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姊妹花，殷墟甲骨与古亚述文献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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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
东方发掘殷墟，西方发掘古亚述，
三四千年前的文明。
🔺 带卜辞龟腹甲，殷墟一期
公元前1600-前1046年，史语所藏
「1. 殷墟甲骨的发现」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其官职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或教育司司长），去中药铺抓药。治疗此病的药方里有一味药叫“龙骨”（古代动物骨骼，通常是化石）。他的一位朋友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也是搞学问的，碰巧看到一些“龙骨”残片上有文字。刘鹗把此事告诉王懿荣，两人都很惊讶于这些从未为人知的古代文字，于是开始追寻其来历[1]。经过各种周折，他们和其他人的努力成功了，而且导致了安阳殷墟的发现。
当有字卜骨出现在市场上时，商人们说它们来自河南的汤阴和安阳。随着收集甲骨的增多，罗振玉质疑甲骨来自汤阴或卫辉的说法。经过多年探寻，1908年，罗振玉终于弄清楚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点在安阳的小屯村[4]。甲骨研究者们也自己到小屯寻找遗址：1914年明义士、1915年罗振玉、1918年林泰辅[2]。
早在1880年间，商代甲骨就已经陆续被发现。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常常翻出龟壳和兽骨，上边隐约有当时人不认识的“符号”[3]。
当时有个剃头的师傅看到这些甲骨，就向村民大量购买，再卖到中药铺去代替“龙骨”（据说碾成药粉可以治刀伤）。因为有字的甲骨被认为年代不够久远，疗效不佳，不能卖到好价钱。于是投机的商人就把字刮了好卖高价。这段时间，被这样无知磨去的甲骨文字不知有多少。[3]
🔺 带卜辞龟腹甲，河南安阳出土
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巴黎卢浮宫藏
大片的甲骨被充当“龙骨”，小的残片卖不出去，就被碾碎成肥料，或是填井去了。[3]
王懿荣和其他人开始大量收购甲骨，甲骨价钱随即水涨船高。随之造成私掘乱挖，给遗址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 带卜辞龟腹甲，河南安阳出土
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巴黎卢浮宫藏
1928年，中央研究院及其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东成立，时任所长傅斯年派董作宾去安阳调查是否有和甲骨卜辞一样值得发掘的遗物。8月12日，董作宾到了安阳，先拜访了时任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张先生告诉他1925年去调查的情况，说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甲骨出土地。8月13日，董作宾在安阳城内古董店寻访甲骨，古董商人都不肯告诉他来源。8月14日，董作宾亲自到小屯村走访调查，终于了解到甲骨出土地的实际情况。他在调查报告中说“殷墟甲骨挖掘未尽”，“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2]
董作宾的建议很快被采纳。1928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正式进行的15次发掘从此开始。
1978年以后在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在隋唐时期，人们在挖掘墓穴时，就已经扰动过这些甲骨碎片，并重新掩埋了它们[1]。
左起：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宇、王湘
1935年于安阳冠带巷办公室后厅前
1928年至1937年，史语所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获得甲骨约25000片。更重要的是获得完整的科学发掘记录，为中国考古学建立了里程碑。特别是1936年第13次发掘时的灰坑YH127，一次性出土甲骨17096片，占全部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总数的七成。整坑的甲骨堆积，可说就是殷商王室的“国家档案馆”。[3]
殷墟甲骨的铭文主要是王卜辞和非王卜辞[4]，还有些“记事刻辞”（如贡龟记录）[3]，内容上包括：祭祀、征伐、田游、往来行止、旬、夕-日、天象、年岁、疾病、生育、梦、营建等[14]。
🔺 带卜辞龟腹甲，殷墟一期
商王武丁对唐（成汤）的祭祀
公元前1600-前1046年，史语所藏
「2.殷墟甲骨的意义与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也印证了很多传世文献中有关商代的论述。殷墟甲骨还直接证明在约3200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已经有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
