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想在这个意料之外的2020年最后，换一种方式生活：不再听从于这个世界的命令，而是主动走进世界之中，像医护人员挽救武汉的无数同胞那样，去挽救身边的人。
前 言
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 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2020年的冬天，我的朋友白日突然在网络上销声匿迹，我查看他的各个社交平台，发现最近的一条动态停留在10月，是一张风景照，拍摄者迎风而立，目之所及是群山一片。我发过几条信息给他，询问他是不是在散心，而他只用寥寥数语回复：“教书太忙了，早上6点得起，晚上11点才回，没顾上回消息。”我和白日是在网上的文学小组认识的，那年我还是个刚上大学的历史系学生，而他刚刚找到工作。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还都处在人生的关键拐点上，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的英语很好，不论是雪莱还是拜伦，艾略特还是济慈，他翻译的诗总是比别人灵动三分，对文学的见解令我自惭形秽。他时常讲起自己的母亲，那位被他称为“我人生中的语文老师”的母亲，我未见其容，却倍感亲切。所以当疫情无情地席卷武汉时，处在风暴眼的白日一家成了我最牵挂的事，只可惜命运无常，死亡将他的母亲带走了。“我能好，只是需要过段时间。”交代完这句话后，文学从白日的生活中隐退，仓促和悲痛从此登场。如今，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他才向我谈起这一年的生活，讲述母亲死后，他是如何一步步顺着汉江走进秦岭课堂的。以下为他的自述。“不真实的城，在冬天早晨棕黄色的雾下。”一个童年的傍晚，我听到母亲正在念诗，是带给她无数慰藉的艾略特。在她为人母后，她也将如何领会文字的美传给了我。正是这些诗歌，让我和她又有了血缘之外的另一种联结方式，能够让我们在沉默中更懂得彼此。我的母亲叫陈霜华，到她去世时，已经在家附近的实验中学当了27年高中语文老师。她有一张照片，在我离开武汉后一直带在身上。照片里个子瘦小的她略低着头，带着灰呢贝雷帽，紧紧地怀抱着只有三四岁的我。照片里她慈爱的微笑，让她为人师的生涯里，在学生中赢得了相当多的关注。与她作为一名母亲时的小心和紧张相比，老师的身份倒令她更加自如。印象中她布置的作业从来都不多，但批改时的用心程度，足以让她对别的事情都浑然不觉。在那个位于粮道街的老小区里，隔三差五就会有她的学生前来看望，他们在母亲的书房里谈文学，谈写作，谈论彼此的生活。母亲的书房不大，但其中两面墙都被书籍填满了，年幼的我经常随着一声“陈老师好！”被隔绝在门外，只能带着对长大的期许和幻想，盼望着深入那些书本的丛林。后来我也会随着她的学生偷偷进去，想要在他们的谈话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次她的学生说到《罪与罚》时掉了泪，书房里的其他人仿佛都觉得被文字击中泪腺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可当我惊讶地问大家为什么时，却怎么也听不懂他们的解释，甚是羞愧。我退了出去，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偷偷进去过。高二结束的那个夏天，我开始尝试着写短篇小说，当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我的笔端流淌到纸上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做好准备，能够昂首挺胸地敲响母亲书房的门，像她那几个优秀的学生那样，怀着不得不说的话题进行平等的讨论了。我很庆幸是她将我引向文学的殿堂，并开始了独立思考。在我和母亲相处的这些年里，我很难感受到“孩子是母亲最大的骄傲”，得到的总是一些沉默与挑剔，例如“不错，但这里还可以再写得好一点”，“不要对成绩沾沾自喜，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或是“我有个学生很擅长写这类文章，你有空要多和别人学习学习”。久而久之，我们之间那面无形的墙越变越大，都快让我忘记了与她促膝长谈时的亲密无间。2012年我考入武大文学系，她给我写了封信，由父亲递到我手中。我从那时猛然想起了我们失落的默契——那种一起念诗时的温情，埋藏在她的字里行间。她仔细地向我描述收到通知书后心尖上无比兴奋的颤动，以及看到我得偿所愿时的欣慰，用此前从未夸赞过我的话向我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看到她说“我始终为你感到骄傲、自豪”时，我惊喜得热泪盈眶。