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写的时代，大写的人生

（作于2015年12月）

张艺谋之所以为张艺谋，不在于他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拍了许多质量不尽人意的古装电影。葛优之所以为葛优，也不在于他演过多少脍炙人口的冯氏喜剧。不过巩俐倒是无论如何都是世界上唯一的巩俐，是国内电影界其他女演员难以企及的高度。

以及像倪大宏、郭涛、姜武这些混迹演艺圈多年的艺人，他们在人们心中有些声望，在业内有挺高的地位，并不是靠着接演无人问津的差片慢慢洗礼出来的，也不是靠着参加综艺节目轻松攫取名利，更非依托亲属的光环鸡犬升天。

这一众影星，有如今的价值，皆因参与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对他们而言， 1994年的《活着》都是以上诸位演艺生涯最重要的代表作。同样的，这部作品也是华语电影史上不可不提的一座丰碑。

这部影片的上映距离我们已经有21年了，岁月足以令它洗尽铅华，沉淀出作品最本真的面貌。不过不知从何时起，“此片不及原著”的言论开始盛行，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比较。抛开文学与影像这两种不同艺术载体的特点，单就精神内核来说，《活着》的电影版也并不逊于余华的原著。两部作品都是在一个母命题下小写了时代，大写了人生。电影中的情节元素，以及对原著的删减和改编，已经很成熟地突出了原著中的主题：命运。无论其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均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抗力。在这种故事背景的设定下，徐福贵的人生无论是渗透于文字，还是流露于影像，都在大起大落中充分体现出了命途多舛、时运无常。

电影自诞生伊始便从各种文学名著中取材。1902年费迪南·齐卡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即取自于《天方夜谭》中的同名故事，如今在影史中时常也会被拿出来研究一下当时的开创性技巧手法。总之，文学改编的传统由来已久，改编时的纲领要点和历史经验也被总结过无数次，但真正能改好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工作。毕竟文字更为抽象，可令读者驰骋思维，而影像则往往无情地把想象力推入到一个相当逼仄的空间中，抽象被关进牢笼，一切都更加直观具体。这方面，当年的张艺谋和编剧芦苇则做得很出色，我们能从《活着》中，清楚地看到不少的文学性。但很遗憾的是，去年上映的《归来》，却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如今张艺谋身上的重重枷锁。

说回《活着》，张艺谋和芦苇抛弃了余华原著中的叙事结构，把老年徐福贵给“我”讲述当年往事的这层香蕉皮彻底删除，直接将镜头聚焦在徐福贵的往事，亦即葛优扮演的男主角的大半人生中，冷静、细致地描摹苦难下生命力的顽强。对于原著中一些重要角色的死亡和情节动机，导演也加以改编，表面上显得不再那么残酷，但实际仍旧具有刻骨的悲剧渲染力。如若沉心回味，亦能意识到这部电影的批判力度相对原著并未减轻多少，尤其在徐凤霞的结局处有集中体现。而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时间段中，几个镜头和台词，就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几缕荒唐意味，不失为一种专属于电影艺术的讽刺与批判。在电影的后半段，也并未如原著那样交代了万二喜和馒头（原著中叫苦根）的结局，且家珍也并未遵循原著的走向，这一是因为影片的篇幅限制，二是主创们心中并不想让影片的色调太过灰暗。

即便如此，苦难仍旧是这部电影的主色调。对于经历过建国初期那些日子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的共鸣点实在太多了。即便它小写了时代，但其真实无比的故事情节也能为那个年代的面貌提供一个很清晰的窥探渠道。然而，在大写的人生中，影片便做到了极致。徐福贵的故事是当年亿万普通百姓人生的高度浓缩，他的隐忍、坚韧、悲苦和偶尔的笑容也是那个时代千万国民的精神状态，加上影片极度写实化的叙事风格，徐福贵一家离观众的距离便如此之近。我们能感受到福贵家珍所过的日子的味道，并不可自拔地跟随他们的泪水经历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仿若我们自己也度过了大半的人生，并体会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命，以及“活着”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深邃意义。

