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丨上海"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原题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口述 朱锡琪 访谈 金光耀 金大陆 整理 孙路遥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文革”开始时，我是上海《文汇报》教科部体育组的记者。
我原是上海市建工局属下一个业余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1960年柯庆施提出文化单位里面要“掺沙子”，我被选进了报刊编辑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被分配到《文汇报》社。
1967年1月初，我、邵传烈、周国荣为负责人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社。到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我被推为“公社”的政宣组长，2月下旬“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成了市革委会政宣组长，并成了市革委会的核心成员。
那时张春桥、姚文元常在兴国宾馆召集市革委会核心成员开会，用张春桥的话就是“开小会”，参加者除了张、姚外，有王少庸、马天水(被解放后)、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和我，共八个人，做记录的是朱玉佩，她不参与讨论。这样的小会一般一两个月开一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会上先讲。
“文革”初期没有接近张春桥前，我对张春桥是很信任的，怎么会不信任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但参加这个小会接近张春桥后我慢慢地识得庐山真面目了，这就有了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张春桥与廖政国的矛盾
1967年初夏的一天，张春桥叫我去了解一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反军管”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叫了一个记者去了解，原来“反军管”是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点的火。既然“反军管”是他点的火。我就不用向他汇报了。后来武汉“七二０”事件发生，几天后，上海出现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色造反纵队)贴出的标语“揪出上海的陈再道”。我在两个地方看到过这条标语，一个是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面的墙上，另一个是外滩市革委会大楼对面。对“红纵”的标语响应的人很少。
过了一些日子，王、关、戚倒台了，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于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有意见了，写了个报告给张春桥，要求给电台的造反派和二军大“红纵”办学习班。张春桥就在市革委会核心成员的小会上讲：“廖政国要给他们办学习班，他自己也有错的。”
二军大“红纵”的对立面“红旗”(红旗战斗兵团)获悉廖政国的要求没有得到张春桥的批准后十分气愤，一百多人来到康平路静坐整整一个通宵，抗议张春桥，要张当面回答“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其他人敢叫张春桥当面回答吗?当然不敢。
为了这件事张春桥气得不得了。稍后在康平路小堂召开的一次全市群众组织会议上，会议快结束时，张春桥用铅笔敲着桌子，面孔铁青地站起来说：“你不要以为后台硬，我有这个(指着身上军装的领章)呢！你不承认我这个政委(当时张春桥已经是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了)，我还有毛主席支持呢！”
这件事使我知道张春桥和廖政国是对头，廖政国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同意。二军大两个群众组织，廖政国是支持“红旗”的，张春桥支持“红纵”，“红纵”是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发起单位之一。
1968年春节前，我参加市革委会拥军爱民慰问团，去长兴岛慰问部队。那天我原来是要住在那里的，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马上回市区，说张春桥要开小会。为此专门让部队派了水陆两栖登陆艇将我一个人从长兴岛接到吴淞码头，兴国宾馆派来的汽车已经等在那里。
我到兴国宾馆时已是华灯初上，走进宾馆一看，好像不是开会，台子上摆的都是小菜。张春桥说，春节到了，大家随便聚聚，其实就是他请我们吃饭。请的全是参加小会的人，一个都没有缺，包括朱玉佩也在。我不会喝酒，徐景贤、朱玉佩、马天水也不会。王洪文的酒量是第一等的，王承龙、王少庸也会喝，张春桥酒量很好，但他能控制住自己，不多喝。
张春桥叫他的秘书何秀文将茅台酒拿出来，他的茅台酒是藏起来的，平时不喝的。王洪文喜欢喝酒，喝了几口后就跟王承龙猜拳助兴，他们两人的脸都红了。
这时张春桥开口了，他说昨天我们在市革委会礼堂开过拥军爱民的大会了。那天大会我也坐主席台上，张春桥坐在主席台中间，他右边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廖政国是独臂，只有左手。会议结束时，大家高呼口号，张春桥的右手与廖政国的左手握在一起举起来喊口号，表示军民团结。那天晚上张春桥说，“这个会我们已经开过了，开是开了，人家是不是拥护我们啊?”
