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广钊 | “换生灵”克拉拉：《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游牧主体与后人文主义解码

 作 者    

吕广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来 源    

原文刊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摘要在此省略

完整版请见知网

在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新作《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2021）中，叙事者克拉拉是具备人工智能的“人工朋友”（Artificial Friend，AF），拥有无与伦比的观察、模仿和共情能力。同时，石黑一雄也赋予了克拉拉无私、忠心、奉献等充满人性的特质，这与周围拥有“人心”却各怀心事的人类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很自然地，我们可以看到克拉拉身上的后人类（post-human）甚至超人类（trans-human）属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探讨人工智能的认知方式，或者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或伦理困境（尚必武，2022：28—45）。但是，本文评论的重心并不是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human），而是哲学上的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从人类的经验出发理解自己和异己，像达·芬奇笔下的维特鲁威人一样屹立于世界中心，而由此带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却最终衍生出种种矛盾和冲突。本文从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立场出发，借助欧洲传统神话和童话母题“换生灵”（changelings），认为克拉拉蕴含着一种革命性潜质，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人类世（Anthropocene）和资本世（Capitalocene）的可能性。只有人类与克拉拉同时向着对方进行德勒兹意义上的“生成”（becoming），只有打破自身辖域化（territorialised）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召唤出脱离一切对立关系的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

《克拉拉与太阳》被提名2021年布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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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克拉拉：

蜘蛛世中的换生灵

在正式讨论《克拉拉与太阳》之前，我们先来厘清几个概念：蜘蛛世、换生灵，以及后人文主义。在哈拉维（Donna Haraway）看来，不论是当下人们热议的人类世，还是正逐渐进入学界视野的资本世，都无法完满地概括、解释人类与周遭世界的权力关系。对于这些关系，人们迫切地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理解，即蜘蛛世。在蜘蛛世中，关系是变化的，是流动的，如触手或菌丝一般四处延伸、接触，并且重新联结、融合，形成新的关系。在这变化的湍流中，作为物种的人类从未真正创造过历史（Haraway，2016：49），因为“创造”所需要的人类主体只是永恒变换中某一瞬间的投影，它总是由其他事物演变而来，也终究会演变成为其他事物。哈拉维写道，传统人文主义视域中作为主体的“人”（humanities）只有化为“腐殖土”（humusities），破除种种二元对立，才能解放自身，死而后生，实现腐殖土所孕育的生命潜质，在“触手性”（tentacularity）的基础上召唤出新的可能性（Haraway，2016：32）。这样的可能性和生命力在地衣、真菌、树根、蛛网、神经等触手式的生物和非生物身上得到了具身化的呈现。所以，蜘蛛世是触手的世代，是线的世代，是根植于变化和生成的世代。用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话说，“这世上的生灵，各种各样的生物，人类和非人，都是旅人。而旅行绝不仅仅是从某一地点向另一地点的单向移动，更是自我更新与生成的过程。”（Ingold，2007：116）而正是在这旅行的过程中，“人”也得以完成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的主体性流变。

而“换生灵”则是西欧、北欧传统童话和神话叙事的经典意象。通常意义上，换生灵是一群生活在人类社群之外的“精灵”，而有关换生灵的民俗传说也分布广泛，在凯尔特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中都有记载（Spence，1948：228—254；Mac Philib，1991：121—131；Silver，1999：59—88）。换生灵生性粗鄙，长相丑陋，时常绑架人类婴孩或年轻女子，并与他们交换灵魂，占据人类的身体，鸠占鹊巢。人们会发现他们的孩子或妻子一夜之间性情大变，或是突然掌握了某些无法解释的技能。不过，交换身体只是换生过程的开始，换生灵每时每刻都需要模仿、学习人类的思想方式和行为规范，以保证自己不被发现，从而融入人类社群。它们一旦暴露，便会被人类用各种残忍的方式驱除，直至肉体的死亡。因此有些学者也认为，换生灵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在前现代时期对新生儿畸形和其他先天疾病的恐惧，为杀婴行为（infanticide）和猎巫运动（witch hunting）做出了文化层面的辩护（Eberly，1989：58—77；Simpson，2000：11—28）。不过，在这血腥的历史之上，我们依然可以抽象出换生灵的共通之处：替换、占据、模仿、延续。这些特征超越了时间性和空间性，为我们理解、诠释后人文主义叙事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参考。

