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我与浦安迪、芮效卫先生（我与欧美学人之一、《我与师友》之十五）
《我与欧美学人》篇幅过长，现将其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浦安迪、芮效卫，第二部分为陆大伟，第三部分为夏志清、马泰来、马可梦、杨沂、郑培凯、柯丽徳、史梅蕊、米列娜、胡令毅，第四部分为雷威安、陈庆浩、李治华、王家煜（含戴思博、班文干、桀溺、徐广存）、舒马赫、易徳波。
我最早接触的欧美学人是美国的浦安迪先生。1984年11月浦安迪之所以来徐州，是因为清初《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家谱的发现。
随着被誉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研究的深入和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课题的提出，张竹坡的家世生平，愈来愈引起国内外学人的注意。人们陆续从《铜山县志》《徐州诗征》《友声后集》等文献中，发现了一些有关张竹坡的资料，并且知道这些资料多出于彭城张氏的家乘故集。因此，访查彭城张氏的宗谱，成为当时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的一个首要选题。
1984年年3月，笔者参加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受到与会师友宏论的极大启发。作为徐州人，听到大会对桑梓先哲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既感到光荣，又受到鞭策。
返徐以后，得到业师郑云波先生的鼓励和吉林大学王汝梅副教授的督促，遂全力投入张氏家谱与家藏故集的访求。
彭城张氏是徐州望族，其后裔遍布市区与铜山县、萧县、丰县等地，十二世张伯英更是近现代地方名人。伯英先生的金石考古很有功力，他的书法，更将汉隶、魏碑融进楷书，端庄润劲，自成格势，独步一时。
笔者调查彭城张氏的家乘遗集，即从张伯英一支后人入手。5月中下旬，在很多师友的惠助下，辗转寻访到张伯英的从弟张尚志。尚志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确切告知铜山县罗岗村尚有一部族谱存世，并具函绍介于其侄、族谱保存者张伯吹。
5月29日晨，笔者遂骑自行车前去罗岗。原来张竹坡的从兄张道瑞，六传一支兄弟两人，长曰介，次曰达。达即张伯英的祖父，罗岗所居乃介之后人。罗岗在徐州市南三十里，属今汉王镇管辖。时值双夏，伯吹正在麦地点种玉米。
接谈之后，即于地头摊解笔者据调查结果并地方志乘所编制之《彭城张氏世系表》。伯吹以手指表，侃侃而谈，某人熟知，某人闻名，某人某某事，某人某某时云。忽戛然停语，执手而起，曰：客至不恭，歉歉，请屈尊舍下一观。
笔者一向认为风尘中通脱达观者所在定多，而伯吹慷慨有识，早已心许。伯吹自房内梁上取下包袱一只，掸去灰尘，悉令观览。—面自谦道：我识字无多，不知价值，请自取用。笔者早巳解袱取书，蹲地开阅。谱名《张氏族谱》，一函，函封系借用（其签条书题《有正味斋全集》），乃张道渊纂修，张璐增订，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伯吹自一旁曰：先君爱读书，重文物，动乱之年，“四旧”人俱焚之，独秘藏梁端，易箦之时，尚叮嘱再三。伯吹摩挲族谱，怅然往忆。笔者亦陷入沉思；竹坡家世生平湮没三百余年，人莫能详知，而今即将见世，竹坡有灵，当是含笑欣慰于九泉的吧？
后来，七、八月间，在铜山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信和等人协助下，笔者又访见康熙六十年刊残本《张氏族谱》与道光五年张协鼎重修刊本《彭城张氏族谱》各一部，以及其他一些抄本张氏先人诗文集。
九月中旬，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时有恒捐献书目编制告竣，也发现有一部康熙六十年刊残本《张氏族谱》与一部晚清抄本《清毅先生谱稿》。
在这些新发现的张氏家谱中，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最具文献价值。该谱辑录有关张竹坡的资料最多、最全，计：
《族名录》中一篇175字的竹坡小传，《传述》中张道渊撰写的一篇997字的《仲兄竹坡传》，《藏稿》中张竹坡的诗集《十一草》，《杂著藏稿》中张竹坡的一篇770的政论散文《治道》、一篇368字的抒情散文《乌思记》，以及其他一些与竹坡生平行谊有关的文字。
收到1984年11月16日刘辉兄从上海寄来的信函，云：
吴敢同志：
您好！在北京接到你的信，未覆，就匆匆南下苏州开会。昨晚来到上海。
浦安迪先生日程已定。十八日他直飞杭州，由徐朔方先生陪同去黄山。（苏州会议已和徐朔方先生见面说好）。