张春桥这么一问，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了。王洪文马上说：“廖政国是铁杆啊！”就是说廖政国是保陈丕显的铁杆，他将陈丕显保护在青浦县的军营里，不让人家批斗，在警备区的内部会议上还叫陈丕显坐在主席台上，说他还是警备区政委，保陈丕显保到这种地步。王洪文还说，部队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里也全部支持老保。
张春桥接着说：“我们头脑要清醒点，我们手拉手拥军爱民，最担心的就是部队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你们不要学王、关、戚，他们在报纸上公开‘揪军内一小撮’犯了错误。部队里的事情要端出来，只能自上而下，廖政国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要相信党。”
张春桥这是跟我们通气，告诉我们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有问题。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很气愤，张春桥在大会上与廖政国两个人举起手来拥军爱民，暗地里却要把他揪出来，这不是两面派嘛。这一看法的产生与我后来参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有很大关系。
《文汇报》“北办”传来反张风声
1968年春天，我们报社驻北京办事处“北办”的两个同志，不断地写条子来说，《文汇报》要转转风向了，不要批极左了，现在的形势是批极右了。当时我们的报纸都在批判造反派中的派性、山头主义，写了不少社论。“北办”这么说，我们就想。怎么突然之间要开始反右了?我们戏称这是十二道金牌。于是周国荣编了一整版关于反右的毛主席语录，去给张春桥审查，张春桥看了后不同意，结果也就没有登出来。
之后在一次小会上，徐景贤发言，他这个人说话有条有理，他对我说：你们《文汇报》周国荣最近跟“北办”打得火热，老朱你怎样看啊?我说不知道有这件事。张春桥接着说，《文汇报》有成绩，但不要自满，要当心摔跟头。张春桥这样说我想事情好像很严重了，会后我就问周国荣你是不是跟“北办”的同志很热络?怎么徐景贤也讲这事了。周国荣就说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去向徐景贤汇报了。
我想这只是周国荣的猜想，就直接给“北办”的周俊全打电话，他外号是周大炮，有什么事情都瞒不住的。周俊全在电话中说：“反右倾你们要好好搞，啥道理你们到现在还不行动?”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上海出问题了，你说清楚，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他一下子压低声音说：“老朱啊，我老实跟你讲，康生那里有个张春桥专案组，你知道吗?外面传说很多，不过你不要跟其他人乱说。”
我说：“周大炮你怎么越讲越糊涂了，你好好说，他们清查出张春桥什么问题吗?”他说：“对不起，我再讲下去就要犯错误了。”我一听很生气，就说：“叫艾玲听电话！”艾玲是《文汇报》“北办”的负责人，我就直接问她张春桥究竟有什么问题?结果艾玲回答得很有意思：“对于张春桥的问题，在中央还没表态之前，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我一听艾玲的话不就是说张春桥有问题嘛，而且问题还不小，要等中央表态呢。与“北办”通话后，我就与邵传烈和周国荣讨论艾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最终觉得张春桥还是有问题的。
4月1日(也许是3月31日)，二军大“红旗”在市革委会门口、康平路、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长征医院贴出大字横幅，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大家心里明白，在上海贴这样的横幅当然是指张春桥，但是没点他名，这是从“一·二八”炮打事件得出的经验，用正面的口号，不让他抓到把柄。第二天，我看到横幅下面出现了一行毛笔写的小字：“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是二军大“红纵”写的。又过了一天，下面又多了一行小字：“请长期保留”，是“红旗”写的。
二军大“红旗”的标语出来后，市革委会坐不住了，4月3日(或4日)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开了一个全市群众组织大会，马天水、王承龙在会上点名批评二军大“红旗”，说“你要跳出来，就让你跳出来好了，相信全市革命群众组织是不会支持你的。”那次会王洪文好像也来的。邵传烈参加大会后坐不住了，按照市革委会的精神连夜组织稿子，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不指名地批判二军大“红旗”在制造政治谣言，写好后刊发在4月5日的《文汇报》上。
过了几天，我记得是4月9日，这天上午是市革委会例行的碰头会，在市革委会的长型会议室，参加者有平时参加小会的张春桥、徐景贤、马天水、王承龙、王少庸、王洪文、我和做记录的朱玉佩，姚文元不在上海，还有驻沪三军的廖政国、姬应伍、高志荣。廖政国坐在会议室的西端，大家都先到了在等张春桥。
张春桥从会议室的东门进入，一看廖政国坐在那里，还没宣布开会，就先开腔了：“你们警备区要做做工作，二军大‘红旗’到处都保，有保对的，也有保错的，二军大‘红纵’是到处冲，有冲对的，也有冲错的，因此你们要做做工作，让这两个组织坐下来谈谈。”廖政国一听，当场发问了：“什么冲对冲错的，你说说哪一个是冲对的?”