天知道我有多希望得到她的认同。2016年夏初，热浪压得武汉透不过气来，也让我的大学毕业典礼仓促到不够理想。7月14日那天我刚满21，已经如期将“文学学士”装进了口袋。我从小在文学的熏陶下长大，一心想把以后的人生也交付给文字，但我没有做学术的决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尽如人意，遂开始了一段辗转反侧的求职之旅。正当我反复在当老师和进企业之间不住地横跳，不知未来该何去何从时，母亲叩响了我的房门，对我说：“儿子，你的性格很适合教书，我在教育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知道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如果你非要进企业，妈也绝对支持。”然后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处：“你是个懂得独立思考的孩子，我们以前经常读一本书。如果你还是想不到自己究竟要干什么，歇一段时间也可以，妈也绝对支持。”后来我在她的日记里翻阅到这天，发现她用到了“未来”、“迷茫”、“睡不着觉”等字句，才知道在那个不知会通向何处的谈话之夜，她原来和我同样身处焦灼。可如果现在让我在记忆中勾勒出她那晚的模样，除了这两段话，两个“绝对”以外，只有她不再年轻的脸，戴着近视眼镜，遮着那双若有所思的眼睛。可她的声音却很坚定，这两个“绝对”仿佛让她终于有机会宣誓自己的母爱，把儿子与母亲之间那种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变宽的无形屏障，一下子从这个燥热的房间里抹去了。在她的支持下，我拥有了正式进入工作前的半年“缓期服刑”机会，如愿抓住了心仪公司的橄榄枝。公司离家4公里，朝九晚五，从事我喜欢的“文化创意”工作，让我彷徨的心得以安稳下来。一想到母亲的拿手菜正和父亲的酒在饭桌上幸福地并列在一起，连我手中的笔也开始恋上了生活。2019年的夏天，幸福如黄鹤楼般层层累积，我在聚会上认识了喜欢的女生。人生初见，看到那张明明白白写着“优雅和自信”的面孔，一种将要缔结友好关系的念头就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开始经常在饭桌上拿我的心事打趣，而母亲则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插进其中：“儿子，有喜欢的女生是好事，追求也是应该做的，但切忌不要变成死缠烂打，尊重才是爱的前提。”说罢，还斜睨了父亲一眼，仿佛把自己年轻时的爱情秘密也藏了进去，又隐蔽，又显眼，让全家都跟着笑了起来。我们就这样笑着，皆以为即将触摸到终生幸福的大门。打开它，里面是两个家庭的初次会面，接着他们握手合作，为一场完美的婚姻谱写前奏曲。不管是我还是母亲，都觉得几乎已经沐浴到了天堂的晨光，或者是已经捕捉到宴会的碎屑了。然而，在我初抵2020年时，却被命运的巨浪推下了船。一切都是从偶然开始的。当我和女朋友正在江汉关下为新年倒数时，还不知道这座城市里许多人的生命也已经开始了倒数。从1月的头几天开始，关于病毒的传言就如寒风般让人哆嗦。“我们这一代人对病啊灾啊的东西绝对比你们要熟悉得多，小白先生。”父亲打趣地说，那口气仿佛是一个老舵手在嘲笑第一次上船的年轻水手被大风大浪吓得尿了裤子。“搞不懂你，平时让我和你妈不要信那些公众号说的‘食物中毒’，这会儿为一个菜市场的事紧张成这样！”他指了指我前一晚去药店好不容易抢来的20多个口罩和大捆大捆的冷冻菜，把疑惑不解写在脸上。母亲则显得有些急躁。她最得意的学生当时正在北京读书，那个始终审慎又专注的医药专业博士，今年并没有回家，而且在发给她的问候里不断强调：“陈老师，请一定要保重好自己，尽量不要外出，等这一切过去，我带着女朋友回武汉看望您。”母亲则回复他：“我很好，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等你回来。”这短短十几个字的回复，就这样在对话框里仿佛扎了根，此后再也没变过。几天之后，对疫情最不关心的父亲开始出现发热，接着是母亲，然后轮到我。面对所有医院都无法负荷的状况，我们一家人选择在家里“保守治疗”，我和父亲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母亲的病情却在一夜之间加重了。在开车把她送往医院的路上，她不停地用手抓自己的喉咙，发出粗重的喘气声，仿佛有东西攥住了她的性命。