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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决反对封杀,但这部差片看不到也没所谓

王写写 论戏书影 2024-02-10

(作于2016年4月)


《西藏七年》是一部对国人来说不存在的电影。


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其以平庸的手法,展示了一段架空的历史,而这段架空历史却很容易让人与现实混淆,从而产生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充分的错误认识。于是架空起到了扭曲历史,粉饰现实的作用,说到底,也就无法称之为真正的架空了。


我们总说艺术来源生活高于生活,自然的,艺术与历史的关系也该如此。历史是由无数的生活所组成的,无论伟大还是渺小、无论曲折还是顺利,历史包裹住一切。艺术作品的义务不在于忠实反映历史的每一处事实,但它所展现的表达和构思一定要忠实反映历史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脉络。创作者如果选定了某一历史题材,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考据和研究,然后去进行合理的再创作。这是一部经典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基础,也是艺术本身的操守。


电影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表现方式更直观丰富。它继承了其他艺术老大哥热爱历史的特性。纵观一百多年的电影史,经典的历史题材作品层出不穷。神话、史诗、演义、战争、寓言、取材范围也是极广。《一个国家的诞生》、《宾虚》、《阿拉伯的劳伦斯》、《乱世佳人》等鸿篇巨制都在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也印证了那句话:所有题材都可以看成历史题材。


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力图展现历史的电影作品,往往都会对当时的政治具有艺术化的揭示。电影人也非常喜欢描写人类历史的那些乱世阶段,因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戏剧冲突最强烈,对人性也很容易形成鞭辟入里的探讨,同时,也能有充分的理由去反映政治。大多数艺术家对政治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敌意,那些为人铭记的作品中,常常对政治和体制或讽刺、或揶揄,而这也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那些讴歌政治的主旋律电影,要么如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一样,凭借着高度的娱乐性为世人所接受(但仍难成为隽永的经典),要么就是被观众嗤之以鼻,大骂其假大空。从这个角度讲,在电影领域里,政治可谓是最常见的反派了。


所以《西藏七年》最大的短板,就是把历史和政治这两样需要谨慎对待的元素,全部包装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主题。我不知道是导演让·雅克·阿诺的历史水平处于幼儿园阶段,还是因与达赖的良好关系而故意为之。总之,无论从任何层面来说,这部电影因为这种扭曲和粉饰,变成了一部毫无意义的低下之作。



我们也常常听人说,艺术与政治应该是分开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不能充分地去表现政治,反映政治,甚至提出政治见解。我相信当作品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水平之后,它完全可以自由地去展现任何创作者的个人思想: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皆可。这本无可厚非,大多数时间也是相当必要的。再次回到艺术高于生活这句话,我们应对其有着更详细的认识,那就是生活、艺术和哲学三者的金字塔关系。生活是最底层,也是基础;艺术是中层,是感性的代言人;而哲学是最高层,代表着人类的理性主义。古往今来,优秀的影视作品,既有着对生活的忠实再现,也有着对哲学的理性思考,同时还没有丢失艺术本身的感性品质。所以,艺术与政治,在某种讨论范围里可以是分开的,但在更多层面上,两者不可避免要碰撞火花,达成初步的和解或更深的对立。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这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但是,需要注意的一条底线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违背客观事实,尤其是历史事实。让·雅克·阿诺的团队在《西藏七年》里很遗憾的没有做到这一点。我没法去揣测他的这部作品是为了向某个势力示好,还是单纯表达个人的某种政治愿景。但在扭曲历史和粉饰人物过后,一切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让·雅克·阿诺不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导演,不仅是《西藏七年》这部作品,在其他作品中,他也会时不时暴露出一些投机心理。他的电影总是有着这样那样别扭的地方,哪怕是成名作《高歌胜利》也时不时会来一段令人不舒服的情节。如果说初期的雅克·阿诺技巧还未成熟,那么到2001年的《兵临城下》时,他的毛病依然存在。这是一位相当有局限性的导演,偏偏,还特爱拍历史。哪怕在拍完这部无法存在于中国的电影后,中国仍旧请他来掌镜《狼图腾》,并曾试图拿去申奥,也挺令人大跌眼镜的。