张春桥看他这么问，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马天水等说你们不要保我，因为马天水、王承龙已经表态保他了，张还说《文汇报》也不要保我，因为4月5日邵传烈写的“编者按”是保他的，他说“我又不是曹获秋，要人保干什么?”张春桥的口气就是这样。但讲归讲，其实他还是要人保的。他还说这件事惊动了总理，昨天有人到二军大去冲“红旗”，总理昨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我这件事。
我听了感到很奇怪，总理日理万机，一个群众组织受到了冲击，在“文革”中是家常便饭，又不是很严重，总理怎么会知道的?我认为二军大里肯定有人往上面报了，不然总理怎么会当天晚上就知道呢。
我回报社后就叫跑医疗卫生界的记者郑重去调查二军大“红旗”里到底有些什么人。郑重回来后告诉我，总理有个养女在二军大“红旗”，但不知道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只是听他们学校的人这么说。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否则总理怎么能这么快知道呢。我直接的感觉是总理好像站在二军大“红旗”这边。
还有当时我从红卫兵小报如《新北大》上看到总理和江青有讲话，说右倾翻案风全国各地都有一点，可以大胆怀疑，怀疑错了改正就是了。还看到总理讲过上海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切都好，我把总理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一段江青的话“上海搞大联合是对的，但是上海搞无条件大联合，北京不是这样，北京是在革命的基础上搞大联合。”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话里有话，实际上是批评上海的无条件大联合。因为上海《文汇报》在1967年9月25日发表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搞无条件大联合。据说是毛主席到上海来的时候找交大红卫兵杨小兵，杨小兵谈了我们搞大联合要哪些条件，毛主席就说：“你们不要搞条件嘛，搞无条件大联合！”这个意思当然是对的，但张春桥和徐景贤就把这个登在报纸上，说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要我们搞无条件大联合。这就涉及哲学问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条件的，不可能没有条件。
这个最新指示全国其他地方没有转载过，后来《人民日报》10月8日的一篇社论悄悄地改了这段最新指示。这也是“四一二”事件中我们反对张春桥的一条重要依据，那就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经过毛主席审查就私自登出来，造成了原则性错误。后来我们反对张春桥的“十个为什么”里面就有一条，要听从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革命基础上的大联合。
我写了反张传单
4月8日，我在文化广场参加“积代会”，当时王洪文讲话我没听，坐在主席台上写传单，所以后来有人说我是两面派，一边在开会，一边在写反对张春桥的口号。我一共写了十句口号，写的时候确定不直接点张春桥的名，这也是从“一·二八”事件中汲取的经验，但是要让上海广大军民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反对张春桥。
会后我将这些口号给周国荣、邵传烈看，周国荣说：“你这个战斗队的名字很怪，怎么叫‘为什么战斗队’?”我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每个共产党员做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口号就是提出问题，问几个为什么，让大家来回答，我们自己不要回答。后来周国荣将这十条口号给报社同志看，有个夜班编辑叫刘文锋，是复旦毕业的，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
我马上想到，我怎么连这么大的一件事都没写上去。这也说明当时我想到的张春桥的问题就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与廖政国的矛盾，他一门心思要打倒廖政国，而毛主席定下的政策是“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但张春桥阳奉阴违，这是他的第一条罪行。第二条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事，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很严重的事情。第三是叛徒问题。“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时就有传说，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用党性保证张春桥是叛徒。我当时还不相信，因为他没坐过牢。后来昕“北办”同志说，康生那里有张春桥的专案组，虽然我们当时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社会上还传张春桥曾化名狄克反对过鲁迅，那也是可上纲上线的大事。
这十条口号原来打算4月11日这天贴在报社内部的。那天中午市革委会政宣组开会，我在会上把总理讲话、江青讲话结合二军大“红旗”、“红纵”斗争的情况讲了，虽然一个字没有提到张春桥，但是政宣组的人一听就明白了。我还讲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出了差错，我说我们搞报纸工作，任何文章发表都要给本人看，现在有些人发毛主席的指示不让毛主席看，谁给他这么大权力?
