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书院发展史给当代民办教育的启发

书院的文化传统是应该继承和弘扬的，这是我们思想、文化与教育的宝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希望民办教育从业人士以史为鉴，以古为励，抱理想主义之精神，采切实融通之办法，办好教育。

文 | 吴昱昊

编 | Mina

吴昱昊博士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系，国际文凭大学预科中文文学课程教师，中文文学考官，现为上海某双语学校国际高中助理校长及课程协调。关注国际教育中文课程的融合研发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推广，并长于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编著有《国学入门》《国学精粹》等。

“传斯道而济斯民”

中国传统书院发展史给当代民办教育的启发

传统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核心场所，自唐代以来历经一千余年的变迁浮沉，流风波及东亚、东南亚，对该区域的文教思想影响深远。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都是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政治史绝不可少的研究重点。

但是自从清末废止书院改建学堂之后，重视书院的人很少，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邓洪波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书院史的研究与资料的编集，大为便利我们对于书院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笔者因为乡梓东林书院，也因为身处民办教育行业中，所以总难忘怀书院这一特别的文化组织形式，因此这几年来也一直认真学习邓教授的一部部皇皇巨著。近日细读邓教授《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史资料》，发现书院的发展史竟然可以拿来给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做一些参考，因此本文借助邓教授书中所收录的古籍材料，谈谈中国传统书院发展史可以给当代民办教育的几点启发。

书院之设因为“官学”不振 

# 岳麓书院

为什么会有书院？

如果深究这一问题，恐怕会找出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官学不振”。正因为官方教育体制有种种弊端，又久而不改，改而不变，变而不良，才引发了民间从地方官员、士绅到草民的长久不歇的建设书院、尊崇书院的风气。

以文教素称发达的南宋为例。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予惟前代庠序不能，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元代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也说：“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庠序指的就是官方学校。

在两位大儒的口中，官方教育是“不能”，是“沉迷俗学”，是“利诱蛊惑”。而且即便是当时官方最高学府太学，也是乌七八糟。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云：“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亦未尝开之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而其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其情况更为不堪。《三朝北盟会编》云：“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官方教育出来，却都做了汉奸，全无廉耻。

在邓教授的《中国书院史》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对官方教育的体制、内容、评估、成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怀疑、反思、批判、革新。而民办书院，就成了他们在官学之外的绝好选择。这一点，明代大儒王阳明讲得也很清楚。

他在《万松书院记》中说书院的设立，其根本原因，就是要“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他的观点，与朱熹全然一致——正是因为官学不振，官学腐败，所以亟需由民间另建书院，来挽回世道人心，救治由于官方教育导致的全天下学子的考试倾向与利欲熏心。对此，官方教育方面官员也持同样态度，如明代河南提学使刘昌在《紫云书院碑记》中说：“予提学于此邦，久而不能有所振起，闻李公书院之作，学徒彬彬弦诵，洋洋峨冠衮衣，加盛于学校，予方窃负愧。”这是官方教育破产失败而书院方盛的明证。

吴子曰：

我们或许可以据此审视今天的民办教育。为什么人们需要民办教育？

第一个回答也许是因为公办不能令人满意，公办教育改革如挪动死了的大象，十年挪一步，三十年只是转了个圈。人们亟需民办教育来获取更高质量的、更灵活多样的、更合乎人性的、更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教育。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去办民办教育，即便艰难，即便被限制，也终有正果。

第二个回答也许是，因为公办教育在户口学籍、入学水平上要求较高，无法进入的学生被淘汰，又总得有学校接收，于是有了民办教育。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去办民办教育，就算生意再兴隆，肥了多少资本家，都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需要拊心自问的是，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的附庸，还是补充？与公办教育相比，是弱势？还是加强？民办教育是要对公办教育亦步亦趋，还是要走自己的新路？

如果民办教育也走公办教育的那一套，从学校建设、课程设置、师生管理、教学科研全套照抄公办，甚至抄得四不像，好处没有抄到，坏处却都抄到了，那要民办教育做什么？这种现象，恐怕并不少见。再问，民办教育从筹办者管理者到教师到学生，在思想认识上与公办教育中有多大差别？如果没有差别，那倒不如统统公办，统一标准，起码可以杜绝种种乱象，保障基本的教育水准。不然，就必须要有差别，而且是巨大的差别，民办教育的办学标准一定要比公办高出一截。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朱熹到岳麓书院抽查学生学习情况，结果很不理想。朱熹很不满意。他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书院乃民办，州学为公办。书院的学生反倒不如州学的学生，那书院之设意义何在？同样，民办学校如果标准低劣，效果不良，不但不能超公办而居上，反而比公办还烂，那就只是国家的“赘疣”而已，也就没有存在的好的意义，而只有坏的意义了。