瑞士画家约翰·亨利希·菲斯利的画作《换生灵》

Johann Heinrich Füssli, 

Der Wechselbalg (1781)

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从人类世到蜘蛛世，从主体性到触手性，从换生灵到人工智能，在此过程中，我们对“人”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复杂、陌生，甚至诡异。正是在这“诡异”（eeriness）之中，我们才能够超越“凡尘”（mundane reality）的视域，“从外部形成新的认知和经验”（Fisher，2016：7，13）。也正是在这诡异之中，达·芬奇眼中完美的维特鲁威人由此被拉下名为“主体”的神坛，他空出来的位置则向所有曾经的“非人”开放——女性、酷儿群体、有色人种、机器人以及地球上所有的有机和无机环境。这些非人一旦挣脱了维特鲁威人的规训，实现了自身德勒兹式的解域（deterritorialised），他们身上便会萌生一种生产性的伦理和政治力量，指明了通向后人文主义的道路（Lyotard，1988：7）。顺着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思路来说，后人文主义的“后”并不是时间性的，它不是人文主义的继承，更不是人文主义的替代。后人文主义揭示了人文主义自身被遮蔽的矛盾，二者自诞生起便如影随形，相生相克（Wolfe，2010：xv）。这也是本文没有将“Posthumanism”翻译为“后人类主义”的原因。如果过于强调对“人类之后”的想象，我们便会陷入新一轮二元论的误区。人与机器、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人与非人之间的对立非但不会消除，反而会变得更加紧张。所以，我们对“Posthumanism”的探讨不能停留在“人类之后”这一层面，而是在反思人文主义和各种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来建构一种基于普遍性生命（zoē）而产生的游牧主体（Braidotti，2013：49—50）。

《克拉拉与太阳》就是这样一部“诡异”的小说。身为人的造物，克拉拉对外界的感知与其机器人身体紧密联系，所产生的认知也与人类有所偏差。读者只有抛弃一切既往成见，从机器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与世界，才能跟得上克拉拉的思考方式，理解它的处世哲学。知名科幻作者糖匪在针对《克拉拉与太阳》的书评中写道：“在刻意设置的错位中，那种习以为常从文本中理解小说的方式不再奏效……我们被迫进入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世界，被迫以陌生的方式去了解一个陌生的世界。”由此一来，“石黑一雄建立一种新的陌生感范式，无需借由创造壮阔诡谲的宇宙景观和颠覆性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借由他者对世界错位受限的认知，通过精心编制熟悉却无法轻易辨识的世界图景 ，在这里以一种更幽深微妙的方式渗透进读者内心。”（糖匪，2021：123，124）

