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还是妥协了。他说“小记者”项目还是照搞，但文字协议就不再签了，他给自己留了一手。其实他和老朱签的协议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因为他们盖的印章都是假的。
前 言
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2017年元旦后，我工作的那家市电视台主办的报纸——《古城新报》由于经营不善而一再拖欠员工工资。最长的一次，竟然半年都揭不开锅，有几个员工被逼急了，跑到劳动局去投诉了。后果很严重，上任不到3年的美女台长雷厉风行地“祭”出两招：一是解散《古城新报》编辑部，除了有正式编制的总编留用外，我们这些招聘的编辑、记者全都扫地出门；二是《古城新报》停刊1年，进行整顿重组。1年后复刊，不出我所料，《古城新报》划给了电视台的文教频道。文教频道有一个“小记者”项目，在《古城新报》还没有停刊时，每周都有4个专版发他们的“小记者” 的作文。据说，文教频道一年要给编辑部四五十万的版面和发行费用，如今他们有了自己可以做主的报纸，就更加如鱼得水了。2018年4月，文教频道的主编老张把我叫了过去，说是区群艺馆的朱馆长已经和频道总监谈好了，准备在宜川县开展“小记者”项目，我可以过去帮一把。过去我和老张打交道不多，只是在报纸复刊前，听说要他牵头主管，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算是建议书吧。我也曾希望回到编辑部上班，但电视台发了话，不再聘用《古城新报》的老员工，老张才把我推荐给了朱馆长。朱馆长为人和善，没有架子，我和他火速谈妥合伙事宜，并签了一份正式的合作协议，约定宜川县“小记者”的作文可以投稿于《古城新报》专版刊发，但每位“小记者”需要订一份全年的报纸，所得利润我们平分，当然也少不了老张的额外好处。朱馆长平时忙于馆里的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小记者”的项目，所以从公关到招生，从开展孩子们的各项活动到修改他们投稿的作文，我都要亲力亲为。那时的感觉是累并快乐着。我是宜川本地人，有几个同学在县里做中小学校长，靠着这些人脉关系，我很快打开了局面。到了2018年底，已经招了600多名“小记者”，每个人收费600元，除去订报费以及返还给学校的好处费，每个“小记者”的活动费用还不到400元。我们承诺过，一年的户外活动不少于8次，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成本，一年辛苦下来也没多少利润。而且学生和家长的期待也是水涨船高的，倘若不满意，第二年就不会再报名了。我们也想把报名费涨一点，但宜川县还有《古城日报》和我们竞争，实在不敢轻举妄动。2019年，由于几个小学开展“研学旅行”，我们一年招生也没突破500人，“小记者”活动也越来越不好开展——免费的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地方看完后，大多数景点景区都要收费。我们也曾经像市区的电视台办“小记者”活动那样，开展了几次校内活动，有一次还花了2000元请电视台主持人给孩子们讲了几节朗诵、播音主持课。虽然在家长群里一再声明活动的意义，但有些家长并不买账，认为既然交钱了就得带娃子们出去“旅游”，窝在校内算哪门子活动呢？“小记者”项目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但是在老张眼里，仍然是只待宰的肥羊。他曾几次对我说，朱馆长这人太抠门，承诺的事情一个也没兑现，害得他在频道总监那里难做人，“有几次朱馆长请我吃饭，喝的竟是二三十元一瓶的‘龙江家园’，简直太掉链子了”。老张说这话时，我接触朱馆长也有一年多了，说他小气并不假，老张指望他去给频道总监“进贡”，估计是痴心妄想。为了减少老张的不满，也为了让宜川的“小记者”项目能正常进行下去，我只能尽量讨好老张，平时除了送烟酒茶这些礼品外，还请他和他的朋友到宜川一个水库垂钓，花了将近千把块。但老张的胃口显然不止于此，他不仅想甩开朱馆长和我单独合作，还想安排一个人“配合”我，明面上是帮助，实则是想控制我。我和朱馆长都没理会他这一套。到了2019年10月初，老张借口合作协议到期，不再继续合作了。这下惹恼了我，我跟他在微信中你来我往地打起了口水仗。我说这个项目虽然名义上是朱馆长牵头，但是实际执行人是我，为了做好这件事，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工作刚有点起色，咋说不搞就不搞了呢？”再说，你上半年还在催促我加大招生力度，为此我们订购了1万多元的小记者装备还没使用，这些损失算谁的？我气不过，最后将了老张一军——这一年多宜川县上交的“小记者”订报款也有10多万了，老张曾在我面前说过几次，这些报款并没有上交到台里，大部分都用来给几个频道的领导“搞福利”了，他每次都给我打白条收据，这些东西我都完整的保存着。