25日我和浦安迪在南京相会，然后由我陪同。已告江苏省文化厅，请他们为我安排到南京后的食宿、接送、车票。
26日或27日到徐州。可能江苏戏研所蔡敦勇同志这两天要到徐州，（他是沛县人）他和文化局局长谈好，接到南京的电报和电话，请他和你去车站接，并安排好南郊宾馆住房。由于徐州是二□□，浦在北京已办好去徐州的旅行手续，并随身带上护照。
由于他是美中全国委员会资助来华，费用都要他们付，我们国家不承担，所以房子从简，能住我们两个人，有卫生设备，足足够了。切切！
《家谱》自然要给他看一下，可能还去竹坡墓。我事先告诉你，请早作准备。自然去徐州就会为你带来麻烦！
在苏州，见到吴新雷同志，知道《儒林外史》会已开过，至于明清小说讨论会，是十二月份的事。
魏云卿同志不幸逝去，你的信也给在北京的家父看了，他叫我同时给云波致书，表示哀念。不知云波同志回徐州否？见面一定代为致意！
王汝梅这次南来，曾去我家，我又不在。王利器先生之书，已送我一部。
这次到徐，同时安排你去京日期。家父已离京回丰了。
方便中请把我行止告诉刘迪修、刘希为两兄！不再另作驰书了。
即颂
文安
刘辉
11.16日于上海
不必回信了。
有急事就按信笺地址，寄分社总编室转北京总社刘辉收即可。
1984年11月26日，果然市局接到省厅电话，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拟来徐拜访，由刘辉陪同，请接送招待云。
15：00随萧树以副局长去徐州站接242次，即安排住宿南郊宾馆。浦安迪先生系犹太人，吃斋，晚餐乃邀来寒舍便宴，刘辉兄作陪。拙荆因此专门为浦安迪购买新锅新碗新筷。席间，犬子吴源童言无忌，不时插科打诨，与浦安迪竟相戏甚欢。遂夜谈至11：00，尽欢而散。
11月27日晨，刘辉兄陪浦安迪先生来寒舍早餐。旋由市局派车上午去汉王乡紫金山阴察看张竹坡墓，我和刘辉兄以及张氏族人张信和、张忠和等陪同。归宴请浦安迪先生于徐州市素菜馆，刘辉兄作陪。下午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召开欢迎座谈会，我与刘辉陪浦安迪前往。子夜，送浦安迪、刘辉乘K128次去京。
浦安迪与我同年，高挑身材，瘦削面孔，目光深邃，注视犀利，不是爱说话之人，然极睿智多识，有论文抽印本赠我。
刘辉兄后来在给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所作序中说：
张竹坡因批评《金瓶梅》得名。然而，长期以来，对张竹坡其人，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不外乎刘廷玑《在园杂志》里的一条简短记载，竹坡为张潮《幽梦影》所写的几则评语。此外，对他的家世、生平、交游，可以说一无所知，一片空白。
真正称得上研究张竹坡，那也是近几年的事。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教授戴维·特·罗伊（Davin Tod Roy）撰写的《张竹坡评〈金瓶梅〉》，是较早发表的一篇。即便这篇专文，也把张竹坡说成是张潮的同父异母兄的儿子。
国内发表的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在内，一涉竹坡家世、生平，或语焉不详，或辗转推测，多有失误，就连竹坡是他的名，还是字或号都说不清楚，盖皆因无真凭实据所致。《金瓶梅》的作者，已是几个世纪以来难解的谜，而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亦是迷雾重重，我们学术研究的不足，于此可见一斑。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张竹坡与金瓶梅》，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彻底廊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读了《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生平考略》、《张竹坡年表》等等之后，我不仅赞叹其内容详瞻丰富，排列清晰明白，更为作者掌握的材料过硬，准确无误而折服。其中，尤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中所载张道渊写的《仲兄竹坡传》一文价值最高。提到这篇传，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1984年岁末，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浦安迪教授来华，要我陪他专程去徐州走访吴敢同志，并渴望亲眼看看新发现的张竹坡资料。
火车到徐州已是傍晚，下车后未作小憩，趋车直奔吴敢同志的寓所，浦安迪先生访书时的急切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