明正德十二年刊本，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投井殉国，他收集的殷墟甲骨都归于好友刘鹗。1903年，刘鹗从他收集的甲骨中选拓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石印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拓片著录书。它的出版，使甲骨由少数文人雅士赏玩的古董，变成了研究资料，扩大了甲骨的影响范围[4]。刘鹗是第一位断定甲骨文是商代文字的人[3]。
之后的一百多年，又有很多研究者发表诸多甲骨文研究专论，包括孙诒让（《契文举例》）、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等）、日本的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加拿大的名义士（《殷虚卜辞》）、董作宾（《殷历谱》）、郭沫若（《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等）、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甲骨学的一百年回顾与前瞻》等）、裘锡圭（《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概况》、《甲骨文中的见与视》等）等，以及编纂出版《甲骨文合集》和《殷墟卜辞综类》等重要的甲骨文工具书[4]。
甲骨的发现也引发了1928年史语所对小屯殷墟的正式考古发掘，这也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3.古亚述泥板文书的发现」
1881年，英国学者Th. G.Pinches发表了一些购于伊斯坦布尔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据说这批泥板文书来自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所以最初人们把这些泥板称为“卡帕多西亚泥板”。与此同时，欧洲的文物市场上也出现了相似的泥板。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些泥板的源头是土耳其中部的开塞利省（Kayseri）。E.Chantre通过调查确信这些泥板来自开塞利省东北21公里的小村庄KarahÖyük旁边一个叫Kültepe的土丘[5]。Kültepe在当地语里是土灰山（ash hill）的意思[6]。于是，他在1893-94年对Kültepe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发掘。可是他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泥板。继Chantre之后的其他考古学家在Kültepe土丘的发掘也都一无所获。[5]
🔺 楔形文字泥陶信封，卡奈什卡兰出土
古亚述贸易时期，公元前1950-前1780年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1925年，BedrichHrozny带领捷克考古队在Kültepe首先获得突破。他们先是在Kültepe土丘上久久没有收获。即将放弃的时候，Hrozny从其车夫处得知，村民提供的泥板并非来自土丘，而是土丘脚下不远的地方。于是Hrozny转向该处遗址，随即发现了古亚述商人的定居点和商业管理机构-卡尔兰署（karum office）的所在地，还发现了1034块泥板。通过对泥板的研究，表明Kültepe就是泥板中反复提到的卡奈什古城（Kanesh）。[5]
从1948年开始，卡奈什遗迹的发掘由土耳其安卡拉大学的Tahsin Özgüç和Kutlu Emre主持。2005年，Tahsin Özgüç去世后，由其学生Fikri Kulakuglu继续主持对卡奈什的发掘。[5]
从1948年至2007年，土耳其考古队共发掘出17743块古亚述泥板文书[5]。
卡奈什遗址可分为上城和下城。上城即Kültepe古堆，是当地安纳托利亚首领居住的城池，包括公元前1950-前1780年的早期王宫遗址和公元前1780-前1680年的后期王宫遗址，分别对应下城古亚述商人定居点的前后两个时期。下城的古亚述商人定居点被称为卡尔兰（karrum），其中有一个古亚述人官方贸易管理机构卡尔兰署（karrum office）。卡尔兰位于当地首领居住的城外，具有自己独立的防护墙。卡尔兰比当地首领的王宫更大，但更拥挤。[6]
考古发掘显示，公元前1960年至前1780年的早贸易点时期（Early colony period）终止于一场严重的火灾。在这个时期的古亚述商人居住区地层中发现了约两万片楔形文字泥板。随后下城的古亚述商人居住区和贸易管理机构卡尔兰署又得到了重建，并延续到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780-前1680年的后古亚述贸易点时期的地层中只发现了几百片楔形文字泥板。表明在公元前1780年的大火后，大部分古亚述商人离开了。[6]
🔺 三个滚印印图的古亚述泥质信封
公元前1920-前1740年，大英博物馆
目前，在卡奈什共发现约23500块楔形文字泥板[5]。这些泥板是用古亚述楔形文字书写。古亚述语是一种阿卡德语方言（Akkadian dialect），使用一种简化的楔形文字拼写形式，可能是由商贸使用需要发展而成[6]。
🔺 古亚述白银借贷法律文书泥板
公元前19世纪，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卡奈什发现的古亚述泥板文书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出现的最早的文字。通过对卡奈什古亚述泥板文书的研究，我们知道古亚述商人从两河北部底格里斯河左岸的阿苏尔城（Assur），将羊毛织物和制作青铜所用的锡，贩运到卡奈什。古亚述人的驴驮商队要穿越两河流域北部和图卢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约1000公里的崎岖道路，才能抵达卡奈什[9]。一头驴要驮90公斤的货物，包括30捆羊毛织物或10捆羊毛织物和130minas的锡块（约合65公斤），以及途中用于缴税的10minas散装锡块。古亚述商队从阿苏尔出发时，需要向limmu的官员交纳货值1/120的税金。商队抵达卡奈什后，需要向当地首领交纳货值2/65的税金。古亚述商人在卡奈什卖掉羊毛织物、锡块和驴，获得黄金和白银。贸易所得的白银将通过专运的方式，“寄”回阿苏尔。[8]