老张明白我话里有话，态度一下子来了个大反转，我也就坡下驴，同意以后每招一名“小记者”给他提成10元钱。截止到2019年底，我们给老张的提成是2000多元，每次微信转账的记录我都保存着。我算了一笔账，并把收支明细给了朱馆长一份，其中好多请客送礼的“公关费”并没有列入成本之中。按照协议，我和他各分了5万元的利润，但是我知道，如果把“公关费”算上，“小记者”项目前期基本是不赚钱的。给朱馆长分钱是为了稳住他，“小记者”项目需要利用他的资源。那时，我的个人账户上已经欠下网贷6万多元，我赌的是只要把“小记者”的人数做上去，靠规模效益还是很有前景的。2020年元月初，我的初中同学李军说隔壁河西市的教育局晏局长是他的师弟，在河西一中做过校长，被提拔到教育局还不到半年，可以帮我引介一下。我正愁宜川的小记者人数发展到了天花板，直呼雪中送炭。很快，我们就驱车至河西市拜访，赶到时，晏局长已经在河西一中对面的一家餐馆恭迎多时。酒过三巡谈正事，晏局长爽快地答应安排基教科的董科长和我对接，这顿饭是晏局长做东，他下午有会议，我们几个人就去了附近一家推拿中心消遣了两个钟——当然，是我买单，花了1500元。这件事办得还算顺利，让我不禁开始憧憬能在河西市招募至少1000名“小记者”的美梦。过了一周，我和董科长联系，两天后，他让我直接去找河西市城关小学的周校长，“这事已经说定了”。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临近年关，我决定打点一下晏局长及董科长，毕竟来年河西市“小记者”项目的布局，还少不了他们帮忙。思来想去，我最后决定送购物卡，于是又约李军一起去了一趟河西教育局。不凑巧，晏局长出差了，我们只见到了董科长。我把他喊到走廊上，把装有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塞进他兜里时，董科长只是礼节性地推辞了一番就接受了。另外一张2000元的购物卡，我选择用快递寄给晏局长。办完这些事，我走进河西市城关小学，这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2800多人。我和周校长聊了不长时间，他便同意春节开学后开始招募“小记者”，只是让我下次过来时开一份电视台的公函。万万没想到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让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当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我和老婆还暗自庆幸提前取消了带孩子去武汉动物园和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游玩的计划。可春节一开始，古城市作为湖北的一个地级市，也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初一那天，我居住的小区还可以自由进出，但是街道上行者寥寥。我坐在小车里，看着一辆辆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过，心里直发怵。开年不利，2020年指望“小记者”项目打个翻身仗，看来没指望了。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峻，小区开始实行封闭管理，直到3月26日才放松。但各大中小学都不能开学，学生们在家里上网课。这样一来，我的收入来源基本被切断了。自从3年前有了女儿小鱼，我老婆就一直在家带娃，82岁的老父也跟随我们一起生活。他每月有2000多块的养老金，但除去房租和各种开支也所剩无几。我在《古城新报》上班这几年，效益每况愈下，常常入不敷出，经常需要刷信用卡度过每月的经济危机。疫情到来，更是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城市解封后，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老婆的娘家，湖南岳阳。玩了几天后，我先行回古城，还不到一周，老婆和我视频时说小鱼左手大拇指弯曲不能自然伸直，她在网上查过，估计是小儿腱鞘炎。在古城市中心医院，医生给小鱼做手术，在她左手大拇指那儿插了两根钢针，说半个月后才能取掉。我们总共在医院待了一晚，结果出院结账时，扣掉医保报销部分还花了4000多块钱。半月后取钢针，我们到古城市另一家三甲医院的骨科门诊咨询，主治医师说小儿腱鞘炎在他们那只是个微创小手术，不需要打钢针，当天即可离院。看着孩子如此受罪，我和老婆心疼得落了好几次泪。小鱼出院后，考虑到孩子大了，我们就想离开过去租住的45平米的一室一厅，租一套120平米的“还建房”。据说，那里的村民有的一户有11套还建房，想想自己现在仍在租房住，买房遥遥无期，就恨不得头撞南墙。