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战争叙事的超越精神与审美新质 ｜ 访谈
徐怀中，1929 年9 月出生于河北邯郸；1945 年2 月中学毕业入伍；1950 年任西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1955 年调云南军区文化部任干事，1958 年调解放军报社任编辑、记者，1963 年任总政文化部专业文学创作员，1973 年调昆明军区文化部任副部长，1978 年调八一电影厂任编剧，1984 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85 年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1988 年任部长，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八、第九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副主席。1954 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了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长篇纪实文学《底色》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底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战争叙事的超越精神
与审美新质—— 徐怀中访谈录徐怀中/ 傅逸尘
“超验主义”的审美建构
傅逸尘：在我看来，《牵风记》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审美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自由精神的张扬。这有点类乎于书法运笔中的偏锋或侧锋，线条变化多端、梦幻奇谲，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中正伟样韵致。这种战争叙事与文学风格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现当代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您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反拨某种东西，或者着意建构某种东西？抑或是要打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战争文学的叙事逻辑？我能感受到您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有种超越的意识萦绕在脑海中，但您究竟想要超越什么呢？超越战争？超越历史？还是超越战争文学本身？我很想知道，创作中您究竟是怎么想的。
徐怀中：你的问题涉及范围比较大，我只能谈谈感想。追求某种新的构建，这种图肯定是存在的。不过，你提及所谓“超越具体历史语境”，这个话题对我而言未免过于沉重了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如此精确地“点”到了作者的“命门”。
因为自从《西线轶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过了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了。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以前小说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可能更多是做加法，现在我尽量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砍掉顽固的不必要的修饰，返回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因此，我愿意将新作视为“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和美感”的探索样本。就好比一条河断流了干涸了，只有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头，才能找到活命之水。我用去了几十年时间挣脱种种思想顾虑。孔夫子讲“四十不惑”，我已经活了两个不惑之年还要多，就像一棵老树，树干都空了，应该有一定的容量了，不再顾虑重重。写这本书，我完全放开了手脚。
另外，我注意到你发表在《解放军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两篇文章，提及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超验主义”早先我们称之为“先验论”，从意识形态上讲，很复杂，三言两语打理不清楚。我弄不清楚你这是对小说的肯定，还是给我的一个善意警告？
傅逸尘：我之所以引入“超验主义”的视角来评论《牵风记》，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或顾忌，我只是针对作品，或者说对文本进行阐释与分析。所以说，很难用肯定或者警告来表述，因为这涉及到如何评价“超验主义”，那样谈起来就更复杂了。我之所以把兴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后来成为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验主义”端出来，是因为《牵风记》让我颇为迷惑，尤其是当我想作批评文章的时候，找不到解读的头绪，或言之批评的角度，就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这种状况在我近十五年的批评经验中还是首次。“超验主义”运动以爱默生为首，强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解放人性，提升人的地位，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在具体的生活中，强调直觉和人的价值，反对权威，主张个性解放。“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是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这场运动后来波及文学，梭罗、霍桑与麦尔维尔都是这股思潮中的重要作家。我觉得《牵风记》与“超验主义”，无论在表层的生活细节方面，还是内在的思想精神上，尤其是在汪可逾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除此而外，我不知将上述这些方面放在什么哲学思想或者文学思潮的框架里讨论才合情合理。