吴敢同志则热情接待，当即拿出了这部《张氏族谱》。浦安迪先生尚未翻阅，就向吴敢同志提问：“您能够证明这个张竹坡就是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吗？”吴敢同志随即翻出这篇《仲兄竹坡传》，从“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开始，一直读到“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为止。浦安迪先生边听边看，不住点首称赞：“好，好，太好了！”
晚上，我们回到南郊宾馆，浦安迪先生对我说：“我现在就给罗伊先生写信，仅此一篇传，我相信他会修改自己的观点的。”时光流逝，转眼两年过去了，这件小事我始终不能忘怀。
信中提到的戴维·特·罗伊，中文名字叫芮效卫（参见本部分之二）。
1989年6月15—21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
截止1989年6月4日,海外学人已有近10个国家(地区)30余人可准时到会,如日本的清水茂、尾上兼英、大塚秀高、日下翠、荒木猛、须藤洋一、铃木阳一、池本义男，美国的芮效卫、浦安迪、马克梦、史梅蕊、柯丽德、陆大伟、黄琼璠，法国的雷威安、李治华，俄国的李福清，加拿大的米列娜，波兰的胡佩芳，台湾的魏子云、朱传誉，香港的梅节、苏赓哲等。
朱传誉，梅节、芮效卫、胡佩芳、波多野太郎、魏子云、柯丽德等还向筹委会提供了用作“金瓶梅版本及研究著作、资料展览”的书刊。大塚秀高、史梅蕊、李福清、芮效卫、陆大伟、须藤洋一、柯丽德、铃木阳一、浦安迪、清水茂、韩南、雷威安等并向筹委会提交了个人小传。
浦安迪先生既提交了小传，又提交了论文《<金瓶梅>非集体创作》。
会议筹委会为浦安迪安排的活动有：
6月15日上午开幕式与合影后，与刘辉一起主持第一次大会发言，并做大会发言（用现在的话说叫主题报告）。
浦安迪被分在第一组参加讨论，召集人为梅节、林辰，小组成员有美·韩南、芮效卫、马泰来，日·阿部兼也、尾上兼英，法·雷威安，加·米列娜，西德·马汉茂，台·魏子云，港·梅节，中国大陆吴晓铃、陈毓罴、刘世徳、刘辉、王汝梅、陈辽、陈诏、黃霖等。《<金瓶梅>非集体创作》后来发表在《金瓶梅研究》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一版；又发表于王利器主编之《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一版），题目改为《<金瓶梅>叙事美学特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次会议，海外学人除日本的池本义男以外均未能到会。
我在拙著《金瓶梅研究史》下编学案中关于浦安迪先生一节如下：
浦安迪，男，原名安迪鲁·浦拉克斯（Andrew Henry Plaks），1945年生于美国纽约。1973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
浦安迪通晓十几种语言，尤对汉语、日语、俄语、法语、希伯来语最为精通。研究领域广泛，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比较，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作品有：《〈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87，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 works of the Ming Novel：Ssu ta chishu,1987,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等。
中国出版其著作三部：《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9月，沈亨寿译），《普安迪自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2月，刘倩等译）。
刘辉为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所作序中有言：
“1984年岁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安迪教授来华，要我陪他专程去徐州走访吴敢同志，并渴望亲眼看看新发现的张竹坡资料。
火车到徐州已是傍晚，下车后未作小憩，驱车直奔吴敢同志的寓所，浦安迪先生访书时的急切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吴敢同志则热情接待，当即拿出了这部《张氏族谱》。
