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发展实践已超越“洋本本” 马克思主义是真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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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载自中国清年网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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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庆祝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大会暨第27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青年网于2016年5月18日编发的专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的文章《胡鞍钢：中国发展实践已超越“洋本本” 马克思主义是真法宝》以及相关短视频，作为中国青年网设计推出的《您好，马克思》专题的重磅内容，和专题一起获得了第27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网络专题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向中国青年网颁发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奖杯。以下为原文内容。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何被如此着重强调？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何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如何才能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并做出详细回答。 

胡鞍钢表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真法宝，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真法宝，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他在长期的国情研究中认识到，中国发展实践本身已超越“洋本本”，因此很难用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来概括当代中国全貌、主流及基本趋势，只有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正确认识中国、科学发展中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此外，胡鞍钢还提出，在实现“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中，中国大学智库应提高创造性思维，基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从物质变精神，制造中国原创的“精神原子弹”，为改革开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青网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何种意义？ 

胡鞍钢

对于100年来的现代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真法宝，它不仅是我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真法宝，也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真法宝。 

以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为例。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期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中国实际出发，一方面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这段时间里，他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系统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党在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如提出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为党在进入抗日战争作重要的理论准备。这些理论研究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走向成功。 

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以改革开放为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某些西方经济学流派。为什么中国需要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关系、基本线索，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成功的基本经验、基本理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创新实践过程，人类历史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经验，更没有提供现成的道路，我们是依据什么理论创新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条基本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重大经济思想和理论成果。这来源于中国发展实践，高于并指导中国发展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路径。这也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未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人类的贡献。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独家专访。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炎良 摄 

中青网

我们应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中国、认识中国的发展趋势，从而创建中国的改革理论、走出中国的发展道路？ 

胡鞍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国情研究的指导思想。“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是我们去研究。对我们国情与国策研究而言，所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是“正确认识中国、科学发展中国”。前者是后者的认识来源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认识目的和目标。这需要自觉地正确认识国情，自觉地科学发展中国，自觉地使主观认识更接近于客观实际，又根据客观实际调整主观认识。可以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科学发展中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实事”是要求我们深入了解、全面分析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求是”是要求我们认识和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其说得更加清楚、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的基本情况搞清楚，把中国的发展阶段搞准确，把中国的突出问题搞透彻，把中国的发展趋势搞明白。我们一直主张：让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让实践检验。如果连基本的事实和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瞎说一顿，乱说一气，还会因网络时代，以误传误，既不能让人信服，更谈不上让事实所检验。 

实际上，我们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趋势需要经历一个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我自己就已经专业、专职、专注持续研究了30年，我所领导团队也专业、专职、专注持续研究了15年。正是经过了改革开放实践，我们才能够检验中国发展的理论是否正确，能够不断地发展中国的发展理论。 

中青网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似乎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说更加青睐，遇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更倾向于在西方理论中寻求答案和解决办法，对此您有何看法？ 

胡鞍钢

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前所未有的引进，又前所未有的普及，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学习、消化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要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翻译机、传声筒，更不能成为“洋本本”、“洋教条”，如同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言必称希腊”，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实践本身已超越了“洋本本”。例如，在“十二五”规划目标胜利实现后，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以此为基础，“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如果只从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一两个学科来研究当代中国这个十分复杂又十分综合的对象，就会“瞎子摸象，各说各的理”，有分析少综合，有细节少整体，有局部少全局，有支流少主流。实际上，我们也很难用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来概括当代中国全貌、主流及基本趋势。 

因此，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来说，至少需要两类研究武器：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中国观的哲学基础，也解决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我们观察中国、分析中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二是当代社会科学，这是我们专业化、跨学科研究具体的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基本方法和计算手段，是我们专题研究、深化研究、系统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具体手段。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各有所长的两种武器。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中国国情最根本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只要真正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我们就有了观察宏观中国、整体中国、外部中国的“望远镜”，也有了观察微观中国、个体中国、内部中国的“显微镜”，我们才能够从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内部与外部等不同视角广泛而深刻地了解正在发生、正在变化、正在发展、正在互动的当代中国，我们才能够对当代中国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提出卓识远见战略创意和真知灼见务实决策建议。 

中青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要实现“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您认为作为知名大学智库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应该怎样做？ 

胡鞍钢

大学及智库不是制造物质原子弹，而是制造“精神原子弹”。中国大学不是仿造西方的“精神原子弹”，而是自觉地基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从物质变精神，制造中国原创的“精神原子弹”，这包括创新发展理念、构想发展战略等，为改革开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也经常提倡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去读马克思的书，与伟人交流、对话，从中获取更新的思想。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其实我们在制造和生产精神原子弹，这个精神原子弹也会变成物质原子弹。由此，才能为中国做出知识贡献，也会为人类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马克思，像他那样为人类创造更好的思想。它的作用就在于精神变物质，直接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为中国走向世界进而为人类发展服务。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从事的是国情研究和国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思想、决策知识，专业化地“出谋划策”，充分发挥“外脑”辅助和支持“内脑”的作用。这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或者说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思维有多种形式： 

第一是战略思维。“有战略大局观”对我们研究中国发展战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要有意识地学会用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的发展大局、全局，力图找到带有规律性的并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思路。作为中国大学智库就要有中国战略思维、全球战略视野，多想长远，多谋大略。 

第二是超前思维。我们作为大学智库，关键的作用是要有预见性。我们不仅掌握社会科学的预测方法和技术手段，而且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有了更好的“望远镜”，才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前途看得远，也看得比较清楚。 

第三是历史思维。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当代中国本身就是一部巨著，无论是成功的宝贵经验，还是失误的深刻教训，都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 

第四是理论思维。没有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理论，就没有中国发展与改革的运动。实际上从1978年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全会决定都是对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理论总结，这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理论的重要方面。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各个方面，包括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以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之关于中国发展与改革知识的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即上升为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理论。 

第五是国际思维。大学及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是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特别是价值竞争、思想竞争、话语竞争，也包括学术价值。在中国迅速崛起，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大机遇”、“大天地”、“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有意识地增强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不是代表个人或单位，而是代表国家，代表中国形象，打造“中国学派”，展示“中国风格”，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 

总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宗旨就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要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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