紧接着，初步检查后，医生口头下达了病危通知，一系列我至今为止都渴望回避的专业词汇：“CPR”、“C反蛋白”、“血氧饱和度”，以及那个我唯一能听懂的句子：“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一个在昨天还微笑着带我读书的女人，一个把所剩不多的腊肉夹到我碗里的女人，却在一夜之间被病毒剥夺了生的权利，我到底该如何为她的离去做好心理准备呢？阴沉沉的天空变得更加晦暗，熟悉的城市已经变成了陌生的鬼城，我恍惚地开着车回家，眼前是空荡的城市，耳边是痛苦的回音，生命中似乎再没有哪个时间比此刻更黑暗了。母亲人生的最后一天，2020年2月14日，情人节，是由一阵疾风和细雨开启的。当雨丝绵绵地刮到我的窗上时，我不禁用手去迎接，像小时候看《呼啸山庄》里写：推开窗，去呼喊一个人的魂魄。下午医院打来电话，宣告了“陈女士”的死亡，而我已经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开车去医院的途中，我倏然想起了那句诗：“不真实的城，在冬天早晨棕黄色的雾下。”直到手捧母亲的骨灰，我仍然对此久久不能忘怀。先是母亲的去世带来的打击，然后是父亲总在半夜梦魇后哀嚎，紧接着是公司宣告无以为继，还有亲朋好友接连病倒的消息。我警告自己不能倒下，即使每天只能瑟缩在母亲的书房、不知道脑子里该作何反应、震惊到忘记了流泪。我实在难以想象母亲已经离我而去——十几天前她还活生生地在我面前，一边叮嘱我少抽烟，一边不忘给学生打电话问候平安。一想到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也感受不到任何活着的意义。整理遗物是接受死亡的同义词。我把这些年母亲写给我的信，她爱看的书，她的日记，以及她最爱戴的手镯，都精心保存在一个铁盒子里。它们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点印记。最令我痛心的，是母亲的手机里那条未发出的信息，它永恒地停留在了我鼓励她的留言下：“好好活着，照顾好自己，妈可能不行了。”我的精神行将崩溃。母亲没了，工作没了，昔日我喜欢的那个女生的家庭也因疫情发生了剧变，决定举家搬往别的城市开始新生活，最终与我渐行渐远。就这样，关于我该如何继续生活的规矩和法则，都被扔到了2020年的窗外，被情人节那天的细雨一并带走了。不用上班的日子没我想象中轻松，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合上眼，我都处在对熟悉空间中人的缺失所引发的一系恐惧之中。没有工作，并没有让我得到休息，反倒把我内心的虚空越拉越大。父亲的精神状态仍旧不好，隔三差五的梦魇像是把他一半的灵魂也带走了。我已经习惯了他半夜的哀嚎，常常等着他重新入睡后才能入眠。一个平常的夜，我循着父亲的哭声握住他的手，深知这双手就是支撑我万万不能倒下的理由，他把脸贴在靠里的枕头上，那是母亲生前的专属位置，“我没跟你妈去，我怎么没跟你妈去，让她一个人……”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眼泪却从不停歇。隔天中午，我从社区领回物资，想象着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的样子——她知道父亲吃饭太快，总是先给他盛碗汤，如今这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沉溺在不幸中5个月后，武汉再次进入盛夏。父亲已经恢复了工作，似乎比我先一步走入正轨。“你妈把你交给我了，我就必须完成任务。”他时常这么说，不断跟自己强调着这句话，似乎为孩子的需要而活着，已经成为他余生的全部谶言，而我只能听话地点点头，自愿变回那个还在被他保护的孩童。我仿佛又回到了4年前求职时的不安状态里，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母亲不会再叩响我的房门来解救我了。疫情之后，我能够找到的工作少得可怜，只有教辅机构愿意接纳一个文学专业的老毕业生——还得在能打败无数个竞争对手的前提下。可是一想到当真要去教辅机构做老师，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里没日没夜地给不知身在何处的学生录网课，又让我踌躇不已。父亲对此倒显得很积极，“你妈妈教书很有一套，你也不会差的”。听他这么说，让我放心了许多。在考虑了3天后，我决定在生活的压力前卸下抵抗。但一个名叫吴源的人，又一次开启了我意料之外的2020。进入盛夏后，疫情仿佛从武汉的地表上蒸发了，但伤痛对我家却留下了永恒的结晶。母亲的讣闻发出后，她过往的许多学生都发来问候，也有不少本地的学生拿着东西登门拜访。对于他们的到来，我和父亲都觉得既感激又抗拒。通过他们一遍遍口述母亲昔日里对自己的教导和帮助，我逐渐拼凑出一个与在自己心里不同的母亲的形象——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教育的伟大，意识到母亲身上那些真正让我敬佩的东西。