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专栏|我认识的马奇教授（1）

前些日子，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Review期刊联系我，要出一个关于马奇(James G. March)教授的纪念专题，邀我写一篇短文。很久以来就想记下我眼中的马奇教授以及和马奇交往的一些事情。这个约稿提供了这个契机，让我打开了记忆闸门。于是决定提起笔来，记下我与马奇教授相处的经历点滴。自1985年以来马奇一直是我的学术导师，关于他的回忆也会涉及到自己的学术成长道路。初步打算是，随时随地有空时记下自己的回忆感受，想到哪写到哪，凑够一篇小文就发出，没有确定的篇数或期限规划。

按照美国大学的习惯，同事之间、师生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以first name 相称，所以，我也和大家一样称马奇为“Jim”。不过，为了读者熟悉的缘故，下面直称马奇名字。

选马奇做导师

我于198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按照惯例，系里为博士一年级的学生临时指定一位导师。在第二年，学生对系里的老师和研究兴趣有了一些了解后再自行双向选择导师。当时，第一年为我指定的导师是英格尔斯教授（AlexInkeles）。 英格尔斯教授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著作《人大现代化》与“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曾经在1980年代风靡中国。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心理学，而我当时申请斯坦福社会学时填报的研究兴趣是社会心理学，所以这算是对口匹配。

还记得英格尔斯教授对我的多方关心帮助，询问我的起居生活，甚至房东的姓名；在我写的paper每一页上都涂满了修改、评论的红色笔迹（那时还没有电脑！）。他还在接待外来的学者时，几次邀我到他家一起吃晚饭。还记得一次是和大名鼎鼎的统计学家LeoGoodman和他的女友一起晚餐，当时Goodman正考虑从芝加哥大学转到斯坦福大学，未成；后来去了伯克利。Goodman的学术著作是我后来学习log-linear模型时才读到的。当时我傻乎乎地，连英语都说不利索，只是坐在旁边洗耳恭听，模糊记得他们似乎在谈论在二战时的经历。他们还不时地停下相互对话，和我说几句，免得冷落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还记得我为英格尔斯当TA时，在课堂考试前，他特意嘱咐我，把考卷发下、回答了学生询问后马上离开教室。他向我解释道，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规之一（即HonorCode）,老师充分相信学生，不监考；学生也要负起责任，不作弊，也不能允许其他学生作弊。若有违反则严肃处理。（多年后我在博士论文中特意研究了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实践。）不过，当年斯坦福社会学系和校园的组织社会学研究如日中天，几个学派的创始人—制度学派、群体生态学派、资源依赖学派、组织决策学派等—都在此校园，每位大家都带领一群学生从事热烈活跃的研究工作。我到了校园不久就被吸引进了这个领域，第一年后没有再选英格尔斯教授作为导师。

记得是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选修了马奇的“组织决策”这门课。马奇同时兼任商学院、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教授，这门课也同时出现在这些系科学院的课程表上，一个容纳百人以上的大梯形教室座无虚席，选课者范围广泛，从一年级大学生到博士后。课堂上马奇把讲课提纲逐页并排摊开在宽大的讲台上，开讲后便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在讲台左右来回踱步，只是偶尔在经过讲桌时瞥一眼讲稿。那时的马奇才五十几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充满智慧的光头剃的锃亮，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自称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农场男孩（a farm boyfrom Wisconsin），引起哄堂大笑。每节课上各种提问、讨论和笑声连连，但这不是廉价的entertainment，而是马奇智慧引起听课者脑洞大开的回响。每周五下午马奇办公室的饮酒聚会上，经常看到一些本科生的身影。在我读书上课的漫长年头里，如此奇妙的经历，绝无仅有。

就像马奇独有的才智一样，这门课极具特色。首先，课程成绩分为几个模块：课堂讨论、授课内容相关的若干短文（short essays），再加期末考试。更为有趣的是，学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这些不同模块的权重。例如，热衷参加课程讨论的学生可以选择最高权重的“课堂讨论”分数（0-50%）；不善言语的学生可以提高“short essay”的权重（0-50%），但好像期末考试的权重不能低于50%。后来我进入马奇世界后，对这一设计背后的理念有一个猜想，还向他求证过。马奇呵呵一笑，未置可否。

