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先生近年開始撰寫自傳，按照主題內容，分為《我的拼搏史》、《我的寫作史》、《我的思想史》、《我的心靈史》、《我的錯誤史》五卷，正由香港三聯書店陸續出版，其中寫作、心靈、思想三卷已經上市。獲刘再复先生授權，我們將陸續選發劉再復先生《五史自傳》的部分內容。本期内容摘自《我的思想史》第六章。
“放逐诸神”：思想的二度解放
一九九四年冬季，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我的一部理论著作，书名为《放逐诸神》。
这是我出国的第六个年头。这六年我从中国到美国，从芝加哥大学到科罗拉多大学，又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典）和卑斯大学（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又回到科罗拉多大学。在瑞典的那一年里（1992年夏-1993年夏），不仅去了丹麦、挪威、德国等北欧国家，而且到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亲眼看到我崇拜过的革命大帝国崩溃后的景象，地摊上到处是斯大林奖章和列宁奖章，人们为了糊口，争先恐后地出卖往昔的光荣。在拉脱维亚里加大学的教师宿舍楼，我听到老教授在叙述大帝国崩溃前的故事：教师无心教书，学生无心读书，每天操心的都是面包。为了买到一条面包，教授们一早就去加入抢购队伍，等了三、四个小时，才能买到面包。八十年前建立革命大帝国时，谁也没想到，革命带来的是斯大林的残暴统治和望不到尽头的饥饿。一个革命大帝国倒塌了，没有人起来保卫它，所有的人，从元帅到士兵，从总统到平民，都觉得它应该倒塌，帝国的崩溃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活生生的现实强烈地刺激了我。特别是刺激了我的思维神经。
《放逐諸神——文论提纲和文学史重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1月版
很奇怪，就在阿芙乐尔号炮舰边上，就在一九九三年这个夏天，我的思想突然汹涌澎湃起来，觉得自己深刻的思想史正是从这艘军舰开始的，我对“革命”的崇拜也正是从这艘军舰崩溃开始的！我算是革命的第三代，我曾真诚地崇拜革命，真的认定革命是神物，是圣物，相信它能改变一切，并能带给我和我的人民以自由、幸福和人权等等，今天，我这个诞生于中国南方的革命崇拜者来了，来到阿芙乐尔号军舰边上，来到冬宫，来到列宁格勒——彼得堡，来到这里亲眼看到彼得堡的名字又像星辰重新升起，亲眼看到波罗的海海岸地摊上还在拍卖“列宁勋章”，亲眼看到俄罗斯的旷野与海域发生的巨变。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把革命当作“神物”与“圣物”了，教条从这里产生，我不过是生活在教条中的一代人，不过是完全没有独立思想的一代人，你的“反思”，你的“思我思”是应该的，这是自救的思想萌动，然而，你的“反思”与“思我思”太不彻底了。你的思想牢笼仍然很多很重，你远远没有挣脱思想锁链，远远没抛开阿芙乐尔号之后所制造的各种思想垃圾。这些垃圾仍然堵塞着你的头脑和心灵，仍然窒息着你的思想活力和灵魂的活力，你要重生，就得有一番彻底的告别，彻底的放逐，彻底反思。于是离开彼得堡之后，我开始编撰新书，并自然地把新书命名为“放逐诸神”。这诸神，是原来自己心目中的神物，我觉得我应当放逐的神物有五种：反省一下，觉得把自己捆绑得最紧的是“革命”二字。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生活在“革命”之中，我个人也不知不觉地成了“革命狂”，讲话写文章均唱革命高调，均以“革命”为灵魂。人群的分野是“革命”与“反革命”，为了表明自己属于革命阵营一边，全部思路都以“革命思想体系”为准则。出国第二年，我和李泽厚先生对谈《告别革命》，这一是为中国设想，确实想为中国“开万世太平”，觉得在“改良”与“革命”两条基本道路面前，应当选择“改良”之路。改良其实也很麻烦，也需要斗争，但可以避免流血，避免暴力，避免伤及无辜，所以相对而言，还是走改良之路好一些。数十年的革命教育，使我们这些“革命狂”，个个都把革命当作唯一“圣物”，都崇拜暴力和崇拜枪杆子，“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这一大思路，即告别以暴力革命为历史必由之路的思维定势。此外，就个人而言，还要告别革命思想体系，即以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革命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全部（排除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线索），未看到血的阴影乃是最难抹掉的阴影，革命本身会造成多种后遗症，包括“调动仇恨”等灾难性的后遗症。我和李泽厚先生均认定，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永远都会有，但是，解决矛盾时，阶级调和（改良）比阶级斗争的办法好，尤其是比暴力化的阶级斗争手段好。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进行“告别革命”的对话。