浦安迪先生尚未翻阅，就向吴敢同志提问：‘您能够证明这个张竹坡就是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吗？’吴敢同志随即翻出这篇《仲兄竹坡传》，从‘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开始，一直读到‘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为止。浦安迪先生边听边看，不住点首称赞：‘好，好，太好了！’
晚上，我们回到南郊宾馆，浦安迪先生对我说：‘我现在就给罗伊先生写信，仅此一篇传，我相信他会修改自己的观点的。’时光流逝，转眼两年过去了，这件小事我始终不能忘怀。”
原来芮效卫研究张竹坡与《金瓶梅》，认为张竹坡籍贯安徽歙县，张潮为其叔父，与笔者发现的张竹坡新的资料相左，浦安迪徐州之行负有使命。当年浦安迪造访徐州，在寒舍预真居看书叙谈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而笔者与浦氏同庚，于学问则莫可望其项背，令人惭愧。
浦安迪的《金瓶梅》研究，单篇论文之外，主要体现在其《中国叙事学》《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之中。浦安迪将《金瓶梅》放进中国叙事学源流与明代四大奇书体系之中，做出整体关照，既提纲挈领，又洞幽察微，可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关于《金瓶梅》的主旨，浦安迪说：“《金瓶梅》的作者相当注意时间节令的处理。《金瓶梅》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在十年之内，而作者对于一年四季的时令变换的处理极见匠心。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四季节令，超出了介绍故事背景和按年月顺序叙述事件的范围，可以说已达到了把季节描写看成一种特殊的结构原则的地步。
如果我们注意到作者描写景物时特别突出冷和热不断交替的原理，这种季节性的框架结构就显得更为明显。小说描写四季变化常用‘冷’和‘热’的字样，其用意往往联想到与易理相关的更加抽象的哲学概念。
纵览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令的变换，人间热闹与凄凉的情景之间也发生相应的更迭。我们不难觉察，西门庆家运的盛衰与季节循环中的冷热变化息息相关。
不言而喻，‘冷热’的字样在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意义，远远不止仅指天气的冷暖而已，而具有象征人生经验的起落的美学意义，才有所谓‘热中冷’、‘冷中热’的交错模式出现，泛指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们生生不息的荣枯盛衰。……
《金瓶梅》行文中之所以出现这种行文重复的现象，绝非由于作者想象力的贫乏，而是另有深意的构思。这种构思试图通过互相映照的手法烘托出种种隐含的意蕴，最后点明深刻的反讽层面。……
《金瓶梅》在结构造型和修辞造句方面，显示出种种驾驭整部作品的高超技巧。但我们同时也会常常感到书中还有其他别具匠心的重要企图，无怪乎张竹坡在评点中，提醒读者不要被文本的表面文字‘瞒过’，而崇祯本的评注者则规劝人们对这部小说的关键处，‘莫作闲话’看待，很多早期的评本——如弄珠客序云‘作者亦自有意’，廿公跋曰‘盖有所刺也’——虽然出于不同的角度，却都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
《金瓶梅》中的因果报应框架并不是直言无隐的小说主题，而是深具寓意，暗蕴反讽的处心积虑之作。书中的佛学说教的不能服人，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读者干脆就认为全书的载道性框架不过是作者矫饰做作的冒牌货。
说得轻些，在作者为自己写作一部基本上属于淫书的作品编造出巧妙的借口；也可能是作者自欺欺人，一方面曲尽色情经验的快乐，另一方面又要表白自己并非意在诲淫。上述说法，都不无道理。
但说得更中肯一些，我认为，到了《金瓶梅》成文时期，把佛学说教这一套编入小说文体的美学轮廓中，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它被当作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其醉翁之意已经不在于说教本身。
简言之，《金瓶梅》里的佛学说教其实不是佛学说教，《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其实也并不是单纯的淫秽描写。……
在《金瓶梅》这部可算是整个中国文学中描写事情最精辟入微的杰作里，作者反复地告诫，要人们从声色的虚幻中觉醒过来，去领悟万事皆空之理，是为第一层寓意。
与此同时，作者又使我们感到，这种说教实际听起来似乎又十分的空洞乏力，是为第二层寓意。
在这一点上，只有深受《金瓶梅》影响的《红楼梦》可以与之比肩。我认为，无论就第一还是第二层寓意而言，这种的用心看来只能用另有寄托来解释。……
