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灭”法? 评周贵华的伪佛教观——以神学信仰颠覆中国佛教根基
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是谁在“灭”法? 评周贵华的伪佛教观——以神学信仰颠覆中国佛教根基
说明:本文从周贵华的“批印檄文”中,揭露了他佛教观所潜藏的四大基础要素“天神佛观”、“人不成佛论”、“人无佛性论”、“佛不可知论”,进而指出了他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信仰的神学思维和诡辩逻辑。并从佛法正觉法性的维度,辨明了周贵华等人刻意扭曲贬损“大乘是佛说论”、“人间佛教”的神学症结所在,反映出他们颠覆中国佛教根基的丑恶本质。
自无锡“义学”研讨会辱骂高僧的丑闻曝光以来,中国社科院的周贵华教授,引起了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争议。在佛教界看来,周贵华居士作为皈依三宝的在家弟子,竟然公然肆意贬损辱骂高僧,无视僧宝,严重违背佛教伦理,实属大逆不道。在学术界看来,周贵华教授作为一名社科院的学者,竟然假借学术会议这一公共性平台,极力鼓吹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主张,因学术观点相左而攻击已故高僧的人格,严重违背基本的学术伦理规范和道德修养。与此同时,周贵华教授鼓吹的“义学研究”和“完整佛教”,也受到了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各种质疑,分别被普遍认为是超出学术领域的信仰式神学,新兴的附佛宗教——“完整教”。
一、同情之理解
首先,周教授所信仰的“本位佛”是天上的佛,而不是人类历史上在印度出家修行成就的释迦牟尼——人间的佛。他说:“人间的佛只是化身,不是本位佛……成佛只能在天上成就……在天上成就意味一切都是超越人间的,而在人间就不一样,要受人间的各种因缘条件的限制,只是人中的圣者而已,不具天神的一切性质。”(注释1)他要说明的结论有两点:(1)释迦牟尼从诞生人间,到修行成佛,至始至终都不是“人”,而是“本位佛”化现的一个幻相;(2)作为人道中的“人”,无法在人间修行成佛,只有在天上才能成佛。
其次,与 以上(1)(2)点相呼应的是,他为强调“人”与“佛”的截然不同,宣称(3)人性中没有佛性:“人性与佛性是相别的,而不应该将佛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包含着人性里。因为作为人道或者人性,完全是用人本位的东西成立,而佛性里面包含了很多超越人道的东西,就不能完全局限在人性里面。……佛陀不仅超人道,而且超三界的其他一切道。”(注释2)也就是说,佛性不是人乃至一切众生所具有的。
再者,他为了捍卫“天上佛”的绝对超人性,鼓吹(4)“佛”在人类认识能力范围之外。他说:“按照佛教的本位立场,不论是依据古代圣贤的实践,还是当下众生内心中的善根的现起,这种人本与经验观纵使在某种情况下可用,也是有边界的,并非针对一切皆准。确立这个边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将佛教的内证境界与圣者乃至佛的存在性搁在界限之外。……在佛教本位意义上的殊胜境界、圣者的存在,都无法用人本和经验立场判定。”(注释3)可见,他自设了一个“基本原则”,将“佛的境界”搁置在“人本经验”之外,乃至于古代圣贤和众生善根都是无法认知的。
以上揭示的四个论断,是周教授佛教观的基础要素,可分别概述为(1)是“天神佛观”,(2)是“人不成佛论”(3)是“人无佛性论”,(4)是“佛不可知论”。虽然明显有悖于真正的佛法,但此四者相辅相成,正是他“完整佛教”“义学研究”的精神内核,从而在“立(己)”与“破(他)”两方面表现出如下四大显著特征:
(一)信仰第一,信仰决定存在。在他看来,“天神佛”在“人本经验”之外,是不可知的。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周教授自己是佛,还是人?如果他是人,那他就必定处于“人本和经验”的边界之内,怎么能够断定边界之外有“天神佛”的存在呢?本来,从彻底的不可知论者看来,人类认知边界外的东西,其存在与否是无从判定的,无论说它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是“不自量力”“一厢情愿”的判断。所以,“天神佛”的存在性问题,对周教授来说,就不是取决于你知不知道祂存在,而是你相不相信祂存在!知道不知道,那是认知的问题;相信不相信,则是信仰的问题。周教授的“天神佛”和“完整教”的基础就是这样完全以信仰为支点,就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对于人类来说只能诉诸于信仰,离开信仰就一无是处。当我们理解了“佛不可知论”必然导致“天神佛观”只能依靠信仰来成立时,我们才能同情周教授为什么那样坚持“信仰本位”,对信仰那样敏感,那样不惜牺牲个人学术伦理修养来捍卫信仰!信仰第一,信仰至上,唯信仰是从,正是周教授与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等其他宗教徒同质的基本点。而真正的佛教,正信的佛教徒,则绝非如此!