# 东林书院

书院存教育文化之理想主义精神 

# 白鹿洞书院

教育事业是文化事业的最关键一环。教育事业不成，则文化事业后继无人。做文化事业要有理想主义，庸俗鄙陋、投机取巧，虽然热闹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教育事业也是同样道理。没有点理想主义，没有远大的志趣，就不要做教育事业。能短期得利的事情很多，何必自苦如此？

中国传统书院一向是抱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不论是在历史上由皇帝发起的多次打压之下，还是在实属无奈硬着头皮应付科举之中，或是在近代面临西方文明排山倒海的冲击下，都一直坚持着理想主义。唐代魏少游《晋征君罗山隐居铭》说得很好，他说书院之人必须“知有道义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学问而不知有功名……诵其诗，读其书，以求尧舜之道”。这一理想主义，体现在书院的基本建设上，体现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在面对科举的态度上，体现在面对国家专制文化导向与世俗娱乐文化两方面压力的应对上，更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坚持上。

如南宋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说：“岂特使子群君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云：“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两位大师都非常明确地把功名利禄、舞文弄墨排除在书院的培养目标之外，而高张“义理修身”，“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旗帜。

朱熹在《招举人入书院状》中也说：“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辑无根之语，足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所以他的主张是“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六）他建书院的培养对象，是“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

那么理想之中，所谓书院之“学”，究竟是什么呢？第一是“传斯道而济斯民”，第二是“治心修身之要”。宋袁燮《东湖书院记》云：“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何谓道？曰，吾心是也。”这是谈治心。宋袁甫《番江书堂记》云：“在家庭则孝友，处乡党则信睦，莅官则坚公廉之操，立朝则崇正直之风。”这是谈修身。修身济民二者互为表里。

# 岳麓书院

宋陆九渊《白鹿洞书堂讲义》云：“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进一步将治心、修身、传道、济民四者融会贯通，详细阐发。读者于此可以深思。

吴子曰：

不幸，与古代书院相比，当代民办教育可能多了些铜臭与山寨气息。

也许九十年代民办教育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接收“特殊子弟”，富的、贵的、外籍的，或是成绩太差上不了学的。到今天发展了三十年，改观似乎很大，理想主义的旗帜也竖起来了，国际课程能引进的也都引进了，常青藤也送了一大批过去，“全人教育”“国际情怀”“自然主义”各种口号名词也都用起来了，但是事实上办学办得怎么样？需要商榷。

打个略刻薄的比方，如果说古代书院是一锅松茸炖鸡，那么今天的民办教育也许就是火车站隔壁小吃店卖的一碗鸭血粉丝汤，大半碗过淡过浓的汤加上大半碗小作坊粉丝，面上附庸风雅洒了点鸭血鸭肝榨菜末子。

当前的民办教育也许就是这个样子。论坛、峰会、年会，名词甚多，似乎搞得轰轰烈烈，其实大多数是空之又空。民办学校、实验学校、双语学校、书院、国际学校、国际化学校，课程可能还没有设计好，学生也许还没有培养好，名词倒是发明了一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如果仅从宣传上看，民办学校似乎个个都是业界明星，不外乎地方全力支持，投资特别巨大，硬件超级一流，影响极其非凡。而且一个学校还没开多久，学生还没几个，分校就遍地开花。如今开一个几千人容量的学校或许比开一个奶茶店速度还快。

须知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办了一千年，什么时候分校遍地开花过？所以当今这些恐怕都是乱象。之所以出现这种乱象，原因之一，就是投资之人与办学之人欠缺教育上文化上理想主义的情怀，虽然各自的办学目标与培养目标倒都写得五彩斑斓。所以鄙见认为，如果没有教育与文化上的理想主义情怀，大可以办公司，不必办学。因为办公司办烂了，充其量个人与社会财产受损，但如果是办学校办烂了，前来求学的子孙后代在心理、知识、能力、思想各方面将会不可逆地受损，影响极其恶劣。

