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常林：只有鉴定人独立，才能保证鉴定结果中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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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出法医常林专访——《法医常林：只有鉴定人独立，才能保证鉴定结果中立（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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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前行，常林的“鉴定”人生
（时长5'54''，建议Wi-Fi下打开）
—本文长约5600字—
—阅读需时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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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林 ——
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主任
原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迪安诊断副总裁
抱柱：说到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您现在做的事业比较符合形式上的独立？
常林：我们说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特别是有一些案子，侦查机关能不能拿出来给第三方做？谁是第三方？第三方到底由谁做？我们看国外，有一些部分完全是由政府购买服务。但我们国家想得更多的是监管是否到位，怎么保证它的科学性？比如收费标准、征税标准？出了问题怎么处罚？我们老觉得放出第三方可能问题更多。其实很多发达国家，政府购买服务，通过法律的形式去保障它，比如通过保密制度、处罚制度保证第三方非常好地运行。
如果我们把这个制度建立了，谁做都是做，反而他的身份会更加独立。公安局长你管得了我？管不了。
抱柱：到这个理想化之前，肯定会经历很多放开以后带来的阵痛和乱象。
常林：我倒觉得主要是理念上的问题，不是操作中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和国家顶层设计能不能从理念上改变这个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理念上都无法接受，就很难去实施。一旦接受了这个理念，方法和措施其实非常多，并不是必须经历一个很大的过程才能拿到最佳的方法。只要你理念上认为可行，我就可以很规范去地做。如果理念上没有想通，又适当开展所谓的试点，可能就会有一些利益纠葛出现。
抱柱：作为法医鉴定专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精彩的案例？
常林：我工作了31年，无论是在北京高院还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我们的团队确实做了大量的案子，曾经统计过，有几万件，就我们机构就有五六万件。作为媒体他们经常问，您印象最深或者您哪个案子最有名，我们会告诉他，一个是某某名人、某某著名事件等等。从职业规范角度，我不好提具体的案件，这些案件很敏感。但我可以和你说，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不会因为是名人的案件就当一回事，老百姓的就不当一回事。
从业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当我们发现某个案子之前做错了，我们给改了；或者某个死因解释比较有争论，最后我们把它更正过来了，即使是很小的案件，都可以感受到职业的真善美，就是在做善事。每一个案件，看起来是为某一个公民，为司法机关提供专家意见，其实也算是为社会，为社会公义做出一点贡献。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内心是充实的，会有职业的自豪感。
当然，有一些案件当时就是说不清楚，因为案情、检材、条件就这么多，这个时候综合各种信息，可能最终我们也给了一个意见，但可能不是很踏实。这种案件在我们一生中有几个，印象蛮深刻。另外，由于科学的局限性，有些鉴定目标还不能实现。第三，有些案子里面有很多伪装，需要我们仔细去斟别。
抱柱：有没有一些伪装很多的案子，在你们的鉴定下实现了质的突破，最后柳暗花明的呢？
常林：就只能讲一些细节了。比如说在涉及到看守所内死亡的案件，关于死者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包括涉事机关都不会给你提供更多的线索。最后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死法，有的尸体已经放了很长的时间，有的仅有火葬场上的照片，我们根据尸斑的拼排倒推他的死亡方式，有可能是坐着而不是站着死的，这些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包括我们的DNA检测，有的公安提了半天没有提出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犯罪嫌疑人，我们就能提出来，我们这样一帮人真的很努力。
抱柱：测谎是不是属于你的工作范畴？
常林：测谎技术在我们国家直接作为证据或者作为鉴定意见，还是有看法和争议的。在法大研究所的时候，我们也做过测谎，在民事案件当中确实采用过一部分。现在到了迪安诊断，我建了一个心理测试基地，也就是中国第一家测谎学校。我们团队重点做的是品性评估，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一些大的干部、政府官员，测出你的忠诚度和品行上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先开的一个学校。
抱柱：那挺新潮的，它是不是会结合很多大数据？
常林：不是，我们就是利用很多技术手段，包括测谎的技术手段。现在我们建了一个品性评估师的培训项目，专门为一些部门培养品性评估师，然后教他去测。
抱柱：是为了发现问题，还是为了未来培养更加优秀的干部？
常林：两个方面都有。