《克拉拉与太阳》的“诡异”之处不仅仅在于陌生、错位的叙事视角。在克拉拉拯救女孩乔西（Josie）的旅程中，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换生灵的影子。换生灵生于秘境，它们潜入人类社会，通过模仿宿主的行为与思维方式，延续其社会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探讨的并不在于机器人克拉拉所具备的“希望、信仰和爱”（Bavetra & Ravi，2021：296），不在于故事中父亲保罗和克拉拉关于什么是“人心”的论辩（Ishiguro，2021：218—219），更不在于下面这种问题：“机器人能否或怎样可以产生超越人类的智慧？”或者“如果‘人类’由智慧所定义，那么当机器人的智慧水平与人类相当的时候，人类将何去何从？”（Lombardo，2021：110）这些问题只会将人和机器之间的边界越垒越高，将二者间的沟壑越掘越深，对我们理解、建构后人文主义的游牧主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因此，本文论述的重心并不是克拉拉或机器人本身，而是克拉拉与乔西、机器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流动的，是多向的，是触手式的，是菌丝状的，建立在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的坟墓之上，从而向哈拉维的蜘蛛世发出呼唤，而这样的呼唤早在古老的换生灵时代便已经开始。站在这个角度，《克拉拉与太阳》最重要的情节发生在科学家卡帕尔迪先生的实验室，而故事此前设下的种种悬念，包括乔西的病、姐姐萨尔之死、克拉拉卓越的观察和模仿能力等等，都一一得到解释。实验室里，克拉拉看到了乔西的“画像”，这是母亲克丽西委托卡帕尔迪先生制作的复制品乔西，是为乔西病逝所做的准备。克拉拉以为这具身体像它自己一样，是一部“人工朋友”，而它需要根据平日与乔西共同生活时的观察，“训练新的乔西，让她尽可能接近之前的那一个。”（Ishiguro，2021：208）不过，母亲克丽西的诉求却更进一步：“克拉拉，我们不是在请你训练新乔西。我们是在请你成为她……我们要你凭借你迄今学到的一切，占据新的乔西。”（Ishiguro，2021：209）

替换、占据、模仿、延续。古老的换生灵复魅于机器人克拉拉身上，使其能够变成乔西，延续乔西在母亲克丽西心中的记忆、印象和地位。“求求你，克拉拉，帮我延续乔西吧。”（Ishiguro，2021：213）这一次，换生灵不必担心人类残忍的报复，克拉拉不是需要驱除的恶灵，它应克丽西的请求而来，打破了人机间的壁垒，它与乔西的关系也因而变得模糊，如哈拉维的腐殖土那般孕育着新的可能性。当然，克拉拉和乔西的换生不一定成功，毕竟随着乔西的康复，克拉拉没有了延续乔西的必要，而克丽西虽然是换生计划的始作俑者，她也不一定能够接受换生后的“乔西—克拉拉”。父亲保罗告诉我们，“她太……老派了”，“无论克丽西是多么地希望这办法能奏效，她终究是无法接受的。”（Ishiguro，2021：225）即便如此，克拉拉并不是唯一的换生灵。替代和换生早已开始，其他的换生灵也早已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换生的过程里，新的主体应运而生，它不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以机器为中心。它游牧于二者之间，并不断向外探索、融合新的元素和可能性。当克拉拉通过观察和学习，变得越来越像乔西的时候，当机器变得越来越拟人，越来越智能的时候，我们应当反过来思考，是不是人类也拥有了越来越多原本属于机器的元素？这在哈拉维提出的蜘蛛世中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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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提升：

生命政治的终结

与主体的商品化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需要回到比换生灵更晚近一点的历史中去。1869年，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逝世两年之后，他的诗集《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1869）得以出版，其中第26首名为《穷人们的眼睛》（ Les yeux des pauvres ），于1864年首次发表。诗中，一对富有的情侣来到一家新开张的高档咖啡馆稍事休息，这家店“虽未竣工，但已显示出富丽堂皇的气派”（波德莱尔，1991：440）。而在这对情侣坐在一起，享受饮品和服务，深情地注视对方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其他人的眼睛。一家穷人从橱窗外向店内张望，他们衣衫褴褛，却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店内灿烂的新世界。“父亲的眼睛像在说：‘多好看！多好看！仿佛把可怜的世界上的一切黄金都装在这些墙上了。’——小男孩的眼睛像在说：‘多好看！多好看！可是这房子，只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才能进去。’——至于那个幼儿的眼睛，已看得过分入迷，除了惊呆的深深的喜悦，再也无所表现了。”（波德莱尔，1991：441）自19世纪50年代起，时任巴黎市长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进行了大规模士绅化改造（gentrification），拆除了市中心拥挤且肮脏的贫民窟，修建宽敞的林荫道、广场和喷泉。由此一来，不同阶级在空间上的边界被打破，“林荫大道在最贫困的街区中炸开了一个个大洞，使得穷人们能够穿过这些大洞，走出他们的被毁坏了的街区，第一次发现自己所住城市的其余部分和别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Berman，1982：153）于是，阶级隔离化为咖啡店橱窗的玻璃，对窗外的穷人来说，喝咖啡的情侣成为了物质丰裕的象征和景观，成为了橱窗的一部分，而店内的消费、装饰和由此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也被赋予了阶级属性，成为穷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特权。

