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氏名人：“抗日英雄”池步洲，一片丹心破日密（1）
池氏网推荐理由：2017年5月20日，池氏网公众号就发布了池氏名人：侦破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幕后英雄池步洲一文，限于该文为文字版，现特别分享北京卫视7月15日播放的“档案（北京电视台） 一片丹心破日密 池步洲传奇”人物传奇故事及《池步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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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视人物档案播放《抗日英雄——池步洲》专题片
一片丹心破日密——池步洲回忆录（一）
池步洲 著
附注：
一、本人全家侨居日本，在现阶段拙著是否宜于发表，家属意见不一，故暂缓出版。
二、如有报刊或出版社有意刊登或付梓，事先必需徵求本人同意。同时亦请原文照登，一字不改，文责自负。
1986.10.25
此文系池步洲先生所写，由其侄儿池鲁生先生输入电脑。
吴 越 附注。2000年2 月14日
目 次
一、 仓卒回国
二、 有朋自远方来
三、 巧遇有心人
四、 一路逃难行
五、 别有洞天，跳出樊笼
六、 峰回路转，另辟蹊径
七、 单枪匹马，得来全不费工夫
八、 调兵遣将，奋勇前进
九、 任他七十二变，逃不出现代如来佛掌
十、 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十一、钩心斗角，军技室内部的争权剧
十二、白面书生横眉冷对千夫指
十三、鸠蚌相争，渔翁得利
十四、攻防并顾，克敌制胜
十五、是谁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
十六、山本五十六在所罗门海上空的“天女散花”
十七、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十八、扑朔迷离，究竟谁在“乱来”
十九、奇文共欣赏
二十、后记
正文（第一部分）：
一、仓 卒 回 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适值我从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署离职家居从事写作之时，深感中日之战事迫在眉睫，作为中国人再也无法安心呆下去，应该立即回国，共赴国难。于是，稍事摒当，毅然于七月二十五日携妻及三个子女自东京赴神户，搭乘上海丸仓卒赴沪。但上船之际被日本警察留难，扣留在码头上。幸内弟及时来到码头送行并加关说，始得登轮。距开船时间只差二、三分钟，亦云险矣。
我留日八年，时年二十九岁，还是第一次回国，国内情况很不了解，一心只知参加抗战，不计其他。上海举目无亲，南京还有不少留日同学，以为可以共商抗日大计。乃于八月十一日即八·一三前夕赴南京。不料抵南京后，才发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早已撤退殆尽，我所认识的许多留日同学都已他去，一个也没找到。我挈妇携雏，旁徨无计，十分为难。所幸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华侨招待所，对留日学生归国抗日者，可以免费供应食宿，我一家五口得以栖身有所。但日机时来空袭，附近也没有防空洞可躲，我们一家人只得蒙着棉被，钻到床下。门窗玻璃多被震坏，当时年轻没有战争经验，对此并不太感可怕，依然乐观，以为大不了为国捐躯，一死而已，一切听天由命。
二、有朋自远方来
是年九月中旬，正当淞沪激战、炮火纷飞，波及首都，人心惶惶，我亦报国无门，徘徊岐路之际，我的留日老友、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陈固亭兄自西安来到首都，也住在华侨招待所。他比我早半年回国，彼此也曾通过信。但这次我之归国和他之来首都，事先未经联系。一天早晨，在招待所走廊上不期而遇，他乡故知，倍感亲切。畅谈竟日，各抒抱负，均以国难当头参加抗日为已任，见解一致。他应允为我找一个适当的抗日岗位；我也欣然惟他是赖。我和他是在东京相识，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常委，主办《留东学报》月刊，我前后投稿近二十篇，其中如《日本国民性之研究》（全文二万字）等数篇且为当时国内著名刊物《文摘》所转载，因此彼此相识较深，私交亦厚。当时我在东京加入国民党，即是由他介绍的。
过数日，他来说：“中央（指国民党）要找留日同学研译日本密电码，你意如何？”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在日本是学电气工程的。以后在大使馆供职期间又学经济学。密电码一无所知，而且也无处可学。此事实难从命”。过几天，他又来说：“委员长（指蒋介石）说过，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你回国不是为了抗日吗？你不懂密码学，但日语好，即是有利条件，还是试试吧。”当时，我才二十九岁，满腔爱国热情，特别为“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一语所激动，于是就答应下来了。陈固亭带我到“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它是特务机关）会见徐恩曾，把我安排到总务组机密二股，等待侦收日寇密电码，以便进行研译。这是我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重要关头和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形势下，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素非所习的艰巨任务，天相中国，幸有所成，从而为自己的一生历史谱写了值得回忆的一页开端。中统局之所以找我，事后才知道当时蒋介石下令各机关（不限定特务机关）物色留日人才，以便送往军委会，从事日本密码破译工作，我就是由该局所奉命物色的唯一留日学生。
三、巧遇有心人
我留日八年，只知埋头读书，从不过问政治，虽曾加入国民党，那是碍于陈固亭情面，以后根本没有任何党务活动。至于军统、中统这两个特务机关，在我头脑中是一张白纸，毫无所知。对国共纷争略有所闻，但谁是谁非，既不清楚，亦不感兴趣。总之，我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回国之后，只知为的是参加抗日，以尽匹夫之责。当陈固亭带我到中央调查统计局时，我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调查统计机关，绝没有意识到自己身陷于当时两大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局中去，心中坦然，没有丝毫恐怖感，至今思之，亦觉得自己之无知与可笑。
然而，我虽然置身于中统局八个月（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三八年六月），却终不成为其组织的一员而是清白的自由人，其原因在于巧遇有心人。此人非他，即是上面提到的中统局总务组机密二股股长李直峰先生。
在李直峰先生与霍实子先生（又名霍实）合写的文史资料《国民党密电研究组与军技室的若干事》（以下简称《若干事》）一文中，摘录下列二段，便知其所以然。
１、《若干事》第四页：
李直峰山西人，原为阎锡山电务处破译有线无线中文密电报人员，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侍从室第一组长，领导破译中文密电技术研究。一九三六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李直峰译出蒋方许多密电报，呈周恩来副主席获得赏识，奉命参加革命，一九三七年初打入中统局，担任机密二股股长。
２、《若干事》第十一页：
池步洲本是留日的爱国人士，一九三七年恨日帝侵略我中华，愤然全家从日归国，决心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经陕西省社会处处长陈固亭介绍给中统局徐恩曾，派到机密二股李直峰处参加工作。李直峰慕其爱国心切，特意不使池步洲履行填写加入中统特务组织表和宣誓书，造成池步洲不是中统特务，尔后不受中统特务组织控制，可以自由行动的事实。
由此可知，我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多亏李直峰先生一片爱护之心。我一直蒙在鼓里而不自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终还是他出具证明，才得履险如夷。他常对人说：在特务机关里也有不是特务的，池步洲就是这样的人。
应该补充一点，陈固亭虽与ＣＣ关系密切，但绝不是中统特务，他之为我介绍，完全出于一片好意和爱国至诚。
四、一路逃难行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进中统局后，受到李直峰先生亲切接待，并承告知机密二股系专门侦译山西省阎锡山方面的中文密电报，我的任务则是研译日本密电报，但因从来没有侦收过日本无线电报，经验不足，只好由该股电台今后从容设法侦收，叫我安心等待，不必着急。
机密二股除股长李直峰先生外，还有研究人员卫杰民、周叔良、武子明等，他们每天忙于研译中文密电报，随译随即交出。我则无所事事，与妻子住在另一房间内，游手好闲，颇感无聊。电台方面有台长郎世杰、报务员柳彭龄、邓华封、舒源，机务员冯鼎新等。全部共约十多人，都住在一栋大房子里。