众所周知的酒色财气四贪，与欧洲传统的四种基本罪行并列，译成外语时可以称为‘四大罪’。由此可见，《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并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已，也不仅是这种有意识的宣泄，而是另有一大套有关‘存天理、灭人欲’的心学的大道理在。……
在一个略为抽象的层次上，我们对奇书文体如何运用儒家的思想观点，来处理具体的伦理价值的问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围绕着如何在现世中，对‘忠’和‘义’的观念重下定义。《金瓶梅》中有‘孝’的主题，处处刻意点出对人伦纲常的漫画性的讽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孝’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私义和公义——尤其是做孝子还是做忠臣之类的定型矛盾——而展开的。
《金瓶梅》却有独特的处理角度，它的思想中枢，在于把孝悌这一正常的克己心态，逆向转化为一种目无君父、专崇自我满足的风尚。因此，乱伦、无后、大不肖等等主题接踵而来，不仅显示了西门庆家庭的一团糟，也揭示了家运和国运迟早会同归于尽的祸根和病源。
《西游记》其实也暗中大量留意于孝道的主题，而绝不是一部纯粹描写几个行脚僧的远游的冒险故事。由此可见，四大奇书与忠孝节义的儒家意义形态之间的关系，始终若隐若现。……
鉴于‘齐家’对天上人间的和谐有着如此强烈的模范意义，西门庆在故事进程中不断播撒种子，到头来却落得个断子绝孙下场，正中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格言，无疑是颇有深意的。‘断后’和‘乱伦’始终是《金瓶梅》的关键问题，这是对正常的人伦为害最烈的颠倒。” （《中国叙事学》）
关于《金瓶梅》的艺术，浦安迪说：“《金瓶梅》章法的细针密线之处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曰回目内在的结构设计；二曰象征性的细节运用；三曰形象迭用手法。谈到章回的内在结构设计，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奇书文体的每一回明显的分成两个对称的半边，这一章法，与小说的对联式回目相互对映。……
最明显的例子是《金瓶梅》第二十七回，上联是‘李瓶儿私语翡翠轩’，下联是‘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一个是温柔热恋的情爱场面，另一个是毫无温情的粗野性虐场面。
通过把内容分成对峙的两截，这种并列有很醒目的结构上的互补。‘意象结构’的章法，是一种更重要的章回内部设计方法。它把该回内的种种涵义意象结合成为一个富有诗意是整体。
如《金瓶梅》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楼、狎客帮嫖丽春院’，即是一个好例。它刻意设计了上半片一群雍容华贵的妇女与下半片一批粗俗欠雅的妓院贱男女，相互对比。……至于象征性的细节，……
例如，在小说的开端时，对潘金莲漫不经心地嗑瓜子的描写，是色调鲜明的一笔，充满了轻佻调戏的味道。它仅仅是一种写实的手段吗？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我们会看到，这一细节所留下的轻微的色情意味逐渐发展成为潘金莲的性欲的标志，从而具有更深广的象征作用。
张竹坡指出，同类例子散见于写实的字里行间，例如那隐约堪窥的帘子，花园里轻浮淫荡的秋千，令人沉醉的满天烟火等等，细针密线中均有象征性的寓意。……
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偷情闹事和家庭争吵，循环不息的清酒吃饭，伴随着必不可少的弹唱、玩笑、挑逗性的谈话等等，周而复始地反复出现，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
其实，它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一套丰富缜密的叙事针线。我把这一章法，称为‘形象迭用’，而把因它而派生的丰富多彩的细针密线称为‘形象密度’。‘形象迭用’让错综复杂的叙事因素，取得前后一贯照应，内涵相当丰富，除了有上述‘反复’的涵义之外，有时还相当于传统批评家们所谓的‘伏笔’、‘斗榫’和‘犯’等语。” （《中国叙事学》）
“《金瓶梅》里的花园，与许多欧洲文学中的乐园福地一样，是用来作为西门庆白驹过隙的一生的全盘比喻。这一点表现在西门庆一身盛衰与花园的兴废历史的同起同落上。花园的兴建（从第十六回至十九回）与头二十回里他的一束妻妾花朵先后进入家门的过程是完全配合一致的。只看李瓶儿过门之日也就是这座花园的正式落成之时，这个意思已十分明白。
