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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正在过去,我们一定要改变思维方式,实行“低烈度”防疫!

邓老头 老邓的财经茶社 2020-03-18
  为了国家和民族,我冒着被骂“ZZ不正确”的口水,写了这篇文章。
  先看疫情数据,截止到2月22日24点,湖北之外的当日确诊人数只有18人,治愈人数却有488人,远超当日确诊人数,因此“当日治愈/确诊比率”,正在向无穷大迈进。
  至于表格中2月20日突然又出现几百人的新增确诊,是统计数据的原因,下面的表格也是一样。湖北多次修改统计口径,全国几个监狱也突然爆出以前压抑的疫情,导致几百人确诊。这些都是异常数据,如果刨除这些,在2月21、22日,全国其他30个省市只有几十人,尤其是2月22日,平均每个省市还不到1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了。
  全国数据也在大幅好转。例如在2月22日,当日新增确诊病例648例,这和一周前的2000左右乃至三四千人,已经大幅下降了80%,而当日新增治愈人数,则从几百人上升到2000多人。因此,“当日治愈/确诊比率”,已经远远超过100%,22日达到344.14%,如下图所示。
  这再次雄辩地证明,我在2月10日之前预测的2月20日左右达到疫情顶峰的结论,是正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全国为了每天新增的区区几十个病例,平均每个省或直辖市还不到一个(湖北除外),真的还要继续战战兢兢地生活吗?
  就算口头上复工了,有些省市表面的复工率超过了90%,但实际上仍然不敢大规模复工,因此实际复工率仍然很低。人们更是远远不敢像过去那样生活,这种情况是否要持续很久?
  有数据为证。查“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实时路况,全国主要交通枢纽的拥堵情况如下图所示。绿色虚线是去年同期情况,而棕红色曲线是今年情况。可以看出,今年直到现在(2月23日),仍远不如去年。
  基本上,交通枢纽的人流指数相当于去年的30%,而且近几天还略有下降。因此,大规模复工还远没有到位。
  这种情况,必须在短期内得到改变。
  而改变的前提,是思维要变!
  简单地说,要把对病毒的“彻底消灭”或“全面遏制”战略,转化为“伙伴关系”和“保持秩序”战略。
  我这个说法借鉴了二战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为此,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演变。这样我再解释上述战略,就容易多了。
  二战后,美国的实力超强,GDP一度占世界的一半。随着铁幕在1946年逐渐落下,以及苏联在1948年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美国提出了“全面遏制战略”,也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遏制苏联的扩张。敢动?美国可以主动出击。

  非常显然,即使以当时美国超强的实力,也无法全面遏制苏联及其盟国的局部行动。美国也不想因为苏联的扩张,而和苏联主动开战。因此在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不首先动手,但如果别国敢打美国(以及美国的主要盟国),美国就要大规模报复。而对手估算到要遭到惨重损失,也就不敢主动出手了。
  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说中讲道:美国防务政策的准则是“迅速地使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地点”,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用美国选择的武器,在美国选择的地方,打一场美国选择的战争”。
  “大规模报复”战略虽然仍极其强硬,但要稍弱于“全面遏制”战略。因为“全面遏制”战略包含主动开战的成分,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这方面就弱多了。
  但是,美国人觉得战争的代价还是太大了,于是在1956年,艾森豪威尔又提出了“战争边缘战略”,也就是美国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但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因此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战略或“战争边缘”政策。美国想以最小的威慑,取得最大的利益。
  可以看出,“战争边缘”战略又稍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
  美国人的脑子很活,大概觉得这些战略还是太危险。拿“战争变越战略”来说,常常走在战争边缘,难免擦枪走火,如果发生战事,难道自己就不出手吗?这也太丢脸了,还怎么领导小弟?所以,“战争边缘”战略是一种很难控制的战略。
  于是在1961年,肯尼迪政府又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也就是美国通过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应付常规战争、特种战争、有限战争和核大战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为此,美国要准备好在欧洲和亚洲打两个大战,而在其他的地方打半个战争,即小规模战争,这就是“两个半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以这个战略思想为指导,进行军事准备。与此同时,要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与扩张,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参与了越南战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小弟战成一团。但在客观上,却给了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发展的机会。美国在越战中消耗了很多实力,加上中东乱局和其他一些因素,这让美国在1970年代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于是到了尼克松时代,又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可以看成是“伙伴关系和收缩防线战略”。它有三大支柱:“伙伴关系”、“实力地位”和“谈判”。