波德莱尔诗集《巴黎的忧郁》

克拉拉也曾见过这样的眼睛。在被乔西选中，成为其专属AF之前，克拉拉曾有机会站在店里的橱窗内，观察路过的行人。它发现，虽然很多孩子见到它都会感到快乐，但有时候，“一个孩子会走过来，紧盯着我们，脸上会有一丝悲伤，有时会是愤怒，仿佛我们做错了什么。” （Ishiguro，2021：8）经理告诉克拉拉，“我们是一家非常特别的商店。那里有许多孩子会很乐意能够选择你……选择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可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眼中，你们遥不可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来到橱窗前，梦想着能够拥有你们。但紧接着，他们就会感到悲伤。”（Ishiguro，2021：8）政治哲学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分析《穷人们的眼睛》时指出，波德莱尔仍然希望呼唤一个乐观的未来，“到那时，快乐与美就像城市中的灯光一样，被所有人共享”（Berman，1982：155）。不过伯曼本人却感到悲观，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希望中必定充满着自我愚弄的悲哀，这种悲哀隐藏在波德莱尔的文字中，弥漫着他所书写的城市图景中。”（Berman，1982：155） 伯曼一语成谶，在《克拉拉与太阳》中，那扇19世纪伫立在咖啡店情侣和街上穷人之间的玻璃变得更加坚固。克拉拉看到，能够进店的孩子全部出身不凡，他们的父母一般身着精致、高档的西服套装，处处彰显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收入，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拥有AF。受邀参加乔西家庭派对的孩子中，很多也都自视甚高，流露出阶层和财富带来的傲气。在这样的环境里，男孩里克那身“普普通通的运动衫配牛仔裤”显得尤为格格不入（Ishiguro，2021：64—66）。

里克是乔西的青梅竹马，他们从小便立下誓言，“要在一起过一辈子”（Ishiguro，2021：55）。他们日复一日地憧憬着他们共同的未来，但这样的未来却因为一项名为“提升”（Lift）的技术而成为镜花水月。石黑一雄并没有详细描写提升的技术细节，但通过叙事者克拉拉的碎片化观察，我们慢慢了解到，提升代表某种基因编辑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基因序列，提高认知和学习能力。对乔西和里克这代人来说，提升是他们实现物质丰裕，保持原有社会阶层的必要条件，只有接受过提升的孩子才有能力接受高水平教育，进入大学，从而被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接纳。乔西接受了提升，里克却因为经济和家庭原因放弃了他的机会，两人的生活也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石黑一雄2017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新的遗传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将为我们带来令人惊叹的、拯救生命的益处，但也可能造成类似种族隔离制度的野蛮的精英统治社会，以及大规模失业的问题，甚至于当前的行业精英们也将濒临失业。”（石黑一雄，2018：24）

在演讲中，石黑一雄对基因编辑和由此产生的“野蛮的精英统治”表示了担忧。我们需要注意，这种基于基因的精英统治已经超越了福柯式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范畴。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伴随着现代性而产生，它以生命权力（biopower）为基础，以身体和人口为作用对象，它不再诉诸自上而下的政治暴力，而是通过规训（discipline）和监视（surveillance）来引导、矫正人们作为生产机器（machinery of production）的生活形式（Foucault，1978：133—159）。但在《克拉拉与太阳》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下层社会。对于那些隔离在橱窗之外，只能艳羡地向店内张望的孩子来说，商店的入场券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是基因层面的提升。橱窗玻璃所象征的，也不再是波德莱尔笔下的阶级分层，而是实打实的物种隔离。