从赵季平的配乐——唢呐和弦音开始，便能感受到影片所将要娓娓道来的故事基调。在原著的开头，余华明确说道：“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并表示决定写下《活着》是受到美国民歌《老黑奴》的影响，“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可见影片与原著的表达是一脉相承的。

片中的皮影是区别于原著的重要元素，加入此道具，一是在视听上给影片增加时代气息，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故事中，徐福贵有一口娴熟的陕西碗碗腔，在最初还是富家少爷的时候，他在赌场偶尔会亮几嗓子，台下众人纷纷叫好。此时皮影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消遣，正如他在赌场中消遣自己的家产和人生那般。当他倾家荡产后，倪大宏饰演的龙二则给了他一箱皮影，此时这成为了他的谋生工具。当遇到漫山遍野的解放军时，皮影从某种程度来讲又救了福贵一命，并让他成为了革命群众。大炼钢铁时，为了把皮影里的铁丝做成“解放台湾最重要的两颗子弹”而险被摧毁。直到文革时，皮影终究没能保住，只剩下空空如也的箱子。

从消遣手段到谋生工具，再到救命稻草，皮影跟随着福贵的生活状态也在不断变换着作用，时代更迭之后，脆弱的皮影也代表了福贵一家脆弱的日子，虽逃过了炼钢，最终还是被烧毁在文革浪潮之中，此时福贵盯着燃烧的皮影，表情木讷，眼神虽然流露着不舍和痛心，却如余华所说，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因此，皮影的命运暗喻了福贵的命运，他正如许多善良的普通穷苦百姓那样，在时代浪潮面前轻若鸿毛。然而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即使皮影不复存在，福贵也没有抱怨苦难，反而有着些许感恩，在经历了又一场悲怆的生死离别之后，曾经那个装皮影的箱子，住进了一群生机勃勃的小鸡，这反映了福贵对人生的态度，也体现出他们一家人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同样的希望还出现在一句台词中，我们在影片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鸡长大了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可以说，这是福贵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信念，一种在国家的信仰中走下去的驱动力。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经历了各种苦难之后，本应为最后一句的“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变成了影片结尾中“牛以后”福贵不知该怎么往下说的犹豫不决，最终才由家珍接口“牛以后，馒头就长大了”，这是老百姓对信仰的崩塌，或可看做含蓄至极的唯一“抱怨”，对苦难卑微的抗议，也更多的包含了对今后生活的乐观寄托。

道具的象征性，以及诸多细节的精确运用，确保了这部作品充足的代入感。同时，我们无法忽视一众演员在此片中的出色表演。巩俐以这部作品为首，已经充分证明了她是那个时代艺术成就最高的内地女演员，葛优更是凭此片加冕影帝，奠定了内地头号男演员的地位。当然，郭涛、倪大宏、姜武、牛犇、李连义等配角也都非常出彩。倪大宏的龙二，狡诈阴险，得了便宜卖乖的劲儿拿捏得十分到位，在被枪毙的前夕，当年的威风荡然无存，回眸中那溢满的不甘，死死扣住了福贵的心，以至于五声枪响好似打在福贵身上一样，这也是一场极出色的心理戏。郭涛饰演的刘春生，则有着不爱张扬的性格，给军队开车，回乡当上了区长，却在第一天晚上便给福贵一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此后他一直在福贵一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直到文革时期的那晚，出现在福贵家门前的春生，那一夜苍老的面容，正如万二喜的瘸腿、老全黝黑的皮肤、镇长无奈的微笑那样，很轻易便能读出他们曾经或将要经历的苦难命运。

所以，这部电影所蕴含的丰富且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在华语影坛中都是罕见的，它通过福贵的际遇，对人生进行精确解剖，细致描绘生命的韧性以及个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并提炼出了那个时代里，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最本质的特性。也正因此，它打动了太多的观众，斩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的三项大奖，这些荣耀是全世界的观众透过作品对命运之苦进行解读的结果。于是，这部1994年的《活着》，也就成为了华语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山之一。

更多精品文章：

论戏书影

电影是温柔的流氓
音乐是浪漫的疯子
游戏是严肃的小丑
文学是高雅的娼妓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