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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买房,是我与未来的一场豪赌 | 人在城中

何颜 人间theLivings 2021-05-18


不过十来分钟的光景,中介发信息过来,说我们之后又去了一组客户,“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谈价格了”。隔了几分钟,又发来一条:“他们已经拉到店里去谈了。”不过一两小时,中介发来信息,说那处房子已经卖掉了。


配图 | 《都挺好》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因为中学的一次春游。当时,我并没有看到张爱玲笔下的老上海,也没有看到白先勇笔下的百乐门,欢迎我们的是高架旁鸟笼似的灰色高楼。一行人跟着老师走到金茂大厦楼下,有个同学不小心踩了一位上海阿姨的脚,那场谩骂持续了很久,阿姨的朱唇一张一合,也让我记住了“小赤佬”这个词。自那以后,在我眼里,上海一直是灰色的,尽管这里有一座高过一座的地标建筑,一排高过一排的写字楼,有最知名的企业、最现代的商场、最前沿的展览和美术馆……也依然改变不了这种印象。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的难以预料。大学毕业后,因为设计专业的就业选择性较窄,我回国后不得不到上海工作。短短几年,兜兜转转,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行和朋友,他们选择离开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承担不起上海的生活开支;有的是离职后找不到合适的下家;有的是在钢铁都市里寻觅不到爱情;还有的是无法在此落户、买房……面对一次次的分别,我从开始的恋恋不舍,到后来逐渐麻木。作为这个城市里外来的千百万“沙砾”中的一颗,我深知自己无穷渺小。国内名校毕业也好,海归精英也罢,在上海单是提起“定居”二字,就已非易事。为了落户经历的一层层的“筛选”,不禁让我想起当初在国外留学、找工作、办绿卡的种种艰难。原以为回国就可以逃离这些繁琐的手续,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居民身份,却没料到上海的外地人之间的竞争已然白热化。那时候,我和男友像是最后留下来的一对战友。我曾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了——最后一次见面,他胡子拉碴、面颊凹陷,说自己的公司不顺利,说自己没有上海的购房资格,只能先在周边买。他不停地说钱、说房,眼里充满了算计——那个曾在帕劳放海龟、和土著一起喝酒跳舞的少年,永远地消失了。我静静看着他,没有插话。我不怪他,每日为了生存奔波,他哪有时间多愁善感、对我的情绪体贴入微呢?等他抱怨完,我们便相对无言,他坐在那边一动不动,等着我买单。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那时已经有上海的购房资格了,也备好了首付——他是个非讼律师,不知是不是接了太多的离婚案子的缘故,平日张口闭口就是“财产分割”、“房产分割”。聚少离多使我们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若是在这当口说了,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否还能维持下去,即使可以,以后还能分出其中有多少是爱情、有多少是利益吗?上海是现实的,是物质的,我没有能力免俗。


2020年的疫情成了我们分手的“背景板”,之后,我按照公司的要求在上海居家隔离。这期间,我不社交、不面对那些喜欢和不喜欢我的人,也不想清醒地去面对每一天。好友高畅很担心我,每日都打电话来嘱咐我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阳光。我们曾一起出国,又先后回国。波士顿也好,上海也罢,每当我沮丧的时候,都有她陪。那段日子,外卖是不敢点的,我守着一个没有厨房的出租屋,每天靠着些食品存货折腾各种“电饭煲美食”。因为是合租,路由器是几家共用的,每次公司会议我都得举着电脑在房间的各个位置寻找信号。两周后,公司通知上班日期顺延,隔离期变得更加漫长。疫情使人思绪纷乱,分手又加重了我对生活的焦虑——我的年纪已经使我成了很多人口中的“剩女”了,从亲戚们的眼神里,我察觉到了不友善,又自然想象出自己老年的光景:无儿无女,亦无归所……我开始在房间里对着一只滴答的时钟,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高畅知道后劝我:“日子总还是要好好过的,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自己的居所还是要有的。留沪的这一道道关卡,你接下来就是买房这步了。”确实,我来上海这几年像逐水漂流的海草一般,在各个出租房之间迁徙。租来的房子内饰不能动,添置装饰也要思虑再三,若遇到不好说话的房东,不但不同意,还会隔三岔五地要加租金、收房。那会儿我还没什么物质方面的压力,天真地觉得就这样租一辈子房也没什么关系。当然不懂前男友着急上火、汲汲营营是为了什么。而且,我还有千万条顾虑:上海房价太贵了,小小的一室户动辄三四百万,虽然可以勉强凑个首付,但背上几百万的房贷,生活压力倍增,跳槽就更难了……思来想去,我决定买二手房,因为新房面积普遍比较大,超出了预算。我只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像个普通人那样安安稳稳地生活。




