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丁建新、涂晴：语言思维：型式化——《沃尔夫理论体系》系列译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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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思维：型式化——《沃尔夫理论体系》系列译文之一

丁建新1   涂 晴2

（1.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张家界 427000）

 

丁建新教授

丁建新(1970-)，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创院院长，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中山大学人才引进“百人计划”。在世界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著作Linguistic Prefabrication（2018）。迄今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50篇。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科、教育部及广东省科研项目近10项。出版的其它专著或论文集有《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叙事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文化的转向》、《文化研究》、《批评语言学》、《边缘话语分析》等。主持编写全国英语专业博雅系列教材二十余种(中山大学出版社)。任国际韩礼德研究会(悉尼)会长。

导语

《沃尔夫理论体系》(Whorf Theory Complex)一书是二十世纪著名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John Benjamins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作者是Penny Lee教授。该书深入地揭示了“语言相对论原则”背后的本质与逻辑。该书置沃尔夫理论于一个由十二个关键元素组成的大的理论体系背景下来考察。特别谈到沃尔夫理论与当代心理学、认知科学“联通论”(connectionism)、“格式塔”(gelstalt)之间相似性。同时，该著作第一次以附录的形式出版了沃尔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访学期间撰写的“耶鲁报告”(Yale Report)。这是一个尘封多年的重要文献。功能主义语言学家韩礼德曾指出，“沃尔夫的理论，特别是他关于‘隐性范畴’的理论，是二十世纪语言学的主流贡献之一”。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在丁建新教授的组织下翻译了Penny Lee教授这部重要著作，并在国内连载刊出。希望能为沃尔夫研究尽微薄之力。本次推出的部分译文即将发表在《东亚学术研究》2021年第1期。

Benjamin Lee Whorf

摘要

摘 要：作为一位学化学出身且终生做防火保险员的语言学家，沃尔夫的语言学思想一直为世人所低估、质疑，甚或批判。“沃尔夫假说”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语言决定论”、“语言相对论”似乎是沃尔夫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身份标签，“空汽油桶”似乎只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趣闻，沃尔夫的思想仅在继卡罗尔编辑出版他的系列论文，高一虹等译介引入中国之后为众人所知。佩妮·李（1996）对沃尔夫理论体系进行了重新建构，沃尔夫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充分的阐释。沃尔夫有关语言思维的思想集中在他关于点、型式、联结以及关系的思考。系列译文一呈现了沃尔夫对语言型式化的思考。

关键词：沃尔夫；语言；型式；结构

注：本文为期刊独家授权全文推广

恰当理解沃尔夫（Whorf）关于语言的思考应始于理解萨丕尔（Sapir）著作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型式”（pattern）、“型式化”（patterning）、“结构”（configuration），以及沃尔夫本人所撰的“型式化”（patternment）、“结构”（configuration）、“联结”（linkage）及“关系”（rapport）概念。萨丕尔与沃尔夫对型式及结构的探索是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典型做法，这或许也表明，相较于一些近期研究的做法，人们更应注重将分析结果置于对系统的全面理解之中来考量。朱迪丝·特·欧文（Judith T. Irvine）在介绍她1994年精心重新编撰的萨丕尔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讲稿中指出，萨丕尔的“文化型式和结构的概念，及概念与功能的关系”（萨丕尔 1994[1930s]:7）发展早于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F. Benedict）（1887-1948）于1934年发表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的相关概念。萨丕尔1927年撰写的一篇名为“社会行为无意识型式”的文章清晰简洁地介绍并阐释了各类复杂与微妙的社会行为型式，该文之精妙恐无人能及。萨丕尔的讲稿记录呈现了他是如何将他的思想展现给包括沃尔夫在内的学生的。

萨丕尔一贯要求他的学生注意这一事实：“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是型式的”（萨丕尔 1927[SW]：546）并将型式定义为“重要事件的聚集，带有一把术语的钥匙”，指出“语言是所有文化中最广泛的无意识型式”（萨丕尔 1994：53）。在他看来，