(二)原教旨主义强势姿态。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中出现的一批反“现代主义”的保守派神学家。他们以信仰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固执《圣经》定是“神的启示”,是超人类、超时空的“绝对真理”,强烈斥责教内教外对《圣经》的历史考证。与之如出一辙的是,周教授教条化地宣判一切佛经都是“佛口亲说”,抨击一切非信仰立场的佛教学术研究。最为不幸的是,他将印顺法师以佛法立场从佛教思想史考证得出的“大乘是佛说论”,也刻意扭曲成“大乘非佛说”,并以此诬蔑法师的僧格。而且他还极力鼓吹“深度末法时代”,将其“完整教”之外的统统归结为“共业平台”,从而反科学、反人本、反理性、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等等(详见其《科学与佛教》)。他这样的原教旨主义蛮横跋扈的姿态,被人称作是仗着信奉“天神”而妄自尊大、肆无忌惮的信仰癫狂症,与迷执信仰、不容异己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有何区别?
(三)二元对立,两极分裂。周教授的文章中,字里行间都激荡着佛本与人本、佛性与人性、出世间与世间、信仰与理性、义学与学术、神圣性与世俗性、善根与共业……两两对立冲突的紧张态势。其实,这正是周教授信奉的“天神佛”完全超越于一切之上,如同“上帝”与“人”一样完全对立,并在“佛不可知论”的彻底贯下的必然后果。如此二元对立、两极分裂,也正是他本人狂热信仰的精神状态的表现。
(四)诡辩逻辑,循环论证。由于周教授完全以“佛本位”自居,在批评别人的佛法见解时,总是习惯性地运用不可知论的诡辩逻辑,比如他驳斥印顺法师的《成佛之道》时说:“成佛之道是能够成就佛果之道,所以是要佛才有权利宣说。(注释4)他又没成过佛!如果他自己没成过佛,那么他的成佛之道纯粹是假的。(注释5)”虽然这样的诡辩可笑至极,但是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剥夺别人的话语权,进而使自己成为信仰的权威者、“天神佛”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在论辩中,他自己既是辩方又是裁判,而对方无论怎么辩解都错。这就是他的批印文章中最令人感到吊诡的阴险所在!而当他要为自己的信仰论证,说个所以然的时候,他却总是做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的“神逻辑”,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会说:因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圣经》说“上帝”存在,所以“上帝”一定存在。周教授的逻辑也是如此:因为大乘经上的“如是我闻”说明大乘经是从亲听佛说而来的,所以大乘经就是佛口亲说的。其实,无论是诡辩还是循环论证,都表明了信仰本身的单薄无力。
二、无诤之明辨
通过对周教授的同情之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佛教观和义学研究,都是从“天神佛观”的信仰中开展出来的。他构建的“完整教”也是完全以这样的信仰为支点的,一旦遭到动摇,就华厦必倾了。不幸的是,由于他的“天神佛观”是从大乘经中的超越的佛陀观得来,故而必须捍卫他所谓的大乘经是佛亲说性,也因此博得了一些大乘信仰者的同情,并成为了他的同党。但是,问题在于他极端地将信仰倾注在天上佛,以至于将人与佛割裂开来,得出了人无佛性、人不能成佛、佛不可知论,显然是大悖于大乘法义的论调,是对大乘经圣言量的背叛。这大概也是他的同党们所没有看到的,或许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
此次无锡事件挑起的批判印顺法师“大乘是佛说”论,实质上只是他们自己的信仰斗争罢了!关于大乘经是不是佛说的问题,他们是从信仰的角度来捍卫的,并不是从法义上来论证。而印顺法师的《大乘是佛说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法义上得来。本来,他们和印顺法师一样,都是“大乘非佛说”的反对者,都是站在“大乘是佛说”的这边。但是,毕竟“信仰维度”和“法性维度”,到底还是大有出入,以至于在信仰的“审判”下,印顺法师的“大乘是佛说”还是被冤判成了“大乘非佛说”。