当时战局紧张，首都南京遭日机轰炸，市民人心惶惶，多自行疏散，市面冷落，连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一带亦暗然失色。我因无事一身轻，不时带着妻子儿女出去闲逛，只见新街口一带最繁华地区，店面多半封闭，一片萧条景象，愈益感到咄咄迫人的战争气氛。偶遇留日前辈，开办文化服务社的刘伯闵先生住处，他也正忙于作撤退准备之中。我就意识到我们机密二股之撤离首都，为期不远了。
果然，十月下旬机密二股奉命撤退，目的地是湖南益阳县。我们必须乘轮船沿长江西上武汉，但日本飞机轰炸长江上的中国船只，伤亡时有所闻，十分危险。为安全计，只好等待泰古公司的一条英国货轮，好容易买得船票。但因逃难的人多，上船后找不到铺位。我们全股十多人只好挤到货仓内一块阴湿角落铁板地面上安身。铁板地面锈迹斑斑，周围阴沉沉的，船上污水就由舱内边侧不时流淌，空气恶浊，大家坐卧为难。我挈妇携雏，比大家加倍受苦。
好容易煎熬过了二、三日夜，总算安全到达汉口，立即马不停蹄地挤上火车，奔赴长沙。当时中统局发给的疏散费为数极微，我一家人口多，抵汉口时连买饭的钱都没有了，只好挨饿。三个幼小儿女嗷嗷待哺，还是几位单身汉同事看不过，给孩子们一些吃食的，好歹抵达长沙，住进了旅馆，大家才饱餐一顿，今天回忆起来，当年逃难之苦，犹历历在目。
抵长沙后不久，机密二股奉命迁驻益阳。益阳地处桃花江畔，物产富饶，民情淳厚，确是个好地方。我一家住在一栋民房大客堂内，因为买不起卧床，只好铺稻草于地板上。年久失修，地板多有漏缝，湿气很重结果孩子们身上长疮，不无痛苦。但这时我们精神上反而安定下来了。第一，比起长沙来没有敌机轰炸的恐怖感；第二，物价便宜，年底过年时期，肉蛋鸡鸭鱼鲜等反而比平时降价，生活安定；第三，民俗诚朴，人情忠厚，对外来人十分友好，充分显示湖南人好客的优良传统。于是大家兴致勃勃，架起电台，侦收无线电报，开始工作。但当时由于大敌当前，军阀之间，矛盾暂消，中文密电报既为数锐减而又无重要内容，而日本无线电报仍未能侦收到手。结果，大家无事可做，混着日子。
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次年（一九三八）三、四月，才又奉命重返长沙。这因为机密二股改组为中统第一处国际密电室，以全力研译日本密电（此亦见于《若干事》第五页）。遗憾的是，抵长沙后二、三个月内，亦即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前，电台仍截收不到日本无线密电报，只收到同盟社发播的明码无线新闻电报，叫我翻译，令人啼笑皆非。
但就在长沙的二、三个月期间，我家庭却惨遭意想不到的人祸。我的两个女儿发高烧，抱她们去长沙最有名的湘雅医院就诊。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竟诊断不出她们是在出疹子，我夫妇又年轻，没有老人在侧，盲目地听从医嘱，用冰块压额退烧，等到身上出现红点时已无可救药，一周之内一下子丢失两个爱女。接着长子也开始发烧，也是出疹子，总算得救。
战争带来了灾难，在一路逃难中，炮火摧毁不了我们，两条宝贵的小生命却被人祸剥夺去了。
五、别有洞天，跳出樊笼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突然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电召，赴汉口报到。从此我结束了同中统局的八个月从属关系，跳出樊笼，再也没有任何来往，成为一个行动完全自由的人。说实话，在中统局的八个月里，一方面因为一路逃难和侦收不到日本密电报，从而没有为它做过任何工作；另一方面在机密二股里十多人同事相处都很好，亲如一家人，丝毫不感拘束，我个人行动完全自由。加上我对特务机关的无知，头脑里自始就没有任何恐怖感，便以为像中统局这样机关简直和普通机关没有什么差别。因此，这一次调离中统局，并没有什么解放感。其实这是我无知造成的错觉。军统也好，中统也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特务机关，凡是“请君入瓮”之后，便失去任何自由，受其魔掌控制，永世不得翻身。我之得以来去自由，如前文所述，完全受赐于李直峰先生的关怀爱护，不让填表和宣誓，根本没有“ 入瓮”，不是它的成员，只不过一个临时“客卿”而已。可笑的是我自己对此毫无感觉，直至我在八十年代初期与李直峰先生在上海邂逅相逢时，才解开这个谜，恍然大悟。我到汉口不久，李直峰先生随即率领原中统局国际密电室一部分人员来汉，还有其他机关的人员陆续到来，都住在原日本总领事馆内。经过了解，始知其中有一段来历，兹根据本人所知并参考《若干事》第一页，摘述如下。
一九三八年夏在汉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提出六项条件，出面调停日蒋和平，内容不详，但不外是日帝惯用的侵略藉口如所谓共同反共的一套。蒋介石根据以往经验，认为日帝说话素来不算数，难以轻易相信。况且席卷华北，侵占京沪，正在调兵遣将，企图西上武汉。全国民众抗战情绪空前高涨，断无中途妥协之可能。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亦曾宣布，战端一启，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都应奋起抗战。但知已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他特令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紧急召集蒋所属各领导侦译中外无线密码电报而取得成绩的如交通部电政司的温毓庆和霍实子、中统局的徐恩曾和李直峰、以及没有成绩的军统局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等，借汉口银行公会会议厅开会，讨论蒋介石交下要从侦译日帝侵华陆军无线日文密码电报中探知日军是否要进攻武汉，继续西进侵华，以及是否北进侵苏或南进侵略英法属地，包围困死中国等等，以供蒋介石选择决策，应付自如。会议决定先从各个侦译单位抽调一部分懂日文、日电讯符号侦译人员，集中汉口，组织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简称密电研究组），以毛庆祥为组长，总负其责。霍实子为主任，李直峰为副主任，负研究破译技术。温毓庆、徐恩曾、郑介民、魏大铭为顾问，负侦译设计。这就是所谓一九三八年夏汉口紧急会议的内容，也就是我奉调汉口的原因。
会议后，关于抽调各单位人员问题，以中统局徐恩曾态度最为爽快明朗。他命李直峰向毛庆祥表示，愿将中统局国际密电室带经费和收报机完全合并到军委会密电研究组。经毛庆祥同意后，李直峰经过一番选择部署，将国际密电室的武子明调任中统局译电室主任，卫杰民、周叔良调到军委会机要室，陈恭调到陇海铁路局特别党部，余则全部合并到汉口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共二十余人，军统局只抽派三、四人。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抽派研究员张汉炎、招有泉、阮文英、台长钟德华及报务员数人。机要室密电股抽派研究员丁于正、黄绵民、吴兴民，秘书张廷启。密电研究组综合起来共有四、五十人，其中留日学生包括我在内，不过五人。李直峰和黄绵民则有丰富的中文研译经验。事实上这四个单位派人合组成立的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实力并不雄厚，但具有一个特点，即既不属于中统特务机关，又不属于军统特务机关，而是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一般机关，时人称之为蒋介石抗日的秘密机关。密电研究组大约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份才人马到齐，开始工作。首先电台方面侦收到不少日军无线密电报，提供大家研究。但当时还谈不上真正的开始研究工作。一是研究人员来自四个不同的机关，彼此陌生，谁也摸不清谁的底，只是相互客客气气，和平共处；而且事属草创，有待摸索，谁也没有把握，谈不出什么见解来，只好在观望中混着日子。二是当时前方战事吃紧，敌机不时来袭，看来武汉未必保得住，人心浮动，也难以安定下来从事研究工作。总之，在密电研究组正式成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是在松松垮垮甚至乱哄哄的状态中度过来的。果然，一到十月份，我们又奉命撤退了。由于逃难人多，难以搭上直达重庆的船只，只好先到宜昌暂避。在宜昌住了一个多月，大约是十一月下旬才乘船到了重庆。这一阶段，对我个人来说，虽说是换了一个机关──从中统局转到军委会，依然是前一阶段逃难行的继续，过着无所事事的无聊日子，我厌倦了。救国热情未尝稍减，然而研译日本密电码的信心动摇了。
