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专栏|《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读书随笔

Confucian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y Joseph Levenson（1959-1965）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列文森著  郑大华等 译（2000）

 多年来，这本书通读或选读若干遍，却没有触发出写一个读书随笔的念头。想来原因是，这本书涉猎广泛，内容丰富；虽然着眼于明清近代，其讨论却时常追溯上古到宋，旁及罗马、普鲁士、俄国到英法；且题目广泛：从艺术、经典、思想到政治与官员行为。作者驾驭着其宏大的想象力，驰骋时空，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但对于读者来说，思想亮点，闪烁耀眼，四处洒落，令人应接不暇，欲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脉络和图景，难免有言拙笔涩之叹。

前些日子再次阅读，无意间读到下面一段话：“1919年，是中国自由思想家之年，知识分子发动的‘五四运动’推毁了旧的思想体系…”（p. 285） 这让我记起今年正是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是反传统权威特别是儒教。这本书正是讨论儒教在历史上及当代的命运，再联想到近年来中国社会关于儒教的不同声音，感慨系之，遂为自己命题作文。

这本书为三部曲结构：第一部着眼于近代史上的儒教传承和危机；第二部集中讨论了儒教与官僚、君权间关系；第三部展望儒教在现代及当代的命运和意义。我也依着三个主题略记感想，只是顺序略有不同。

一

儒教的历史命运，这一主题贯穿了中国思想史的漫长旅途，激发出大量的注释、阐发，争执，可谓引无数文人竞折腰，大量的才智精力倾注在“我注六经”之上。列文森独辟蹊径，跳出文本，将儒教放在生动鲜活的历史进程中和芸芸众生的具体行为之上。这是在这一领域中我特别欣赏的研究思路。

本书最为精彩的是第二部，即关于儒教、官僚与皇权三者关系的讨论。这一主题贯穿全书，在第二部中有淋漓尽致的剖析。的确，这三者在中国历史上互为纠缠，难以分离；它们间关系的演变映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进程。

列文森提出，君主与官僚有着既关联又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给君主官僚制带来了活力；而正是这种张力的消失导致了帝国的崩溃。（p. 167）而这种紧张蕴含在儒教之中。一方面，儒教为君主官僚制提供了土壤，如文中引用的孙中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文章所言，朝廷借助儒教维系君主制度。（p. 155）这一点从历朝历代皇权以儒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中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儒教又为官僚士大夫约束和抵制皇权提供了种种思想武器。这一紧张在大量当代史学作品中（如孔飞力、黄仁宇）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或许，皇权与官僚间的紧张，更多地表现在儒教渗入的人们细微日常的行为方式之中。列文森指出，儒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官僚制度的鲜明特点，其中人际关系比抽象职务更为重要（p. 258）。然而，人际关系之重既然发源于人际伦理，则不可能停留在君臣之间，而是延伸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官僚体制中的层层叠叠的人际圈子，提供了儒家化组织和多中心体系的文化基础，可谓寓封建于皇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化组织为家产制皇权提供了治理基础，但同时又约束了后者的任意专断权。

如此，不难理解文中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观点：反封建等级制度是君主制集权的需要（p.184）。皇帝希望下层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从而不构成威胁。而官僚力量在于规则，规则威胁皇权的任意专断权。这一紧张时明时暗地贯穿于中国历史进程中。

作者注意到，帝制中国的家臣与民国时期的“官职”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居人身依附地位，而后者则有着职业化的色彩。这一官-臣之辩的观察，与韦伯笔下的不同支配形式不谋而合。

二

儒教还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塑造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特点，其中之一即非职业化倾向。对此，列文森挥洒笔墨，做了详细和精彩的分析。

作者以其独特的眼光，以宋、明以来的文人画为切入点，探索士大夫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流露出的精神世界。文人画追求意会而非形似，追求意境而非技术，即通用性而非准确（p. 25）。在这里，列文森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追求意会而非形似的风格，表面上似乎是提倡自发的创造性，实非也。这一风格的核心是放弃形式上模仿而追求精神上的““向后看”，因此，它不是创新的先锋派而是传统主义的风格。而在这一点上与西方的艺术风格恰恰相反。