从此以后，我们看到西门庆在色路和宦途上不断的发迹变泰。这反映在花园里的一连串赏心悦目的行乐情景和一些有权势的朝廷官员接踵来访的欢宴场面里。
在作品的后半截里，我们终于目睹乎的渐趋破败，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的退场实际上意味着花园末日的到来。……花园在小说的结尾处一片荒芜，第九十六回春梅游旧家池馆时见到的正是这一令人不胜今昔之叹的破落景象。
我们能够觉察出来，这个花园建筑格局的许多方面后来就成了《红楼梦》里那座巨幅的虚构花园的蓝图。这种反讽性的隐喻，也是一种广义的修辞法。” （《中国叙事学》）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针对词话本在先崇祯本在后的观点，浦安迪说：“我无意在本文中批驳这业经认可的刻本顺序，也不想对认为词话本《金瓶梅》在研究、教学和翻译各方面都优于其他版本这一广为流传的看法提出异议，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对这种说法所持的证据缺乏说服力引起关注。……
没有一种已知的样本可以被看作是小说的原始文本，或者从另一角度说，这两种基本版本的最早文本内容都是互相渗透，或与一两种更早的文本错综关联的。
这种观点一旦成立，那所有基于语言和版本分析而把词话本说成是最早版本的种种精心设计就大半失去了依据，因为那些用来比较的对象本身都是经过修订的第二手东西。”（《暇中之瑜——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载《〈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浦安迪《〈金瓶梅〉非“集体创作”》（《金瓶梅研究》第二辑）说：“我坚持认为所谓‘写定本’就是小说的本来面目，而那些‘加工润色’的地方恰好是《金瓶梅》成书的最大成就。
在下文，我将从两种角度来反驳‘集体创作’的论点：先涉及一些有关小说考证之处，然后深入本文分析的领域。……
综上所述，我以为，与其说《金瓶梅》是一部以说书底本为主，后来有文人添足的通俗文学作品，不如说其呈现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及明末文人成就。在此最醒目的是在那被视为比较接近形式祖本的《金瓶梅词话》里，这一系列美学特征都已全备，使之远远超出说书文艺的格局。
在这论文的下半部，我将阐明《金瓶梅》的叙事美学上的几种关键层次，即结构模式、意象影射、用诗用典、思想含义等，来证明这惊人独创性的文章只是一个胸中丘壑的文人所能炼成的。”
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时，芮效卫先生确定到会，并提交了小传。他还提交了用为“<金瓶梅>版本及研究著作、资料展览”的著述：
《金瓶梅》第1、7、19、79回译文，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译文，
论文《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探讨》（1977年），
论文《金瓶梅对儒家思想的体现》（1981年11月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抽印本），
论文《关于汤显祖为金瓶梅原作者的论据》（1984年）
论文《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
因为他没有提交用为本次会议的论文题目，所以会议没有安排他发言。但安排他参加第三组讨论，召集人与同组人员参见《我与浦安迪先生》。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芮效卫先生没有参会。
2016年5月31日发陆大伟先生电邮：
大伟兄：
惊悉芮效卫先生驾鹤仙游，我本人，并代表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秘书处，谨致以沉痛的哀悼！芮效卫先生因其在中外比较文学和中国小说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而永垂不朽！
时祉
吴敢
2016.5.31 10：35
即收大伟电邮：
这个消息传播的很快. 我现在在北京, 要带（待）到7月中旬, 离开美国之前大概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见到了恩师, 那个时候已经病得没有希望的, 跟师母拜别时候, 我十分清楚, 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他。
你关于恩师写的话, 我会转告师母。
请保重。
大伟
我在拙著《金瓶梅研究史》下编学案中关于芮效卫先生一节如下：
