃亚·文诺拉（Eija Venola）编辑，《近期关于语言的系统性和其他功能性观点》，柏林：穆彤出版社；上述作者的论文，载于由大卫·铃木和迈克尔·奥图尔编辑的《风格的功能》，伦敦：品特出版社，1988 年。

见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自由主义的胜利……”，《华盛顿邮报》，1989 年 12 月。彼得·芒兹(Peter Munz) 将福山的论点总结为“赘述和不言而喻的陈词滥调”（《卫报周刊》，第 142 卷，第 6 期，1990 年 2 月 11 日，第 2 页）。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史前阶段的最后一章”，参见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由斯通（N.I. Stone）译，芝加哥：克尔出版社，1904 年，前言部分。

一如既往，语言也通过例子起作用——即语言本身通过隐喻过程来展示其正在构建的特征。因此，我们观察到的变化模式是语言中的增长主义。

本文发表在《东亚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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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韩礼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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