书院兴衰与政府的捧与杀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历代书院的发展受政府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第一是民办书院与官办教育的力量消长。官办教育不振衰微，或者尚未复兴，这就往往是书院发展的大契机。政府也往往大力扶持书院。而等到官办教育立足脚跟，政府决心大力发展的时候，对书院的骚扰、打压甚至取缔拆毁便接踵而来。

第二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每当军阀割据，中央衰微，权力分散，书院就有机会发展昌盛。但当天下一统，中央强大，权力集中之时，书院就会迎来严密控制与沉重打击。邓洪波教授一部《中国书院史》六十余万字体现的不外乎这个道理。现就邓教授大作，简述书院兴衰与政府关系如下。

五代乱世，后唐罗韬在吉州泰和县建匡山书院，后唐皇帝李嗣源颁赐院额，大加表彰，云：“朕惟三代盛时，教化每由于学校；六经散后，斯文尤托于士儒。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明确表示书院作为民间教育力量，对于天下教化的重要性。这是兴。

北宋初年，外有强敌，内多虚耗，中央官学不振，地方学校系统瘫痪，因此民间书院大兴。政府亟需治世人才，因此也顺水推舟，常加旌表。如南昌华林书院，在985年雍熙二年，蒙宋太宗降诏旌表。994年，淳化五年，宋太宗又颁赐御书，使得胡氏与书院“声闻于天，风化于下”。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至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央对民间书院不断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加以鼓励笼络。这也是兴。

宋仁宗改变政策，从此北宋开始复兴官学。做法一是整顿中央国子监，二是令州县全面建立学校体系，三是规定学生必须在官学就读三百日，方能参加科举。四是中央太学建立三舍法，学行皆优直接授官。五是增加州县学生名额，设各路学官，加强地方学校管理。这些措施对书院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更有直接扼杀书院禁令，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云：“熙宁初，行三舍之法，颇欲进士尽由学校，而乡举益重教官之选，举子家状必自言尝受业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为说。崇宁以后，舍法加密，虽里闾句读童子之师，不关白州学者皆有禁。”

也就是说，中央为了加强官学的权威性和唯一性，在师资和科举两方面，都对书院进行了严重限制。在中央大兴官学的同时，很多书院遭到冲击，被迫废弃、停办、改作他用，或是并入官学，这是衰。

南宋理学家们为实现思想主张，挽救官学之弊，结合“讲道”与“读书”二者，将书院作为最为重要的理学阵地，使得南宋出现书院建设高峰，如胡安国父子主碧泉书院，张栻主岳麓书院，朱熹主白鹿洞书院，吕祖谦主丽泽书院，陆九渊主象山精舍等，又提出了上文中所提到的很多书院建设理论，如胡宏与秦桧书所说的：“俾舒卷数千百年之文，行思坐诵……可以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矣。”应当注意的是，南宋理学家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地方大员。所以这也表明了地方的立场往往不同于中央。这是兴。

宋代到元代，中央政府都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手段主要有：一，州府教官兼任山长。二，地方行政长官兼任书院主管。三，严格报批手续，从地方到中央层层审批，以控制书院的创办。四，将书院山长纳入政府体制，统一铨选考评升迁转派。五，拨以学田，却派官管理，控制书院财务。六，书院学生入学毕业纳入国家体制。七，各级官府不靠民间，直接创办书院。书院官学化，按照道理似乎应该是书院的大发展，但其实不然，元人吴澄反而说“是以学于其间者，往往有名无实”，“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儒林义塾记》）这是衰。

明代初年，洪武帝打击书院，“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革罢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雍正《宁波府志》卷九）。同时大力提高官学系统体系建设与待遇出路，又令全国府州县凡五十家设一社学，以全面挤压书院生存空间。此外，还嫌不够，又下诏“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志》）。这就使得以科举对立面而存在的旨在“传道”的书院遭受严重的生存挑战。这是衰。

不过虽然历代中央政府想方设法限制取缔禁止书院，但地方政府与地方士绅一般支持并保护书院建设。书院建设常靠民力与地方官绅。地方官员也常常是书院开创与建设的主力，并因为书院发展与中央虚与委蛇，甚至虚报抗命。

如岳麓书院由知州朱洞创建，知州李允请中央赐书、赐水田。北宋四川五所书院中果山、岳阳都由知州创建。所以在地方政府头面人物的主持、默许、帮助下，失去中央政策支持，总被打压的民间书院，却始终薪火相传，高峰迭起。比如南宋朱熹以地方大员的身份，保护支持创办讲学过的书院，共计一百多所。明初政策如此严厉，但地方大员仍带头重修前代书院，如韶州知府徐炳文重修相江书院，如河南守刘咸重修伊川书院。在地方政府与士绅的不懈努力下，明成化以后，书院重又大兴。这是兴。