抱柱：有没有通过这个手段挖出一些大老虎什么的？
常林：这个肯定也是有的。其实在企业的高管，还有保险公司高额投保的时候，都要做这个测试，他要考虑你填的这些表是否真实。还有在民事诉讼当中也会用一些，必须原被告要同意。比如这个钱是不是欠你的，原被告双方都可以去做一下。测谎技术在我们国家没有被太重视，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好的。
抱柱：我看过一个冤案，当时就是用测谎手段把这个人抓了，判了十几年，后来辩护律师发现那个测谎专家的理论是相互矛盾，这个人最终被改判无罪。测谎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科学的手段，现在公安机关或者鉴定机构还用这种方法断案吗？测谎在案件当中能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常林：测谎技术从美国研究到现在百年了。我们国家有一些错案，也未必是理念上的问题。我不是搞测谎的，但我个人觉得，对案情了解比较多的人，是过不了测谎的。换种说法，过不了测谎的有很多人，但他未必是罪犯。
比如一个学校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怀疑有人故意投毒，我作为副校长主管食堂，那么就要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包括公安局进行命案调查，这时测谎一般你是过不了的。
抱柱：为什么呢？
常林：因为你跟警察说每一顿饭谁吃，吃主食的出问题还是喝汤的出问题了，还有整个情况，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什么背景？你只要参与了，你测谎就肯定过不了。我也看过一些错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可能很多人都过不了。
测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是最清楚案情的，而设立的问题肯定是在侦查过程当中已经大致梳理了基本案件才确定的。过得了的人不见得是罪犯，但如果一个看似无关的人员测谎结果没过，那他就有最大的嫌疑。现在测谎技术还是在运用，基本上只是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有很多重大的事件发生后，事发区域有20个人能进来，一般就测这20人，而不测他的领导或者主管。
抱柱：在现实当中，我们国家的司法鉴定确实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我看您曾经写过很多著作来揭露司法鉴定的乱象，现在到底有多乱呢？
常林：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司法鉴定的的决议，其主旨是法院不要再设立鉴定机构了，所以我们要到政法大学，也是这个意思。法院不设，从理论上来说是对的。因为法官要公正裁判，如果用自己机构做的鉴定结论，不合适。但是这十多年来，我发现问题很多，个别问题甚至令人发指。我看到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顶层设计上有问题。主要是不能统一一致的观念，更多的是站在部门利益上去看待问题，老考虑部门的得失，跟我关系不大的，我不管它变好还是变坏，只要不影响我就行了。一个制度的出台，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出于国家利益、出于公信力制定具体的落地方案。
第二，这十几年来，整个中国出现不少贪污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司法鉴定也不例外，它也在整个环境里面。
第三，司法部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了司法鉴定，他自己也没有太厘清这个问题，没有出台相应的必要的政策。
我们现在正在推行司法改革，司法体制肯定会有所改善，但改善有一个过程，司法鉴定乱象的整治，也需要慢慢的一个过程。
抱柱：我们国家有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这个制度实施起来效果如何？有哪些可以反思的地方？
常林：专家辅助人制度是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中提到的，可以聘请1—2名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到法庭上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类似于英美法系、意大利法系的专家证人。专家辅助人庭上跟鉴定人对抗，对律师和当事人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这个制度目前有点叫好不叫座，在实践过程当中并不是特别理想，大家都不当回事。究其原因，法官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法官愿意不愿意让他产生这样的一种对抗？这会让法官驾驭法庭的能力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让专家辅助人出庭，相当于多了一质证的过程，法官会想着，这个庭本来就可以开了，你一来对抗，我们还得多准备半天时间。
第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科学性会不会受到影响？
第三，对方当事人认为专家辅助人是不是来搅局的？那个鉴定挺好，是我委托做的，你干吗来挑我委托做的鉴定的毛病？
还有就是，我们鉴定人出庭还没有常态化。你想要鉴定人出庭，经法院允许才可以出庭。鉴定人如果不出庭，专家辅助人跟谁对抗？
如果在英美法系，只要一开庭，鉴定人就要出庭，这就是一个好的制度。
抱柱：您自己作为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出不出庭？
常林：出庭。
抱柱：做鉴定方面的专家库、服务库吗？
常林：做。我现在出来专门做一个鉴识专家，最近也在收一些案子在做。建了一个鉴识专家网站，其实就是专家辅助人的平台。
抱柱： 通过这个平台把有需求的当事人和能出庭的专家辅助人联系起来，进行专家辅助人制度常态化的建设？
常林：对。前一段时间有律师请我去做专家辅助人，我也出庭了。作为专家辅助人，你提出的问题以及证据排除问题，对犯罪嫌疑人，包括律师，作用都非常重大。当然不可能每个鉴定人的结论都是有问题的，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司法鉴定就会有大问题。