据此，作者提出了儒教非职业化的特点：在列文森看来，儒教倡导“君子不器”，贵通用性鄙专业化。非职业化的修养得到尊敬，其功能旨在交流，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进一步说，这一趋向导致思想的标准化而非多样性。这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列国竞争迫使国家官员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中国，却是恪守名分、无为而治，如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的那样。

儒教不是只言片语的待人处世格言，而是一个指导行动的思想体系，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产生了观念一体化的意义。非职业化与一元化有着内在关系。这一脉络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既然国家治理依靠道德而不是法律，儒教提供了官僚行为最好的依据。其次，思想上的正统导致了思想顺从，而思想顺从导致了政治顺从。这是理解儒教、君主、官僚间关系的一个线索。(p.206)  在这个意义上，非职业化取向即是一个意识形态，其宗旨与反商业化是一致的。

在作者看来，在儒教框架中，不能产生近代以来的新思想和新格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引发了一场关于儒教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学术争论。

三

在第三部分，列文森将目光移至近代和当代，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者断言，儒教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博物馆中的历史遗产，被当代进程所抛弃。正如那些历史上的文人画进入展览馆，只保留了其历史美学价值，供人观赏评判。

在这里，列文森深受他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思潮的影响（抑或韦伯眼中的理性化趋向）。他提出，与基督教的进化倾向不同，儒教指向内向和过去，其反职业化取向与时代相悖，与民族国家建设趋势相悖，而专业化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是科学的核心。（p. 368 ）正因如此，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中妥协难以维系，反而导致了儒学衰落。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五四运动所代表的那个求索时代的延续和产物。在作者看来，共产党与儒教根本不同，走在追求现代化的路途上，而现代化以理性化、专业化为核心，与儒教格格不入。

毫无疑问，这是这本书中最为令人质疑的观点；随后的历史进程已经明白无疑地展示了这一判断的失误。实际上，儒教的当代命运既没有像博物馆中的古董那样供人欣赏，也没有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随政治过程摇摆起伏，而且在社会实践上以不同形式坚持了下来。这本书发表若干年后的中国研究英文文献中，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政府组织（工作单位）中的“新传统主义”。当然，这本书写作始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期以前，是新中国建立的前15年，作者没有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

的确，当代中国反映了这个矛盾体，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儒教共生并存，各有动力的时代。正如学者注意到的，当代意识形态与帝国中国已有极大不同，从向后看到向前看，从天命观到历史规律观。这些对比不无道理，两者在形式上大相径庭；但关键是话语权和解释权在谁的手里。不妨设想，假如基督教新教革命仍然导致通向上帝的另一个唯一路途，那么其结果不过是一个教会替代了另外一个教会而已。

列文森在这本书中采用了冲击-回应的理论模式，即中国近代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应对西方冲击的所作所为。作者在讨论近代的“体与用”之争及其近代新思想兴起时着重强调，西方冲击为中国提出了新的抉择可能性。而中国革命来自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根基的破坏（p.114）。虽然这一命题颇有争议，但舶来品马列主义改写了中国当代史，似乎与这一说法大致吻合。

以今天的学术积累和后知之明，我们不难对列文森的解读和判断做出各种批评。我同意郑家栋先生在“代译序”中所言，列文森与其说是一位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思想家。正因为此，我们需要这样带有“深刻的偏见”的思辨利器，刺穿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文化厚茧。

在列文森笔下，官僚是儒教的载体，是人格化的儒教。想象一下，没有儒教的官僚与没有官僚的儒教。在这一背景下，传统中国的君主官僚制就难以为继了。余英时先生曾经说道，有两种儒教，一种是官方的，一种是民间的。他主张后者的复兴，以规范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往来。然而在现实中，这两者是难以分离的。

这个读书笔记只是记录下来最近一轮阅读时有所感悟的点滴，而非系统的作品介绍。若了解作者和作品及其学术背景，推荐阅读郑家栋先生为本书中译本写的“代译序”。

顺便说一句：这本著作涉猎中外古今，跨越不同领域。中文版将文本及其涉及的相关文献和知识（包括还原了英文引用的中文古文）用中文表达出来。译文流畅通顺，大大提高了可读性。唯有一点，列文森的文笔风格突出，激情奔放，文采四射，译文难以传递，非读原文而不可得。读者若对作者的文风有兴趣，不妨读读英文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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