“型式是在既定社会典型事件中具有意义的行为理论。（我们可以区分型式与整体结构。）从功能角度看，型式是形式。看似一样的事物并不一样，除非他们功能相似。……

形式问题与功能问题比人们一般设想的要更为微妙。”（萨丕尔1994[1930s]:106）

克拉克洪（Kluckhohn）（1941：109）对“结构”（configuration）一词的运用不同，他区分了人们相对容易意识到的显性文化模式与“隐性文化模式”，克拉克洪将这些隐性文化模式称为“结构”（configurations）以区别二者。他认为，“一种结构可简化为一种‘原则’，可以说，即置于显性文化的结构规律之后，可以‘解释’两种或多种特定模式的原则”（第114页）。尽管对这两个关键术语存在更精确的用法实例，博厄斯派的语言学家及人类学家大多时候都倾向于视它们可彼此互换。

齐里格·哈里斯（Zellig S. Harris）（1909-1992）后来回忆说，“萨丕尔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他语言学研究最典型的特征，不是语料的处理模型而是语料的型式化”（哈里斯，1951：73）。哈里斯补充道，“从索绪尔到布拉格学派、萨丕尔、布龙菲尔德，对型式化事实的关注被掩盖”，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后期研究”中发现“尝试分析并分类这些型式”，“最大的研究发现仍然是结构的存在”（第78页）。哈里斯指出萨丕尔并不只是关心“枯燥乏味的分布排列”，而是关注“型式化的事实，以及从语言是人类行为的型式的发现中能得出什么”（第77-78页）。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前“结构”（structure）一词或许相对来说很少使用，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1927年生）与约翰·福特（John Fought）（1938年生）在他们（1975）对“美国结构主义”的文献综述中提醒我们，萨丕尔（1921）与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933）二人各自的专著，均名为《语言论》并作为教材广泛使用的著作，明确了这些语言学领袖使用术语时基本保持了与后期术语使用的一致。海姆斯与福特还指出，布龙菲尔德如萨丕尔一样，也使用了术语“系统”并提到了“型式”和“结构”，尽管在使用“结构”一词时布龙菲尔德比萨丕尔更为保守。（海姆斯，福特 1975：910脚注）

哈里斯强调，对萨丕尔而言，事实的重要性在于人类行为中的型式主要是无意识的，在社会中产生。“承认型式的纯粹分析性地位的重要性”在于个人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参与了文化型式”（哈里斯 1951：105）。在这一点上纽曼（Newman）进行了扩展：

“正是语言形式的证据让萨丕尔认为语言形式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具有深刻含义。语言形式是一种型式现象；在个人或群体中这些形式结构得以无意识、本能地依附或再创造。不论是在写给语言学家，还是心理学家或是社会科学家的系列文章中萨丕尔不懈地反复强调这一主题。”（纽曼 1951：63）

萨丕尔（1924[SW]:152）自己曾说过，“语言学家最感兴趣的心理问题就是语言的内部结构，是指无意识心灵过程，而不是指个人适应传统保留下来的结构.”他进一步声称，“任何语言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其形式的完整性”（第153页），以提供结构的系统性组织结构为特征的完整性，尽管它在操作中本质上是动态的或流动的，后文会对此详细介绍。

由此，依特拉格（Trager）（1942：1）所言，沃尔夫与萨丕尔的联系“在沃尔夫看来，在于萨丕尔对他语言思维的重要影响”。在沃尔夫后期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型式与结构也就不足为奇了。标志着这一影响的关键假设如下：

1：承认任意行为特定成分之间关系地位的根本重要性，抽象化行为特定成分以分析其作为部分的整体系统;

2: 社会型式行为一般具有惯习性、无意识特征，如语言思维涉及的行为;

3：表征某一特定群体言说方式的型式具有独特的组织结构；

4：任意成分的功能特征是任意成分嵌入不同关系的结果

然而，沃尔夫有关“型式化”（沃尔夫 1941b[LTR]:258, 1940i:5）的思考在两个方面似乎超越了萨丕尔的构思。第一个方面是沃尔夫关于“联结状态”或“关系”概念的明确阐释，在广义的生理学意义上，“联结状态”或“关系”是已经习得社会系统化行为型式的个人的认知状态的特征。萨丕尔预测了这一发展。但当沃尔夫将语言型式化概念化为参与、是一种特定表达，并提供一种通往世间万物内在型式的自源倾向时，他已经开始或与萨丕尔意见相左的推理论证了。