《西藏七年》在当年算是规模不错的制作了,请来了当时的世界级万人迷布拉德·皮特,配角也是著名英国演员大卫·休里斯。影片由于敏感题材,取景多数在尼泊尔和印度,但摄制组中的两名摄影师曾秘密进入西藏拍了一些胶片。这部影片问世后,因为题材和政治倾向的争议性,使其光芒不免黯淡许多。但这部片子,在国外毕竟引起了一时轰动,其给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相信只能通过国产电影真正走向世界后,才能渐渐消弭了。


在对历史的荒唐描绘下,这部电影怎么说也无法被认为是优秀作品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抛开无聊的乱改历史,《西藏七年》充其量也只是一部平庸的好莱坞式的刻板影片。


电影从1939年开始,描写了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布拉德·皮特)准备前往印度,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故事。哈勒是一名登山运动员,因为获得过不少成就,曾被希特勒召见。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勒一行人受高层命令,组建了一支登山队,准备前去喜马拉雅并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现在通过史料,我们得知,实际上,哈勒登山队是受元首命令去喜马拉雅寻找“地球轴心”的,这是一件传说中的宝物,可以成为第三帝国统一世界的利器。而哈勒本人,历史上也是一名热忱的铁杆纳粹分子。



当然,影片只字未提“地球轴心”之类的事情,相反,还把哈勒塑造成了厌恶纳粹,不同流合污,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光正角色。在影片第一个段落中,哈勒接受记者采访,强调自己是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并很不屑地接过了纳粹党旗,这种言行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于是,影片毫无必要的从头到脚粉饰了一遍这个纳粹分子。如果想去表现这种特殊时期下个人对体制的不认同和抗争,为何不去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找一个真实的角色呢?哪怕虚构一个这种人物都比这样做要好得多。


哈勒等人到达喜马拉雅之后,几次登山失败,随后英国向德国宣战,因此哈勒等人被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俘虏。在几年的牢狱生涯中,哈勒屡次试图越狱,均告失败。最终和同伴们于1943年成功逃脱。影片在这里着重塑造了哈勒的感情问题:远在故乡的妻子写信提出离婚,哈勒却非常想念自己从未谋面的儿子。这是为后面他遇到孩童时期的达赖喇嘛所做的铺垫。


影片在这里利用了平行蒙太奇等手法,重点讲述哈勒的经历,同时也通过几个小段落展现了达赖天真善良的形象,以及对西方世界的强烈好奇。似乎注定两人会结为挚友。


故事节奏的失控是这部影片质量低劣的另一个原因。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没有让剧情推进到绝对主题中去,大量描写哈勒和同伴彼得的戏份,戏力平淡,也没有起到更加深入角色的效果。


如果说《西藏七年》演到这里,还只存在粉饰纳粹分子这一个问题,其余仅仅是一部工整的好莱坞传记电影的话。那么到影片后半阶段,整个的主题因为严重扭曲史实,彻底导致了全面的崩溃。外国人与藏族通婚,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布达拉宫反对中国政府的和平解放,也在影片中被表现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和传统,而绝口不提当时西藏惨无人道的农奴制度(历史上,西藏解放后,农奴制度也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甚至当张经武代表中国政府访问西藏这场戏,也通过踢翻香盘、斥责“宗教是毒药”等桥段把解放军进行了彻底妖魔化。更枉论把阿沛·阿旺晋美塑造成了一个如同汉奸般的人物。历朝历代,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在动荡的民国时期,都一直设立有“蒙藏委员会驻藏代表处”。如此片面的表现那段历史,真的是一个有责任的电影人该干的事吗?



种种荒唐的剧情连轴上演,我们便能轻易得知,在主创单纯愚蠢的历史观里,西藏是一片神圣纯净的独立国家,人民遵守传统,安居乐业,却被邻近的强权势力无情入侵,似乎不负责任的把其与美洲大陆的历史进行类比。为了表现冷酷的现代化强权,导演在处理张经武入藏这场戏时,特意用巨大的飞机象征冰冷的战争机器,而机场上等着迎接的藏民同胞们,写满迷茫与惊恐的脸暗示了他们将成为待宰的羔羊。


殊不知,那时的西藏哪儿有的机场呢?



《西藏七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主张,不惜花费大力气建立了一个违背历史的沙塔。单从影片本身的鉴赏角度来讲,前后割裂的情节演绎,叙事节奏的失控,毫无亮点的剪辑和表演也无法让其成为一部好看的电影。更别提极端片面的反映历史事实和目的性强烈的主题构思了。我认为,就冲着影片结尾那段毫无事实根据的结束语,《西藏七年》还是当它不存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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