第二，为课程讨论或短文而设计的思考题（queries）别出心裁，令人思绪联翩，既与每节课的主题衔接，又取自于时事或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现象，学生可以看到上课内容与身边各种组织现象的关联，尤其是认识这些现象的独特角度，令人脑洞大开。每堂课上把这些问题用彩色纸（！）打印分发，这种形式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第三，虽然这么多学生上课，马奇组织课堂讨论却毫无难处，讨论热烈而有井然有序，一堂课下来， 同学间议论起来都感到收获满满。既然课堂讨论是一项考核成绩，那么老师就要记住发言人的姓名。第一节课时，马奇便拿着一个相机（拍照后马上出像的那种），沿每排座位把学生一排一簇地照下。几次课下来，马奇可以叫出大多数发言学生的名字了。后来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里贴满了这些照片，以助记忆。

课程最后是课堂上的期末考试。那时没有电脑，学生都是手写在学校统一使用的蓝色本子上，加上时间压力，各种 字体潦草难辨，可想而知。虽然如此多学生，马奇却不要TA（他的其他大课也从不用TA）。后来问过他为什么如此，马奇的回答是，TA是老师与学生间的障碍，不使用TA教学效果更好。（我也曾经试验过一次，的确如此。）考试阅卷也是他一人完成，只是没有详细评语。考试答题改好后发还给学生时，附了一页打印的说明：这门课的最高成绩为60分。他写道，现实中的组织现象很是复杂，如果你能达到60分成绩，就已经很优秀了（“A”）。

顺便说一句，这门课的主要内容后来经一位研究生整理，出版了名为《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的著作（有中译本）。但这本书的文字与课堂讲授的风格相距太远，许多机智有趣的说法和故事都没有呈现，实在不足传递马奇风采之万一。后来我向马奇谈及此事时才知道他的想法，学术著作应该有其严肃性，这些有趣且极具启发意义的日常生活例子和评论只能割舍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读者的不幸。

这门课讲授的眼光独特，思路清奇，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惑。作为有限理性的主要倡导者，马奇在课上强调“有限理性”在组织层次上的一系列行为意义：政治过程、注意力分配、组织学习的陷阱，包括正在兴起的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等等，特别是各种组织过程、政治过程对于理性决策的束缚和扭曲。依此来看，人们难以理性地把握认识社会规律，遑论高瞻远瞩地设计制度。马奇的课程，犹如他的学术研究那样，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人们的理性局限性和相应的行为表现，从这一思路来解释各种组织现象和人们的日常活动。

这门课对我的冲击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而且是观念上的。我在中国完成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文革期间读高中，因无书可读无奈而捡起当时毛泽东推荐的马列六本书阅读，不料使得我对理论思辨有了兴趣，对马列思想、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很是熟悉接受。马克思理论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强调历史规律性和阶段性，经过多年熏陶的我在那时也深以为然，有着历史规律论和人定胜天的信念，难以与马奇的世界兼容。在课堂上，我常常一边在听他的讲授，一边在心里和他辩论，竟然争辩了一个学期仍无法平息。为此，我通读了他这门课上列出的所有参考著作。课程结束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和他说起，马奇略显惊讶，这些参考书目是供学生今后有兴趣时扩展阅读的，并不期待学生在这门课上全部阅读。

在同一学期，我还在上社会学系的一门关于“理论构建”课程。无意间这门课程与马奇课程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紧张。前者强调理论构建的“科学过程”：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意义，包括科学检验程序，等等，记得我们还要到学校的计算机主机终端去使用软件去做形式逻辑的习题。既然人们的理性有限，我们怎么会对这些人为设计的逻辑推理和验证程序抱有信心呢？

在随后的那个暑假，为了说服自己，读了许多书籍，从自然科学（物理、生物）到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那段时间第一次接触到不同学科有关有限理性的诸多讨论，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其中的想法后来陆续反映在三篇中英文文章中（“理性的局限与进化认识论的启示”，“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于是，在我25岁那年，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脱胎换骨，有了属于自己的审视这个世界的视角。多年后我在马奇退休纪念会之际的一篇小文中写道：马奇把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有限理性的坚定信仰者。

经过这个思想转变后，我下定决心，找马奇做导师。找他谈前还有些忐忑不安。当时系里学生间流传的说法是，马奇太高智商了，一般学生跟不上。马奇自己做研究不需要RA，他一旦选择上你，就会给你RA资助，但不需要你做任何RA工作。所以通常不是学生选马奇，而是马奇选学生。当时我已经在为一位商学院助理教授做RA。但马奇世界的巨大魅力还是让我鼓起勇气，向马奇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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