这个新房里的配备比较齐全，房子也做了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房租和以前差不多，还不收物业费和停车费，另外离朱馆长和市电视台都很近，方便我办事。唯一让我为难的是，房东要求签2年的合同，一次付清一年的租金12000元。我也没有再好的选择，就爽快的把钱给他打了过去，拿到了钥匙。当然，这笔钱也是我从网上贷出来的，每月10号得按时还款。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帮几个朋友做了些事情，挣了点零花钱。转眼间，到了学生放暑假的时间，疫情还没结束，各个行业都不景气，即使有机会也不敢贸然投资。8月中旬，朱馆长说他要卖酒，准备代理河南洛阳的杜康酒，而且已经亲自考察过一次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一拍即合，虽然我没有资金投入，但可以低价从他那里拿酒，只要卖出去，利润还是很可观的。不久，朱馆长就约我一起去洛阳签约，我们走高速，4个多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洛阳伊川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商家安排我们住下，接着就是参加品鉴会和晚宴，整个过程看起来高大上，包括朱馆长在内，当场有不少经销商签订了代理合同。晚饭后回到房间，商家工作人员过来做思想工作，让朱馆长交5万元的定金。此时，朱馆长才发现合同没有印章，待对方盖完印章拿过来一看，他才发现这次招经销商的公司根本不是杜康酒厂的，而是一家酒类代理销售公司。我和朱馆长都充满狐疑，不肯交定金，后来朱馆长经不住两个销售的软磨硬缠，终于在晚上快12点的时候刷卡交了钱。他做的是20万级别的区域代理，还有15万需回古城后打过去，不然对方不会发货。我不禁为朱馆长捏了一把汗，心想万一上当受骗了咋办？ 朱馆长年收入不低，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儿子不争气，吃喝赌俱全，儿媳妇带着两个娃，全靠他养活。他一把年纪还在折腾，就是想赶在退休前利用各种关系多赚点钱。10月，小记者项目依然停滞，家里又发生了一件要花钱的事——小舅子要办婚礼了。我的小舅子在岳阳的铁路工务段做些小工程，之前经常因为工程缺钱找我周转，婚礼前的十几天，他还想从我这借钱，又要用我老婆的身份证在银行借抵押贷款20万，而且需要我们第二天就赶到岳阳的银行去面签。我当场就让老婆拒绝了，岳母还一个劲地打电话，劝她一定要帮帮弟弟。反观小舅子，虽然他的工地上缺钱，但他却可以花70多万买新房，婚房装修又花了20多万，为此把老家镇上的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为了摆阔，他还把刚买不到一年的大众POLO卖了，换了一台36万的奔驰。这事没过多久，岳母又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岳父病了要住院，但家里没钱，小舅子那边资金也紧张。我和老婆原商定给小舅子上1万的礼钱，最后只得先分出5000元给岳父看病。我说：“只能带5000元过去了，今年实在是太困难。”老婆没说什么，我在网上贷款的事她一无所知。到了岳阳，我才发现岳父其实没啥大不了的病，只在医院里打了几针，开了一些药就回家了。我觉得岳母可能是找个理由从我们这弄点钱，帮衬儿子。婚礼前一晚，老婆说上5000元的礼不好看，岳母的意思是明天的礼单上写明收1万，但是钱我们拿着，小舅子不收我们的礼钱。我一听就有些恼火，大喜之日，这不明摆着要制造家庭矛盾吗？新娘会怎样想呢？我也不想丢这个人，我吼了老婆几句，决定赶紧去外面的柜员机上取钱，这1万的礼钱一定要当面交给新人。岳阳之行，我前后花了1万5，感到压力很大。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去的时候小舅子让我捎11箱杜康酒做婚宴酒，我给了他一个相当低的价格，至少把来回的过路费和油钱赚了回来。9月1日，各个中小学终于如期开学，但还不能举办聚集性活动。国庆节后，我发微信问老张市区“小记者”活动何时正常开展。不料他却回复：“合同已到期，今后不再合作，具体事宜请问朱馆长。”我一头雾水，估计是老张没从老朱那儿得到啥好处，不满意又想加码了。我据理力争，说不合作了可以，但由于疫情影响，我们今年在宜川县的“小记者”活动还没做够次数，合同至少需要延期1年，“旅游年卡都还办个延期呢”。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老张要强行终止合作，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此话一出，老张又着急了，赶紧让朱馆长传话，说有事商量着办，他也有苦衷，并约我们出去喝酒，把这事再沟通一下。那晚，我和朱馆长来到老张家门口的一家大排档里，边喝边聊。