古亚述泥板文书主要是反应贸易往来的书信、管理帐目、经济契约和法律文书等。文献数量最多的是书信，内容多与古亚述贸易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家庭生活和当时社会背景。古亚述文献通常是成批量的以家族档案的形式被发现，储存于库房中。[5]
「4.古亚述与古亚述泥板文书」
根据公元前1千纪的亚述王表记载，在公元前1813年-前1781年在位的古亚述帝王商什阿达德（Shamshi-Adad）之前，还有29位亚述国王，包括一些在行帐中统治的国王。一部后期文献记录，伊卢孙玛（Ilu-Shumma）是与公元前1894-前1881年古巴比伦第一位国王舒姆阿本（Sumu-abum）同时期的一位亚述国王[8]。
🔺 古亚述文书泥板，公元前1780年
商什阿达德重建神庙遗址出土
除了根据玛利（Mari）、舒巴特恩利尔（Shubat-Enlil）、舒沙尔拉（Shusharra）等遗址发掘的楔形文字文献和亚述王表（Assyrian King List）中有关于公元前1813-前1781年古亚述帝王商什阿达德记录外，我们对古亚述早期其他国王知之甚少[9]。商什阿达德时期的古亚述帝国，统治着整个两河流域北部，与南部的巴比伦第一帝国国王汉谟拉比结盟[9]。商什阿达德死后，古亚述走向衰落，直到400年后，中亚述帝国再度兴起[10]。
🔺 战争胜绩纪念浮雕
商什阿达德一世时期，公元前2004-前1792年
尽管有关古亚述国王商什阿达德的泥板文书追溯到公元前19世纪后期，安纳托利亚高原卡奈什的古亚述商人贸易点的泥板文书表明，古亚述文明至少可以向前推至公元前1950年。
「5.殷墟与古亚述遗址发掘启示」
1） 学者的学术敏锐度
殷墟甲骨与古亚述泥板都是最先因私掘出现于民间，被学术敏锐度高的学者关注到。（在辨识真伪之后）学者随即开始对其展开抢救，使之成为研究资料，继而导向正式的考古发掘。因此才发生东西方两项非常重要的考古发掘和古代文明研究。
2） 私掘对遗址的破坏
从1899年至1927年，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甲骨学奠定了初基。但是这三十年里，甲骨值钱，殷墟甲骨被任意挖掘、贩售，盗掘出土的殷墟甲骨约十万片。大量流散到海外各地。当时出土的甲骨资料都没有考古发掘记录，缺少地层关系和伴存遗物，其学术价值受到很大的损失。[4]
🔺 虹刻辞牛骨，商王武丁时期
公元前1600-前104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对于私掘之危害，傅斯年曾说“经一度之非科学的搜罗，即减损一部之储积，且因搜求字骨，毁弃他器，紊乱地下情形，学术之损失犹大。吾国官厅及学人竟熟视若无睹，听此宝贵史迹日就澌滅，亦可哀矣。殷墟经此三十年之损毁，虽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君文字上之贡献，以慰学术，然文字以外之材料，因搜寻字骨而消滅何止什九？故国人颇以为殷墟又更成墟。盖自旧来玩古董及释文字者之意义论之，实固如此。然近代的考古学更有其他重大之问题，不专注意于文字彝器之端”[3]
🔺 刻“妇好”卜辞龟甲，《丙》247
据陈梦家先生1956年统计的甲骨分散情况，中国大陆国立机构：约51000片；中国大陆私人：约4000片；台湾：约26000片；欧美：约7000片；日本：约10000片。[1]
古亚述泥板文书也因私掘损失惨重。早期（1890-1925年）在文物市场上流传被西方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古亚述泥板共计约3770片。由于盗采和私掘，导致卡奈什上城和下城都遭到严重破坏，考古信息大量遗失。早期被盗掘的泥板上的铭文虽然可以被解读，但是无法获知其确切出土地点、状态等信息。
🔺 赤铁矿滚印和印图，古亚述贸易点时期
公元前1920--前1740年，大英博物馆
以上二者都遭受私掘破坏之痛。私掘、盗墓、损毁遗址，至今不绝，盖因民众无知求宝之心及其后商家的利益驱使。可见加强遗址保护，公共考古之民众宣传多么重要。
系统考古发掘，揭示的两个古代文明的时空信息，远远大于出土文献资料本身。
3） 外来借鉴与古文字的创造
古亚述人与古巴比伦人都是亚摩利人（Amorite）[9]，说西闪米特语方言（westSemitic dialect）[10]。亚摩利人最开始出现于阿拉伯沙漠边缘。他们曾被沙尔卡利沙尔利（Sharkali-sharri，公元前2217-前2193年）击败于巴沙尔（Basar，可能是马利西部的Jebel Bishri）。亚摩利人被（两河文明的人们）认为是不开化的人，“他们不认识谷物、不掩埋尸体”[11]。但是亚摩利很快就渗透并定居于两河流域的很多城市，公元前二千纪早期，两河流域很多城池已经处于亚摩利人的统治之下[7，11]。
🔺 滚印印图，古亚述贸易点时期
公元前1920--前1740年，大英博物馆
古亚述文字忽然出现于约公元前20世纪初，与古亚述文明同时诞生，是因借鉴于两河流域阿卡德楔形文字成熟的书写方法和语法系统。很多古代文字自诞生就是一套成熟的体系，是借鉴了其他文字的系统，但又与所借鉴的文字系统有所不同，如赫梯人使用的卢维语象形文字（hierogyphic Luwian）借鉴自古埃及象形文字[12]、藏文创自梵文、巴斯巴文创自藏文、日语受汉语的影响等等。所以，一个文明成熟文字的出现，不一定都是经由久远的独立孕育发展而成。有学者认为“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看，它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前面一定还有一段发展的历程”[13]，其实不尽然。
🔺 卢维语象形文字，新赫梯时期