在对话中，首先定义告别的“革命”，是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尤其是暴力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很明显，我们反对的是以暴力的方式“打倒”和“推翻”现政权。对于现政权，我们也有不满，但觉得只能用“批评”、“改良”、“议会斗争”等办法去解决，而不宜用流血斗争的革命办法去解决。这也是共产国际运动中伯恩斯坦、考茨基一派的主张，被命名为“修正主义”的主张，我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修正了原教旨主义中的“暴力崇拜”、“武装斗争崇拜”等内涵，也是在承认现政权（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前提下所进行的思索。总之，革命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神”，到俄国之后，我亲眼目睹革命的后果，更是决心把它放逐，从理念上也从心灵上把它放逐。当然，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告别”（即“放逐”）是理性的，我们并不反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也不否定新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只是反对把暴力手段当作唯一手段，只是反对“以暴抗暴”，反对高举“流血”旗帜。购买链接：http://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19547 我把国家视为“三合一”的结构，即国家包括“自然结构”、“精神结构”和“实体结构”。自然结构是指山川、土地、森林、海洋、动物等，这一结构当然不可放逐，当然要永远拥抱。精神结构，主要是指文化、传统、语音、社稷。这当然也不可放逐。还有一个重要结构是权力中心，古代称之为“朝廷”，现代称之为“中央”，这是权力中心系统中的领袖、议会、监狱、法院、警察、军队等等，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五四运动时，文化先行者们称之为“国家偶像”。陈独秀写过“偶像破坏论”，他认定，为了解放大家的思想，就得扫除各种堵塞思想的偶像，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也属于五四运动必须破坏之列。五四之前，梁启超论述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家观念不明确。他认为应当把国家与天下，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国民，这几对范畴区分清楚。朝廷不等于国家，爱新觉罗王朝不等于国家。他认为，国家的主体是国民，爱国家主要是爱国民。当然也要爱山川、土地、文化、社稷等。（不过他未明确这么说）我说的“放逐国家”，指的是放逐“权力中心”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在《放逐诸神》一书中，有一篇“文学对国家的放逐”（本是提供给斯德哥尔摩大学《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的文章。我的意思是说，国家对文学管得太死，就没有文学了。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人类在现象界（现实生存）中其实是没有自由的。自由只存在于文学艺术等纯粹精神领域。在文学艺术中可以想象，可以展开各种心理活动。这些活动无边无际，广阔而神秘，不受现实规范，甚至违反法律。但文学艺术正因为有这种权利与特性，所以它才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国家管辖得太严，把文学艺术“计划化”、“国有化”，那文学艺术就会走向死亡。我经历的年代，正是国家发挥战时文工团传统的年代，国家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充当国家的工具与螺丝钉，结果使文学发生严重的公式化、图解化，概念化，文学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和形象注脚，作家成了国家的奴隶和人质。除了放逐革命、放逐国家之外，我意识到，还必须放逐概念。尽管“革命”、“国家”也是概念，但它们之外还有一套束缚思想的概念体系。在我生活的年代，这一体系既包括政治概念、文化概念，也包括文学艺术概念。每一个概念，都是一种陷阱，一种锁链。政治概念，如“阶级斗争”、“基本路线”、“全面专政”、“继续革命”等等，哪一个不是陷阱与锁链？！文化概念则是各种“主义”、各种意识形态，例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封、资、修、名、洋、古”等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三十年中，意识形态取代文化，主义压倒一切。这个时代，只有政治，没有文化，只有政府，没有社会，只有斗争，没有妥协。