  具体说就是:①美国要更注意和盟国的“伙伴关系”,要求盟国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苏联。大家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在军事上共同分担美国的军费和防务责任。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实力仍然很强,要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通过谈判制约苏联。并利用中国制约苏联,积极打开对华关系大门。③在第三世界缩短战线,加强重点地区的防范。
  可以看出,“尼克松主义”比“灵活反应战略”又弱了一步。
  到了卡特时代,美国又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主要内容是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把缓和东西方关系作为“首要目标”,尤其是加强美中关系,遏制苏联。由此可见,“世界秩序战略”又弱于“尼克松主义”。
  实际上,美国此时已经基本放弃了超级大国的心态,不仅坦承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要尽量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持和苏联的“和平共处”。此时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重中之重。世界逐渐进入到“三国演义”时代。
  再往后就是里根时代(1981-1989),此时轮到苏联犯错误了,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美国瞅准机会,重新采取攻势,“扩军抗苏”。而苏联由于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的错误,加上内部出了严重问题,最终被美国拖垮。
  后面的事情就不多说了。我们就说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在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及时改变战略是很灵活的。人生是一场长跑,国与国的竞赛更是一场超长跑,为了更好地保存和恢复实力,采取理性化的政策是老成谋国之策。
  回到冠状肺炎病毒,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病毒的特点是:
  1、传染性要高于Sars,但也不是特别强。在毫无防范的正常情况下,SARS是9天左右的时间会倍增,新型冠状病毒大概6、7天的时间病例就会翻倍。
  至于武汉在1月下旬出现了那么多病人,是之前防控不力,早已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染。
  当然,一周翻一倍也是够强的。不过综合来看,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染性类似于流感,如下图所示。鼠疫的传染性最强,远高于肺炎病毒,甚至艾滋病的传染性也比肺炎病毒高。只是艾滋病利用人们之间的密切肉体接触传播,这点是和肺炎病毒的重大区别。
  2、在患病的情况下,新型肺炎病毒的致死率又弱于SARS。这已被疫情所证明,不再多说。
  3、有可能在地球上长期存在。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是因为:冠状病毒的适应性很可能强于SARS。
  请注意,我这里连续用了“可能”,因为还需要科学研究,需要实践来证明,但我们目前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从最坏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考虑到冠状病毒在地球上长期存在,并在某些地区局部爆发的可能性。
  比如,现在虽然证明冠状病毒在炎热的气候下不会发作(迄今为止南半球的肺炎患者极少,而且都是外来者,此时南半球正是夏季,刚进入秋季),但不代表不会潜伏。以后等北半球夏季来临,南半球变冷,冠状病毒有可能会在南半球适当蔓延。
  也就是说,由于全球人口的流动性,以及冠状病毒较强的适应性,以后有可能随着天气的变化,在南北半球间来回往返。
  因此,必须改变对冠状病毒的防范策略。

  这是因为,只要医疗条件跟得上,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并不高,基本上在0.3%左右,而且针对的主要是老人,而老人的免疫系统已经大大弱于一般人。另一方面,随着更多有效药物的出现,人类对于冠状病毒的治疗效果必将越来越好。因此,考虑到这种病毒的强传播性、大适应性,以及我们对抗这种病毒已经越来越有经验,要把对病毒的“全面遏制”战略,转化为“伙伴关系”和“保持秩序”战略。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经济上的代价太大了。
  而这种经济上付出的巨大代价,长期来看要远大于冠状病毒的影响。
  就我来说,我始终没把冠状病毒当回事,从出现时就这样。如果不是各种规定,我才懒得戴口罩,懒得做各种防范。但我又必须服从政府管理,所以现在出门必然戴口罩,也必然遵守国家和单位的一切规定。
  可能有人会说:那么你的意思是对病毒不做任何防范了?