公元前8世纪，托帕达石刻（Topada）
很多学者也承认“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汉字，是我们所能追溯的最早汉字根源”[13]。部分考古遗址出土器物上几个刻符或画符，很难作为语言与成熟文字系统相对应的依据。如此，商代后期忽然出现的成熟的甲骨文字系统，会不会如同期考古遗址出土的忽然出现的外来的马和马车一样[15]，借鉴于某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呢？这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殷墟前期，史语所藏
殷墟四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
🔺 车马与殉人，山西浮山桥北一号墓
「6.结 语」
殷墟甲骨与古亚述泥板有近乎相同的经历：都发现于1880年代（殷墟甲骨于1880年间出现，于1899年被王懿荣辨识；古亚述泥板文书被辨识发表于1881年），都经过学者有意识寻觅十几年方找到来源（殷墟甲骨于约1910年确定来源；古亚述泥板文书于1893年确定来源开始发掘），都是于1920年代正式考古发掘中出土古文字文献（殷墟甲骨的正式考古发掘出土始于1928年；古亚述泥板文书的考古出土突破于1925年），都是揭示两个公元前三千纪的古文明（商文明约始于公元前16世纪，文字出现于约公元前12世纪初；古亚述文明始于公元前20世纪初，文字出现于约公元前1950年），两个文明都是忽然出现了成熟的文字系统。虽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是这些考古发掘和古文字资料，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和时代。
横空出世，殷墟甲骨！
参考资料（简略）：
1. 张光直.2002：《商文明》，页34-36，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 张光直.2002：《商文明》，页40-41，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3. 李宗焜.2013：《甲骨文与历史、文化》，《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页320-331，蔡玫芬，朱乃诚，陈主光主编，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4. 黄天树.2003：《一百年来的甲骨文出土与研究概况》，《中国古典文献丛刊》第三卷。
5. 史孝文．2016：《古亚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世界古代史２０１６年会会议论文集：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页159-165。
6. Fatih Cimok.2011.”The Hitties”,pp.14-26, Istanbul: A Turizm Yayinlari
7.Sabatino Moscati. 1960. “AncientSemitic Civilization”, pp.50-53, New York: Elek Books Limited
8. Michael Roaf.1990. “Culture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113-114, Oxford: Equinox(Oxford) Ltd.
9. Stephen Bourke. 2008: “TheMiddle East: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of Revealed”, pp.110-111, London: Thames&Hudson Ltd.
10. Michael Roaf.1990. “Culture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138, Oxford: Equinox(Oxford) Ltd.
11. Michael Roaf.1990. “Culture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108, Oxford: Equinox(Oxford) Ltd.
12.Fatih Cimok.2011.”The Hitties”,pp.135, Istanbul: A Turizm Yayinlari
13. 李宗焜.2013：《甲骨文与历史、文化》，《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页326，蔡玫芬，朱乃诚，陈主光主编，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4. 张光直.2002：《商文明》，页32，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5. 吴晓筠. 2013：《再思武丁时代》，《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页332-341，蔡玫芬，朱乃诚，陈主光主编，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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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伦敦大学、
大英博物馆等机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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