造成争论不休的“死结”在哪里?其实,就在佛陀观的差异上。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们因自己的根性差异,对佛陀的观感就有所不同,有的偏好佛的相好,有的偏好佛的智慧,有的偏好佛的慈悲,有的偏好佛的神通,等等。而随着佛入灭之后的时间越来越长,信仰者心中的“佛”也就更加不同,明显地表现在部派与部派之间,声闻乘与大乘之间。然而,不同的佛陀观,不管是天上佛,还是人间佛,如果仅是停留在信仰的维度,那是永远不够的,不但不能从本质上区别与其他宗教信仰,而且一旦过分执着起来就会严重影响教内的和合。唯有回归到法性的维度,才是光明之道!
对佛的信仰,应该回到“佛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上来。佛,是正觉法性——真理的觉者。所以,唯有从法性的觉悟中,才能真正认识佛,正所谓“见法即见佛”!印顺法师的人间佛陀观,其实就是根植于法性的体悟,廓清了俗情俗见的信仰迷执和拟想。法性是诸法平等不二的实相,实相非相是名实相,所以印顺法师倡导的人间佛陀观,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显然,法性维度的人间佛陀观,绝不是周教授他们认为的那样浅化、矮化、俗化。而恰恰是,纯粹信仰维度的天神佛观,才是浅化、矮化、俗化。因为,如果缺乏法性维度,那么纯粹信仰维度中的佛陀观,其本质上还是被俗情俗见所拘蔽的,尽管是如何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寿量无数,也还是类似于其他宗教的“上帝”“真主”“梵天”,不能体现佛教的特质,不能真正表现佛之所以是佛的佛格。另外,缺乏法性维度的信仰有很多问题,要么狂热,要么疑惑,而且为附佛邪教的滋生提供很大的空间、舒服的温床。
非常不幸的是,周教授他们在纯粹的信仰维度,极力从否定“人本经验”的立场来建构“天神佛观”,这完全走的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神学抵制现代主义的路子,落入理性与非理性、世俗性和神圣性、人性和神性……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从而对信仰产生极端的执着,甚至不惜违背佛教和学术伦理,贬损诬蔑辱骂僧宝,丝毫体现不出佛教法性维度所具有无我我所、无执无诤、平等大慈的品质。
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由于中国文化本身重人文重现世,没有印度文化那样浓厚的宗教色彩,也就必然要求中国佛教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佛教。由此,佛教的中国化表现为特重心性修持,极大发挥了大乘“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诸法平等不二”的甚深法性,尤以“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即心即佛”的天台、禅宗而大盛。所以,人文、心性、不二,才是构成中国佛教兴盛辉煌的根基。
近代以来在太虚大师、印顺法师推动下的人间佛教,给明清式微的中国佛教重新注入了活力,并且有力地应对了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冲击,才得以带来当前中国佛教的伟大复兴。可悲的是,周教授他们那样借原教旨主义神学攻击反“科学人本主义”的方式,扭曲、诬蔑、排挤“人间佛教”,极力推崇二元对立的天神化的神秘主义信仰,简直就是要把中国佛教的根基给掏空,令中国佛教演变成“转基因佛教”——“完整佛教”。那才是中国佛教最大的不幸,是去佛教中国化的罪魁祸首。不过,从长远来看,一叶岂能遮天?螳臂岂能挡车?还是让我们都回到法性的正觉中来吧,这是佛陀真正的本怀,是佛教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
2016、11.、30
注释:
(1)周贵华.《信仰与学术之间——对释印顺佛教思想的再反思》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周贵华.2006年在苏州西园寺召开的第一届戒幢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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