石黑一雄曾在他的另一部科幻小说《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2005）中探讨过克隆人存在的伦理合法性。作为某种意义上的“非人”，小说中的克隆人在人类的歧视与压迫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共同体，并以此为中心，进行了“温和的、苍白的、 甚至是悲怆的”反抗（董慧，2020：156）。但《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基因提升却打破了这种基于“人”或“非人”的共同体。在此过程中，人向自身附加了某种人工性（artificiality）或非人性（inhumanity）。这些特质在以前只属于像克拉拉或《莫失莫忘》中的克隆人等造物，它们因此被贬低，被歧视，被定义为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Jones，2003：167）。通过提升，作为单一物种的人类不再纯粹，政治规训的目标也因而不再是福柯经常提到的孩童、女性、疯子、病人和流浪汉，而是扩展到了“非人类的、非有机的”自然世界（Halsey，2006：15）。所以，在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眼中，当人的基因能够被调整、加工，从而召唤出后人文主义政治话语的时候，弥漫在话语中的权力关系便不再局限于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性生命（bios）。她看到了人与非人间的流动性，强调其中蕴含的政治性和生命力，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普遍性生命（zoē）的政治伦理（Braidotti，2013：117—118）。

布拉伊多蒂的“批判后人文主义”

在过去十年中已成为学界焦点

克拉拉很聪明，它不仅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同社会阶级间的割裂，而且得益于强大的共情能力，它也同乔西在私下里达成了关于归属的约定。不过，不论克拉拉有多么出色，我们都不能忘记它最初的身份——商品。在这一层面，克拉拉并不是波德莱尔《穷人们的眼睛》中喝咖啡的情侣，它更像是他们手中的咖啡，或是店内奢华的装潢。在克拉拉为了等待乔西而拒绝其他顾客之后，经理提醒道：“挑选的权力在客人那里，千万不要喧宾夺主。”（Ishiguro，2021：32）作为橱窗内的商品，包括克拉拉在内的所有AF都会根据市场变化升级换代，对于很多AF来说，“计划性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是它们最深切的担忧（帕克斯，2022：13—27）。克拉拉发现，街上其他的AF会有意绕开它所在的商店，“他们恐惧，因为我们是新型号；他们担心，很快他们的孩子就会决定，是时候把他们扔掉，换上像我们这样的新AF了。”（Ishiguro，2021：15）于是，当母亲克丽西向换生灵克拉拉张开怀抱，当人类继承了原本属于机器的非人性和人工性，我们也便接受了由此带来的商品性与可替代性。换生所代表的，远不止于克丽西和卡帕尔迪先生的复制品计划，在所有接受过基因提升的孩子身上，我们都能够发现换生灵的影子。

 提升技术或许是人与非人间流动性最直接的象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流动过程的开始。克拉拉不是唯一的换生灵，提升也不是唯一的换生形式，在此之前，在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甚至在文本之外，在我们当下的现实中，换生过程便早已开始。《克拉拉与太阳》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是“替代”（substitution），克拉拉替代乔西，机器人替代人类，而人类只有获取非人的特质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剧院那一幕中，一位观众拒绝乔西带着克拉拉进场，她说：“它们先是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接着它们还要抢走剧院里的座位？”（Ishiguro，2021：242）父亲保罗便是替代过程的牺牲品之一，即便作为化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他仍然难逃被替代的命运，“跟其他所有人一样”（Ishiguro，2021：99）。想必，这样的替代一方面是因为机器人的能力更强，但更重要的因素，是“雇员”的性价比。当雇佣保罗的投入产出比不再划算，工厂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自然会去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机器员工。在社会学家帕特丽夏·克劳夫（Patricia Clough）看来，发达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会将人的身体和情感降格为“信息化基底”（informational substrate），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可通约的价值体系，对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估值（Clough，2008：17）。换句话说，这种“生命—基因资本主义”（bio-genetic capitalism）在价值攫取的对象上模糊了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区别（Braidotti，2013：91），从而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平等主义——人类、植物、动物、病毒、机器人，甚至地球上的无机环境，在资本和消费逻辑面前一视同仁。