明成化前后，学者开始以书院为阵地讲学，并形成学者团会讲制度，宣扬思想主张与学术理论，书院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再一次紧密结合。如胡居仁在多个书院讲学，主“穷理居敬”。王阳明在龙岗书院等讲“知行合一”“致良知”“破心中贼”。湛若水前后讲学五十所书院，主“随处体认天理”。王门后学与湛门后学在全国范围掀起书院讲学大潮，“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而且书院在明代中期，走向平民百姓佛道山人，人人可以登堂听讲、演说。这是大兴。

可惜，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提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反对科举体认天道的书院，肯定是不能长期容忍的。明代中后期，嘉靖、万历、天启，由中央下令禁毁天下书院十二次。明代的中央禁毁书院，主要矛头就是书院所持的思想学说与政治见解。如嘉靖禁毁主要针对王阳明与湛若水的讲学，称为“伪学”，说他们“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

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憎恶士大夫讲学，下令尽毁天下书院，改各省书院为政府办公用地，而支持书院的地方官员如常州知府施观民被褫夺官职，“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五行之徒，空谭废业”（《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天启年间，魏忠贤为残害东林，拆毁天下书院，惩治讲学。“有于通都大邑中聚徒至数十人者，即行驱逐。”这是大衰。

清代初年沿袭明末书院禁令，顺治朝诏“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生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又照抄明代《学校禁例十八条》，订立《训士卧碑文》，防止书院议政干政，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光绪二十七年上谕天下书院改制为学堂。这是衰。

吴子曰：

书院兴衰与朝廷政策息息相关。从上文讲的第一种影响而言，朝廷需要了，拿书院来用下，用完了，一脚踏扁，实在令人有一种杜月笙“夜壶”譬喻的意味。杜月笙说政府要用我们了，拿来用下，不要用了，一脚踢开，我们等于夜壶。至于第二种影响，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识者可以深思诸子百家、魏晋风流、阳明心学、民国大师都出于何种社会环境。

虽说在书院的千年发展史上，她常常笼罩在一种乌云之下，但是读本文者不可不知的是，即便是在历代如此频繁强烈的打压之下，传统书院终究还是一路发扬光大下来了，并没有因此而被消灭，也没有完全取消自己的民间独立姿态，反而更加顽强地坚持做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场所与知识分子的教学讲学阵地。当代民办教育发展至今，还不能谈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场所与知识分子的教学讲学阵地”，可以说不管是民办基础教育，还是民办高等教育，这方面目前还都是不够的，但是只要方向正确，格调高雅，就未来可期，反之则是一烂到底。这一结论，我们读史得来，应当重视。

当前的民办教育发展道路上，面临多种体制制约、政策藩篱，前途不易，但是我们都应当将眼界放远，须知中国的民间办学力量，从来不可小觑，而政治力量的政策制约与打压，本来就是一种常态，书院一直都是“野火烧不尽”的，所以实在不足多虑，中国书院千年发展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书院关于科举应试的态度与对策

书院从隋唐萌芽之初，至1905年清朝废止一切乡会试为止，都跟科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千多年的书院发展史中，书院的推崇者想要与官学保持相当的距离，也想与科举保持相当的距离，可是大多数时候，科举的威力却总是不可忽略。只有极少数的书院可以完全忽略科举的存在，招收一心向学的学子，力争以书院来达成自己的思想主张。虽然如此，书院的举办者和拥护者们，一直努力不懈，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作了很多的建树，以最大限度规避科举的负面影响，或者将科举巧妙地为我所用。这在同样无法完全规避体制与中高考影响的当代民办教育生态环境下，很有借鉴的意义。

第一，书院的态度是反科举，并排斥科举内容

朱熹云：“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清晰明了，提出了民间书院的第一办学宗旨。他又在《衡州石鼓书院记》说：“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说：“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说：“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

所以在历代大儒的办学宗旨中，书院与科举并无直接关系，他们的态度都是反对科举的，认为科举是有害的。他们主张书院是关系世道人心、万民安乐的，科举是为私人身家性命、功名利禄考虑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书院之建，正在于努力消弭官学一味以科举为利禄诱饵来蛊惑人心的恶劣影响。

