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如何“为人民留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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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如何“为人民留点文”

Original 2017-11-20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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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录于《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一书，胡鞍钢著。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在线购买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如何写好文章呢？特别是领导干部如何自己动手写好文章呢？

这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至今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还没有真正具备这一核心能力，还在依赖写作班子，属于“二排领导”。

▷ 我们先来看一看毛泽东同志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要求领导干部要“为人民留点文”。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留下的文章最多，思想最多。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编出《毛泽东全集》，但是已经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毛泽东文集》（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三卷）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白纸黑字”也就成为历史文献、历史记录、历史财富。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留下这么多的好文章呢？1961年年底，毛泽东对他的卫士讲，“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2]给后来人留下丰富的思想财富既是毛泽东最大的心愿，也是对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还具有最深远的历史影响。毛泽东十分懂得，只有创新的知识和伟大的思想才是可以传承的，其他的什么都会“烟消云散”。

▷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泽东是怎么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的。

毛泽东不仅一直带头写作，也一直要求领导干部自己写作。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专门谈中央和地方主要负责人如何自己动手，亲自写文章。[3]他说，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他指出，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因此，毛泽东建议，不要让秘书成为一种制度。

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目前秘书没有成为一种制度，但是写作班子却成为不成文的一种制度，中央和地方主要负责人的报告和讲话稿，绝大多数是依赖写作班子，许多负责人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很少自己动手写文章、写报告，先是“动口”大致讲个想法或提纲，然后就开始依赖写作班子，等文章和报告出来了，他们又会“动口”，不过更像一个标准“播音员”，还要花力气背书。听众在惊叹之余，也替他们难受。虽然不能说这些主要负责人都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但是却是反映了这些人缺乏写作能力，特别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看这些人写的文章或文件，如同毛泽东所言，“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4]毛泽东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不良不正的学风，这样的学风甚至也败坏社会学风。

▷ 再有，我们如何向毛泽东同志学习，自己动手，自己写作、自己创作？

首先，要写好文章。什么是好文章呢？这一点众说纷纭，因为“文如其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尽管如此，对好文章还是一个比较共同的要求。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就是写一篇好文章的基本要求。[5]所谓“准确性”，就是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具有逻辑性；所谓“鲜明性”，就是要有鲜明的立场，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即使当时是有争议的，也要十分鲜明，不要吞吞吐吐，更不要耍花腔，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有个性；所谓“生动性”，就是语言事例生动活泼，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毛泽东就是中国语言大师，我们要多读毛泽东文章和书籍，了解毛泽东是怎样运用生动活泼语言来描述，以新释新意来阐述，以格言警句来“画龙点睛”，从而做到“雅俗共赏”、朗朗上口、广为流传的。当然写作并没有一定之规，如同打仗，不同的仗各有各的打法，不同的文章也是各有各的写法。与其说文章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行云流水”、自然“流露出来”的，因为写作最终是为了表达。当然写“命题作文”是没有办法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逼出来”的，“编出来”的，表达是为了写作。

其次，要成为知识型、专家型的领导干部。这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专才专家。

再有，要成为“秀才”型的领导干部。这是毛泽东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他说，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培养“秀才”。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那么什么是“秀才”？毛泽东称“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如何成为真正的党内“秀才”呢？毛泽东提出了六条建议：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学（习）一门外国文，达到中等程度。[6]这说明，领导干部不仅要成为专家型干部，还有成为秀才型干部，不仅要成为从事本领域的专家里手，还要成为妙笔生花的文人秀才。这就需要成为“专才”与“通才”、“专家”与“秀才”结合型干部。

▷ 为了培养专家型秀才型队伍，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提出“十年树人”的目标。

他指出，各级政府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他提出用十年的时间可能基本上能够培养出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7]由此可知，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当把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型、秀才型人才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而不是把当大官作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成长目标及路径。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的话，即使做了大官，一张嘴、一写文章就会暴露出是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官气，这样就很难让人敬佩。

▷ 实际上，在一个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作为一个“班长”，他的写作能力是关键。

我们以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五大书记”为例，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写作的文章是最多的；其次是刘少奇同志，接下来是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他们都不让秘书代笔，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君子动口又动手”。1957年毛泽东主动提出，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国家）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他还要在报上（开）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8]他还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9]这是毛泽东的真实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通过写文章来影响中国社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可惜，毛泽东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后来是越写越少了，否则他还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更丰富的历史财富。

▲ 油画 1939年1月刘少奇书记在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 同样我们也看到，一个领导人的文章写的越来越少了，也说明创新力越来越下降了，这反映了一个领导人的创新生命周期。

我们还是以毛泽东晚年为例，从1961年起毛泽东就一直打算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十几年实践再写出一篇哲学著作，[10]然而直到1963年他才写出一篇令他比较满意的短文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但是只有1056个字，加上注释也只有大约2685个字；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或致信只有四篇：《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7日）；《致江青同志的信》（1966年7月8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这四篇加在一起只有3000多字。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由写作班子代劳的，其中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是主要执笔者，毛泽东只是做个别修改而已。党的九大报告、党的十大报告，毛泽东也写不动了，只好让张春桥、姚文元两人给包了，最终这两篇报告也是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最官样的报告，也是最差的报告，我称之为“历史败笔”。

▷ 对领导干部来讲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就是时间。

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每日24个小时。并不因为你当了领导干部就会比别人多出一个小时。

▷ 对领导干部来讲最大的浪费是什么呢？还是时间——你的一个小时比其他人机会成本更高。

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当了几十年官员，甚至担任了很高的岗位，一退下来才发现没有留下什么文章和思想。好不容易编了一个集子，可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只要简单读一下就发现，书里的内容实在是不敢恭维。以前坐在那么高的位子上是别人在“抬轿子”，替他写文章、写报告，可是轮到自己写文章时就“亮了相”，这样的集子还不如不出版呢。像这样的“名实不符”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 但是，同样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榜样性的例子。

如李瑞环同志，诚如他自己所讲，“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我只上了6年小学，也是断断续续。”[11]但是李瑞环同志是最勤奋的，他的讲话和文章也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我就比较喜欢阅读李瑞环同志的文章——贴近人民，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这在官样文章满天飞、夸夸其谈盛行的大环境中，是十分难得的，恢复了毛泽东所提倡的文风，也为领导干部树立了好的榜样。此外，姜春云同志也很勤奋，他的调研文集很有特色，行百万里路，写百万字书，总计约260万字。[12]他还总结“学习、实践、调研、写作”的“八字工作方法”，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讲话、报告、文章、言论、诗词和专著累计约600万字。他们的这些知识、经验、思想都会成为后来人的财富，更值得后来领导干部学习。

▷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是，写作是一种核心能力，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写作能力是靠练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我的体会是，天天写，才能月月写（出东西来）；月月写，才能年年写（出东西来）。因此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只有不间断地写作，才能写出好文章，甚至是流传于世的精品。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言“为人民留点文”的秘诀。

[1]此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E-MPA班、MPA集中班学员（约100多人）谈毛泽东关于写作的体会，2010年10月30日。

[2]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324-13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3]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59-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关于农业问题》（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59-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3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