六、峰回路转，另辟蹊径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正当密电研究组迁驻重庆，依然无所成就（事实上于抗战期间，没有破译过日本陆军密电报，详见后文），我亦苦闷彷徨之际，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国际电台派人找我来了，要我担任对日广播宣传的撰稿工作，我欣然应诺。因为这一工作是我力所能胜，对抗战亦具有重要意义，英语广播早已开播，日语广播因缺人而尚付阙如，实属当务之急。我的主要工作，每天从报纸上所载各地战况、有关评论等摘要写成日语，交由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女性播音员播出；有时也写些对话稿，由我和她共同播放。工作不难很有意思，以为抗战找到了出力的机会，情绪很高。对日广播以及其他对外广播，系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管，处长是曾虚白，对日宣传科长崔万秋是一位文化界人士，与我相处较好，互相尊重，因为我属中央广播电台职员，与他只有业务往来，没有隶属关系。解放后从报上看到，他竟是军统分子，十分意外。从我当时印象看，他文质彬彬，热情开朗，交游广阔，高朋满座，乃亦“入瓮”，知人之难，于此可见。平心而论，我当时所看到的崔万秋，确是一心扑在对日宣传工作上面，为抗战出过力，应历史地给以评价。后来还有二位日本女性参加对日播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属可钦可敬，可惜姓名忘记，无法在我的回忆录上留名。另外，日本共产党人青山和夫先生也不时独自到国际电台来对日播音，而鹿地亘先生及夫人更是双双经常出现于国际宣传处和国际电台，进行各种反侵略活动。对这几位日本朋友，在中日友好进入崭新阶段的今天，我不胜缅怀和敬仰之情。他（她）们立场正义，具有远见，都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奠立了始基，故不惜笔墨，在此提及。
命运之神也许是在戏弄我，始终牵引着我朝着原来的出发点走去，沿着破译日密的道路前进。一九三九年二月，亦即我就职于国际广播电台三个月之时，军政部何应钦派其军用无线电总台（总台长王景禄少将）的科长周驾山突然来访，彼此素不相识，见面就说：“久仰池先生对于日本密电码颇有研究，军政部也想组织人才从事研究，何部长叫我来请池先生帮忙，主持其事......”，我则固辞，并说：“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奉命研译日本密电码，中经机密二股、国际密电室，最后并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迄一九三八年底辞职为止一年多时间里，都在逃难中，根本没有正式搞过研究，真是一窍不通。现在从事对日广播宣传工作，力所能胜，也很有意义，不想他就了......”。后来又来劝驾数次，最后他甚至提出“晚上去指导二小时，并不妨碍池先生的白天正式工作”并月送车马费二百元。当时我不便固却，勉强应允。当我问他“军政部现有多少研究人员”时，他答：现无任何人，全仗先生去从头组织。不过，收报人员可从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调用，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研究人员全凭先生去物色聘用，名额不加限制......“。原来何应钦得知蒋介石集中留日人才，从事日本密电码研究，他也心动，打算组织一班人马，万一有成便可以提高自己声望，在蒋介石面前增加发言权。不过，他对此项研究之有利于抗战，抱有深刻认识，而其基本动机是为抗战，则是不容否认的。不知他从何渠道打听到我，命周驾山一再来邀请，至今我也无所知。却说当我听了周的答复后，暗自思量，密码研究我本是门外汉，能否成功，毫无把握。现以组织全权交付与我，摊子宜小不宜大，一旦无成，也易于收摊。所以对周说：”我只要收报人员二名，为我侦收日本无线电密电报；研究人员只我一人便可。“他听后愕然，我敷衍他说，等成功后再扩大组织未迟。他也只好听我的。于是便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在重庆两路口附近租赁几间民房，既离我白天工作所在地上清寺中央广播电台很近，又距我观音岩下面蔼庐住家亦不远，地点可谓适中。二名报务员架起天线和电台，日夜侦收日帝密电报，多则一、二百份，少亦几十份。二名报务员，一名黄咸益，十分精干；另一名忘记。他们另住一个房间，与我办公室贴隔壁，系由木板隔住，中开一窗口，无线电报随收随递，十分方便。夜里我去二小时，翻阅这些密电报。事实上白天空中电讯繁杂交叉，不易侦收，倒是夜里太空清静，对收发双方干扰较少；于抗战期间，日本无线密电报多数是在夜里侦收到手的，不仅数量多而误差亦少。就这样，我在清静的夜里，再操旧业，重作冯妇，向着破译日密成功的道路上迈开大步顺利前进了。
七、单枪匹马，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汉口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时期，我记得所侦收的日本密电报，多是由日文假名（字母）或数字（与中文密码电报相同）组成。只是从报头上的英文ＴＯＫＹＯ（即东京二字的罗马字拼音），判断它是日方密电报，后来才知它是日本军用密电报。当然，也有用英文字母组成的，后来才知它是日本外交密电报。显然，英文是世界通用文字，日本使领馆遍设全球，收发电报自以使用英文字母为便。
我在重庆两路口那所小小楼房里，夜间翻阅的日本密电报，当然英文、日文、数字组成的都有，而以英文居多。不论那一种文字，都是字字相连，没有间隔，与中文明密码电报迥异其趣。也许是因为从小学的是英文，对于英文字母，看得比较顺眼；而对日文字母则怀有莫明其所以然的厌恶感。这种心理竟亦带到研译日密的工作上来。夜里专挑英文密电报来翻阅，而置其他于不顾，当时固不知其为日本外交密电报也。
在翻阅英文日密过程中，只见英文字母一个接一个地连缀在一起，好象一条条长蛇，看得眼花缭乱，茫然无知。从何着手呢，心中不免盘算起来。首先，我断定它只能以两个字母为一组来代表日语的一个字母或一个汉字、或一组汉字（如中国、日本、立场、研究等双字词组）。其次，就按我这个思路把每一份日密从首到尾划为双字组，然后再进行观察，看一看能否从中找出什么名堂来。这是一个十分细致而又枯燥乏味的繁重工作。在没有任何助手的条件下，满腔爱国热情却促使我不知疲倦而兴致勃勃地干下去，往往通宵达旦，专心一志，不知晓之将至。俗语说工夫不负有心人，这话不差。一天晚上，我对若干份英文日密进行划组观察时，发现有那么若干双字组特别显眼，例如ＭＹ、ＨＬ、ＧＩ......等双字组（由于我所珍藏的两箱日密资料，很早就遭没收，这些只是假设，并非原文），或三、四组，或四、五组成群，相互分别前后交叉，频繁出现，比起其他双字组来，频率特别高。这引起我的注意和深思。这些双字组究竟代表什么，如何破译它呢？我稍加沉思，恍然若有所悟，也许它们代表阿拉伯数字，未必没有可能。于是决定把那几份英文日密的全部双字组，不厌其烦地一一作了统计，观察它们各自出现的频率。统计结果表明，果然这些双字组频率最高，而且个数不多不少，恰为十个。这样一来，我的心里亮堂了，果然不出所料，它们肯定代表着：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等十个阿拉伯数字，可以无庸置疑了。当时，高兴之情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紧接着我又犯愁了，这十个双字组虽然可以肯定是阿拉伯数字，但那一个是０，那一个是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呢。如何使之各就其位，剥其假面，现其原形？这是根本问题，不设法解决，徒知这十个双字组代表阿拉伯数字，又有何用？我反复思考，忽然心血来潮，提出一个问题：人类最常用的是那个数字？最不喜欢使用的又是那个？如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至少也可以破译两个双字码。因为那十个双字码在那几份英文日密中出现的频率固然最高，但彼此之间仍有高低之差，可供判别。但心里虽想得头头是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自己提出的上述两个问题，却又束手无策了。恐怕请教任何大数学家，也难以解答，何况我这个凡间弟子呢？
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当时我想何不借助统计方法，把所有有数字的书本，不管是数学方面的，或者与数学无关的普通书本包括小说在内，来个全面调查？于是，我立即搜集尽可能多的、可以到手的、包括多方面的书本，一边浏览，一边统计，经过几个昼夜的辛勤努力，终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类最常用的数字是“一”，最不喜欢用的数字是“九”。说来也并不稀奇，譬如我给人家送礼，不会送不三不四的“９”元，干脆就送整数 “１０”元。又譬如向人家借款也不会开口要借“９９”元，干脆借他“１００”元，来得爽气。于是乎“９”往往为“１０”所取代，于是乎“９”最被人嫌弃，而“１”却为人所最乐用了。我们中国人说话、写文章，尤其喜欢用“一”字。君不见“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一厢情愿”、“一来一往”、“一个回合 ”、“一代宗师”、“一五一十”、“一不做二不休”、“一味纠缠”、“一朝一天子一朝臣”、“一言以蔽之”、“一字值千金”、“一语惊人”、“一纸家书抵万金”等等数不尽的成语成句乎？而用“九”字的则极少，例如“九死一生”、“九牛一毛”、九九八十一“等，还是”九“中带”一“，恐怕只有”九泉之下“、 ”九霄云外“则是纯”九“之句，浅学如我，见得不多，宜其频率之低也。
这种人类使用数字的特殊现象，人们用惯了，变成司空见惯，反而见惯不惊，麻木无知。苹果由树上往地面掉落，人们视为当然，不予之察，而牛顿却由此发明地心吸力定律，名垂不朽。这说明世间万事，要在人们用心观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对人类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余何人也，凡间弟子，一个“贱民”耳，何敢与他攀比。只不过当时出于满腔爱国丹心，逼于形势需要，绞尽脑汁，有所突破，为当年抗战救国尽些心血，无愧作为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已。心有所感，不免形诸笔墨，所以在这一篇回忆录上留此一段多余的话也。