但是历代书院在实行这一主张的时候，都相当困难，无法完全消除科举影响，只能尽量努力去做。唯独清代阮元所办诂经精舍与学海堂，确立“推明古训，实事求是”的朴学学风，不但完全排除科举内容，还反对程朱理学，主张“使学者知为学之要，在乎研求精义，而不在乎明心见性之空谈，月露风云之浮藻”（俞樾《诂经精舍文集四集》卷首）。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阮元办书院之时，贵为巡抚、总督这样的方面大员，这种便利条件，是难得一遇的。在他的影响下，清代不少地方大员都纷纷举办书院，排斥科举内容，一意推崇经史等务实之学。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到，在创办书院上，地方与中央的态度往往是相悖的。

第二，治心修身、传道济民与科举做官结合

既然不为科举，书院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治心修身”与“传斯道而济斯民”。但是科举毕竟长久存在，而书院为了达成这两个培养目标，也需要发展。所以，大儒们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二者融通。

融通的办法，一是以书院的根本目标为先为纲，而以科举作为副产品。如陆九渊《白鹿洞书堂讲义》云：“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即在研究学习治心修身之后，即便是去考科举、做官等“俗务”，气象也自然不同，手段、境界也就不一样了。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是这个态度，他认为即便是作科举文字，也一样要读好学好经史百家，才能“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清漳书院条约》），而不是仅仅阅读《四书》举业文字的肤浅之学而已。

二是书院课程设置上科举与文学二者并举，互为表里。如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所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则是不分先后，互相促进的关系。从这一关系出发，范仲淹又认为，在书院学习，不论是科举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进退自如，“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以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以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这是范仲淹心目中理想的书院模式。

以实学为主的民间书院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排斥科举，也是因为，科举的形式固然可厌，但其所用材料，究竟还是经史中物。所以即便是阮元，在诂经精舍、学海堂的成功之下，也不得不承认世上上等之人太少，中等之人极多，对于中等之人来说，聪明才智不足，所以“平日所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学点科举四书文也就够了。

三是书院课程力争以学术思想训练为主，不得已而辅以科举应试训练。清代乾嘉考据学风盛行，主张朴学与实行，因此这一学风影响到书院，各大师所主持的书院便力图以朴学训练为主。但是依然无法消除科举对学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学生“渐染俗学已深者，始终不能变也”。因此无奈之下，书院还是要开辟科举考试训练的课程，以满足学生需要。在书院治学的朴学大师们也不得不“不得已而看时文，讲时文”“揣摩举业文字”。

清代著名的颜李学派的灵魂人物颜元，一贯主张实学，他主持漳南书院，课程内容设置为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讨论兵农，辩商今古，思想极为开放。他认为科举是“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可是面对科举的洪流，他也没有办法，在书院设置了“帖括斋”，以应付科举的市场需求。

吴子曰：

孙酉峰《明道书院后记》云：“然朱子有言曰，非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虽孔子复生，不免应举。”此语可以深思。陆九渊与章学诚的治心修道与科举做官相融通的办法，也许是个出路。谁能说八股文一无是处？八股文也有境界之高下。所以书院的创办者，在坚持学术独立思想独立的前提下，顺应时代强制要求，做一些应付科举的工作，也不失为达者之做法。

所以，当今既然不能完全排斥“科举”，恐怕还是要采用陆九渊、章学诚的办法，即便是科举，也一样要用“治心修道”的办法去教学去培养，如此一来，不但完成了治心修道的培养目标，科举的质量层次也上去了。而如果相反，不顾治心修道的培养目标，一味关心“科举”的结果，那这种办学，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当前民办教育来说也正是如此。即便面临统一考试的严重制约，也不代表就无能为力了，依旧大有可为。古代书院可以在坚持教育理想的前提下应付科举，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教育理想的前提下应付统一考试？就细节来说，有统一考试，不一定有统一内容，那么内容上可以做功夫。就算是有统一内容，教学方法和思想境界没有统一，可以在教学方法和思想境界上做功夫。空间总是有的，事在人为吧。

书院有文化保存与传播的功能  

书院除了教学功能之外，其实还有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印书的功能。而且从书院的发展史看来，它的文化保存与传播的功能，是要早于教学功能的。书院发端于唐代，往往构筑于山林，贮书其中，用来读书养性，会客论道，其文化意味远多于教育意味。比如张说书院，“筑书院于花阳山，以为藏修之所”（弘治《保定郡志》）。