徐怀中：退休后，我读了一些自然哲学的书籍，生发出关于人类社会要向何处去的思考。科学要无止境地向前走，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精神境界应该是向后的，应该返回到世界的本原。未来就在于返回。对人而言，人类应该满足恬淡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物质。比如说，我读《诗经》的时候，会感慨那时民风淳朴。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带到小说里，将这种哲理性的要求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
我写《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先后有过两个塑料硬皮小本子，偶尔想起一个生活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便随手记下来。也抄写过一些古人先贤的格言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些名家语录，用以激励自己。其中便记录下了爱默生的这样一段话：“太阳白白照亮了成年人的眼睛，可它一直透过孩子的眼睛照亮了他们的心灵。热爱大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的人，他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孩童般的纯真。”这句话，好像一种隐喻，给我很大触动，让我沉浸在某种理性的环境中不能自拔。依循这样一个意向，逐步来搭建小说的整体构架。这里应了一句老话，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回头看去，那一场大规模现代战争向历史深处退隐而去，显得那样遥远，朦朦胧胧。《牵风记》，不是正面去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茧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我只是写了一个旅长、旅长的警卫员、旅长的参谋和一匹马的故事，可以说是把我多年来对战争的这些考汇集起来，成为这么一篇浪漫的故事。
傅逸尘：爱默生的这个说法，近似于老子《道德经》里一个名句：“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您就是用这种思想观念统领小说的叙事意旨及人物塑造的吧？
徐怀中 ：是的，整个写作过程，爱默生的这段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不知这位“超验主义”先驱者是不是读过老子？
傅逸尘：尼采说过：( 老子五千言)“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爱默生和尼采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想来也应该是知道老子的。
徐怀中 ：起初我以为，爱默生这个话只是在倡导人们要热爱大自然，那样就与老子的哲学旨意大相径庭了。老子讲“道法自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讲万事万物原本具有其潜在的可能性，应该完全顺应它们各自的状态自由发展，不需外界意志予以制约，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讲“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是向世人发出诘问：当你成年之后，还能不能如婴儿那样和而无欲呢？爱默生是否读过老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言论恰与老子异曲同工，说到一块儿去了。他所谓“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意即经后天习染仍然保持了内在纯真。凡达到如此境界的人，可当之无愧地站出来，给楚国苦县的这位李姓老人家一个正面回答。
傅逸尘：您从老子和爱默生，以及“超验主义”的思想哲学中获得启示，或言之理论依据，注入到《牵风记》的创作中，成为诸多超现实主义的细节和主要人物的内在精神与灵魂，也完成了小说整体上从主题到风格的逻辑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宏大的构思，也可以说将小说置于一个深厚的思想哲学，也包括文学的背景。这一点让我深以为然，中国当代小说，包括那些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普遍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标榜现实主义，堆积大量的现实生活细节，编织一个所谓好看的故事，甚至也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识，就算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实不然，没有深厚强大的思想哲学背景的支撑是根本达不到所谓的高度的。为什么诸多的优秀作品，包括其它门类的艺术作品，都是出现在某种文学或艺术的思潮之中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徐怀中：所以，你以百分之百的绝对语气，说你从汪可逾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察觉到了小说《牵风记》与爱默生的先验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让我无可辩驳，这种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傅逸尘：您着意于这样的超越性写作，并非始自《牵风记》。1999 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讲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漂流到连队驻扎的小岛，被部队救起，随后又投海自杀、神秘失踪的故事。