于是，当人类自身成为某种生产资料，成为更新换代的牺牲品，当波德莱尔的情侣被逐出咖啡店，他们便会重新寻找自己的归处，也就是《克拉拉与太阳》中的“社区”（community），是大多数未接受提升的孩子和被替代的大人最终的去处（Ishiguro，2021：236）。石黑一雄并没有详细介绍这些社区，这毕竟在叙事者克拉拉的视野之外。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克拉拉听到的只言片语，勾勒出社区的大致图景：那里“深沟坚壁、全副武装”（Ishiguro，2021：236），为了保护有限的社区资源，人们需要时刻提防其他社区的劫掠（Ishiguro，2021：232）。同时，这些社区与19世纪巴黎市区的贫民窟类似，同样成为了士绅化改造中首当其冲的目标。克拉拉在剧院门外听到有人在鼓动游行：“我们在抗议清空牛津大楼的提案。大楼里面目前生活着四百二十三名后就业人员，其中的八十六人还是孩子。莱克斯戴尔和市政当局都没有为他们的搬迁给出任何合理的方案。”（Ishiguro，2021：240）克拉拉的视野是受限的，它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危险就是吐着黑烟、制造污染的“库庭斯机器”。但在它的观察之外，我们能够感受到平静表面之下社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暴力和冲突正在酝酿，暗流涌动。保罗对里克的母亲提醒道：“在你住的地方，也许还不用担心，我真希望这样的平静还能持续下去……但不会永远这么平静。你听说了上个礼拜，就在这座城里发生了什么吗？”（Ishiguro，2021：2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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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人心：

后人文主义的游牧主体

我们不知道上个礼拜这座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知道，在1871年，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出版两年之后，咖啡店窗外的穷人不再满足于“向店内张望”，他们的艳羡转变成愤怒，愤怒转变成革命。他们打破了玻璃，闯进了咖啡店，宣告了巴黎公社的成立。虽然巴黎公社只延续了两个月，他们打碎的玻璃也很快复原，不过这仍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克拉拉与太阳》中潜在的社会和阶层动荡。我们发现，故事里沐浴在太阳滋养中的世界并不是技术乌托邦。人们呼唤着换生灵的到来，撕扯着人与非人的边界，却发现自己似乎置身于一个更大的陷阱，而换生灵自古以来的狰狞面孔幽灵般浮现在这陷阱中，凝视着每个人的挣扎。那么，我们该向哪里寻找希望？蜘蛛世中蕴藏着新生的腐殖土又在何方？

石黑一雄给出了一个怀旧式的答案。译者宋佥在小说的“译后记”第一段便指出，“故事的内核却依然是一个典型的石黑式命题。归根结底，这个命题就是两个字：‘人心’。”（宋佥，2021：387）在克拉拉知晓替代乔西的计划之后，父亲保罗曾与它进行了长谈。他问道：“克拉拉，你相信‘人心’吗……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让我们先假设人心的存在。那样的话，如果你想真正地学习乔西，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模仿她的举手投足，更要复刻深藏在她内里的那些东西，对吗？”（Ishiguro，2021：218）对于保罗来说，每个人总有某一部分是神圣的，是无法复制的，是人的本质所在。他像一个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希望把已经倒下的维特鲁威人重新扶起，在人与非人之间定义一个明确的边界。保罗反对克丽西的替换计划，他认为换生之后的“乔西—克拉拉”无论无论多么逼真，它仍然是一个玩偶，一个假象。不过保罗没有意识到，他心里“唯一”的乔西，那个最原生、最纯粹的乔西，在接受提升的时候，便已不复存在。而保罗自己，一旦裹挟在了社会经济体系中，一旦被赋予了可替代性，也就不再纯粹了。

