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负责任？

一部探讨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书。

跨时空对话：贾谊。

核心书摘：

《责任的重负》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这本书讲述了二十世纪的法国处在各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政体模式问题等重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法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很重要的历史角色，他们看似充满政治热情，勇敢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当中，肩负起了许多政治责任，但事实上，那却是另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真正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的，只有三个人，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

关于作者：

托尼•朱特，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执教，专门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之一。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后又被美国《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

学什么：

1、为什么说二十世纪的法国是不负责任的？

2、什么样的人能称为知识分子？

3、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

一、为什么说20世纪的法国是不负责任的时代？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愤怒的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推翻了波旁王朝，把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人士组成的吉伦特派掌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

路易十六死后，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俄国等国组成的反法同盟，立即纠集庞大的军队，向法军展开了大反击，法军抵挡不住，法国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趁火打劫，革命再次危机四伏。掌权的吉伦特派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拯救法国，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趁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实行恐怖统治，严厉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很快，雅各宾派发动了政变，将吉伦特派清除出了国民议会和政府部门，雅各宾派全面掌权，法国大革命进入第三阶段。雅各宾派上台后，把土地分给农民，打击投机商，处死大批贵族、间谍、奸商、吉伦特派人士，反对派基本被肃清，国内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1793年8月，国民大会宣布“全民总动员”征募军队，他们赶走了军队中的贵族军官，让立有战功的平民青年得到晋升，年轻少校拿破仑就是在这一年击败保王党和英军获得了土伦战役的胜利，破格升为准将的。年底，法军打败了反法同盟，将联军全部赶出了法国。

就在雅各宾派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法国内部却开始分裂，雅各宾派内部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温和派发动了“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权。但换了领导者的法国依然没有稳定下来，之后的10多年间，法国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几乎每半年内阁就要重组一次。

国际反法同盟势力太过于强大，国内民心惶惶，政治家们也没法长期执政，可能在短时间内还能有点政绩，但很快又被另一波势力赶下台。自从大革命之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都没有坚持过20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们索性听天由命，干脆都做起了甩手掌柜。所以作者托尼•朱特认为，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法国这种动荡的局面直到1958年，在夏尔·戴高乐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后才得到缓解。戴高乐修改了宪法，加强了总统地位，形成半总统半议会的制度，而法国第五共和国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因为法国长期处在政局混乱的局面，再加上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工业化革命的到来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让很多法国人的精神世界逐渐消沉颓废，对法国感到悲观失望，不少知识分子由于苦闷、孤独，以及感到被遗弃和找不到出路，甚至形成一种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价值体系趋于瓦解。作者由此得出，与政治上的不负责任相伴相随的是，20世纪法国在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当时，以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介入了这场运动，萨特直接走上街头发传单，号召知识分子们为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募捐，他们常常提着箱子到处募捐。萨特原本是支持法国共和党的，但是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获成功后，就开始反对法国共和党了。

不过很快，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阵营的立场又发生了变化。1975年法国翻译出版了一本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的书《古拉格群岛》，这本书描述的是从1917年开始，苏联近四十年期间囚犯的各种人和事，作者通过自己的劳改、流放生活和许多犯人的证词、回忆录、历史文献等，描写了苏联劳动集中营的残酷生活，反映了十月革命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几十年苏联的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全貌。萨特等知识分子看到了这本书之后，立场又发生了变化，他们发现自己之前的认知错了，认为斯大林苏联制度镇压人权，不让反对势力存在，是一种没有自由的极权制度。于是他们又倒向了法国共和党的阵营。

这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分歧而分裂出各个阵营，彼此对立的阵营反过来制造了更多的分歧。他们虽然在思考问题，互相争论，但是却没有耐心挖掘问题的本质，就匆忙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号召民众一起支持他们，这是不道德的，更是不负责任的。

知识分子们无休止的争论只是为了让自己的阵营在论战中获得胜利，而且一旦发现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偏颇，就会找一堆理由为自己辩护，说：“不好意思，我们其实是你们这边的”，然后很快倒向敌方的阵营。这最终形成了一场场意识形态战争。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作者也在书里说，国家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思考实际问题，每天都在争论各种“主义”，这就是20世纪法国的第三个不负责任——意识形态的不负责任，知识分子们陷入了意识形态战争，空谈学术而不务实。

到这里，我们了解了20世纪的法国分别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三种不负责任，但作者认为，在那个烦躁混乱、不负责任的时代，有三位知识分子是负责的，他们分别是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三位知识分子是如何担起责任的重负的。

二、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三人如何担起责任的重负？

1、莱昂·布鲁姆

莱昂·布鲁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也是第一位犹太人总理。巴黎公社失败的第二年，布鲁姆出生在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布鲁姆从小就对文学和法律兴趣浓厚，而且成绩优异。布鲁姆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律系毕业后，进入行政法院担任法律顾问，成为一个善于分析复杂案例的高手。