小说也是以一个又一个悬而不解的迷局，铺陈了现代人无法索解的绝望。2000 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您又发表了短篇小说《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围绕带有“一抹极淡极淡”微笑的一个小女孩，与一名军事学博士不期然间相遇，却再也难割舍的一段诗性情感展开叙事。小说自然平淡到极点，直接使用谈话口吻叙述，流畅朴实，不但与以前的风格不同，就是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相比，也是另一个模样。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在为您的这部集大成之作《牵风记》做准备？
徐怀中：集大成之作不敢当。很明显，写那两个短篇，确实是为十多年以后才姗姗来迟的这部长篇小说打前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标题下，引用了一段隐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牵风记》里又重复使用，成为引领全篇寓意的一个极具关键性的线索。《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中，那个小女孩的“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样复制了下来，便是《牵风记》中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脸上总带出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人类的自然微笑，被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属于先天设定的。小说开篇，正是由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切入，无形中为情节的展开带来了一层空幻的神秘感。
知识分子形象的突破
与悲剧审美的探寻傅逸尘 ：《牵风记》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本，一方面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又写得很实很真。亲身经验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您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与人物生活细节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比如，曹水儿和汪可逾看到路边的大火，“烧的有军用地图、机密文件，有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农民银行’纸币。一捆一捆的，一色新币，票面币值有十元至两百元不等。”居然写到了指挥部命令焚毁文件纸币，披露出整个野战军处境何等危急，部队紧张慌乱达到了何种地步。这种逼真的细节描写，在当下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是极少见到的。再比如汪可逾写标语的段落，她先要调颜色，而如何制作红色和黑色颜料的过程，写得非常详实细致，若非亲历是很难想象的。“十冬腊月，小汪几乎是颤颤巍巍站在木梯的顶端了，还要高高举起手臂，向上够着去写标语。石灰水倒流进入，顺着小臂而腋窝、而腹股沟、而大腿小腿，冰凉冰凉地直至脚板心。尤其作为一个女性，生理上的刺激就愈发让她痛苦难忍，又不便对人言说。”您不仅准确描写了人物的生理感受，甚至刻意放大了这种感受。
徐怀中：焚毁文件纸币的时候我在现场。那天早晨刚刚出发，气氛就十分紧张，要求每个人将今晚集合地点写在手腕上，以防忘记。等于公开预告大家，野战军统帅机关很可能被敌人冲散。说到写标语，我算得上一个行家里手。入伍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到乡村里写标语，冬天寒风习习，石灰水从笔端倒流进袖筒，又从裤子直流到鞋袜里。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复制到小说里。后来，我学会了自造大笔刷子，烧制炭精棒，用来画壁画。徐州刚刚解放时，大街上到处贴的是我写的石印标语。我觉得，作品里要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战场上的细节，这样才能征服读者，才能让观众觉得是立体的，而不是哲理概念的演绎。
傅逸尘： 注重细节书写，又要有还原生活细微处的那种文字功力，让我想起俄罗斯的一些长篇小说，但《牵风记》和他们巨细无遗的超强写实传统又不尽相同。在我看来，您在细节真实上下这样大功夫，最终都是为小说整体上“虚”的那一面服务的。也就是说，您并非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时空，而是要建构一个超越历史语境的独特文学世界。
徐怀中：是这样的，我的用意正在于此。就整体而论，小说寓意趋向于空幻悠远，采用了泼墨大写意手法。而细节描写，则是尊崇工笔画。蛐蛐儿的两根长须，蝉翼的超薄透明，原生态复制下来，一点不走样。生活细节与具体情节描写的充沛与坚实，便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与鲜活奠定了深厚基础，进而从人物各自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期望上升到哲理思考的高度。不妨说，这也正是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有读者反映说，小说虽多有匪夷所思处，却给人感觉上是完全真实的，并不质疑是源自于艺术虚构。由于提高到自觉意识上来，《牽风记》许多细节写作，屡屡获得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在我以往的创作中是很少有的。