自从做好了买房的打算,我就发现身边已经买了房的女性朋友颇多。一年前,同事洋洋就在内环全款买房,她让我去找房产中介,还嘱咐道:“找二手房,永远是和中介斗智斗勇。先去X家看,起码房源是真实的。”一开始,我仅凭直觉在网上随意看二手房的图片。没多久,我约了一个中介,到达那个小区时,发现里面安静整洁,绿化覆盖率很高,我满怀期待,可中介却迟到了20多分钟。期间,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好像生怕我离开。最后又说家里有事来不了,派了同事过来对接。我勉强跟着上了楼,发现那套房子的户型呈“凹”字形,中间有一处特别窄,因为采光不足,到处都是暗暗的。我走近一扇正开着的小窗,往外看,好像伸手就能够到对面的窗户。再往下瞧,是个不见底的深井——就算是这样,中介依然追着我要“五星好评”。看来,洋洋忘记交代我:即使房源是真实的,市面上有着各种硬伤的二手房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我头也不回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内环的一个小区,第二个中介已经在那里等我了。这个中介姓赵,说话的语气温柔谦和,除了要看的房子外,他还打印了一些周边房源的信息,并在上面用记号笔做了标注。小赵满脸自豪地对我说,这些小区都是他负责维护的,张口闭口都是“咱们××小区……”,事实上,他带我看的房子也没有描述的那样好:厨卫大多没窗,不是顶楼就是底楼,或者又是深井房。见我面露不满,小赵解释道:“内环内找合适价格的小户型太难了,总要妥协某些元素来平衡一下。”我无法反驳,之后跟着他继续看房,竟然有两处还不错,我几乎冲动地想要买下来。一处房子是日式风格的装修,各处打通做移门,将长条房间的采光做到最大。里面的租客是一对年轻人,他们在厨房里挂了各种细碎的饰品和小物件,也使这处房子充满了幸福、温馨的生活气息。只是,楼下的环境令我忧心:除了脏以外,深井有一侧开着口,可以看到自行车的破旧部件和各种杂物。再看一下房子的年份,这是一栋已经建了40多年的老楼了。另一处房子位于顶楼,房价也相对便宜,但房型布局极差,厨卫皆没有窗,厨房的排气管道还朝向过道。我不死心,拿着平面图改来改去,终究因房子本身的限制太大,无能为力。我询问洋洋的意见,她摇头劝我:“不合适的不要勉强。你要起码看满100套房,才能找到中意的。”此后,已经成功买到房子的她乐此不疲地给我指点:“你要看 location!最好在内环。”“老房子没电梯,高楼层以后是极难脱手的。”“别买这种狭长的房型……”


因预算有限,我看的房子大多是内环老小区的一室户。有时天气晴好,我就骑着单车赶赴一个又一个小区。那些老房子在阳光下显得安静而平和,浓密的树叶被暖风吹得闪闪发光。三三两两的居民从小区里面走出来,大概是太阳晒得太舒服,他们的步伐也是慢慢的。随后去附近的菜场、水果店,用上海话交流价格。平时,我步履匆匆,从未注意过这些生活的琐碎。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上海好像不再拒人千里了。过去,我只觉得上海和很多繁荣流动的城市一样,人们步履匆匆,表情里永远带着精明和防范。随着看房次数的增多,我对它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在那些一室的小房子里,住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无论快乐与否,他们都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也想努力把生活过好。卖房的人当中,有失去配偶的老人,有置换房子的年轻夫妇,当然也有很多把房子当作投资渠道的中年人。他们有的健谈,有的安静,有的市侩,有的真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想卖掉房子去投奔国外的儿女。见面那天,老夫妻自豪地介绍自己的房子,眼神欣喜又伤感。老奶奶抚摸着她的钢琴说:“这个我们搬不走,你要是买了房子,就送你。”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神,私下问中介可不可以劝劝他们别卖房,毕竟海外疫情严重,留着房子,以后总有个归处。可中介摇摇头,说这事儿不归他们管。




几个月后,我终于筛选出了几套相对满意的房子,于是兴冲冲地约家里人来看。母亲曲曲折折地从老家来到上海,刚下高铁,就随我去看这座陌生城市的一处处老屋。她接连看了两家,摇头叹气:“这还不如你爷爷奶奶他们的老公房呢,都三四十年了,怎么就这么贵?”好在到了第三处备选,安静的小区、焕然一新的装修内饰、充足的光照终于让她点了头。之后,母亲絮絮地和房主阿姨谈了许久,为了套近乎,她还特意用方言和房主父母聊天。房主阿姨很快就显露出了上海人的精明,价格压根儿没得谈。我们临走时,她还看了我一眼,说:“这年头,怎么那么多看房的女孩子?”不过十来分钟的光景,中介发信息过来,说我们之后又去了一组客户,“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谈价格了”。隔了几分钟,又发来一条:“他们已经拉到店里去谈了。”我想,中介的目的无非是要我去竞价,但我一贯不喜欢和人争抢,就回了一句“了解了”。不过一两小时,中介发来信息,说那处房子已经卖掉了。母亲买的是当日返程的车票,赶车匆忙。让她这样折腾却没有办成事,我心里满是愧疚。母亲安慰我:“房子的事儿讲缘分,买得到自然是好的,买不到家里总有你一个住处。”