既掌握了上述统计结果，于是乎“对号入座”，把频率最高的“ＭＹ”定为“１”，最低的“ＧＩ”定为“９”（以上都是假设，来历见前注）。又看到日密电文中出现的数字密码，至少三个，多则四、五个拼集在一块，都是较大的数字，不会有小数点，从而断定“０”这个数字绝不会在最左的位置上出现，相反肯定落在其他数字之后，甚至在最后的位置上。于是乎找到“０”的密码是“ＨＬ”（假设，同前）。
“１”、“９”、“０”等三个数字就此确定下来了，进一步怎么办呢？当时我头脑中设想几份英文日密多半是有关于中国军情的谍报，其中可能包括部队番号，军、师、团长姓名，兵力人数、枪枝弹药数量之类的情报。于是就向军政部要来军事机密资料，以资参考。日密电文内有ＭＹ、ＨＬ、ＷＯ、ＤＩ、ＧＬ等五个双字码（都是假设，理由同前），已知的有ＭＹ、ＨＬ，是“１０”二字。我查出军政部资料有１０２师这个番号，那么，ＷＯ应是“２”字，ＤＩ应是“师”字。ＧＬ为何？值得推敲。最大的可能性为“长”字。再看国民党某军的１０２师长是×××（姓名忘记，确是三个汉字），与此相对应的三个双字英文密码，应该就是这三个汉字了。“师”、“长”二字既得，则在“长”字前面的一个密码可能就是“军”字，在“师”字下面的一个密码如果不是已知的“长”字（即假设的ＧＬ），则可能是“师部”的“部”字了。又若“军长”二字是对的，则下面的三组密码可能就是姓名的三个汉字了。就这样顺藤摸瓜，相互株连，揪出六亲九族来，略有眉目。而且日语的汉字发音，往往一音多字。例如上述“长”的发音为チョウ，然而“调”、“张”、“丁”、“町”、“肠”、“朝”、“徵”、“蝶”等字发音亦同之。这样就可以引发其他词汇来，例如“调查”（チョウサ）、“长期”（チョウキ）等，从而破译サキ两个日文字母。
然而，单凭这样零敲碎打，仍难从根本上解决破译日密问题。因为这几份日密所出现的十个数字，可遇而不可求，并不是随时都会有的。而且如上所述，破译它十分吃力，还要借助于其他资料，更不是可靠的方法。要想全部破译这几份日密，必须将已破译出的的若干双字组应用到陆续侦收到的同类日密上去，扩大破译双字组的范围和数量，相互触发，以求缩减未知数，增进已知数。除此之外，还要谋求一种稳妥可靠、畅行无阻，任何日密都可以突破的技术秘诀。这种秘诀何在乎？
凡是学过日文的人士都知道，日文有十个格助词，为造句遣词所不可或缺。它们是：ガ，ノ，ニ ，ヲ，デ，ヘ，ト，ヵラ，マデ，ョリ。其中尤以前面四者最为重要。基本说来，此十个格助词一方面要永远接在名词后面，以确定该名词在句中所处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永远独立于所依附的名词之外，绝不沆瀣一气。因此，在日密电文中，它们各自独成一个双字组。ガ是主格助词，每一句凡有主语者就必有它追随其后。ヲ是宾格助词，每一句凡有宾语者，它必紧跟骥尾。这两者出现的频率特高。每隔十字八字（指电文的双字组）就见它俩先后出现，往往可以目测手指，这是ガ，那是ヲ，十中八九。特别是电文末尾，必附“返电ヲ乞ゥ”一语（请回电之意，日文是ヘン、デン、ヲ、コゥ），假设是ＣＩ、ＨＭ、ＬＹ、ＮＰ等四个双字码，则一望而知ＬＹ必为ヲ，回顾前文，既知ヲ，则ガ亦不辨自明。而ＣＩ之为ヘン（返），ＨＭ之为デン（电），ＮＰ之为コゥ（乞），则犹其余事也。这是我着眼日本文的语法结构而开辟的破译日密的秘诀，成为后来破译日密的主要方法。
于是，利用我所想出的各种方法，加上我自己日文的基础，对每天继续侦收来的同类（亦即同一密码本）日密，以已知咬出未知，终于大功告成，不仅译出那几份带数字的日密，前后所侦收到手的几百份日密也都迎刃而解了。这意味着当时日本外务省所编纂使用的密码本“交”给我了。时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亦即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我单枪匹马而且在业余条件下，居然轻取日密，犹如反掌，为自己始料所不及，当时固然欣喜若狂，至今思之，仍以为当年祖国抗战大业出一份力而感到自豪。
当年以及后来多年，不少友好每问我当时形单影只、斗室孤灯下何以能够“想得出这些点子来”？当然都是善意的带几分的惊奇感。对此我每苦无辞以对。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晓得当时怎么会想得出来。只能说当时年轻，刚过而立之年，记忆力强，虽是泛泛的浏览日密，但目光所过，往往能抓住一些频率较高的双字码，心中若有所悟，十中八九。再就是自己是学自然科学的，多少有点统计知识，在研究中加以活用。如此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过人之处。
八、调兵遣将，奋勇前进
我破译外交日密成功后，军政部给我颁发一枚奖章（名称已忘），并立即成立军用无线电总台第四十三台，任我为译述主任。不久，第四十三台改称军政部研译室，直属何应钦。至此，从一九三九年四月份起，我只得依依不舍地辞去中央广播电台国际电台职务，奔赴艰钜而富有战斗意义的新岗位，信心满怀，意气昂扬。第四十三台（军政部研译室）建立伊始，增设收报机，调进多名报务员，侦收大量日本外交密电报。但破译人员只我一人，不得不日以继夜地研译以前积累下来的日密，还要及时地译出当天侦收到的新日密，保证情报的时效性，真也够忙了。回忆破译成功以后的日日夜夜，确是峥嵘岁月，意气奋发。那一份份日本密电报所隐藏的机密，一一为我所破译，一一翻成中文，一一流水般地送到最高决策机关；忘记了睡眠，通宵达旦；甚至也忘记了吃饭而不觉得饥锇，一味地兴奋，一味地欢呼，为自己能够为打击日帝出一份力而自豪。一片爱国赤诚，可说充满了刚过而立之年的我的胸膛。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即是尽快物色留日人才，先是协助翻译，继而共同从事破译工作。说也凑巧，我住处的蔼庐，我住二楼，而三楼住着甥舅二人，年龄相若，都是留日学生，当时在军令部工作，偶而见面，亦相互打招呼。他们本在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读书，日语相当好，也是为抗战而辍学归国，都是爱国志士。舅名贾秉文，甥叫吴玉良，原藉河北省。我有心相邀，他们亦乐于应聘（因工资加倍）。贾、吴二位很得力，以后又由他们介绍朱少先、张传德二位留日同学，亦是有力同事。我们五人融洽共事，团结一致。经过一段边干边学之后，他们进步很快，便能独自破译日密，并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能手。后来合并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我得他们助力很多，至今仍在思念他们。除吴玉良据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所登消息，知在台湾省担任亚东协会理事长外，其他三人均不知去向。我在这里衷心祝愿当年共事的四位老友健康长寿。
军政部研译室的核心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我们五人同心同德，昼夜苦干，取得很大成绩，后来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里发挥更大作用，详见后述。又我鉴于首次单独破译日密成功过程中，统计方法曾经起过一定作用，于是在研译室内设立统计组，由福建人林邦绥负责，另有助手二人。这样，加上电台总务两部份，军政部研译室职员大约四、五十人。
不言而喻，日本外交密电码本每隔一段时间，就加以变换，我们随之一切从头做起。好在我们“驾轻就熟”，根据积累的经验，它的经常改头换面甚至脱胎换骨，也难不住我们。不过，一旦变码，那几天真是废寝忘餐，全力以赴，不分昼夜，期以必成，真够辛苦，也真够快乐，人生有这样一段经历，也算不枉此生了。
古语云兵不在多而在精，此语不无道理。以我和贾、吴、朱、张等为核心的军政部研译室，全部兵马不过四、五十人，只及后来合并成立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四、五百名职员的十分之一。但从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成就来说，完全是一样的。过去同事，现尚健在的朋友如大陆的杨肆先生（日密专家）和中文密码专家李直峰先生以及台湾省吴玉良先生都可证明吾言之非虚。总之，当年我们组织成立的军政部研译室，短小精悍，成绩斐然。
九、任它七十二变，逃不出现代如来佛掌
日本外交密电码，如上述当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种类繁多、层次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越来越大。
最低层次的是以ＬＡ二字起首的所谓ＬＡ码，我们有时简称“拉码”。它主要是以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一个日文字母（假名），较少代替一个汉字，极少用来代替二个以上的汉字。例如“调查”二字，日文读音是チョゥサ，多数是以四对英文字母来代替，有时以两对英文字母来代替，例如以ＣＬ代チョゥ，ＮＲ代替サ（都是假设）。这就使密电文的构造，以日文字母为主，单词、复词为副。前面说过日文的十个格助词使用频率偏高，其中尤以ガ，ラ，ノ，ニ等四个为最。我们只要就若干份密电文按双字组作一统计，从其出现频率，大致可以判断十个格助词来，甚至ガラ两个字母可以目测出来，已见前述。这种ＬＡ码密电文很短，内容简单，多系通知派遣某某为“传书使”（即传递书信使者之意）于某月某日出发，一般是携带书面情报回国或出国。此类密电报很多，每天约占总数之四份之一左右（后来我们怀疑每天传书使何以如此之多，是否另有花样存乎其中？初步获得一些线索，似乎是英语的密码本，但没有作出结论）。