傅逸尘：《牵风记》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体现出强烈的精英底色。汪可逾出身于北平一个颇有名望的书法世家，写字是有润格的，而且很贵。小说中，她的出场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她突然出现在慰问演出现场，挽救了一场本已经尴尬结束的演出。通过演奏古琴，让那些文化素养较低的群众和官兵听得如醉如痴，甚至入了迷、着了魔。即便中途汽灯故障，演出暂停，观众还能够回家喂奶、喂草，再接着回来继续听。在等待汽灯修复的过程中，齐竞与汪可逾在黑暗的舞台上探讨古琴演奏技法和相关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奇特景观，显露出齐竞这位解放军指挥员不同寻常的精英文化背景。这种情节设置本身是有违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的，但却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尤其是，汪可逾被任命为直属部队文化教员，这个职务的设置本身就富含深意。一位古琴女的横空出现，给这支部队带来了明显的深刻变化。您怎么看待战争中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物形象设定是否想要传达一种启蒙的思想和精神？
徐怀中：以往战争文学作品中，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者确如凤毛麟角。不过要到孙犁小说里去找，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琴和箫》，从正面表现抗日战争中一对农村知识分子夫妇。全篇文字极为简约，平实自然清淡如水，纯属天籁之作，连男女主人公姓甚名谁也给省略去了。写到丈夫在一次阻击战斗中牺牲，总共只花费了四个字：“受伤殒命”，其外未加任何渲染发挥，全不见气壮山河、石破天惊的气概。可是你静心读下去，逐行逐句都会令你不禁动容，我是满怀对这位前辈作家的敬仰之情，一遍又一遍捧读《琴和箫》的。我无法理解，孙犁先生的一些与他长久相处的手足战友，竟对他发起了一个口诛笔伐的集团攻势，说他这篇东西写得过于“小资”（小资产阶级感情）了。我不知道，须有怎样高深的思想修养与文字功力，才能把一篇小说写得“大资”起来呢？
傅逸尘：对孙犁先生作品评价严重不足，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
徐怀中：“七七事变”以后，大量知识分子如百鸟朝凤，从大后方各地会聚于延宝塔山及各大战区前线，以自己一腔热血，为服务战争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书时，从校长到所有男女教师，大都是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来的。我所在的第二野战军总部及各纵队宣传部长，大多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那时大家常说，没有这些投奔光明而来的艺术家，开大会挂不上毛主席像，那时无一人能画油画像。解放战争末期，又有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为新中国开国大业准备了雄厚的人才队伍。这种情况令我感触很深，所以对我而言，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军事文学作品中应该占据一定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傅逸尘：那个年代里要求写工农兵，您这样的认识和写作怕也还是要顶着很大压力的吧。
徐怀中 ：是的，我在第一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里，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团政委、一位年轻的测绘工程师形象。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批判，说我贬低了工农出身的连长，丑化了革命军队。好在事态很快平息下来，并未受到更大冲击。随后发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我又写了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位学者型地委书记、一位又红又专的青年农业技术员、一位性格聪慧多愁善感的女畜牧师、一位医科大学毕业但思想掉队的兽医组长。
傅逸尘：这几个人物写得生动鲜活，很有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独有偶，有研究者称《我们播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史诗特质。
徐怀中 ：不过，牵风记》酝酿及写作过程中，主观上我并未刻意要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地位。我只是在战地生活的彩云流变之间，撷取了几株个体生命的标本，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两男一女，以及有着500万年“记忆”力的一匹老军马。这四株生命形象的塑造完成几分各不相等，而他们在我心目中并无孰轻孰重，也无高下之别，我甚至不在意区分开来其中哪一株属于人类，哪一株原属于动物。
傅逸尘：我注意到，大家对《牵风记》达成普遍共识，就在于强烈的审美意识。但是我觉得，在审美之外还有审丑的向度存在。只有与丑相对照，美才能更加清晰地被确认，这也是小说的批判性之所在。齐竞内心深处对女性贞操的执念是一种丑，对汪可逾造成的迫害和他极度自私的心性是一种丑，甚至已经成为恶。对曹水儿风流“丑行”的正视甚至是浓墨重彩的书写，这虽然也是一种“审丑”的过程，但却反衬出了历史的乖谬和人性的光芒。美与丑同样需要审视，这种审视源出作家的目光和立场。事实上，无论审美还是审丑都能迸发出惊人的精神力量。齐竞最终想方设法寻死，似乎是从一面镜子中，看到自己丑陋的心性，无颜偷生于世。美与丑，在战争中都要经历最严苛的考验，这关乎理想主义的美能否最终超越战争，生命的伟力能否得以张扬，文化或曰文明之美的种子能否被珍惜和保存下来。就我个人而言，不太喜欢所谓的唯美主义。对于《牵风记》来说，我觉得恰恰是审丑，使得小说的主题变得复杂、真切、尖厉和深刻。没有丑，美的形象恐怕就不会产生现在这样强烈的感染力。对此您怎么看？
傅逸尘：我想请您谈谈曹水儿。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曹水儿这个人物，比其它人物形象更令我陶醉，也更让我心碎。事实上，我认为小说中最有魅力的人物反而是曹水儿。您怎么看？