之后的几个月,我看房的范围慢慢从内环移到中环,再移到外环,依然一无所获。小赵负责的小区在内环,慢慢的,他放弃了隔三岔五向我推荐房源,态度也不似从前那样热情了。不过我还是感谢他,起码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满五唯一”、“增值税”、“契税”等概念。除了小赵,X家自然还有其他中介。就拿小张来说,他每次都骑着摇摇晃晃的小电驴,盛情地邀请我坐上去,跟他看了一两次房后,他便频频给我发信息:“你晚饭吃了吗?我请你吃个饭。”“你今天从XX路口路过了吗?我好像看到你了。”手机上的中介越来越多,各种信息令我不堪其扰,最后只能换了用了多年的手机号。此后,我开始减少实地看房,花更多的时间去浏览网上的房源信息。我打印了一份上海地图,在上面标注房源所在的位置,然后就发现:按洋洋给的标准筛选,我几乎找不到自己能承担得起的住房了。眼看着房价一日日地往上涨,之前看过的房子统统都被卖掉,我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又一次失望而归后,我向高畅抱怨,她安慰我说:“想想这个世界,熵是毫无区别地走向混乱的。这些老房子几年、几十年之后总是会坍塌的,别挂在心上。”我说:“只是不知道人和建筑,谁先坍塌。”




就在我快要放弃时,一套优质房源吸引了我。这套房子也是40多年的老房了,虽是顶楼,但地理位置和平面布局都比较理想。除我之外,平台显示还有上百个人在密切地关注它。我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前前后后约了几次,终于等到了屋里租客在家。看房的那天阳光晴好,两个中介带我行至顶楼。房客打开门,也不看我们,不悦地站到旁边低头刷手机。这套房子的确不错,室内敞亮,厨卫全明,最宽敞的朝南卧室,窗外对着豪宅。北面有个小房间关着门,中介小翟想带我进去看,刷着手机的房客突然大喊:“有人!”小翟悻悻地缩回手,我只得连声说“打扰了”,问房客有时间能不能把北卧的照片发我一张。他看了我一眼,勉强点了点头,我们就赶紧退了出来。之后,我又去看了周边的小区,发现类似的房型贵了三四十万不说,面积还要小些。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来,小翟这才告诉我,这个房东是个老人家,人在加拿大,这房子要等他本人回来才能交易。我好奇地问:“那不回来怎么谈价格。”同行的女中介哼了声,撇撇嘴说:“就这价格、这地段,还谈什么价格?”小翟说,这房子的价格是一年多前挂出来的,已经是去年年底的市场价了,“你看现在,周边都涨了几十万了,没有这么便宜的房子了”。他们走后,我独自在小区周边逛了逛,感受了一下那里的生活氛围。一楼有居民房改的小咖啡厅,对面是绿地公园,当时正值秋天,金黄的银杏叶铺了一地。顺着小路走一公里,是母亲曾经点头过的那处房子。我想,母亲大概会喜欢这里。于是立即联系小翟,表示想和房东聊一聊。


当同事朋友听说这个房源的情况,都纷纷摇头:“这房子有问题,挂一年多,别冒这风险。”有个朋友倒是不阻拦,只说和房东视频时,要记得带上录音设备。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小翟建的微信群内拨通了视频通话。房主的头像是他抱着孙女的照片,画面温馨和睦,本人出现后,他说自己姓张,已经80多岁了。张爷爷精神很好,说话也不急不缓:“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这房子呢,那时候是给老干部的房子……”等他说完,我将提前列出来的问题细细地问询:网上签合约的可能性、打疫苗的计划、归国的航班机票……我自以为有备而来,问得周全,谁知只是枉然——张爷爷并没有买回国的机票,只强调他4月要回国。“我的老姐姐在上海,我真的是想回去啦。再不回去,可能永远都见不着了。我这里呢和你签一个合同也好,口头的君子协议也好,你定下来的话就卖给你了。”他说了很多,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是:“我都这样年纪了,不会跟你们来那些虚的(跳价)。说好的事,是不会反悔的。”视频结束后,小翟反复和我强调,说他和张爷爷打了那么久的交道,老人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你看他一年多前的价格挂在那里,说不改了,就说一是一打算以这个价格卖给你……”他絮絮叨叨的,话里话外都是我占了老人的便宜。这所房子的交易毫无理性的依据可言。如果说相信,只能说我相信老人的为人,相信他回国的打算都是真的。母亲得知消息后没有干涉,只说:“我上次去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你想买就买吧。”为了保险起见,我又向另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打听。查了一圈后,那位中介回复说这是一个独家房源,可能是因为老人年龄大了,不愿意相信其他中介。他劝我:“你要是等得起,还是买了吧。我们这边这样的房源,一般一上市就抢完了。”我沉默了,试着在小群里添加张爷爷的微信,果然没有反应。我心里感叹老人糊涂,却也相信了小翟对他的描述。