其次，与ＬＡ相反，是另一种以两个英文字母代替一个、二个甚至三、四个汉字（例如行动、出击、师团长、木端微尘之类）为主的密码本，层次高，难度也大得多，要破译这一类密码本，需要大量电报，先把日本四十多个字母破译出来。再从已掌握到的单词去推敲出其他单词来。例如前举的“返电ラ乞ゥ”一句是较易破译出来的。日文发音是ヘンデンヲコゥ。假设是ＣＩ、ＨＭ、ＬＹ、ＮＰ等四个双字码。又假设密电文中有下面一段短句，本来都是密码，但其中有已知的（划＝＝＝号），也有未知的（划＿＿号）。
コ ゥ ギ ヲ 提出 セ リ
＝＝＝＝＝＝＿＿ ＝＝＝
已知的五个密码中有四个是日本字母，即ギ ヲ セ リ。ヲ セリ用不着推敲，ヲ是宾格助词，セリ接在动名词后面表示过去式。ギ是什么？而它与已知的コゥ连接，构成コゥギ，下面有宾语助词ヲ，则必定是名词才行，故コゥ不可能再是“乞ゥ”字。人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同样发音的“巧技”、“广义”、“交谊”、“技巧”、“抗议”等五个词组中，断定它是“抗议”二字，不可能是其他。而未知的那个密码也可判断它是动名词“提出”一词的密码（假设ＲＹ）也就被“揪”出来了。这一段短句，就由密码变明码，其意义是“已提出抗议”。
其三，上述二种日本密码本所发出的密电文，当然都是密码电报，但它有个特点，即是电文本身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文字状态”，我们较有可能蹈瑕乘隙，把它破译出来。假若打乱原来的“文字状态”，则不免天下大乱，面目全非，不知其可了。更高层次的日本外交密电报即是采取这种打乱文字次序来加强其机密性的。例如前举二例就可按一定规律使之失去文字状态。
例一：返 电 ヲ 乞 ゥ
⑴ ⑵ ⑶ ⑷
如按 ⑴ ⑶ ⑷ ⑵ 来变化，则成为返ヲ乞ゥ电，便不成文了。
例二：抗议ヲ提出セリ
⑴⑵⑶ ⑷ ⑸⑹
如按 ⑷⑵⑹⑶⑴⑸ 来变易位置，则变成 提出议リヲ抗セ，便使人莫明其妙了。
如此说来，此种打乱原来“文字状态”的办法，便使人束手无策，从而绝对保密了。其实不然，天下事都是相对的。第一，这种颠倒文字次序的方法，要有固定的规律，不可能随意乱来，否则收电一方也无从译之成文，岂不庸人自扰？第二，不可能整个电文全部加以文字颠倒，否则收发双方都非常费时费事，影响工作效率。只能预先约定的若干个位置上进行若干个文字次序的颠倒，其他依然保持原来“文字状态”而不变。亦即说密电文的大部分仍保持原来次序，形成文字状态，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破译出一定数量的单字、单词，用来与被颠倒次序的双字组群相结合，从上下文的意义和日语语法的特点来断定这些双字组群应该是那些字和词，从而解开颠倒次序的规律和其固定的位置。这样一来，也就一解百解了。
有时，我们在若干份密电文中会发现有那么几个同样的双字组群为何彼此位置次序不同？其中必有某一双字组群是没有经过次序颠倒而保持原来文字状态的，往往易于发现次序颠倒规律及其位置。
第四，还有一种叫人眼花缭乱、产生错觉的办法，就是英文密电文内按一定规律插进一个或若干个单字英文字母来打乱原来的“文字状态”，叫人扑朔迷离，容易上当。诚然，若是我们按老办法照每个双字英文字母来划分，往往会划错，就使原来电文失去应有的“文字状态”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一方法也有致命的弱点，只要我们不去划组，听任保持原文状态，仔细观察亦可迎刃而解。首先，以前述的ガヲ这两个格助词为目标去寻找，往往可以较容易找到。从日语组织来说，ガ是表示主语，自然在前；ヲ表示宾语，往往在后。这两个日本字母（自然各以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之间，数一数英文字母，如是单数（亦即奇数），则可肯定其中插有一个只起捣乱作用的英文字母。如果是双数（亦即偶数），则大致可以断定其中没有插进这样的字母。其次，进一步去查找那插进的字母是什么字和在那个位置。这就相当费力了。必须找来多份电文，进行比较。由于多份，其中不免有些双字组群，既出现于此，出现于彼，两者却相差一个英文字母。于是，那个插进去的英文字母就被“揪”出来，而其位置也随之确定。再凭这确定的位置，再去揪其他插进去的另外英文字母。如此循环往复，互相对比，就可以把插进去的英文字母一一找出来，而其各自的位置也随之确定。在相应的位置上剔去这些英文字母，电文就恢复原来的“文字状态”，亦就易于破译出来了。
其五，到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外交密电文中比较常用的迷人眼目的方法是把电文分为若干小段，按一定规律互易位置。这种变位法，亦可达到破坏密电文“文字状态 ”的目的。其方式多种多样，但各有一定规律。既有规律，自然就有破译之道。假设有下列三行电文，以横线代表电文分段，以虚线代表相互交换位置，以上分段交换位置的结果，自然会使全文大乱，颠三倒四，似乎无法恢复旧观。实则不尽然。如果只有一、二份密电文，那就无法可想，也许束手无策。好在密电报日夜源源而来，在几十份或上百份的密电报中，某一成串的电文在这一份电报上被分段变位了，而在另一份电报上却可能完整如故。只要勤于观察，细心核查，就可能发现这份电报上某一分段加上另一分段，恰与另一份电报上的某一连串电文完全一致。这样，分段变位也可以逐步一一找出来，它的规律为我所掌握了。
日本外交密电码的类型，在抗战期间，已尽于上述的五种。第一、二种的密电文保持原来的文字次序，亦即构成我们当时所习称“文字状态”。后三者则属于用不同方法使之失去“文字状态”的密电文，难度自然远过于前二种。这五种日本外交密电码并非同时出现，前二者在先，后三者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以后才陆续出现。我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首先破译的是第二种，亦即当时难度最高的一种，并非最容易的ＬＡ码。在《若干事》里，霍实子先生（已故）说我破译的是ＬＡ码，与事实不符，在此附带说明。
破译密码，一般说来，可分三个程序，一曰研究，二曰研译，三曰翻译。所谓研究，即如前述，或则把电文中某些特征找出来（例如我发现的十个阿拉伯数字和日文十个格助词等现象） ， 或则把不成“文字状态”的密电文恢复它原来的文字次序。所谓研译，即把已恢复“文字状态”的密电文中每一组密码译出其相应的日文字母、单词或词组。所谓翻译，即把已破译成功的日语明码电文翻成中文。
研究，不懂日文的也可以做。有名的《黑室》（Black Chamber ）著者美国前海军情报署密码专家奥斯本. 雅德莱即是不懂日语而在美、英、日三国海军吨位比例谈判过程中，研究日本外务省指令成功（内容指示：日本海军吨位可以让步到美、英的十分之六，即所谓五、五、三的比例），美、英两国谈判代表据以在会议上坚持要日本接受五、五、三的比例。当时日本外务省所用密码本只不过是四十多个日本字母各以两个英文字母代替，比我前文所说的第一种还要简单得多的密码本。而英、美密码本也是如此。《黑室》这本著作，我只看过某个刊物上所转载的片断，内容记得是关于英语密码本的破译技术，无非是对英语二十六个字母的使用频率，作全面的统计，然后对号入座而已。今天看来，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当然是了不起的。事物总是不断进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外交密码结构之复杂与其难度，已非雅德莱当年者所可与比拟。据《若干事》载称，一九三九年冬军统局曾聘请雅德莱来重庆，卑词厚币要他破译中共在战场上缴获的若干日本陆军密码资料，折腾了一年多，他也无功而去。这一段经过，还要在后面扼要提及。总之，破译密码这件特殊工作（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特务工作），在研究、研译、翻译三个过程中，在研究阶段，不懂外文的人当然可以参加，也可能取得成效。但若能懂得外语，则可冶研究、研译、翻译三者于一炉，岂不更妙？我在军政部研译室这一时期同我的四位同事贾、吴、朱、张等即是三者兼能，运用自如。若是硬性地把研究视为某些人的专利，懂外语者只许做研译、翻译工作而不准参加研究工作，这种无谓的垄断，必无补于事而减低效率。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初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才被打破。
我在军政部研译室整整干了一年，到一九四０年四月一日合并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为止。这是战果垒垒、充满胜利喜悦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年。合并之后，情况复杂化，人事上并不如意；但我依然一如既往，忘我奋战，继续作出贡献。霍实子先生在其《若干事》12页（见附注1 ）中对我的抗战期间工作，公正地作出总结和评价：“之后，他又陆续破译了种类繁多而又组织严密、电码易位的日本电报密码。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贡献极多，有很多的重要情报都是由他破译出来的。他真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密码专家”（见附注1 ）。其中所揭事实都是实事求是的，只有杰出的密码专家一语，显系溢美的褒词，我愧不敢当。