1894年12月，法国军事法庭秘密开庭，被告德雷福斯是陆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两个月前，他被捕的理由是怀疑他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在证据明显有问题的情况下，军事法庭就给德雷福斯定了罪。

这件事在法国引起了极大反响，莱昂·布鲁姆带领一批知识分子挺身支持这位犹太人军官，主张对案件重审，这也是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介入政治事件，目的是为了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

之后，莱昂·布鲁姆还积极地为工人阶级捍卫权利，并在1936年成为人民阵线领袖。布鲁姆运用手中的权力帮助生活困难的百姓，坚决抵御法西斯。1946年，74岁的莱昂·布鲁姆不辞舟车劳顿，以特使身份远赴美国主持谈判，为法国争取战后重建急需的137亿美元贷款，并且同意在第四共和国总统筹备选举前组织一个看守政府，这是这位老知识分子最后一次为法国人民服务。

2、阿尔贝·加缪

阿尔贝·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家庭，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作家、哲学家。加缪在195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加缪出生时，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属殖民地，没多久就爆发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阿尔及利亚强烈要求独立和解放，这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阿尔及利亚事件，而加缪身为知识分子，承担起的责任，便是在那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保持冷静，保持“局外人”的身份。

加缪是法国人，但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对阿尔及利亚充满了感情，加缪其实是不太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加缪作为一个拥护普世价值的人道主义者，理智上又必须赞同阿尔及利亚独立。在那个需要站队的年代，他做了局外人，保持了沉默。也正是这种复杂的身份，让加缪能够以普世价值和世界公民的视角去思考和行动。

加缪曾说：“未来的希望并非存在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力和强制力中，未来的希望，存在于智慧、美和个人的自由中。”

3、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是法国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1905年阿隆出生在巴黎的一个犹太家庭中。1924年他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自由法国》杂志主编，先后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大学执教。阿隆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大事，他对德国哲学和社会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研究，对社会政治中的极权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

阿隆虽然也研究高深的理论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针对现实且非常紧迫的，他始终客观、冷静地剖析革命的原因，批判法国动荡的时局，与狂热的、热衷派系斗争的知识分子对峙。阿隆的思想对许多当代政治家有重大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尊称阿隆为“我的老师”。

阿隆对政治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同时还非常具有预见性，他曾说，一旦亚洲人掌握了曾给予欧洲人财富和权势的生产和战斗工具，欧洲各国的优势便会丧失。阿隆写作了很多文章，都是围绕当时法国国内社会党的具体政策、对巴以冲突以及对苏联霸权的分析，切身实地关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所有的思考和发声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在作者托尼•朱特看来，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在20世纪的法国，不管遭遇了多少误解、中伤，也不管是否与当时的舆论对立，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恪守信念，在混乱的年代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伟大的道德操守，担起责任的重负，为那个混乱的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负责任？

自从人类有了语言文字，知识分子也就产生了。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又有见识的人，只有学问而没有见识的人是不能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而历史上真正开始讨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在1898年。

在这一年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这个事件被公布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法国作家佐拉觉得这一切对德雷福斯太不公平，他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我控诉》，刊登在当时著名的报纸《震旦报》上。这封信影响广泛，不仅仅是知识界，整个法国都卷入了这一事件中。当时很多教授、作家等左派强烈要求重新审判德雷福斯事件。

另一边，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公开表示支持军方的决定，认为左拉是意大利血统，不可能爱国，并宣称左派的反对行为是叛国行为。但最后，还是正义战胜了一切，1906年最高法院判定德雷福斯无罪，恢复了他的名誉并授予他少校军衔。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知识分子通过媒介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并向政府和军方施加压力。而且一个政权需要树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离不开对舆论、人民思潮的掌控，这个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去理清思想，针砭时局，引导舆论，让人们在混乱中找准方向，更好地走向未来。

20世纪的法国已经建立了民主代议制，但此时，俄国也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前者是民主主义，后者是集权主义，苏联模式也很快展现出它的优势。因此在这个时期的社会舆论争夺战中，明显地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极度推崇苏联模式，要求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另一部分则拥护资本主义道路，寻求通过政策上的改良来改善社会。两大阵营的知识分子终日为了掌握舆论而争论不休，他们内部的分歧与对立，则造成了整个法国社会政治的举步维艰。本来法国因为二战就已经遭受了重创，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更是让法国彻底迷失了方向。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要让世界、让社会、让人变得更美好。无论公开发声，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都要遵循内心的道德准则，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批评，还要敢于说真话，警醒处在混乱时局面里的人们。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恪守良知，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无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古代，都不过时。

结语

以上就是《责任的重负》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20世纪的法国分别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三种不负责任，同时作者在书中着重写了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三人的事迹，他们在混论的年代中勇于担起责任的重负；最后我们深入探究了知识分子对时代负责的原因，以及如何担当起责任的重负。

若用一句话来总结知识分子的责任，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

【编辑：曾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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