这天晚上,我叫高畅陪我再去这处老房子旁边走一走。我每次紧张时都会发抖,这次也不例外,高畅挽着我的手从宋园路到娄山关路威宁路,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站在小区外面看,那个房子比我印象中的还要老一些。在周边豪宅的衬托下,它愈发显得有些佝偻。我们继续走,路过一些塔楼,像极了当年中学春游时,在上海见过的那种“鸟笼子”。我颓然起来,高畅不停地给我鼓劲:“要想想,你买下来的话,就是在上海有房子的人啦!你看周边的公园商场,都是品牌的旗舰店,想买啥奢侈品都特别方便。”“对哦,只不过到时候我欠着房贷,可能连你的咖啡都请不起了,更别说奢侈品了。”我说完,高畅笑了笑。


从这之后,我心里便拿定了主意,要买下这套房。中介约我去门店面签,我脑补了一下单刀赴会的场景,便找了一位律师朋友陪同。朋友让我先要来定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模板,她浏览完发现,定金合同里虽然有一些前后矛盾的条款,但总体还算规整,而补充协议里的一些表述和定义都相当含糊,比如:“如果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国,则不追究甲方责任……”我俩花了一天的时间,将语句含糊的地方一一做了修改,小翟也都一一应承。第二天,我们去了门店,我正准备交定金,律师朋友看了我一眼,问:“请问甲方什么时候签字?”小翟信誓旦旦,说他们会扫描传过去,明天就让张爷爷在线签,肯定没问题。朋友提出,按照合同规定,定金应该是双方签署合同之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中介公司。小翟满脸不悦,但是还是点了头。过了1天,那边迟迟没有回音,我心里总有些不安。等到傍晚,小翟果然发来一条长语音和一个文档,大致是说定金合同被老人的儿子修改了。我打开文档,发现回国时间“4月”已经改成了“10月”。也就是说,我等待的时间更长了。此外,朋友帮我修改过的其他条款也全改了回去,只留下一句:“如果甲方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国,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我追问原因,小翟说张爷爷的儿子觉得我把原来的合同改得太乱了,“不要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简简单单就完事了。你们写那些有的没的干啥?别给老人太大压力。你要是子女,你给爸妈这么大压力的话,也会显得很不孝。”卖方这样做,不过是不想单方面支付违约金罢了,小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育我,令我十分不快。从开始看房以来,我心里已经积压了不少怨气,我们小白领996的工作,一点点攒钱买房,掏空几代人的积蓄,好容易凑个首付,谁又来关心我们的压力了?我积蓄着怒气,正要骂过去,却看到下面的长短信:“你不给他压力,他不给你压力,只要你不变,这房子就是卖给你的。儿女们是担心他,才让他不要那么早回去,但是他会4月回来的。张爷爷用他的人格担保。”小翟说,“这是张爷爷的原话,他就是怕麻烦。”想起张爷爷抱着孙女的照片,他一个老人在异国他乡还要考虑卖房的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叹了口气,和小翟商量,既然补充协议已经改得乱七八糟,不如就如张爷爷能理解的那样,做“君子协议”。三方再次约了个视频聊天,张爷爷向我口头承诺会在4月回国,当然,没有任何实物凭证。洋洋得知消息,觉得我疯了,只有高畅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此后,我索性卸载了房产中介APP,不想也不去看那些令人心烦的信息。我想在上海赌一把,除了钱,还有道德和人情。


不久之后,张爷爷的房客给我发来一张北卧的照片。房间的左上角,从房顶一直到半墙的位置,墙皮斑驳脱落,仿佛被墨笔晕染出了两个巨大的水墨波纹。放大看,应该是陈年的水渍。“下雨时候,外面大雨,这屋角和阳台那边就下小雨。”房客说,“另外,X家又有个张姓的中介一直联系我,说他们又约了顾客看房,整得好烦——你们上次没谈拢还是怎么的?”我哑然。到了4月底,张爷爷告知我,他回国的时间还要延迟。未来,我也许能像个普通的上海居民一样,在自己的房子里,平静地生活;也许,我还要继续在各个出租屋之间辗转,过着仿佛借来的日子。(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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