芮效卫(David Tod Roy)，男，1933年生于中国南京，1958年哈佛大学历史学学士，1960年哈佛大学历史与东方语言学硕士，5年后获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博士。1963—1967年，任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67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芮氏有《论张竹坡评注金瓶梅》（载浦安迪编《中国叙事文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一文，颇多卓见，参见本书上编与中编。
关于《金瓶梅》作者，芮氏有作者汤显祖说，与徐朔方有一辩，参见本书中编。
芮氏对金学最大的贡献是全译《金瓶梅词话》。芮译本书名为“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c Mei”, 全书共分五卷，各卷分开独立出版，芮氏又给各卷分别起一个英文名称，第一卷为“Gathering” （相聚）, 第二卷为“Rivals” （厮竞）, 第三卷为“Aphrodisiacs” （春药）, 第四卷为 “Climax” （高潮）, 第五卷为“Dissolution”（衰败）。各卷均有以下之内容：
“1献词（Dedication）
2插图目录及插图（List of Illustrations & Illustrations）
3鸣谢（Acknowledgements）
4人物表（Cast of Characters）
5正文（Main Text）
6注释（Notes）
7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8索引（Index）
第一卷除上述内容外，还另有：
“1译者导言（Introduction）2欣欣子序 （Preface, 即作者徐渭之原序）3廿公跋（Colophon, 即袁宏道所作之鉴定语）4东吴弄珠客序 （Preface, 即袁中道为《词话本》出版所作之序）5四行香子词（Four Lyrics to the Tune “Burning Incense”）6四贪词（Lyrics on the Four Vices）并有两种附录：
“1附录一 （Appendix I, Translator’s Commentary on the Prologue）2附录二（Appendix II, Translation of Supplementary Material）各卷封面均印有明人为《金瓶梅》所绘制的彩色图画，各卷不同，封背则有内容提要及若干评语。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胡令毅教授如此评价芮译：
“芮氏译本是一种严谨的学者型翻译。芮先生奉行‘无字不译’（‘translate everything’）的原则，极注重忠实于原作。为了忠实，即便译文略嫌‘拗口’也在所不惜。……
芮先生毕竟是一位老到的翻译家，在忠实与可读之间，知道如何拿捏恰当的分寸。二十世纪英语翻译界有三位翻译明代小说的前驱大师，一位是Arthur Waley, 《西游记》的译者，一位是Pearl S. Buck，《水浒传》的译者，还有一位是David Hawkes, 《红楼梦》的译者。
韦利平实而不露译痕，赛珍珠贴近原文而又具自己独特的风格，霍克思则是锤炉妙手，不拘泥于中文构造而能入于化境。芮先生似兼具三家之长。其译文既通俗可读，又富于文学韵味，且又能在形式上亦步亦趋，尽可能保留原作的风貌”（未刊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英译本<金瓶梅词话>卮言》）。
诗无达诂，芮译似亦有可商榷之处。如上引胡文说：
“芮先生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虽译绩斐然，远迈前贤，却并非白璧无瑕。晚生斗胆，欲使之臻于完境而冒昧指陈一二，如：标题。原作标题为‘金瓶梅词话’，芮先生译为‘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c Mei’, 显然是受1985年出版的雷威安（Andre Levy）法译本标题 ‘Fleur en Fiole d’Or’的影响。与Egerton译本标题‘The Golden Lotus ’相比，芮译无疑忠实得多，不过还略嫌不够，有以下三点：
1. 漏译‘词话’。‘词话’的意思是带有歌词的故事，故可翻译为‘lyrical story’。完整的标题应该是：‘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 Lyrical Story Or, Chin P’inc Mei T’zu Hua’。尤其考虑到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金瓶梅》版本，而芮先生是依据《词话本》翻译，全译更属必要。