会上大家都高呼口号：谁篡改毛主席指示绝没有好下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当时政宣组有20多个人，这说明张春桥事实上很脆弱，我没怎么动员，大家的情绪就高涨起来了，高呼口号。政宣组的人都是文教系统的代表，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出版社等，他们回去后就在自己单位贴大字报。
我回到报社后就开始印传单，但我觉得光靠传单还不够，报纸上也应该表个态，那就全国都有影响了，就去跟邵传烈、周国荣商量，但也不能点张春桥的名，而是要用正面口号，让人家看了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是反对张春桥的。
那天晚上，正在印传单时，“北办”又传来一个消息，说《北京日报》4月7日的社论很好，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转载。我看到那篇社论中明确提出批判“二月逆流”问题，说是“有人打着批判极‘左’旗号干了很多坏事”，还提到有“小爬虫”，也有“变色龙”。有些用词是总理和江青的原话，我认为这篇社论的矛头是指向上海，于是故意打电话给徐景贤，说：“《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很好，我们打算转载。”徐景贤说可以啊。
但过了大概一个钟头，徐景贤又打电话来说：“老朱啊，这篇社论不要转载，还是我们自己写好，你们自己写一篇吧。”我回答说：“你刚刚不是说很好吗?一会儿又说自己写，我们自己写不出这个社论，人家可以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转载?”徐景贤说：“这个事情我很难决定，要向春桥同志汇报。”这么一来，我觉得这个事情难办了，万一张春桥不同意怎么办呢?我就跟邵传烈、周国荣商量，决定今晚不接听任何人的电话，即使徐景贤来电话，我们也不接听。
我们三个人坐在办公室，一点也没声音，可以听得到手表咔嚓咔嚓走动的声音，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后来电话铃响，我们不接，报纸照印。其间，邵传烈跟我讲：“老朱，反对张春桥是不是郑重一点?‘一·二八’事件已经有了教训，郭仁杰就是因为‘一·二八’事件跳楼自杀的，即使张春桥有问题，中央会端出来的。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邵传烈的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时我想，我们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观点的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没有自己的反应。我对邵传烈说：“我们造反夺权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一顶乌纱帽，不是为了当头头，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张春桥有事情中央会端出来，但我们不反对，毛主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周国荣也说：“像这样的叛徒在毛主席身边能行吗?如果中央表态说我们有错误，我们就做铺路石，那样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可以多一个人了。”我们这么一说，邵传烈也就不响了，然后他就拟出四句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实际上是表明我们不捍卫张春桥。这四句口号就刊登在4月12日的《文汇报》上。
这几句口号的大样出来后，我们叫报社印刷厂厂长杨瑞根把大样锁起来，这样即使徐景贤派人来，也没办法改动报纸了。
报纸印出来后，已是4月12日凌晨了，我、周国荣、邵传烈、倪平、陈进鹏、朱殿鸿、何倩、郑重、夏震菲等，带了一批传单，坐了两辆车到二军大，以表示支持二军大“红旗”。路过同济大学时，天还没亮，我们在同济发了些传单。后来听说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一看传单知道有人反张春桥，马上给徐景贤打电话报告，所以他立功了。
我们到二军大后，发现戒备森严，门口有人值班，办公楼门前用一长排铁栅栏拦了起来。我们跟值班的人说，我们来支持二军大“红旗”，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二军大“红旗”出来了一个女生，戴眼镜，身材一米六多点，她跟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是军队，不跟地方上串联。你们的传单我们不收。”就把传单还给我们。
她没说反对张春桥，也没说支持，就说你们的事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二军大的门口只停留了几分钟，只好打道回府。在路上我想，他们可能不相信我们，因为《文汇报》4月5日的“编者按”，不指名地批评了二军大“红旗”，他们对我们有戒心，要防备我们。
我们回到报社时天已亮了。这时传单已发出去了，在上海引起了轰动。上午10点钟，《文汇报》社周围人山人海，有的来打听消息，有的来问“为什么战斗队”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周国荣，回答让他们自己去想，独立思考。这时南京路、淮海路已经贴出很多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是指名道姓的。
市革委会那里很紧张，徐景贤在他那本书里写道，一批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在南京路上贴大字报，“在上海闹独立王国的绝没有好下场！”当然是指张春桥喽。南京东路上有一群人围着看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张春桥的老婆文静被日本人俘虏后投降。这些大字报主要是文教系统包括上体司、上艺司、出版系统等写的，工厂的不多。这时中央还没表态，整整一个白天，我们三个人都在报社等中央表态的消息，也没人来找我们。
后来知道，那天王洪文来过报社，但在门口被拦住了，他报了王洪文的名字，报社的门卫说“王洪文也不能进”。所以批我们的时候有人说《文汇报》连王洪文都不让进，闹独立王国。那天我们没有与“北办”联系，“北办”的艾玲知道二军大“红旗”是反张春桥的，但是她不知道我们也反张春桥，后来她被抓起来清查感到很冤，想不通，觉得是把责任都推给她。应该说，在反张春桥这件事上，“北办”的影响是有的，但主要是我在推动。
我与徐景贤辩论
4月12日傍晚，传来中央表态的消息，是由海军政委李作鹏出面的。当时我想，这本该是中央文革的人出面，但因为牵涉到张春桥与廖政国的矛盾，所以要由部队来表态。李作鹏提了三点：1.贴张春桥大字报是错误的；2.部队不要上街游行；3.不要反击。13日，徐景贤叫我、周国荣和邵传烈当晚去参加一个会议。
会议在市革委会礼堂召开，参加的大概有1000多人，有徐景贤、马天水、东海舰队司令高志荣，还有政宣组和文教系统的负责人，也有一些基层的人，实际上这是一个辩论会。高志荣先宣读李作鹏的三点指示，然后徐景贤说：“反对张春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大家可以辩论。”他还说，张春桥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坐过牢，有什么理由反对张春桥?