十、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现在回过头来扼要叙述军委会密电研究组的情况。它是以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为组长，霍实子、李直峰二先生为正副主任，前者是留日学生，曾协助交通部电政司温毓庆研译过外交日密，据说有所成就，但当我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十一月底与他共事时，从来未曾听过他谈及此事。李直峰先生是中文密码专家，曾经是中统局机密二股股长，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打入中统局，已见前述。由霍、李二先生主持的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迁驻重庆之后，工作有没有进展呢？且看《若干事》中的下列叙述，便知分晓。
“一九三九年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在重庆由台长郎世杰领导侦收积累大量日帝陆军无线日文密码电报材料，霍实子、李直峰用以领导破译技术研究。但从汉口到重庆后半年多来，只研知日帝陆军密码变化是‘印赛佛科特’即双重密码变化；而对日文双重密码电报的报头报尾密钥既无法找见，对日文双重密码电报统计又无具体办法，对脱日文双重密码电报之皮，更无正确技术方法。总之，是束手无策，徒费人力物力，达不到密电研究组抗日的愿望。”
从上面引述的一段，可见当我在军政部研译室破译成功日本外交密码之时，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却是束手无策，一无所成。他们倾其全力于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终不能有所突破。事实上终抗日战争期间，陆军日密没有破译成功，这是历史事实。
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为打开僵局，由李直峰先生向霍实子先生提出建议，派人到各战区各总部搜集日帝陆军作战后所缴获的完整和破碎的日文密码电报本和日文密码电报纸，以期有助于陆军日密的破译研究。李的建议获得毛庆祥同意，发表李直峰为军委会少将参议、李裕为军委会上校参议，公开持蒋介石的命令，奔赴各战区各总部进行搜集。李直峰先生以其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出发时即寄希望于中共能够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所以他们一到西安，李直峰就把李裕留守西安，自己单身奔赴延安乞援，并经中共同意将八路军所缴获的三种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交给重庆国民党军委会。但为严密掩护李直峰的秘密身份，商定由曾希圣亲自将三种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送交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并公开请奖。李遂先回重庆复命。后来这三种密电本送交国民党军委会时，霍实子公开签请蒋介石以打下日帝空军轰炸机一架论奖。（以上系由《若干事》中摘录）。但我对此，当时一无所知。因为我自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以来，中经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军政部研译室，直至合并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止，与霍、李二先生极少往来，彼此不通信息。但我之破译外交日密成功与他们之无成就，则是相互知道的。嗣后，我对国共合作由中共提供陆军日密码本一事，逐渐亦有所闻，深感欣慰，并期望军委会密电研究组能藉此有所突破，但始终没有佳音传来。关于中共提供陆军日密码本以后的发展经过，我是不太了解的。兹将《若干事》中第九页下半至第十页上半的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一九三九年冬重庆侦译密电界异口同声地说：‘中共交给国民党这三种非常重要的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具体表现，是中共第一次交给国民党不可多得的无价宝。’李直峰与有荣焉。因此军统魏大铭就用恳请方式，争取腾抄了一份。密电检译所温毓庆用鬼蜮伎俩手段，花重金收买招有泉去腾抄了一份。当即引起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统密电组、密电检译所三家争先恐后据以破译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电报、背靠背的竞赛。这三种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是：㈠‘5678’为指标的四位数字密码加或减四位乱数本，计101 页。 ㈡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日文来去本。㈢‘111 ’ 为指标的三位数字密码，加减三位乱数本，计十三页。经过三方面各自秘密的分析研究，确知是当时日帝陆军所用的日文双重密码电报，只此而已。至于对每份密码电报，所加减的乱数，是从何页何乱数加减起，以至何页何乱数加减止，实际加减几组乱数这个报头报尾的密钥，始终无法找出来。因此就很难解开这个所加减的乱数本，另谋这个所加减脱这个所加乱数皮的理论和实践，但亦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军统密电组聘请过美前海军情报署破译密码专家 奥斯本. 雅德莱，领导研究解决脱双重密码电报皮的方法，但亦无济于事。”
综合上述，首先应该肯定当年中共之提供日本陆军密电码本是一种爱国行动，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的一段佳话，今天仍值得缅怀和传诵。而通过国民党内部三个方面的所谓背靠背的竞赛，终亦无法解开陆军日密之谜，这并不奇怪；即使把所谓的密钥解开了，亦无多大用处。何以言之，日本人不是傻瓜，在战场上失落了密码本，当然不会再使用它，势必另发新的密码本。而这新密码本的结构则绝不会旧瓶装新酒略加改头换面而止，必然彻底地脱胎换骨，另起炉灶，这是尽人皆知之事。所以说即使解开了所缴获的日本陆军密码本结构之谜，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顶多提供一些参考而已。我始终未曾看过这三种密码本，即使合并到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后，其第三组（组长是杨肆先生）即是专搞“军码”的，我在第一组亦无缘接触这些密码本。
十一、钩心斗角，军技室内部的争权剧
前文屡经提及，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是由军委会机要室密电报股、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中统局国际密电室及军统局等四个单位派人组成，组长系由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兼任，徐恩曾、温毓庆、魏大铭挂顾问名义。其中只有军统局本来就没有研究日密组织。而“魏大铭本来野心就大，既派军统人员到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学习破译中文密码电报，又派军统人员到密电检译室学习破译日帝外交密码电报，这就预示着魏大铭后来一再企图以军统吞并蒋介石所有侦译中外密码电报机构。”（见“ 若干事”第三页）。后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久久未出成绩，而我所在的军政部研译室和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各在日帝外交日密研究上有所突破，不时风传军委会将合并各研译单位，另组新机构。魏大铭生怕军统局没有这一类组织，将来会吃亏，所以“另在军统局秘密组织起密电组，魏大铭兼组长，陈祖舜兼任第一科长，邱沈钧任第二科长，王震寰任第三科长，借以牵制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毛庆祥组长的垄断”、“一九三九年底军统魏大铭从军委会蒋介石侍从室侦知大合并组织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权力，蒋介石已决定交给毛庆祥办理，因此魏大铭就不甘心，遂在军统抡先将其密电组扩大改组成特种技术研究室，魏大铭自封为主任，陈祖舜兼任副主任，准备到组织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时与毛庆祥争夺权力和地位。”（以上均见《若干事》）。
讲老实话，魏大铭之私设密电组及后擅自扩大为所谓特种技术研究室并自封主任等情况，如果不是霍、李合写的《若干事》，我一直是毫无所闻、更谈不上有所知的。说来也不奇怪，在国民党时期，军统局本是一个独立王国其内部任何组织，可以自封自销，随生随灭，根本不列入军委会正式编制，无需军委会的委任状，更谈不上什么铨叙。所以，在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成立初期及大合并前夕，魏大铭一手炮制的密电组和特种技术研究室，本来就是基本上架空的东西，与毛庆祥的密电研究组、温毓庆的密电研译所及何应钦的军政部研译室等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正式编制者，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样一来，正如霍实子先生在《若干事》中所说：“开始造成毛庆祥、温毓庆、魏大铭在大合并前夕三大权力的斗争。”