我们首先考虑与型式化概念有关的一切。沃尔夫喜好将人类经验置于宇宙或全球框架之内，这是他大部分研究的典型特点。沃尔夫有关语言物质或可视为“源自一个原因场”（沃尔夫 1941b[LTR]:269）的讨论基于双重概念，其一源于东方哲学，其二源于现代物理。“出现”（emergence）的概念对于理解操作模式至关重要，沃尔夫视其来自萨丕尔的“型式中的点”认知结构模型，后文对此会有详细讨论。它也对霍凯特（Hockett）（1987）语言形态学中的“共鸣理论”产生了有趣的影响。认知语言学中概念的使用（如兰盖克（Langacker） 1987，1991）在某些方面似乎也与沃尔夫的用法相似。

本章我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语言学界所谈论的型式、结构和联结，如果结合沃尔夫关于语言型式中的“点”的不确定性本质的洞见，以及霍凯特最近关于共鸣理论的说明，它们共同组成了另一种谈论认知中的语言（语言思维）的可行方式。大多数语言学家几十年来忽视了这种方式，而更为熟悉的以一种线性的和基于计算的逻辑为特征的分析模式支配和统治着语言学研究。换句话说，萨丕尔、沃尔夫和霍凯特有关内在化语言知识本质的思想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概念延续。鉴于霍凯特也是萨丕尔的学生，这种延续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最有趣的是，尽管终其一生霍凯特的名字主要与布龙菲尔德相关，霍凯特最近基本上使用萨丕尔的术语重新表述并呈现了他的思想。本章所检验的大部分理论建构的逻辑现在可被描述为一般意义上的“联结主义”或“全息图”，这对未意识到语言科学中这种不同的、被隐藏的范式的认知科学家而言可能是有趣的。语言学家一定会对此感兴趣。

我们先从沃尔夫基于印度教宇宙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深奥难懂的概念出发，再谈论西方科学更为熟悉的领域。沃尔夫认为语言型式化的不同层次形成了整体的层次序列，每一“平面”包含了置于该层之内的上一层级别（沃尔夫 1941b[LTR]: 248-249）。他注意到梵文在“语言规律的广义含义”中没有关于“语言”的术语来包含“所有象征，所有象征过程，所有指称与逻辑过程”，但却拥有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各语言层级。沃尔夫说道，“名（Nama（梵文）），‘名’，不是语言或语言规律，只是语言的一个层级，是词汇化过程层级，或是赋予多种多样经验不同部分词汇（名）的层级，因此这些部分以半虚构的孤立形式凸显出来。”这些活动发生在“意的层面”，“意（Manas（梵文））在广义上是世界的层级结构中的一个主要层面”，这一术语恐怕是梵文中最接近于命名“语言规律”的词。沃尔夫认为，“英语中的‘mental’”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它的功能往往不过是取代睿智的解释，它所蕴含的不是通过型式表现的宇宙结构规律，而是一种模糊的边缘状态”（第252页）。但他注意到，意（Manas）, 像“心理（mind）”一样，同样可用于指称“个人的心理”（第253页）。理由如下：

“在意（Manas）的平面，有两个主要层面，分别叫做色（Rupa）和无色（Arupa）。较低层的是‘名称与形式’的王国，即名（Nama）与色（Rupa）。此处‘形式’是指空间结构（‘我们的’三维空间）。这与宇宙模式之意义上的空间远不是同一个范畴。……

由此，色与名——形状切分和词汇——是语言学规律的一部分，但只是较为初级的，无法自足的一部分。它依赖于更高层的结构，也就是其组合模式（COMBINATORY SCHEME）出现的层面。这就是无色界——最佳型式世界。无色，‘无形的’，并不是说没有语言形式和结构，而是说并不以宇宙中的某种空间或视觉形状为参照，这种参照是词汇层指称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色界是一个型式王国，可以在较低层面的物质时空中‘实现’，但它们本身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型式与词的意义不同，但是与意义在句子中出现的方式有些相似。它们不像个别的句子，但是像句子的模式（SCHEMES），以及句子结构的设计。我们个人有意识的‘心理’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通过使用数学或语法公式（FORMULAS）理解这些型式，在这些公式中，词、值、量等等可以被替换。”（沃尔夫1941b:253）