老张一再解释，说新来的台长并不是很注重考核部门创收，现在财务管理越来越严，他不想因为宜川的“小记者”项目捅出什么乱子，才有了终止合作的想法。其实，朱馆长早对从小孩子身上搞钱的项目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我们第一次和老张闹腾时，他就给老张打电话说，我是要靠这个养家糊口的，而他做不做都行。几年前，老朱还是副馆长的时候，就以自己相好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政府在群艺馆购买的文化惠民演出，好多都被老朱的公司承包了，此外，他拉一次赞助的收入都比做“小记者”项目的收入高，每年赚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我孤立无援，只能借着酒劲说自己有个前同事，现在是市委宣传部纪检组长。老张脸色大变，赶忙追问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我知道他还是有所畏惧的，毕竟他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谁不希望平稳着陆呢？最终，老张还是妥协了。他说“小记者”项目还是照搞，但文字协议就不再签了，他给自己留了一手。其实他和老朱签的协议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因为他们盖的印章都是假的。我已经和朱馆长商定，后续“小记者”的报名费每人增加100元。为了保证合作稳定，我主动提出给老张涨提成，每人20元。11月中旬，市区里的日报和电视台两家“小记者”都陆续开展了活动，我也立即组织3所小学做完了最后一次活动。正准备开展秋季报名招生时，却传来一个消息——宜川县委巡视组将巡视教育系统1个月。一个在小学当校长的同学说：“这一阵最好按兵不动，就怕一些家长抓住收费的事乱举报。”3周过后，又传来疫情防控收紧的通知，宜川县暂停一切校外集体聚集性活动。如此一来，我就只能寄希望于明年春季一切恢复如初了。宜川的“小记者”活动按下暂停键后，我抽空去了一趟河西市城关小学，专门带了一斤湖南的古丈毛尖准备送给周校长。第一次扑了个空，给他发短信也不回复，第二次终于逮个正着，在他办公室聊了十几分钟。周校长答应可以开始招生，还安排了一个徐副校长和我对接，奇怪的是，我给徐副校长发了好几次短信都显示发不出去，加了她微信后发现，她对我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过了半月有余，我询问徐副校长“小记者”的招募情况，她说目前有意向报名的有31人——这样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近3000人的城关小学起码也可以招到百十人。我很客气的说人数有点少，还不够一车，一般一个学校至少要七八十人才能保证项目活动正常的运营，希望学校领导再动员一下。没想到徐副校长一点也不掩饰，直接说学校已经尽力了：“刚开始只有13人报名，后来做工作才增加到31人，再说这要靠自愿，也只能如此了。”城关小学招生要突破，我觉得还得靠周校长，于是又准备了一张1000元的购物卡。那天早上9点多，我刚赶到城关小学，简短的说了几句招生情况及需要学校再支持的话后，就把购物卡塞进了周校长的兜里。临别时，周校长主动和我握了一下手，我感觉这是购物卡起的作用。回到市区，我又联系徐副校长，说准备过去把那31名小记者的报名费先收上来。她回复说，我不能直接到学校收费，她可以提供家长的联系电话，让我在校外的一个指定地点收费。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宜川县合作的八九所小学都是学校代收报名费，然后我过去开收据。我赶紧给周校长发了短信说明情况，直到下午他才回复：“既然人数不够，现在因为疫情原因又不能做活动，就等到明年春季开学后再宣传再招生。徐副校长此前并没有向我汇报此事，你要和她多沟通……”思来想去好多天，我还是打消了给徐副校长送礼的想法，因为各路消息都说，今冬明春要严防严控疫情，春季开学后不一定可以马上开展活动，现在送礼几乎等于白送。让我更纠结的是宜川县的那些小学，年关已近，为了明年的招生，我还不得不打点各个校长。小鱼年后就要上幼儿园了，1万元的学费，这几天就要缴纳。而此时，我已经拆东墙补西墙，在小米金融、借呗、微粒贷等网络平台贷款20万元。每月的还款期临近，都左支右绌，伤透脑筋。2020年12月底，我拒绝了一个朋友跨年演讲的邀请，因为难以接受别人故作玄虚，卖弄情怀。然而傍晚打开微信时，看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还没读几句就已潸然泪下。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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