这些学生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就属吴源了。浓重的北方口音，晒得黝黑的皮肤，握住水杯的手看起来也很粗糙，一副像是退役军人的身板，很难将他和历史老师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他是母亲那所中学2012届毕业生，武昌人，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继续深造，也没有回到武汉工作，而是去参与了公益组织的扶贫工作，现在正在陕西南部的山区继续深入扶贫，在一所小城中学里担任高中历史老师。这样的工作经历，被他用平淡的口气讲出，令我佩服不已，我在钢铁森林的城市中，很难遇到的有赤诚之心的人。“我那时候作文写得很好，陈老师每次都把我的作文拿去别的班读，但我们班级总名次不好，有一次我语文考了年级第一，作文拿了满分，年级主任非说我考试时偷偷翻书，对我伤害很大。”吴源说，“只有陈老师相信我的话，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还去找教导主任给我伸冤。她说‘相信我’的时候，我第一次哭得那么狠。”他静静地诉说着，像是怕惊扰到屋里的亡灵，不知不觉，我的视线也跟着他的回忆变得遥远而模糊了——我高中时没有在母亲的班级里待过，她对于把我调到自己班里兴致缺缺，我也觉得在她的班级里会让她有负担，我错过了和母亲在学校里的直接教学，对她讲课只有囫囵的印象。而在吴源的讲述中，母亲作为老师的形象却那么立体和丰满，甚至像救世主一样拯救了他被误解的青春，这让我深受震动。缅怀故人后，吴源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回武汉就是为了“扶贫接力”，和这边的项目办进行对接，看看有没有可能招到新的扶贫教师去补上疫情造成的岗位空缺，却没想到在朋友圈看到了我母亲的讣告。我的心里早已天翻地覆，母亲的职业，母亲的选择，母亲的价值观……这一切，和我此刻的人生竟奇妙地重合起来。我头脑里的场景突然又切换到4年前的夏天，想起她说我适合当老师的那些话——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么或许当教师并不是个坏主意。决定当即就做出了，我带着从未有过的、对未来宣战的勇气，对吴源说：“支教老师，我真的很愿意试试，有没有可能算我一个？”吴源的反应倒是很镇定，表情中有种公事公办的肃穆感，父亲却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吓了一跳，在吴源离开后的那几个小时，家里的气氛尴尬到连我的四肢都不自觉僵硬起来。“爸爸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健康快乐就好。”最后，父亲紧紧抱住我的肩膀，像是连同母亲的那份，“儿子，我们都应该向前看。”远方的小城叫做山阳。在吴源的积极沟通下，我通过了培训，以志愿者的身份正式来到这个秦岭脚下的小小市镇进行支教。我发现这座城市和家乡一样，都被汉江深深滋养着，这种母乳般的联结，给我支教的选择又增添了一抹奇异的合理性：现在我接过了母亲未尽的事业，又来到了汉江的上游，仿佛同时溯源了自己的亲情和家乡。我被分配到县城的二中教语文，吴源则在离我几里外的一中教历史。这里北靠秦岭，南依巴山，虽然隶属于粗犷奔放的陕西，却如同一个被北方藏匿的私生子，长久地生活在秦岭的羽翼之下。如果在我心中的“北方”是个直言快语的汉子，那么位于陕南的山阳就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虽然活泼，但也并不容易让人接近。为了尽快和这个“小姑娘”建立起友谊，我准备拿出用一切耐心和爱心熬制成的“糖果”，用自己的学识为这个地方带来点甜蜜。但直到把行李放进宿舍，我的雄心也还在一直悄悄发着抖，想到临走时父亲深情的拥抱，这是否预示了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我的支教生涯开始得并不是那么顺利。来之前，吴源告诉我，二中的教学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虽然近些年学校的教学硬件在慈善团体的资助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这里的学生基础极差，老师也不愿意教，大多数都只能被逼着学艺术，而真正能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大部分学生最后的归宿，还是去市里打工，家里情况好一点的才能去读个专科。