在这些论述中沃尔夫明确区分了形状和形式世界中语言现象的外显事件——在时空意义上可以测量的事件——与生成这些事件的关系型式模型。客观存在的语料是型式关系隐性秩序的沉淀或体现，这一传统东方观念与物理学中的相关概念大有共通之处。出现的概念是因果关系概念，可视为思考因果关系的一种不同方式，为我们概念化语言能力提供了不同于主流范式的方法。

尽管沃尔夫在型式化王国中著述了“层级”和“序列平面”，如果仔细研究沃尔夫用于解释他思维的一个愉悦的类比，显然，沃尔夫并没有将这些设想为分离的层面，即每一层面是可以脱落于其他层面从而留下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下一层面。相反，它们被定义为相互渗透的层面，但与此同时又可作为完全自给自足的系统存在。该类比证明了沃尔夫一次性把握心理相互联系的复杂型式的能力，以及他相较于部分更愿以整体思考的喜好。

“在语言学这门科学当中，语言范畴之事实迫使人们承认连续的平面，每一平面都明确地建立在观察到的型式规律之上。就好像我们观察布满花边图案的一面墙，发现这些花边组成了一幅更醒目但仍很精致的小花图案。仔细观察这一小花图案的布局，我们又发现其中有许多空隙，连续的空隙构成了另一个涡形图案，而一组一组的涡形又构成了字母，字母按一定的顺序连接起来组成了字，字的排列又显示了诸多不同的东西，依此以连续的交叉型式构成更宏大的图案。我们最终发现，这面墙是一部伟大的智慧之书！”（沃尔夫 1941b: 248）

沃尔夫在某处对与这一类比中概念有关的“流动的多样性”理论进行综述时解释，该理论所假设的“振动规律的全域”“可视为建立了一系列存在的层级或次平面，全域程度的每一级别都是自身的波动场，就像海洋大波浪中的一圈一圈小涟漪形成它们自身的波动场一般。”沃尔夫认为，

“每一个波动场中可能包含两种现象，一种是几乎完全限定于自身范围的现象规律，另一种是接受‘垂直地’穿越全域范围的阵列的现象。‘人’属于第二种现象。”（沃尔夫 1941d:10）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大概语言也是第二种现象。

沃尔夫提到，正如无论何时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或甚是制造无意义的词，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遵守了音位型式的复杂法则（第254页）8[1]，在选择词语时，“个人心理”同样也处于“更智慧心理”的影响之下，“这个更智慧心理能系统化、数学化，其范围和层次没有任何学校的数学家可以企及”（第257页）。这种“高层心理”在个人层面是无意识的，或许除了“某些梦境和特殊心理状态”可能使我们认为是有意识的（第258页）。“陷入一个用自己的方法无法企及的广阔世界”，沃尔夫提出，“低层心理”“用自己怪诞的语言天赋编织着幻（Maya），或幻想（illusion），对现实做暂时性的分析，继而将它作为最终的分析”（第263页）。然而，通过同样的“语言天赋”，因其与“关系型式（PATTERNED RELATIONS）王国”的内在联系，“这些关系型式纷繁复杂，但又与语言丰富而系统的结构有着清晰可辨的联系，例如纯数学和音乐，它们从根本上说与语言同类”（第247-248页），沃尔夫相信，“一个本体的世界——一个超空间的、更高层次的世界——正等待所有科学去发现，这个世界将在此过程中结合和统一各门学科”（第247页）。

沃尔夫的这些言论继承了萨丕尔对“型式化的事实以及从语言是型式化的人类行为这一发现中能获得什么”（哈里斯 1951：78）的兴趣，即使已知我们运用语言能力来构建并维护我们生活中的经验现实。沃尔夫还超越了一种概念，即因为随着存在的概念结构在神经语言上内化，具备自主性与惯习性，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然察觉不到这种行为了。沃尔夫关于“语言天赋”的潜能将人类存在从受限的世俗状态提升至运作的增强状态的言论在此处或许略显浮夸，但这些言论在其他地方受到了严肃对待，是可信的，并暗示了语言意识有趣的认知涵义，本书第六章对此有所探讨。

 正如罗林斯（Rollins）（1980：50）指出，上文引用的相关言论可能至少部分源自于沃尔夫阅读穆勒（Müller）著作的读后感，尤其是来自于1925年所阅读的穆勒的《语言科学》一书（沃尔夫 1928e）。同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言论面向的读者是通神论信仰者，他们本身就非常熟悉其中涉及的术语和概念。但我认为，像某些人一样肤浅地对待这些基于东方思想的讨论是错误的。尽管沃尔夫从事于一项宏大的概念事业，他推理论证的模式近年来越来越为更多人理解。