石黑一雄同样也是人文主义者，他为克拉拉赋予了爱、奉献、牺牲、坚守等许多善良的品质，希望以此在它身上重构人文精神。顾梅珑和修雅鑫详细地讨论过小说中的人文主义哲思，她们认为《克拉拉与太阳》是石黑一雄最温暖的小说，“克拉拉便是这种温暖的核心，她是机器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补充了太阳神话的现实维度，某种程度上她就是太阳，延续着人类价值的闪光”，并且拥有一颗“至纯”的人心（顾梅珑，修雅鑫，2021：121）。但是，当我们向着太阳追逐人心的时候，伴随着人心一同建构的还有独属于“人”的主体性，一种区别自我和他者的主体性。故事中，我们似乎很容易把科学家卡帕尔迪先生放在人心的对立面。他崇尚技术理性，“坚信每个人的内核深处并没有什么独一无二、无可转移的东西，所谓的人心只是一个古老的修辞，一个等待着被科学和数学彻底粉碎的迷信。”（宋佥，2021：390）他认为人类总有一天能够理解AF的思考方式，能够打开并且解读克拉拉脑中的“黑箱”（Ishiguro，2021：297）。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正是这种围绕理性来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建构起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主体，定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普性”（Balibar & Wallerstein，1991：56），为人文主义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历史中逐渐演变成“有关本体存在或先验的压迫”（Derrida，1978：83）。代表理性的卡帕尔迪与代表人心的保罗看似针锋相对，实际上他们却一脉相承，象征着人文主义不同的表现方式。顾梅珑和修雅鑫讲道，“《克拉拉与太阳》一书延续了石黑一雄一贯的人文立场，赋予后人类主义真正的内涵。”（顾梅珑，修雅鑫，2021：120）但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并不是对“人类之后”的伦理想象，而是隐藏在人文主义之下主体性霸权。石黑一雄的人文主义立场并不能带来她们提到的“真正的内涵”，锚定主体的人心不曾、也不应当成为我们在蜘蛛世中寻找希望和腐殖土的方向。

相反，后人文主义的真正内涵，恰恰是对人心的解构。这种解构不同于卡帕尔迪先生的理性主义，他只是用一种霸权逻辑代替了另一种霸权逻辑，而位居中心的人类主体却未受威胁。我们也不能只是简单地掀翻中心主体的暴政，在原先的边缘位置建构新的、不同的主体，这在布拉伊多蒂看来，是一种“后人类中心主义”下的“新人文主义”（post-anthropocentric neo-humanism），即“补偿性人文主义”（compensatory humanism）（Braidotti，2013：76—81）。我们需要解构的，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意义上作为器官或组织（organ）的人心，从而探寻一种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他们眼中的无器官身体，并不是字面意义上像机器人克拉拉那样没有生理器官的躯体，而是破除了一切组织结构（organization），逃离了一切束缚，充盈着适当强度（intensity）的无机化身体。换句话说，无器官身体“摆脱了所有社会关联，从规范化、符号化和主体化的状态中抽身出来，不与任何组织进行接合（disarticulated），从而成为分解了的、解辖域化的（deterritorialized）的躯体，并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构。”（Best & Kellner，1991：90—91）于是，无器官通过一种革命性的、精神分裂式的（schizophrenic）力量，将欲望和生命力从社会强加的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颠覆了形而上学所内在的同一性，摧毁了稳坐中心、居高临下的人文主义主体（Deleuze & Guattari，1983：113—121），从而创造了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分裂主体（schizo-subject）。因此，分裂主体的形成是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和解码（decode）的过程，它反对一切中心化、本质化的层级组织，是没有任何居所和领地的游牧者（nomad）。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基础上，布拉伊多蒂强调了后人文主义的游牧主体。在她看来，游牧主体没有既定的起点，也没有计划中的终点，它不向任何一个权威负责，也不向任何其他主体发号施令。它永远处于旅行、流动和更迭的过程中，处于一种“之间”的状态，保持着向任意方向变化的潜力。它游离于任何树状的（root-tree）、单向性的、形而上学的权力结构之外，驰骋在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之上。这里，所有的框架、结构和既定的生命形式都彻底离析，而只有如此，游牧主体才能在在游牧中生成新的可能性。在《游牧理论》（Nomadic Theory，2011）的开篇，布拉伊多蒂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游牧思想的空间由感知、概念和想象构成，超越了人类的理性意识。通过一种活力唯物主义的方式（vitalist materialist），游牧思想向包括无机物在内的所有生命发出邀请，使它们能够感知自身的情感冲动。”（Braidotti，2011：2）所以，游牧主体从不惧怕差异，也不会试图收编、驯化这些差异，它们会向这些差异张开怀抱，接受后者的影响，并由此取得新的特质。

