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正在过去，我们一定要改变思维方式，实行“低烈度”防疫！

　　为了国家和民族，我冒着被骂“ZZ不正确”的口水，写了这篇文章。

　　先看疫情数据，截止到2月22日24点，湖北之外的当日确诊人数只有18人，治愈人数却有488人，远超当日确诊人数，因此“当日治愈/确诊比率”，正在向无穷大迈进。

　　至于表格中2月20日突然又出现几百人的新增确诊，是统计数据的原因，下面的表格也是一样。湖北多次修改统计口径，全国几个监狱也突然爆出以前压抑的疫情，导致几百人确诊。这些都是异常数据，如果刨除这些，在2月21、22日，全国其他30个省市只有几十人，尤其是2月22日，平均每个省市还不到1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了。

　　全国数据也在大幅好转。例如在2月22日，当日新增确诊病例648例，这和一周前的2000左右乃至三四千人，已经大幅下降了80%，而当日新增治愈人数，则从几百人上升到2000多人。因此，“当日治愈/确诊比率”，已经远远超过100%，22日达到344.14%，如下图所示。

　　这再次雄辩地证明，我在2月10日之前预测的2月20日左右达到疫情顶峰的结论，是正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全国为了每天新增的区区几十个病例，平均每个省或直辖市还不到一个（湖北除外），真的还要继续战战兢兢地生活吗？

　　就算口头上复工了，有些省市表面的复工率超过了90%，但实际上仍然不敢大规模复工，因此实际复工率仍然很低。人们更是远远不敢像过去那样生活，这种情况是否要持续很久？

　　有数据为证。查“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实时路况，全国主要交通枢纽的拥堵情况如下图所示。绿色虚线是去年同期情况，而棕红色曲线是今年情况。可以看出，今年直到现在（2月23日），仍远不如去年。

　　基本上，交通枢纽的人流指数相当于去年的30%，而且近几天还略有下降。因此，大规模复工还远没有到位。

　　这种情况，必须在短期内得到改变。

　　而改变的前提，是思维要变！

　　简单地说，要把对病毒的“彻底消灭”或“全面遏制”战略，转化为“伙伴关系”和“保持秩序”战略。

　　我这个说法借鉴了二战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为此，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演变。这样我再解释上述战略，就容易多了。

　　二战后，美国的实力超强，GDP一度占世界的一半。随着铁幕在1946年逐渐落下，以及苏联在1948年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美国提出了“全面遏制战略”，也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遏制苏联的扩张。敢动？美国可以主动出击。

　　非常显然，即使以当时美国超强的实力，也无法全面遏制苏联及其盟国的局部行动。美国也不想因为苏联的扩张，而和苏联主动开战。因此在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不首先动手，但如果别国敢打美国（以及美国的主要盟国），美国就要大规模报复。而对手估算到要遭到惨重损失，也就不敢主动出手了。

　　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说中讲道：美国防务政策的准则是“迅速地使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地点”，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用美国选择的武器，在美国选择的地方，打一场美国选择的战争”。

　　“大规模报复”战略虽然仍极其强硬，但要稍弱于“全面遏制”战略。因为“全面遏制”战略包含主动开战的成分，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这方面就弱多了。

　　但是，美国人觉得战争的代价还是太大了，于是在1956年，艾森豪威尔又提出了“战争边缘战略”，也就是美国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但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因此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战略或“战争边缘”政策。美国想以最小的威慑，取得最大的利益。

　　可以看出，“战争边缘”战略又稍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

　　美国人的脑子很活，大概觉得这些战略还是太危险。拿“战争变越战略”来说，常常走在战争边缘，难免擦枪走火，如果发生战事，难道自己就不出手吗？这也太丢脸了，还怎么领导小弟？所以，“战争边缘”战略是一种很难控制的战略。