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是充斥从苏联那里照搬过来的教条和概念，什么“反映论”，什么“典型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什么“革命现实论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则只剩下“高大全”，“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高调概念。在俄罗斯土地上，我特别想到茅盾的《夜读偶记》，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现代作家，怎么也写出一本如此荒谬、如此蛮横的文学理论书籍呢？政治性概念对中国文学伤害有多深，从这本小册子就可以读出来了。茅盾在此书中竟然把“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低级阶段，而把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那种教条化即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再加上一个意识形态前提，怎能还有现实的真实？！茅盾自身的小说创作，《子夜》之前的《蚀》与《虹》以及《霜叶红于二月花》等，没有“社会主义”的前提，倒是比较真实，而《子夜》与《子夜》之后标榜社会主义，反而削弱了真实。茅盾是五四后一代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他本身走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便陷入绝境。茅盾不但不能吸取教训，反而把自己的失败当作成功，把巨大教训当作胜利并加以理论化，不仅在理念上是荒谬的，而且完全背离世界文学历史的基本事实，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迪更斯、契诃夫等文学高峰、世所公认的经典，视为低级文学，这怎能说得过去呢？阅读一下《夜读偶记》，便知道中国作家中毒有多深？我“放逐概念”，当然包括放逐《夜读偶记》，所以我在《放逐诸神》一书中和李欧梵先生一起批评了茅盾。
《我的思想史》香港三联201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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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放逐的自我，是指“膨胀”的自我，尼采式的自我。八十年代里，我写《论文学主体性》，强调的是作家必须具有一个他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自我”，这自我即“个性”，那个时期的语境，是作家的自我完全被消灭了，个性完全丧失了。我的论点天然地带有现实针对性，所以强调的是自我飞扬，是主体超越，可是，我的论说尚未完成就被批判了，根本没有机会阐释《文学主体性》的下半节，即“主体间性”，也可称作“互为主体性”。你需要主体性，他人也需要主体性。主体间性强调的是自我抑制和自我认知，是完成了超越之后对“自我”的冷静关照与清醒认知。出国五年之后，我强烈地感到，“自我”的问题也很大，主体本身也往往是一片黑暗。在出国之后的我还强烈地感到，自我的偶像是最后的必须打破的偶像。出国之后，我真实地反观自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启蒙者”的资格。一个自身充满人性恶的生命，凭什么去启蒙他人呢？自己的内心布满主体的黑暗，凭什么去启迪他人寻找光明呢？荒唐！许多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所谓时代症，其实病症首先体现在自己身上。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觉到：天生一双眼睛，一只应当用来“观天下”，另一只应当用来“观自我”，观自在。缺少冷观自我的眼睛，便是半个瞎子，瞎子是没有资格启蒙他人与引导他人的，倘若缺少这种自知之明，他就没有资格书写他人，教育别人？！当我意识到必须“放逐膨胀的自我”时，才感到出国确有长进了，有进步了，行健兄对我说，萨特创立“他人是自我之地狱”的命题，没有错，但他未发现“自我也是自我的地狱”，这是极大的缺憾！正视自我（主体）的黑暗，写作才能冷静。我出国之后，从第一人生走向第二人生，便是从热走向冷的人生，便是重新发现自我，正视自我地狱的人生。《放逐诸神》一书，乃是我思想飞跃的标志性书籍。一九九四年，我自觉地意识到必须放逐革命、国家、概念、自我诸神，乃是我第二人生思想里程，我的思想史至此也趋于成熟。至少，我挣脱了一次从故土带来的思想牢笼，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告别。从俄国返回美国之后，我除了整理好《告别革命》书稿出版之外，而且清理了自己思想上的许多负担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在海外的第二人生中，我更是从“自我”中抽身，反观“自我”，把“主体”变成“客体”加以观照。一九八九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文学主体性”所引发的全国性争论尚未完全结束。可是，过了两、三年之后，高行健的剧本在《今天》杂志上刊登了。这部戏剧的主题对我刺激很大，我读完打电话到巴黎，和行健畅谈自己的心得。