做专家辅助人，首先要有良知，不能胡说八道，不能忽悠律师和当事人，要有科学依据。所以我们经常一个月看了十个案子，只能收一个，鉴定有缺陷的，才收。
其实有一些案子真的是有重大问题，依据上、检验上确实有缺陷，甚至证据都有缺陷。按照英美法系的论点，这样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用了。但是我们国家的司法环境，包括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你能把他彻底翻案了吗？包括整个社会怎么看？我们还是“杀人偿命”的观念，出事了，你政府总得要有一个交待，不可能把张三放了，他不可能真正考虑疑罪从无或者是证据不扎实。我们学法律的才追求法的精神、法的理念，疑罪从无，无罪释放。
抱柱：中国现在还不可能出现辛普森这样的案件？
常林：对。不过，由于舆论和社会公众的影响，现在大案件还比较讲究疑罪从无，小案子就很难说它处于什么状态。专家辅助人证据的采信，包括侦查机关的鉴定，他们为什么不积极改革？就是有压力。十年前这么出，我现在还这么出。如果公安不主动地改革他的鉴定中的问题，那就标志着专家辅助人制度、鉴定人、律师的证据审查，可能还有一个过程要走。
抱柱：怎么样才能改变公安鉴定当中固有的传统思维和做法呢？
常林：很简单。美国的鉴定人职业道德，不需要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因为你每个案子都要出庭，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特别是法医，有很多案子都不能辩诉交易，都要开庭。你要出庭，辩方律师就要对鉴定人查个底朝天，你就是一个透明人。你所有的专业领域，包括你生活中有任何不检点的问题，人家都可以调查你，可以指出来挖出来。所以他的鉴定人职业道德不用写你必须做到什么，不知情，不怎么样……根本就不用写。你看我们公安的司法鉴定规章制度还写不能知情，这些还得写进去。
抱柱：这些本身就是不应该的。
常林：对。英美根本就不用写，鉴定人只要有任何的问题就承受不了，他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去履职和做事情。所以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就看一个环境。
话说回来，公安鉴定应该怎么改？你让他出庭，老提问题老提毛病他就受不了，他就得改，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去改。如果不出庭，不质证，以前很舒服，他为什么要改？
我们要改的话就有很多利益纠葛，现在公安的力量够不够？需不需要增加人？我们现在把鉴定人都当警察使了，根本就没有当成专家使，这就有很多问题了，这个路很漫长。
抱柱：你们经常要跟律师打交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对于中国律师来说，取证并非易事，甚至一不小心就触犯306条，您觉得律师如何破解这些取证中的困难？或者说能够更容易获得一些真实的证据呢？
常林：我们以前都有讨论过306条，这个本身就不合理。但是不拿掉怎么应对？这确实很难。我们整个的调查取证，不仅仅是律师，还有社会鉴定人都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在这个问题上，我当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律师建议，因为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没有法律规范，法官去调查的时候人家就不理你，不要说律师了。很多老百姓谁都不怕，就怕警察。他对法律没有敬仰，没有敬畏之心，你一点辙都没有。
第二，我们的政府还有一种非常传统的思维，只要是官办的都好，只要是私人的，老觉得你有问题，你律师是私人机构的，你鉴定机构是私人的，包括私企，那不行，包括做什么活动都是这样。
我最近感觉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是迪安诊断的副总裁，主管鉴定事业部。前两天某电视台采访我，问我的头衔写什么？我说写迪安诊断副总裁。过两天跟我说不行，有个领导说不行，得说是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或者是别的头衔。他老是觉得你如果是私企的话，你就是不靠谱的，然后就不给你权力，不让你这样，不让你那样。如果你是官方的，只要有一个介绍信，怎么着都行。我们国家这种思维不改变，你怎么赋予他权力。
再往后说，我们有很多的数据的信息，到现在都没有立法，信息的保密制度非常差。你想要什么信息，只要花钱都可以买到，但是正常查询信息的途径又堵得死死的。我们怎么样既能够合法去查，又不能乱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正常的制度去规范，怎么都办不好事。
目前的怪现象是，非法的是完全放开的，合法的关得死死的。我们现在的隐私已经越来越少了，大街上全部都是摄像头，通过你的微信、短信都可以找到你这个人，你的电话，别人恨不得天天打电话给你要不要买房子？要不要卖房子等等。但是我们查一个证据又那么难。这个制度需要研究和构建，不简单。
抱柱：对，就像您刚才所讲的，官办的就好，私企好像就好像被“二等”，现在您离职一年多，有没有感到失落和反差？
常林：主要是心态问题。失落和反差在于一些极特殊的环境中肯定会遇到，因为身份不一样了，所处的位置、地位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心态要做调整，要低调，要去做。从其他角度来看，好像也没有机会去思考反差啊什么的，更多的是压力特别大，很多新东西必须要学习，把时间也占得很满，所以有时候也觉得很丰富。一个是心态，一个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去学习去奋斗去努力，这样就把很多空间和时间都占满了，也就不太在乎什么反差不反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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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心 版式：阿聪儿 视频：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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