书院的另一个源头，是唐代中央的丽正、集贤书院。丽正、集贤二者先后相继，为中书省下文教部门。《唐六典》云：“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则此种“书院”已经具备学术研究、刊刻书籍、国策顾问、修学讲学的功能了。当然，此时的“书院”是否就是后代书院，还是有疑问的。不过对后世书院的文化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

到了南宋，书院制度确立，形成“四大基本规制与六大事业”。六大事业中的其中之一是学术研究。如理学大师如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人皆以书院为研究学问、发展理论的基地。特别是朱熹，他在自己所创书院中完成了《四书集注》《诗集传》等名作。很多书院也都纷纷注解《四书》，辑语录。如衡阳石鼓书院以师生之力而成的《石鼓论语问答》，就是这一类的重要著作。

其二是讲学，分“学术原创性讲学”与“学术普及性讲学”两种，前者为各学派大师论辩阐发经义之会，后者为向初学或平民百姓做普及思想的工作。讲学之风从书院创立发轫之初就开始了，在明末达到顶峰。宋代的讲学，主要是学术思想的碰撞，而明中后期的讲学，又增加了民间色彩，为民间思想的自由解放推波助澜。

其三是藏书与刻书。书院藏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完全为师生教学与学术研究服务，而非私家藏书的以珍稀版本为乐。书院为了服务于师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也为了书院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常常刊刻书院大师的学术著作，从而形成了后世古籍版本学上的“书院本”。

比如元代的西湖书院，继承了南宋国子监藏书与20多万块古籍刻板，在教学同时，还负责收藏与刻印古籍。西湖书院因此刊刻了一百二十二种经史旧籍，并编撰了《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他们所保存刊刻的南宋监本书板，在明初全部移交南京国子监，是后世图书整理的轨范与源头。其用意是“以传不朽，非独为来者劝，抑亦斯文之幸也欤”。到了清代，古籍整理达到巅峰，因此汉学大师们所主持的书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古籍研究与整理，成果如《诂经精舍文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至今仍然是不可越过的重要学术资料。

其四是祭祀。这是书院极为重要的一项功能，一是为了“正道脉而定所宗”，学术上正本清源；二是为了对师生进行道德教育，“尊前贤励后学”。比如一般学院祀奉孔子、颜渊、朱熹。清代汉学大师所办书院则祀奉许慎、郑玄。都是各自学术主张与思想价值倾向的鲜明体现。

吴子曰：

当前，民办教育在教师培养、教学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民办教育的老师很多都是好学不倦的，也有很多学校机构组织在做这一事情。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在点滴推进之中。这是很好的气象。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向中国古代的书院学习，不论是民办基础教育，还是民办高等教育，都要逐渐将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印书的功能加强，这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民办教育办学质量的体现。只有在教师稳固发展，教学研究逐步推进，学校管理自如有余裕的前提下，加以升华沉淀，才能往文化与教育的方向上去发展。

学校首先是完成教学，其次独立教学研究，再次互相交流讲学，再其次形成成果，反作用于教学。民办教育的发展，应该是这样一个良性步骤。也许五十年后，中国的民办教育界会出现很多集教学研究、藏书出版为一体的学校，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个典雅的务实的贮满藏书的图书馆，而不像今天的很多学校一样，所谓图书馆，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作为多功能厅而已。

反思

当代人提起“书院”一词，往往不屑一顾，或者将书院与封建腐朽、八股科举当成是一回事情，更有甚者将所谓戒除网瘾、矫正恶习的“不良少年”管教班称为“书院”。这都实属不该。

书院的文化传统是应该继承和弘扬的，这是我们思想、文化与教育的宝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所以本文以邓洪波教授的《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史资料》为基础，以万字笔墨，从书院的创办本因，书院的理想主义精神，书院与官方的复杂纠葛，书院对科举的矛盾态度，书院的文化功能五点展开论述，希望民办教育从业人士以史为鉴，以古为励，抱理想主义之精神，采切实融通之办法，办好教育。本文所引唐代魏少游《晋征君罗山隐居铭》说得真的很好，他说书院之人必须“知有道义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学问而不知有功名……诵其诗，读其书，以求尧舜之道”。寥寥数语，值得玩味。

参考文献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中国专门史文库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1日

陈嘉谷、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往期精选

顶思资源库

研究报告

● 2020 中国国际学校图谱

专业发展

社群活动

人才招聘

会员服务

上海：021-60496511

北京：010-5338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