  错。在我看来,这种传播性很强的病毒一出现,就应该及早消灭在萌芽里,或者让它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以后也应该这么做。具体地说,只要发现一例病人,就必须及时治疗,并及时隔离和ta密切接触的几十个或几百个人。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大家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不受影响。只要始终把病毒的传播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整个社会根本不应该受什么影响。
  因此,出现在武汉的这种病毒,别管它是怎么出现的,但既然已经出现,那么在2019年底、最迟2020年1月10日以前,一定要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病毒的传播!
  但现在这种机会已经失去了,而1月23日的武汉封城,以及更多城市的封城,是在病毒在早期没有受到控制、已经大范围传播后的补救措施。这种补救措施……
  不多说了,时光不可倒流,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已经在湖北之外控制住了病毒传播之后,承认这种病毒有可能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发现一例就及时救治和隔离相关人员,让它始终处于低发状态,整个社会恢复往常,才是损失最小的战略。
  我非常希望如此,也愿意为此行动。
  但我只是一介平民,做的事、说的话并无影响力。为此,我非常希望最高层能站出来说:病毒并不可怕!并用实际行动有力地证明:病毒并不可怕!只有最高层这么做了,才最能为大家做出表率,最能提振大家的信心。
  复工,复工,复工!是湖北之外的中国其他省份,必须大力推行的措施!为此,我在2月12日的《战略拐点即将到来,要尽快全面复工,现金流断了后悔就来不及了!》,已经详细说过了。
  我把这种防疫措施,叫做“低烈度”防疫。
  具体措施再系统地说一遍:

  1、发现一例立刻治疗,并隔离相关人员。但整个社会,保持过去的正常运转。
  2、只要还有新病例出现,人们在人口密集区就要戴口罩。更要勤洗手。只要戴口罩和勤洗手,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病毒的传播。
  3、除了在人口密集区戴口罩,以及勤洗手,人们该干嘛干嘛,不要受影响。当然着看个人,保守者可以多戴口罩,尽量不出门。但像我这样的,肯定会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尽量自由些。
  4、要鼓励全社会及早发现病人。为此,绝对不要惩罚出现病人的企业和单位。因为出现病例并隔离相关人员,已经让他们遭到很大损失了。
  5、如果觉得全面复工仍然难以实行,可以在南方率先大力全面复工。因为南方的气候相对温暖,经济也发达,更承受不起长期的停摆。另一方面,广东、江浙沪的经济,对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既然病毒容易在冬季泛滥,那么北方的防疫时间可以长一些,但南方现在在已经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要尽快全面地复工。
  6、除了湖北,国家要放松对疫情的控制指标。例如,一个省份每天的新病例不到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一,应该是正常的。现在湖北之外的所有省市,都能轻松达成这个指标。如果觉得百万分之一的新病例还是太高,可以要求二百万分之一,五百万分之一,但不能再高了,否则等于要求地方宁可不生产,也要防范疫情。
  写到这里,本文已经很长了。本文非常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我是冒着被骂“ZZ不正确”的风险写的。我认为,由于冠状病毒本身的特性,加上我们已经大幅增加了医疗设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药物,医生们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因此我们必须转变防范冠状病毒的思路,由“彻底消灭”和“全面遏制”策略,转变为“伙伴关系”和“保持秩序”战略。
  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畏惧病毒。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萧条时,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谨以此句,作为本文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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