　　于是在1961年，肯尼迪政府又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也就是美国通过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应付常规战争、特种战争、有限战争和核大战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为此，美国要准备好在欧洲和亚洲打两个大战，而在其他的地方打半个战争，即小规模战争，这就是“两个半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以这个战略思想为指导，进行军事准备。与此同时，要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与扩张，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参与了越南战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小弟战成一团。但在客观上，却给了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发展的机会。美国在越战中消耗了很多实力，加上中东乱局和其他一些因素，这让美国在1970年代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于是到了尼克松时代，又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可以看成是“伙伴关系和收缩防线战略”。它有三大支柱：“伙伴关系”、“实力地位”和“谈判”。

　　具体说就是：①美国要更注意和盟国的“伙伴关系”，要求盟国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苏联。大家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在军事上共同分担美国的军费和防务责任。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实力仍然很强，要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通过谈判制约苏联。并利用中国制约苏联，积极打开对华关系大门。③在第三世界缩短战线，加强重点地区的防范。

　　可以看出，“尼克松主义”比“灵活反应战略”又弱了一步。

　　到了卡特时代，美国又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主要内容是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把缓和东西方关系作为“首要目标”，尤其是加强美中关系，遏制苏联。由此可见，“世界秩序战略”又弱于“尼克松主义”。

　　实际上，美国此时已经基本放弃了超级大国的心态，不仅坦承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要尽量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持和苏联的“和平共处”。此时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重中之重。世界逐渐进入到“三国演义”时代。

　　再往后就是里根时代（1981－1989），此时轮到苏联犯错误了，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美国瞅准机会，重新采取攻势，“扩军抗苏”。而苏联由于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的错误，加上内部出了严重问题，最终被美国拖垮。

　　后面的事情就不多说了。我们就说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在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及时改变战略是很灵活的。人生是一场长跑，国与国的竞赛更是一场超长跑，为了更好地保存和恢复实力，采取理性化的政策是老成谋国之策。

　　回到冠状肺炎病毒，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病毒的特点是：

　　1、传染性要高于Sars，但也不是特别强。在毫无防范的正常情况下，SARS是9天左右的时间会倍增，新型冠状病毒大概6、7天的时间病例就会翻倍。

　　至于武汉在1月下旬出现了那么多病人，是之前防控不力，早已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染。

　　当然，一周翻一倍也是够强的。不过综合来看，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染性类似于流感，如下图所示。鼠疫的传染性最强，远高于肺炎病毒，甚至艾滋病的传染性也比肺炎病毒高。只是艾滋病利用人们之间的密切肉体接触传播，这点是和肺炎病毒的重大区别。

　　2、在患病的情况下，新型肺炎病毒的致死率又弱于SARS。这已被疫情所证明，不再多说。

　　3、有可能在地球上长期存在。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是因为：冠状病毒的适应性很可能强于SARS。

　　请注意，我这里连续用了“可能”，因为还需要科学研究，需要实践来证明，但我们目前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从最坏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考虑到冠状病毒在地球上长期存在，并在某些地区局部爆发的可能性。

　　比如，现在虽然证明冠状病毒在炎热的气候下不会发作（迄今为止南半球的肺炎患者极少，而且都是外来者，此时南半球正是夏季，刚进入秋季），但不代表不会潜伏。以后等北半球夏季来临，南半球变冷，冠状病毒有可能会在南半球适当蔓延。

　　也就是说，由于全球人口的流动性，以及冠状病毒较强的适应性，以后有可能随着天气的变化，在南北半球间来回往返。

　　因此，必须改变对冠状病毒的防范策略。

　　这是因为，只要医疗条件跟得上，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并不高，基本上在0.3%左右，而且针对的主要是老人，而老人的免疫系统已经大大弱于一般人。另一方面，随着更多有效药物的出现，人类对于冠状病毒的治疗效果必将越来越好。因此，考虑到这种病毒的强传播性、大适应性，以及我们对抗这种病毒已经越来越有经验，要把对病毒的“全面遏制”战略，转化为“伙伴关系”和“保持秩序”战略。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经济上的代价太大了。