于是我就站起来说：“我现在请教你，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把廖政国揪出来?”徐回答道：“谁说过要把廖政国揪出来?你有点瞎说。”我说：“上海有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存在?武汉陈再道事件时，上海有人贴大字报，要揪上海的陈再道，上海的陈再道是谁?”
这么一来徐景贤不说了，我又问：“再问一个问题，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文汇报》9月25日登出来的，为什么《人民日报》在10月8日又改正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徐景贤也应该知道，如果发表你的文章也要先请你看过，这个最新指示毛主席看过吗?”徐景贤说：“哎，这是我的错误，我没有给张春桥看。”
我马上说：“你不要自己替张春桥承担错误，你也负担不起，这件事你不可能不与张春桥说的。”随后，我就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这个会议很简短，大概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我、周国荣和邵传烈都参加会议的，报社参加的还有其他人，但发言就我一个。
会议结束回到报社时，工总司已经来了四五个人，在报社会议室等我们，见到我们后就宣布代表市革委会对我和周国荣进行隔离审查，罪名是反对张春桥。我当场就被关进报社的厕所间，周国荣也被关起来了。邵传烈仍继续工作。
我被隔离审查后，就不停地写检查、接受批斗。隔离审查了差不多两周，徐景贤来报社主持会议，在我和周国荣再次检查后，他宣布朱锡琪和周国荣可以继续工作，并宣布邵传烈主持报社的工作。
后来我在徐景贤的书里读到，毛主席对张春桥说：“‘四一二’事件无事。”毛主席还说，“支持你张春桥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反对你张春桥的也不一定是坏人。”所以张春桥就让徐景贤在会上作了以上宣布。但我当时感到很突然。
会议一结束，邵传烈马上来找我，“老朱，你再听遍会议的录音，然后去见见张春桥，我车子已准备好。”我对邵传烈说：“我不好意思去见张春桥。”当时我确实感到不好意思去见张春桥，因为炮打他了嘛。但也觉得张春桥错误总归有的，这次肯定是主席保护了他，现在要我去见张春桥，就是要我当面给他赔罪，我感到我没法做到，所以尽管邵传烈车子都准备好了，我还是没去。
为此，张春桥气得不得了，有次在全市万人大会上，他点我的名，说：“算我眼睛戳瞎，看错了人。我是想见朱锡琪的，但朱锡琪不想见我。”他这是挖苦我。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后来在另一次于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张春桥从理论上来否定“四一二”事件，他用他惯有的口气说，“现在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已经很臭了，他们没有办法反对共产党。党内走资派也没有这个实力，只有造反派中的知识分子才有力量来跟我们较量。”
这个“四一二”事件后来上海在全市范围内一共整了五次，到“批林批孔”运动时还要批“四一二”事件，《文汇报》的职工总共有近三分之一受到牵连。抓“五一六”分子时就将邵传烈作为“五一六”分子揪了出来。那时表面上让邵传烈主持报社的工作，实际上对邵传烈还是不放心的。
有一次在锅炉厂开大会，张春桥坐在主席台上，看到邵传烈坐在会场后面的角落，就叫邵传烈坐到主席台上来，邵传烈上去后，张春桥站起来与邵握手，还说：“反对过我的人，没关系。”这是存心出邵传烈的洋相。
我们幸亏有毛主席的保护，毛主席对张春桥说：“造反派犯错误，要高抬贵手。”要是没有毛主席保护，我们肯定没命了，尤其是我。所以当时对我的处理还算轻，党内严重警告，还保留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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