2.‘梅’非李花。‘金瓶梅’的‘梅’，芮译为‘plum’，即李花，而一般汉英辞典也均作如此翻译，似乎并不错。
但笔者2010年参加河北清河举办的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曾在德国使馆工作担任德文翻译的与会者李士勋先生向笔者指出，‘梅’即蜡梅，‘plum’为误译。
李先生的话使笔者记起童年先慈每逢过年总要买一束蜡梅插于花瓶内，其形状质地确和西方所见之plum flower不同。查网上‘蜡梅’条解释，亦云：‘腊梅花，多生南方，今北土亦有之，其树枝条颇类李，其叶似桃叶而宽大，纹微粗，开淡黄花。《纲目》：此物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可见李先生言之有据。腊梅花，互动百科英译为‘winter-sweet flower’。窃以为蜡梅为中国所独有，不妨音义夹译为‘mei flower’，再加一注为妥。
3. 非文字游戏。‘金瓶梅’三字是一种文字游戏，意蕴丰富，可作多重解释:
一、可解为‘花插金瓶’，芮先生即取此解。‘花插金瓶’在小说里数度出现，如第十四回描写西门庆家合家欢筵席，即有这样的骈体文对子：‘香焚宝鼎，花插金瓶’（梅节校点本《金瓶梅词话》，下同）。
第四十三回描写类似之筵席，则改为：‘瓶插金花’。不管‘花插金瓶’还是‘瓶插金花’，均为富贵人家之象征，我们据此可知《金瓶梅》是一本关于富贵人家生活的小说。
但‘花插金瓶’的象征意义并不仅限于此，还可隐喻男女之交媾。‘花’为阴茎，‘瓶’为阴户，‘花’插于‘瓶’则是一幅形象的交媾图。此性含义至今仍保存于上海方言‘花插插’之中。总之，‘金瓶梅’三字具有双重象征性，既可表示家庭之富裕高贵，又隐具性交意象。芮译亦如原文，一语双关又极雅致，妙极！
二、但‘金瓶梅’三字可拆开读为‘金、瓶、梅’。‘金’代表潘金莲，‘瓶’代表李瓶儿，‘梅’代表庞春梅。此种释读由东吴弄珠客在其序言中首开其端，曰：“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更为惨耳。”
作如此阐释，显然是着眼于书中之女性人物，而《金瓶梅》则确实是一本以众多女性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Egerton盖因虑及此，迳将标题改为“The Golden Lotus”（金莲），虽用心良苦，失之以偏概全。
然而芮译本书名，于小说关于女性人物之讯息传递，又不及Egerton译本，尤其是译本中人名均以译音出之，一般读者很难看出标题中的“Gold”、“Vase”和“Plum”之于书中女主人公‘Chin-lien’（金莲）、‘P’ing’er’（瓶儿）和‘Chun-mei’（春梅）所具有的对应关系。原标题乃文字游戏，翻译却未能充分显现，仅取其意之一而不及其意之二，殊觉遗憾。
三、‘金瓶梅’三字还可倒读，倒读则为‘没平静’的谐音字。追逐荣华富贵，生活丧失平静，最终导致家破人亡，正是《金瓶梅》作者所希望表达的主题，而此一主题，早已隐寓在标题文字的倒装组合中。但我们却无法倒读英译标题来隐括主题，故芮题虽妙，仍嫌未臻至美。有鉴于第二及第三两点，若以不译为译，即简单用拼音代替‘金瓶梅’三字，并加一注释，倒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温秀颖、李兰《论芮效卫〈金瓶梅〉英译本的体制与策略》（《中国外语》2010年第1期）：“芮译本之所以获得西方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的青睐，主要可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内容全，‘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第一个最完整的英语译本’；二是质量优，‘充分把握了原作的精神实质和文学价值’，运用了恰当的翻译策略和版式体例，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三是价值高，拥有‘富于哲理和学术价值的导言’和‘极富见地的注释’”。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及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哈佛大学博士Sophie Volpp（袁书菲）说：“芮译《金瓶梅》是一部鸿篇巨制，一代代读者将会对译者的贡献心存感激。作为芮伟大职业生涯的顶峰之作，这一译作彰显了一种史诗般崇高的学术行为。百科全书般的评注使其成为翻译的典范，任何语言的翻译都少有企及，而这些评注不仅对于普通读者，而且对《金瓶梅》学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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