到这时候，传统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人心就可以挣脱坚硬、刻板的克分子线（molar line），从而沿着开放的、无所束缚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同动物、植物、机器以及地球的无机环境建立联系，实现生成。这是一个死而复生的过程，人文主义主体需要粉碎原有二元对立的符码，因为正是通过这些符码，自负的维特鲁威人才能对种种社会关系进行划分、编序和分等，将人类社会桎梏于符号式的、阶级分层的关系网络中。正像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中写道的，这一解码的过程也是一个消除的过程——“消除了所有那些浪费，呆滞和多余之物……在消除过程里，我们化为一条抽象线，或一副抽象拼图之中的一个碎片。正是通过与其他线其他碎片相接合、相接续，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与我们之前的世界相交叠。”（Deleuze & Guattari，1987：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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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死而后生的解码

这种建立在死亡之上的后人文主义解码，便是《克拉拉与太阳》中乔西重生的意义。换生灵克拉拉最终还是没有占据卡帕尔迪先生制作的复制品乔西，但它与乔西之间的换生却并不需要这种形式上的替代。为了拯救乔西，克拉拉将自身解码，选择牺牲它机器身体的一部分溶液，以此换取太阳对乔西的眷顾。这些原本属于克拉拉的抽象碎片从它固定的、辖域化的身体中释放出来，返回了德勒兹眼中最原初的内在性平面，并在那里重新编码，接合其他的抽象线和碎片，最终形成了克拉拉信念中来自太阳的滋养。同时，克拉拉的牺牲也不是经济层面的商品交换，它不为所求，不问回报，它向太阳祈求道：“我不介意损失了宝贵的液体。我情愿献出更多，献出全部，只要那意味着您会给乔西提供特殊的帮助。”（Ishiguro，2021：273）在这里，太阳向乔西提供的帮助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不是太阳生产的商品，而是克拉拉自身生命之流的重新组合。如此一来，克拉拉消除了自身原有的商品性，超越了人类世和资本世中人类对自身和非人的商品化，它身上的人工性也因此脱离于资本和市场的系统性压迫。所以，太阳并不是克拉拉议价的对象，而是哈拉维蜘蛛世中腐殖土的象征。在这片土地上，一切有机器官之间的错综关系将被打碎并重构，一切归于腐土的，也终将于腐土重生。

在小说最后的高潮部分中，克拉拉的牺牲得到了回应，“太阳的滋养随即涌入房间，如此得充沛饱满，里克和我都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几乎要失去平衡……我们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看着太阳愈发明亮地在乔西身上聚焦。我们看着，等待着，哪怕那橘黄色的半圆形一度看似要被点燃，我们也全都没有干预。”（Ishiguro，2021：284）于是，束缚在辖域化身体中的乔西沐浴在阳光中，由此实现了自身的解码。她接受了“太阳—腐殖质”的滋养，吸收了克拉拉解域之后的抽象碎片，“她驾驭身体的动作中也多了一股新的气力”（Ishiguro，2021：284）。这是克拉拉向乔西的生成，也是乔西向克拉拉的生成。生成之后的“乔西—克拉拉”不同于先前的任何主体，它所遵循的也不再是人文主义固守的“人心”。它是后人文主义的游牧主体，是解辖域化的主体，是能够打破人与非人、人与机器、人与他者、人与商品等二元对立的主体。无论克拉拉有着多么强大的观察和共情能力，这都不能掩盖它作为人类造物而内在的人工性和非人性。但在蜘蛛世中，这些特性却演变成触手和菌丝，将克拉拉转变为后人文主义的换生灵，使它同人类发生横向的联结和融合，成为人类解除自身辖域的逃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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