一九四〇年四月果然大合并开始了。以下摘录《若干事》第十四、十五两页要点，以资说明。“蒋介石正式明令⑴军委会密电研究组，⑵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⑶军委会密电检译所，⑷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⑸军政部研译室，在重庆南岸黄桷桠开始大合并，扩大组织成立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任少将副主任兼主任秘书，魏大铭任少将副主任。因此，毛庆祥既全权掌握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以下简称军技室）人事安排，又完全控制军技室经济运用。温毓庆徒拥中将主任其名而无安排人事实权，当然更不甘心。于是将其妻施惠珍从香港叫到重庆，展开向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的活动，终使蒋介石收回任毛庆祥兼主任秘书的成命，改任温毓庆嫡系王维钧为主任秘书，让温毓庆全权掌握军技室职责。军技室下设六组，温对各组正副组长均安排其密电检译所的亲信以及与温有密切关系的人员。例如霍实子是协助温破译外交日密的得力亲信，被任为第一组少将组长。密电检译所整理部主任杨贻清是温的亲信，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二组少将组长。密电检译所研究部主任杨肆是温的亲信，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三组少将组长。密电检译所总务部主任施家干是温的内弟，则被温任为第五组少将组长。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长黄季弼是温的妹夫，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丁于正是留法亲温，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六组上校副组长。”据我所知，第四组组长由军统的方砚农担任，军统魏大铭除本人是军技室两个副主任之一外，总算也安插了一个亲信。军技室内部分工，第一、二、三组负责破译日本密电码，第四组负责收报（人员最多），第五组负责总务，第六组负责破译中文密电码。全室职工约四、五百人，地址是重庆南岸黄桷桠刘家花园内，只是第四组为求侦收便利起见，设于刘家花园对面的一座高山（名叫南山？）上，每天派人将收到的的密电报送下山来，以供研译。
在这次大合并中，李直峰先生以有亲共嫌疑被温贬为军技室第六组第一科上校科长，去干他老本行中文密电码研译工作，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军技室成立起，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止，他再也没有参与研译日密工作，一直是从事中文密电码的破译，取得一定成绩，后来升任第六组副组长。
在这次大合并中是温派的一统天下，我们军政部研译室只抽调以我为首的译述班子五人及几个收报人员合并到军技室来。军政部没有野心，也派不出权位较高的人物为代表到军技室来争权夺利。因此，我和贾、吴、朱、张成为没有后台的孤儿，备受温派岐视，派我在第一组内担任什么“荐任技正”，只将我原来三百八十元工资加到四百元而已。另一最大原因，则是我单枪匹马破译外交日密成功，大大挫伤温毓庆在蒋介石面前密码权威称号，并因此造成导致大合并因素之一，严重损害他个人的经济利益。据《若干事》第十三页，霍实子先生写道：“密电检译所的经费，每月由蒋介石特别费二千万元项下开支四万元，向财政部孔祥熙支取，无需办理正式报销手续。而这四万元除办公费及近百名职员薪金杂费外，每月结余一万多元，均可塞进温毓庆自己私囊。所以温恐丢失密电检译所独家技术垄断。如要失去就等于把他的腰包倒掉”。我在军技室之所以压制，这确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还清晰地记得合并后温毓庆第一次接见我的情景。他高个子，瘦长脸，一口广东口音；大概是留美多年的关系，洋派十足，态度潇洒。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很客气地站起来和我握手并请坐。首先他对合并时我交给军技室的关于已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码本所做的编排方法，极口称赞，说“你们有科学头脑，编排得简单合理，易于检译，比我们强多了”，接着他问我何时用什么方法破译成功，我如实一一作答，他赞叹道：“你们破译得层次高而又快，真是难得”。当我反问他：“听说你们密电检译所也有所成功，不知是在何时？”时，他却笑而不答，我也不便多问，略谈片刻，就告辞出来。这次会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文质彬彬，大有学者风度。可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没过多少天，听说他到香港转赴美国去了。从此，他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
温毓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温派人物更是讳莫如深，不肯透露真正消息，只说为着治病去港。当时我是被压制的局外人，当然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只是多少有点奇怪而已。
原来，温之匆匆而去，是内部权力斗争所造成的。前面说过，军技室内六个组正副组长除第四组外，都是温派独占，军统魏大铭对此大为不满，必欲去温而后快。霍实子先生在《若干事》中写道：“但是螳螂捕蝉，还有黄雀在后，军统魏大铭就不服气，不听温的这一套，连续发出谣言，说温毓庆将密电检译所的日帝外交密电的重要情报，以重价秘密售给英国特务，军统正准备报请蒋介石逮捕法办温。致使温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军技室宣布成立时，作贼心虚，迟迟不敢就任军技室中将主任之职，佯称患绦虫病，先赴香港治疗后又赴美国不敢回来”。一九四〇年六月，军统魏大铭奉蒋命，以军技室副主任代理主任。军技室初期的内部权力斗争，先是毛庆祥得势，旋被温毓庆所夺，最后落入军统魏大铭之手。但魏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为时短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节叙述。
十二 白面书生横眉冷对千夫指
一九四〇年六月即军技室正式成立后两个月，以温毓庆借口治病赴港不归，军统魏大铭奉蒋介石命，以军技室副主任代理主任。魏一旦大权在握，就横行霸道，先将亲共的李直峰调离重庆，任他为国民党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上校主任教官兼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藉以切断他与中共之间的情报关系。后来魏又秘密拉拢第六组组长黄季弼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再发表军统特务刘泌为军技室秘书，军统特务方砚农为军技室第四组少将组长，军统竺烈民为军技室第六组第三科长，并不受军技室第六组管辖而直接受军统指挥。竺另开辟一间房子，关起门来秘密试验侦译八路军和汪伪军的中文密码电报，其他军统人员如张顺理、张铭勋、杨仕伦、关振铎、方坦怀、姚敦文、刘康、吴鹏等早已并入军技室的六个组。从此魏大铭既不撤销其在军统局私立架空的所谓特种技术研究室（简称特技室）组织，又欲将军技室也变成军统特技室，迫使毛庆祥不能行使其军技室副主任的职权。一九四〇年秋，毛庆祥气愤的说：“特务机关没好人”（以 上 参照《若干事》）。魏大铭对于军政部研译室合并过来的人，特别对我，抱着敬远态度并不在意。他知道我们五人均有冶研究、研译、翻译于一炉的能力，比别人强些，但人数少而又无权，对他不构成威胁，故不以为意。又他也不敢拉我入伙，因为他知道我在中统呆过，便以为我是中统特务，当时国民党军统局与中统局这两个特务机关是互相水火，积不相能的，所以不会受他“青睐”。其实，我不是任何型号的特务，他不知情。他就任代主任后曾叫我去谈话，只见他面无笑容，故意摆臭架子，我也不示弱，傲不为礼，自己就座，与他面对面，不点头也不先开口。他见我这样，便露出流氓本相，做作地把右手一挥向右边摊满生硬地问我：“你就是池步洲啊”，我点点头不说什么。他大概看出话不投机半句多，便说：“以后见面机会多，今天就此... ”，我说一个“好”字便走出他的办公室。此人出身低微，没有教养谈不到有什么学问，有的是满肚子阴谋诡计，与温毓庆的学者绅士风度，截然相反，无法可比。这是我和魏大铭唯一的一次对面，半年之后他就被赶走了。
魏大铭之被从军技室赶走，富有戏剧性，而且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更具有战斗性。在这次战斗中，霍实子先生起着绝对的领导作用，其功不可没。我当时位低言轻，没有与闻其事，只是事后略有所知。兹根据《若干事》，摘录于下，以飧读者。