接洽我的高一年级主任潘老师，直言不讳说：“早日认清现实，一波又一波的支教老师来了又走，激情耗不了几天的。”果然，巨大的城乡差异在第一天上课就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整个高二年级5个班，每个班30个学生左右，老师有14个，而我带的高二（3）班是整个年级成绩最差的。当我看到学生语文平均分是“63”的时候，脑袋都停滞了，潘老师却稀松平常地说：“你往下看嘛。”视线往下，连政治都只有37分的平均分。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两地教育水平的差异在我脑子里互相碰撞，摩擦产生的声音中回荡着潘老师的话——“早日认清现实”。我被9月初的秋风推搡着走进教室，32名学生同时扬起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我第一次被别人如此注视，那种带着疑惑的眼神里有着毫无疑问的善良和单纯，在一瞬间给予我莫大的责任和勇气。仿佛被巨大的力量击倒，我在讲台上竟一瞬间失语，想起了母亲，思量她第一次真正站上讲台时的感受。“老师你好啊！”几名学生嬉笑的声音突然涌入耳朵，把我从痛苦的默片回忆中拯救了出来。如果有所谓“现实”的话，我想这就是现实，是一种想要奉献和付出的现实，它有别于我所有过往的人生。就算这种教学的挑战能够被与孩子们初次接触时的热情吹散，也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坚如磐石，不断压在我的支教生涯之初。先是身体出现问题，口腔溃疡和胃病频繁发作，随着教学逐渐走上正轨，工作的忙碌程度也超乎了我的想象，身体和精神同时扛住，变成了岌岌可危的事，简直和疫情期间的情况可以同日而语了。我代（3）班的班主任，同时兼任其余3个班级的语文老师，每天早上要随学生一起跑操，晚上要监督学生自习，周末的时光被补课占据，无时无刻不在与学生家长沟通，忙碌令我已经彻底失去了犹豫不决的心绪。吴源来找过我几次，他因母亲的缘故一直对我照顾有加，每次去市里开完会，都会给我带点生活用品，我们对于教学的看法也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在代课和代班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挫败感随着每一堂课、每一次考试和每一次班会而愈加严重，学生们不听我的话，上课反应消极，已经不算什么；和宿管打架，拒绝参加升旗仪式，偷父母的钱去网吧，才是使我真正头疼的问题。“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见识在这里更重要。要把学生当人，先去取得他们的信任。”吴源第一次来找我时，听完我全部的抱怨后，这么对我解释，“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里大多数学生的认知水平还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他们也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但没有人引导，所以外面的世界才会仅限于抖音。”于是再回到教学中时，我怀着与学生平等交流的目的，改变了以往的作业形式，把想要了解的事情都通过作文的方式收集了上来，还建立了不同的兴趣小组，我期盼着奇迹的再一次来临，就像我当初爱上文学一般，他们也能被某一件超越生命的力量所感召。后面的几个月里，我把所有时间都给了课堂，抓住细微的空隙瞥见秦岭的山头，才惊叹已经到了下雪的季节，而武汉的雪想必也已飘过江河，落在了我曾经熟悉的窗台上。而先前想要用“糖果”讨好“小姑娘”的我，也随着落下的雪一并融化进了尘埃里。我之前所从事的工作并不与人直接相关，现在却要与人朝夕相处，连他们表情的浮动都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一个孩子的泪水是因为父亲刚死在了工地上，而另一个孩子的笑靥则是因为刚从宿舍长那里偷来了手机；一个孩子的缄默是因为上节课和年级主任顶了嘴，而另一个孩子的愤怒是因为刚被隔壁班的男同学欺负……如此这般，我被迫进入到32个孩子的生活之中，以挖掘他人的隐私来作为自己职责的体现，也同时肩负着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这是最令我无奈且悲伤的事。父亲在重阳节给我打来电话，他的语气绵长，像刚经历过雪崩的山峦，散发着灾难过后的静谧：“儿子，快两个月了，你的新生活还好吗？”一向能言善辩的我，却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等到11月末我才从一件意外中找到，这件事主宰了我的回忆，成为了这幅小城油画最为明亮的部分，让我的所有自怨自艾都成为它底下的暗影。