　　而这种经济上付出的巨大代价，长期来看要远大于冠状病毒的影响。

　　就我来说，我始终没把冠状病毒当回事，从出现时就这样。如果不是各种规定，我才懒得戴口罩，懒得做各种防范。但我又必须服从政府管理，所以现在出门必然戴口罩，也必然遵守国家和单位的一切规定。

　　可能有人会说：那么你的意思是对病毒不做任何防范了？

　　错。在我看来，这种传播性很强的病毒一出现，就应该及早消灭在萌芽里，或者让它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以后也应该这么做。具体地说，只要发现一例病人，就必须及时治疗，并及时隔离和ta密切接触的几十个或几百个人。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大家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不受影响。只要始终把病毒的传播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整个社会根本不应该受什么影响。

　　因此，出现在武汉的这种病毒，别管它是怎么出现的，但既然已经出现，那么在2019年底、最迟2020年1月10日以前，一定要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病毒的传播！

　　但现在这种机会已经失去了，而1月23日的武汉封城，以及更多城市的封城，是在病毒在早期没有受到控制、已经大范围传播后的补救措施。这种补救措施……

　　不多说了，时光不可倒流，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已经在湖北之外控制住了病毒传播之后，承认这种病毒有可能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发现一例就及时救治和隔离相关人员，让它始终处于低发状态，整个社会恢复往常，才是损失最小的战略。

　　我非常希望如此，也愿意为此行动。

　　但我只是一介平民，做的事、说的话并无影响力。为此，我非常希望最高层能站出来说：病毒并不可怕！并用实际行动有力地证明：病毒并不可怕！只有最高层这么做了，才最能为大家做出表率，最能提振大家的信心。

　　复工，复工，复工！是湖北之外的中国其他省份，必须大力推行的措施！为此，我在2月12日的《战略拐点即将到来，要尽快全面复工，现金流断了后悔就来不及了！》，已经详细说过了。

　　我把这种防疫措施，叫做“低烈度”防疫。

　　具体措施再系统地说一遍：

　　1、发现一例立刻治疗，并隔离相关人员。但整个社会，保持过去的正常运转。

　　2、只要还有新病例出现，人们在人口密集区就要戴口罩。更要勤洗手。只要戴口罩和勤洗手，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病毒的传播。

　　3、除了在人口密集区戴口罩，以及勤洗手，人们该干嘛干嘛，不要受影响。当然着看个人，保守者可以多戴口罩，尽量不出门。但像我这样的，肯定会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尽量自由些。

　　4、要鼓励全社会及早发现病人。为此，绝对不要惩罚出现病人的企业和单位。因为出现病例并隔离相关人员，已经让他们遭到很大损失了。

　　5、如果觉得全面复工仍然难以实行，可以在南方率先大力全面复工。因为南方的气候相对温暖，经济也发达，更承受不起长期的停摆。另一方面，广东、江浙沪的经济，对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既然病毒容易在冬季泛滥，那么北方的防疫时间可以长一些，但南方现在在已经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要尽快全面地复工。

　　6、除了湖北，国家要放松对疫情的控制指标。例如，一个省份每天的新病例不到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一，应该是正常的。现在湖北之外的所有省市，都能轻松达成这个指标。如果觉得百万分之一的新病例还是太高，可以要求二百万分之一，五百万分之一，但不能再高了，否则等于要求地方宁可不生产，也要防范疫情。

　　写到这里，本文已经很长了。本文非常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我是冒着被骂“ZZ不正确”的风险写的。我认为，由于冠状病毒本身的特性，加上我们已经大幅增加了医疗设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药物，医生们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因此我们必须转变防范冠状病毒的思路，由“彻底消灭”和“全面遏制”策略，转变为“伙伴关系”和“保持秩序”战略。

　　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畏惧病毒。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萧条时，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谨以此句，作为本文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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