魏到任伊始，就横行霸道，把军统特务作风妄想逐渐搬到军技室来。首先命全室人员都要缴交一寸半身照片三张。霍实子就想到他自从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密电检译所至一九三八年调到汉口、重庆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均没有办过这种缴交照片的手续。而这次在重庆合并成立军技室，倒要有缴交照片一事，发生了疑问。霍除密报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对魏应变外，当即请教从军统特技室合并到第一组的关振铎、张顺理、张铭勋（都是留日的）。据说他们之所以成为军统特务，是因为一九三八年在汉口，军统局盗用军委会名义，宣布以抗日的需要，公开招聘留日学生做翻译，他们报名参加招考时，须要缴交一寸半身照片三张。当考准领取月薪时，始知系由军统发薪，自己就这样受骗当了军统特务，被军统特务组织严加约束，如同一条锁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想脱也不能脱了。这时军技室主任秘书王维钧适到霍家访问，对霍说：魏大铭下这道缴交照片命令，据说是防止我们同仁中有人逃跑便于缉拿。霍激动地表示，魏大铭已经不信任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假想敌了。自从我们在密电检译所破译外交日密以来，没有任何同仁向日帝泄露过机密，出卖过组织，开过小差。我们对日帝是敌忾同仇，都是抗日爱国人士。而魏大铭竟敢把我们当作敌人来防范，不尊重我们人格，真是岂有此理。霍还认为要及早采取对策，王亦同意。遂去约第二组组长杨贻清、第三组组长杨肆、第五组组长施家干，到霍家开会商议，经一致决定，对缴照片一事，坚决予以抵制。至于第四组组长方砚农是魏大铭用进来的，第六组组长黄季弼态度暧昧，均未邀他们参加开会。魏大铭接到特务密报此事，即亲到霍家访霍，开门见山地对霍说：“你为什么要带头来反对我？你要知道你在第一组里所作的事情都掌握在我手里”。霍反问他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魏：“你的妻舅吴恒山所译的情报，是你替他译的”。霍：“我为什么要弄虚作假，这样做，难道我霍某要向你讨好吗？你说我在第一组做的事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已不打自招，原来你已派了军统特务潜伏在我第一组里做特务勾当。你休想把你军统特务作风搬到军技室来，我们是坚决予以反对的”。魏沉默了一会才说：“你这个人真跋扈！真跋扈！”，遂悻悻然走出霍家。霍也气愤地回到第一组积极进行挖掘潜伏在第一组的军统特务。查第一组设有一间组长室，两间包括整理在内的研译室（研究、破译也在研译室），一间包括打字在内的缮写室。还有由主任办公室派在第一组的专员丁于正，是研究法文密码的，阮文英是研究英文密码兼研译日文密码电报工作的。研译室有两间，地方甚为宽敞。每间研译室都在房间当中摆有一张颇长的木板台面，用几张高的板凳做台脚，很象裁缝所用的木台板，足有两丈多长。研译人员面对面地坐着工作。台上放有铅丝筐数只，筐内放着待译的密电报（即已破译成功的日文电报），由研译人员自觉自愿地取来翻译，译多译少，译长篇的译短篇的听便，不予规定，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弄虚作假，代替研译。而且霍是一组之长，霍既不过问，还有谁来过问呢？由此可知潜伏在第一组的军统特务，肯定是不了解研译室情况的人。至于缮写室则有缮写员三人。当研译室的整理员把译好的情报陆续送到缮写室时，由缮写员随收随抄录。缮写员从来不进入研译室的，因此缮写员当然是不可能了解研译室的情况。霍经过这一分析，潜伏在第一组的军统特务，可以肯定是在不了解研译室情况的缮写员中。但这三位缮写员都是与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如缮写员戴继武原是密电检译所统计部的一名统计员。当密电检译所要由南京搬至汉口时，霍夫妇带着六个子女仓皇撤退，狼狈不堪。遂由统计部主任刘式如以戴年富力强、精明强干，就派他权当霍的副官，藉以沿途助霍照料孩子。因此，军技室成立时，霍就点了名戴的名，任戴为第一组的缮写员。这时戴见霍追查军统潜伏在第一组的特务，恐慌异常坐卧不安，才承认自己秘密参加了军统，给魏大铭做监视第一组并写小报告的。霍当即据以报告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作为反对军统魏大铭的有力证据。霍将此事商诸王维钧，认为其他各组亦会有军统潜伏的特务。遂由王去请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再到霍家商量，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推举霍去访毛庆祥，请毛庆祥即刻到室行使军技室副主任职权。而魏大铭闻讯也报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邀请军技室各单位负责人到重庆张家花园云庐公馆吃饭。霍等就测知魏大铭又在捣鬼，请戴笠出面向霍等“招降”，企图釜底抽薪，变军技室为军统特技室。霍等再行开会准备应付。大家又推举霍，当戴笠讲话时，由霍相机应付。赴宴那天，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方砚农、黄季弼、霍实子等由魏大铭带路到戴公馆。入席时魏大铭回避，退入隔壁房间。戴笠开口说：“霍组长是攻破日本外交密码的鼻祖，在座各位都是研究密码专家，我戴笠非常钦佩，希望各位和我们合作，把军技室搞好。魏大铭是我的部下，如果他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来，我叫他改正。”霍实子回答说：“戴先生为党为国，劳苦功高，我们是十分景仰的。可是你们军统所干的事情与我们所干的不同，我们都是白面书生，只会在办公室里做研究工作，不能和你们共事的”。
霍一边对戴说话，一边扫看在座的同事。只见方砚农、黄季弼面孔紧张，呆若木鸡。而王维均、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则频频点头，欢欣之情形于颜色。对魏大铭事，霍一字不提，这是霍等早就作好准备的。戴感到事情已成僵局，以软的一套不成，竟耍出他特务头子的凶相来，拍拍胸膛，大声说：“最近上海汪伪市长傅筱庵被暗杀，外间传说不是我杀的。这种传说错了。傅筱庵是我戴笠杀的”。戴想用这一套来吓唬霍等 ，霍等绝不会为他所吓倒。因为霍等早就知道蒋介石曾有过命令，凡是军统要逮捕一个将官级的官员，必须事先得到蒋的批准才行。而霍等不只是少将级的官员，还是蒋介石每天要赖以提供日帝情报，作抗日战争依据的负责人。况且这次敢于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是以蒋介石内弟毛庆祥作为斗争的后盾。表面上是毛庆祥与魏大铭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军技室与军统局的机关性质的斗争，以致这个“鸿门宴”就吃得不欢而散。霍等回到军技室后，就马上团结起各组非军统人员，当然包括我在内的军政部研译室合并过来的主要骨干，而由霍等为代表向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当面报告。既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秘密向军技室派入潜伏特务，又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公开抢夺军技室。更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想硬把军技室改变成为军统的特技室。毛庆祥即据以呈请蒋介石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批准，明令把军统魏大铭等大小特务从军技室完全彻底干净地赶回军统。毛庆祥则奉蒋命以军技室少将副主任代理主任。从此军技室在重庆成为内无特务潜伏危险、外无特务机关干扰，保卫了军技室不变成为军统特务机关性质，而以一般抗日的秘密机关性质，屹立于重庆南岸的宝塔山下。
以上各节主要录自《若干事》第二十二页至二十六页，只有少数地方或略微删改，或插入本人所见所闻。就我的记忆所及，在“鸿门宴”后至由毛庆祥呈准蒋下令为止的过程中我们研译人员还有过一段短暂的“罢工”行动，即把每日破译出并翻译好的日本密电报扣押不送走，蒋介石看不到日本情报，便向毛庆祥问明原因，才使他断然下令把所有军统大小特务赶出军技室，否则也不会如此顺利。
再则军统分子之所以如此容易被全部赶走，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人才。日帝外交密电码系由密电检译所和军政部研译室破译成功，而魏大铭一伙则毫无所成，话就讲不响。合并后，军统局派少数留日学生如张顺理、张明勋等到第一组来共同工作，但我们对之防范严密，绝不透露个中秘诀，始终不使其有所得。魏大铭虽一时大权在握，也无可奈何。
还有，此事多亏霍实子先生胆识过人，警惕性尤高，一开始即对缴交照片一事洞烛其奸，团结同仁，挺身反对。“鸿门宴”时又能镇定自若，横眉冷对千夫指，蔑视戴笠的虚张声势，巍然不动，真所谓威武不能屈者也。若令戴笠、魏大铭阴谋得逞，则我们都成瓮中之鳖矣。如霍实子先生对祖国作出贡献，有胆有识之人才，晚年却受尽人间折磨，于一九八三年以八十五高龄不幸逝世。每念及此，不禁为之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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