行健告诉我，这部戏肯定会遭到各方的误解与批判。可它不是政治戏，而是哲学戏。他还重复此戏的主题：我们要从政治阴影中走出来可不是简单的事。萨特说：他人是自我的地狱。这个命题已被社会所熟知了，但“自我也是自我的地狱”，这一命题却尚未被人们所认识。当时我听了就很激动，对他说：此剧的主题也触动了我的痛处。八十年代我发表“论文学主体性”，张扬自我，这当然有其时代的理由。最近数十年把“个人主义”批判得很臭很坏。个性被完全消灭，“自我”完全被埋葬，在此语境下讲讲个体性、主体性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在鼓动“自我飞扬”之后，我却没有条件讲述“自我抑制”的一面。本来想在著写第二篇（《论文学主体间性》）时，强调一下“主体的黑暗”，但思想的高度依然未能抵达《逃亡》。也就是不敢说出“自我也是自我的地狱”。我还说：“今天行健兄先道破了，我对主体的黑暗这一面可得下功夫阐释一下了。”
那一天，他说了许多话，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灵山》，他说他在《灵山》中把“自我”分解为“你”、“我”、“他”三主体，那个“他”是第三只眼睛，也是自我中的清醒眼睛，他审视自我，反观自我。有这个“他”，才有“冷静”。我听了真的拍案叫绝了。而且立即联想到，我应该把“自我”这个“主体”变成“客体”了。在《论文学主体性》中，我只是把主体分解为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但即便成为艺术主体，作家也可能不够冷静，也可能缺少对世界对人生及对文学艺术清醒的认知。也就是说，《论文学主体性》只是呼唤出“个性”，并未对个性本身进行观照。现在明白了——思想进入新的深度了，还要对个体本身进行观照，像观照客观世界一样。那一天，我写了两篇散文，一篇是“最后的偶像”。说的是自我的偶像乃是最后的偶像也是最难冲破的偶像。我要自觉地打碎自我的偶像。
上下，高低，正反，阴阳，苦乐，善恶，是非，等等，都是基本的二分，这是人类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二分，这种分，永远是需要的。
然而，以往我接受的“一分为二”，只讲“分”，不讲“合”；只讲“异”，不讲“同”；只讲“割”，不讲“连”；只讲“别”，不讲“聚”；只讲“你死我活”，不讲“你活我也活”。在政治上，首先分清敌我；在道德上首先分清善恶，即大仁与大恶；在是非上则分清黑与白。这种划分后来在我思想上形成一种简单化的一个消灭另一个的套式。我写《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大体上也是描述人的内心所常有的善恶冲突。到了海外之后，我学禅，首先遇到的是它的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使他们（佛教徒）没有分别心，没有“消灭心”。也没有尊卑之别，内外之别，贵贱之别。能平等地对待每一颗心灵，这才有慈悲。慈悲并非来自二极思维，而是来自不二思维。禅，慧能，给我最大的启迪，就是这个“不二”。于是，我接受了“不二法门”，并把“不二法门”加以泛化（普遍化）。在阅读《红楼梦》时，我因为从“一分为二”走向“不二法门”，所以对小说中的各种心灵便看明白了。贾宝玉的心灵之所以可爱，就因为他看人全用不二眼光。他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没有上等人与下等人之分。晴雯，在他的母亲王夫人眼里是一个“丫鬟”、“奴婢”，也就是“下人”，但贾宝玉没有这种二极思维所产生的概念，他眼里的晴雯就是晴雯，是一个聪明美丽的生命。她身为下贱，但心比天高。贾宝玉在晴雯去世之后，所写的祭文《芙蓉女儿诔》，就把晴雯这么一个女奴当作天使来歌颂，称赞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其境界之高，前无古人，甚至屈原的《离骚》也无法与它相比。贾宝玉之所以人人爱，正是因为他尊重人人，不以分别心看人。妙玉极端聪明、极端美丽，但就其心地而言，她守持的是分别之心，天然地对人进行高下之分与尊卑之分，贾母造访时她刻意奉迎，而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她则嫌脏而扔掉。她的分别之心变成势利之心。难怪曹雪芹给她的评语是“云空未必空”。从禅的“不二法门”，我又走向《道德经》所揭示的“三”与“万”，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说，无限丰富的万物万有，皆由“三”产生。我把“三”视为两极对立中的第三地带，并认识到这个地带无限广阔，其空间之大难以形容。所以我在海外选择“第三空间”作为立足之所。在政治上，不立于左右两个极端之上，而是立足于两极中的中间领域；在道德上，不崇尚大仁与大恶，因为完全的“仁”与完全的“恶”皆不真实。而在大仁大恶之间的许多人，“第三种人”，反而更真实。走出二极思维模式之后，我仔细想想，觉得应当守持分别相的科学。不加分门别类，便没有科学。所谓逻辑，也是分门别类。但宗教与文学，面对的是整体人性，如果也分高低贵贱，就不可能爱一切人，理解一切人。一旦分别敌我、内外、尊卑，就势必丢掉“平等”，丢掉“慈悲”。
《我的思想史》香港三联201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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