物理学家玻姆（Bohm）（1980）和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1975）证明了，在传统东方哲学与源自现代物理的概念化之间建立联系可以扩展我们得以思考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普遍现实方式的范围和灵活性。与之相似，沃尔夫所熟知的怀特海德（Whitehead）和亨利·路易·伯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1859-1941），此二人的研究鼓励沃尔夫时代的读者在哲学意义上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和思考存在本身。

型式化内在于所有的能量或物质之中。“语言的结构化和型式化的基本作用”（沃尔夫 1941b[LTR]:250）也是人类运用语言思维能力直接参与的存在的普遍法则的反映。沃尔夫似乎将个人与社会心理行为概念化为某种更大现象的投射，普通心理，想象为宇宙中普遍的事物。或者，他或许将个人心理行为视为参与该更大现象的事件。我们大可不必觉得这类思考认知的方式怪异，如同其初始时看来一般。

如果我们将个人心理行为概念化为一种神经“联结”或“关系”状态，这种“联结”或“关系”由生理结构和过程按照沃尔夫推测的方式所维持，那么个人心理行为也可以视为一种物理场，正如同所谈论的与电或物理科学研究的其他现象有关的场。在这种思维方式的逻辑限制条件内，我们可以想象不同能量场之间相互渗透，相互重叠，并归入其他场。例如，我们可能想要将人类交际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心理场，彼此间相互结合或互相排斥，语言行为变成了这些作用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心理场理论让我们将个人心理行为想象成社会心理行为、甚至是宇宙心理行为的一种外部呈现，或者是参与其中的一种方式，不具有任何逻辑矛盾。上文引述的沃尔夫关于“现象规律”的关系至“波动场”的言论，以及“存在的层级或次平面”概念，都有自己的波动场，要么存在于其他场内，要么与其他场重叠（沃尔夫 1941d：10），这些言论有利于理解上述联想。

沃尔夫（1941b[LTR]：254）将同样的波动场系统的思考方式应用于一种语言的型式，论证道，

“数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由含有数字1、2、3、4、……x、y、z等的特殊句子发展而来。但是所有语言的所有其他类别的句子也同样是某个重大系统的潜在核心。”

将一个句子或话语视为“重大系统”瞬时核心的思考方式，事实上就是说任何一句话语都蕴含了整个系统，是该话语发生期间系统的焦点投射。当话语失去来自听者、读者、言者或作者的关注之后，它便回归到这个人内在系统中的一种濳势状态，成为暂时不大可能获得关注的事项或外显的发生事件。用更严格的话说，霍凯特称“语法‘光环’或语法‘场’”是构成语言物质整体“形式”或“包”的一部分，它的“形状”被视为场的核心。霍凯特明确说明，

“一个包的语法场并不是特定发生事件中形式的句法关系，而是（由经验）从过去发生事件环境中提取的濳势范围。凭借语法场，形式更可能发生于特定的句法关系而不是其他的句法关系”（霍凯特 1987：110-111）

由于场理论可能应用于存在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试图评价沃尔夫关于人们运用人类特有的语言思维与语言交际能力而参与普遍型式这些观点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理解场理论的逻辑。我们重点探讨的是，相较于其同辈学者从机械（经典）物理为心理物质概念寻找落脚点，沃尔夫证明了现代物理概念可以为其提供更为精确和更为先进的支撑的方法。沃尔夫试图构想认知语言概念，以助于理解行为过程中语言思维的复杂微妙之处，同时，他将这种现象置于普遍型式化的语境，即型式宇宙之中。至少沃尔夫的智慧胆识值得我们尊敬。但他的型式王国或关系模型的概念维持处于一种相互联系的胶合状态，并具有在时空中以人类感知过程所能理解的整体外显形式体现它们自身的新濳势，这一概念尤其引人关注，我们将会更进一步讨论。

注：* 本文译自佩妮·李（Penny Lee）所著的The Whorf Theory Complex: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该书由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于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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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经由丁建新教授授权发布，其他媒体转载请标明出处。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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