我认识的最调皮的孩子叫张雨，他的父亲是农民，母亲有癫痫，全家的重担都挑在父亲的身上。这样的家庭情况在我支教的学校很常见，但当我跟随教导主任去他家家访时，却发现情况比我想象中还要糟。我们走进去，他的母亲从床上坐起来，父亲则显得有些拘谨，站在床边不知该如何回应，主任说：“都坐，不要那么拘谨。”他才重新坐下。我瞥见这个在床上坐卧的女人，在11月的天气里没有足够的被褥，于是把秋天的衣服也盖在双腿上，却在儿子进门时温和地叫他：“娃，到妈床头边来”。张雨有些不好意思地进屋，握住了她的手，然后朝我低垂下眼眸。这次家访让我和张雨的关系近了一些，这个高高瘦瘦的大男孩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样子，让我从怜爱中生出了艳羡，所以在他11月末选择出走时，我能从他细腻的心情里解读出生活的为难。张雨在高二（4）班，他的班主任王老师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老师，经常因为他不好好听课在走廊对他批评教育。我路过时，他会偷偷用手在背后比个“耶”，午饭时又跟没事人一样约我打球。我对张雨的情况很了解，所以当他说不想交补课费时，我选择了支持和理解。谁知当天下午，他就和班主任为此事发生了争执，甚至留下一封信说要自杀，并在信里扬言：“我的死和王老师有着直接关系，他要付出代价。”王老师带着我和几个年轻老师找了一晚上，最后是他的同学悄悄发信息给我，说他可能去一中找女朋友了。我在一中附近的网吧找到他时，发现这段早恋故事也很简单：他17岁，女孩16岁，他准备去打工了，而女孩一心想要考大学。穿着单薄的少年，在初冬忍着泪，身披星光，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说：“我就是想生活，我想赶紧去赚钱，我想养活我妈，我想过得好一点，为什么就这么困难？”我的眼眶也跟着湿润了，因为就算我想要养活我的母亲，今生也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但我不会再自怨自艾了，我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情比想象中多得多，心中那块空缺便再也不需要依靠新的忙碌来弥补。“我就是想生活，为什么就这么困难？”在这个颠覆的2020，我也无数次这样询问自己，在张雨的身上，我发现了重新开始的端倪。我开始想在这个意料之外的2020年最后，换一种方式生活：不再听从于这个世界的命令，而是主动走进世界之中，像医护人员挽救武汉的无数同胞那样，去挽救身边的人。等接到父亲的下一个电话时，我终于可以坦荡地说出：“是的，我过得不错，支教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我现在生命的价值，我相信母亲也会为我骄傲的。”我开始体验山阳的生活，正式走近这个“小姑娘”的身边，这种亲密一旦生效，他们便会将脸上的伪装渐渐卸下，用最朴实的笑容欢迎我的到来。在班上，我把单纯的师生关系发展成了朋友关系，尝试去理解每位同学行为背后的动机，在与家长的沟通中，我也逐渐洞察了每个家庭的难处。抛弃了自上而下的教育灌输，转而抱着融入的开放心态去迎接在这里的每个不期而遇，我发现，悲伤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蒸面皮的味道也并不输给武汉的美食，我把心里属于母亲的那个位置妥善收藏了起来，不用再靠她提醒着生活了。2020年的最后，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在每周日晚自习上用一个主题班会或一部电影来开启新一周的学习，以此代替了长久的批评。虽然此举遭到了学校的反对，但我还是坚持做下去，因为不管对于我还是学生而言，总结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向前看才会更加辽阔。2021年元旦放假前夕，我给学生们送去了贺卡，贺卡上我还是引用了母亲和我都最爱的艾略特的名言作为祝福——做有用的事，说勇敢的话，渴望美好的人生。我送给张雨一本艾略特的诗集，里面的一句话我铭记至今：“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的。”而我，终于收到了2020年最后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张雨决定继续读书了。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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