徐怀中：与你不约而同，也还有几位朋友，都讲他们最看好这个人物。像曹水儿这样特别有能耐也特别有个性的警卫人员，我接触太多了，请哪一个来配合一下我这本小书的写作，全都没有问题。写自己所熟悉的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则，犹如一位老农，从不违误农时。我恰是在小麦全熟的节气开镰收割的，运到打麦场上，又赶上一个艳阳天，紧接着脱粒。正要挥起木锨开始“扬场”的时候，不大不小地刮来一阵风，扬得干干净净，一粒是一粒，看着从心里欢喜。写曹水儿，没有怎么太费周折，只是我必须随时捏一下手闸，不可顺流而下冲出去太远。
傅逸尘：这类人物您太熟悉了，素材太多了，怕的是控制不住手中的笔，他的鲜活是因为有着极其丰厚的蕴藏。在小说中，曹水儿是最具慧根的人物，他虽然也有玩弄女人的劣迹，虽然有失道德与伦理，但却是人性与生命原始伟力的张扬。“大嫂完全忘记了，这是她的一桩丑事，绝对不可以声张出去的。不！实际上这位未来的母亲是在示威，她重合着嘹亮激越的军号声，傲然向世界宣告，我生了我养了！我胜利了！”至此，您更着意映衬出曹水儿不同凡俗的一面，使一双男女野合的勾当，增添了几分庄严与神圣感。而他短暂的一生，最终又是在非同寻常的一种奇特境况下结束的。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战争文学中一向稀缺的人物形象，您自己作何评价？
徐怀中：我的小本本上记下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战争是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伦理健康的恢复。正如飓风能够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这位哲人所指是战争客观作用的一个方面，他未及论述另外一方面，即在战争的特定条件下，才常常将人们内心情感的冲突演绎到极致。因而也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引发人性裂变式的极端展现，充分显示人性之复杂与多重性。曹水儿因男女关系屡犯军纪，作为获得荣誉称号部队的一员，显然他是不合格的；但他从不肯忍受任何外力约束，快意跳脱，活出了自己。相信读者不至于单纯对他作出道德裁判，或可在私下里悄悄为他点个赞。
傅选尘：他俯首接受处决的命运，但决不接受五花大绑。这一点他与汪可逾相同，彰显了个人尊严与高贵的精神气质。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拈花惹草成性的骑兵通信员，居然还在向保长女儿道歉：“这位妹子！我对你不起，上次那个锅盖把你的腰硌坏了。过后我想，太可笑啦！我们为什么不把锅盖翻转过来，横梁扣在下面，锅盖正好和灶火台取平了，多好的一张床呀！”不无幽默的几句话，让女人立时大哭不止。又张开双臂紧紧搂抱女人，安慰她说：“不怕，他们的枪里没有子弹。”爱，最终超越了阶级立场、超越了生死。这一段叙事张扬，何其震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我悲伤难抑。最后曹水儿被执行枪决，第二个、第三个排枪急射过来……这场面很有仪式感。本来一声枪响就可终结生命，动用了如此大的排场。是不是作者着意夸张，要营造这样一种悲凉且十分壮观的氛围呢？
徐怀中 ：毕竟曹水儿是经过公审判决的一名死刑犯，严正军法军纪，不容有分毫弄虚作假。作者借用了刑场上肃杀而又悲壮凄凉的那种特殊形式感，向死者寄予无限同情。这个写作意图，是掩盖在字里行间的，终于未能逃过批评家锐利的目光，被你给揭穿了。我同你一样，长时间为刑场一幕伤感难抑，不得不多次控制住眼泪。想来好笑，这是在忽悠谁呢？不纯粹是你自己一手编造出来的吗？
傅逸尘：真正好的人物其实是作家不能完全控制住的，他要按照他自身的性情与生命的逻辑发展的，曹水儿就是这样的人物。《牵风记》并没有正面宣扬英雄主义，但是却流露出另外一种英雄精神。无论是北平来的“洋”学生汪可逾，还是从不甘于担任副职的“一号”首长齐竞，以及不断制造“行军艳遇”的普通一兵曹水儿。虽共同成为“革命武装集团”的一分子，却各自坚守着自己的生命姿态，决不肯屈就现实，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以至于最终酿成一幕幕悲剧。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军旅小说，长期缺少真正具有悲剧审美及悲剧精神的作品。您是否有意以《牵风记》来弥补这种缺憾呢？
徐怀中 ：不！我怎么竟敢吹嘘，以自己十多万字的一本小书，来填补当代军旅小说之不足。我压根儿没有意识到我写的是一部悲剧。直到一位朋友读了打字稿，来信称道我如何有胆识，居然选择悲剧形式，来表现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这一历史壮举。起初，我认为是他误读了作品，认真想来，可不是吗？十数万大军丢掉后方供给，作战略跃进500公里，绝非歌曲唱的那么豪迈轻松，“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一次自始至终的悲壮历程。这次行动，直接促成全国敌我态势的根本转变，足以构成当代战争交响乐极富华彩的一章。然则野战军大量减员，重武器丧失殆尽。野政文工团缺编严重，甚至拉不开大幕了。是三野陈老总（陈毅）慷慨出手，调了一个建制文工团给二野。
傅逸尘：您的用意，并非要写一部战争史意义上的惨烈悲剧？
徐怀中：我很难用一个什么词汇，表明《牵风记》应该归入哪一种类型的悲剧。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部小说不是通常所谓的正剧，更不会是喜剧，而注定只能是一出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一语道破了悲剧的美学意义所在。我想，这句话不妨理解为，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在无可挽回的毁灭过程中，将人类灵魂最美好最崇高的一面凸显出来，让人们深入感受到生命的坚实与永恒。这也正是《牵风记》极力追求的，包括许多生活细节描写，不免流淌着一缕悲剧意识，给人以冷寂黯然之感。女文化教员汪可逾与人相遇，总是老远便向对方送出她的标志性微笑，道一声：“你好！”她仿佛永无休止地在推广着仅仅属于她一个人的民风习俗。直至在战斗中受伤终结生命，小汪从不曾领受过“九旅”战友们任何人的一声主动问好。我写来倒是很动感情的，但用语平平，不足以引起读者关注；却也不想再来花费笔墨，作一番说教式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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